林毅夫命题事实上包括两个论点，第一，中国经济依然将保持8%左右的增长，第二，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如何理解这一命题中的两个论点显然关乎对中国经济的把脉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将依然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吗？怀疑中国还有二十年8%增长潜力的说法，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还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维持50年年均8％以上的增长（在此之前的32年保持年均9.9%的增长），怎么会出现在中国？第二，高速增长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按购买力评价计算达到１万美元左右时，增长速度都放缓，包括日本和韩国。第三，事实上中国经济已经遇到大麻烦，因为中国经济这架飞机增长引擎已经耗尽燃料，将会一头撞到地上，问题只在于撞得有多么狠。对此，林先生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将依然能够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其基础主要是基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因为中国发展实际上他们发展模式的延续和集大成者，所以有着相似性。从历史经验看，以1990年的购买力计算，当日本、德国等人均收入达到１万美元时，其人均收入已达到美国的65％；而我们达到１万美元时，人均收入还不足美国的25％。同样是一万美元，而日、德的后发优势已经很小，而我们的后发优势还非常巨大。据麦迪森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以及韩国1977年的水平。在这个阶段，日本维持了每年9.2%的增长，台湾地区是每年8.3%的增长，韩国增长速度也超过7%。从前景来看，我再次强调中国维持8%增长的潜力是存在的。日本1971年人均达到一万美元，是美国的60%，韩国1997年达到美国的50%。如果把潜力利用好，中国到2030年人均收入应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一半。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论点呢？事实上它关乎中国经济在现有经济与产业结构中的潜力问题，对此首先必须认识到在现有经济结构框架内，中国经济增长最高峰期已经过去，正在走向一个下行的方向，但是这是一个逐步递减的过程。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验来看，他们的繁荣大约维持了10年，在经济繁荣期之前有一个大约10年的经济起飞期，而在繁荣期之后又有一个大约10年的迷失与衰退期，前后总共为30年，考虑到中国经济体的体量远远大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以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中继续维持8%，7%应该是可能的。其次，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或者反弹取决于中国自己对经济增长潜能的挖掘与政策的调整，对此如林先生所讲，中国维持8%左右的增长只是一个潜力，潜力的发挥还需要两方面的条件。第一，政策应该是真正挖掘潜力的政策，而不是赶超的政策。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事实上，目前中国具有很多的选择工具，如改革税收政策，为企业减负，城镇化发展以及发展中西部以缓解人口红利的压力，还有扩大内需。除此之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可以释放更多的红利。其三，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也取决于全球资本与产业的再分布，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依然无可替代，不错，随着中国成本的提升，产业正在流向成本更低的国家，但是这有一个过程，而且从基础设施与完善的产业链基础来讲，中国依然具有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优势。另一方面，尽管产业回流美国，美国再工业化来势汹汹，但是美国再工业化主要集中于高端产业，而中国目前的制造业主要是中低端产业，所以不存在直接的对立与竞争。

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吗？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如果政府不作为等于自废武功，这是林毅夫命题中的第二个论点，林先生认为中国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来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反对者认为上述两点正是长期以来被学界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痼疾：投资依赖和强势政府。事实上对于这个论点的看法关乎到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产业与经济结构显然是一定时期一个国家自然或者经济禀赋决定的，不同的经济禀赋要素决定不同的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而禀赋要素或者增长动力的改变和耗尽自然导致产业与经济结构的变迁，这首先是一个内生的过程，但是同时又是一个外生的过程，因为它离不开政府的助产士作用，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与投资引导可以加速产业与经济结构的升级与转型。

经济结构转型靠什么？显然不是靠扩大内需，而只能是靠扩大投资，因为扩大消费无法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相反只能是进一步延续和维持原有产业结构，而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原有结构已经走到尽头，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通过被动的扩大内需以维持原有产业结构的生命，而是应该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中国投资过剩了吗？是的，在旧产能方面，中国投资已经过剩，但是，在新的产能方面的投资又显得极为短缺，其结果自然是经济增长结构的不平衡，以及导致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而经济增长的断层自然导致经济增长的下行与衰退。所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讲，而且主要就新产能，科技创新等方面来讲，问题显然不是投资过剩，而是投资不足，正是在这方面的投资不足，才导致中国经济结构与产业升级乏力，经济增长面临不可持续以及趋于不断下滑的困境。另外，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仅靠内生是不行的，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对美国经济有利，他们相信新的和更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将神奇般地在美国出现，但是事实上这一幕并未发生，相反随着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跟随其后的是中高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因为相对成本而言，公司宁愿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而不去设法提高国内的生产效率，在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转移外包比寻求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以降低国内单位生产成本要便宜得多，因此企业管理者已经没有多少动力去投资研究改进技术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力。另外即使有创新，事实上美国从来就不缺乏创新和技术，但是美国创新和美国技术并不能推动美国产业的升级和工作的神奇出现，因为大多美国公司依然会选择将制造和加工放在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美国苹果公司拥有不断创新的技术，但是苹果手机和电脑的制造大多在中国和亚洲国家完成，然后运往美国和世界各地销售，因为这样公司可以达到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显然，导致美国和西方国家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乏力的原因在于政府的不作为，而且不仅不作为，甚至于成为推动产业转移，为本国剩余资本寻找海外市场的帮手，其原因出于政府精英的自身利益考虑，同时也是因为跨国公司绑架了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和精英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腰包如何涨起来，他们公司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取更多政府的让步，利润归企业和政治精英，但是全球化的成本由社会承担。

无疑，林毅夫命题涉及到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现有产业与经济结构内如何进一步挖掘潜力，以稳增长，控制中国经济下滑的速度，二是如何如何通过政府的作用，通过投资驱动中国现有产业与经济结构的升级与转型。前者是短期目标，后者是长期目标，前者是基础并为后者争取时间，后者则是根本。稳增长，调结构，这是中国改革的两步，两个区间，而且显然针对问题选择的对应工具与政策也是不同的，前者主要以扩大内需作为驱动力，后者主要以投资。但是现在两步并作一步走，因为改革时日已经不多，另外是因为改革的两个区间是相互联系，可以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如果旧的已去，新的还不来，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