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很多年以前，当他被问：“你要做王永庆还是余英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现在，位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是他工作的地方。
他说，今日台湾，胡适仿佛一个“过气的英雄”，他的纪念馆，迎来送往的除了台湾中小学生，多是内地去的学者。
胡适与蒋介石彼此欣赏
人物周刊：1930年胡适推荐给青年人的10本书里，有一本是John Morley的On Compromise（《论妥协》），他似乎对“妥协”这个概念情有独钟，他的一生是不是“妥协”的一生？
黄克武：John Morley是19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妥协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有商量、有退让。胡适喜欢这本书，也是受了韦莲司的影响，书是韦莲司借给他的，后来胡适在写给她的信中大量抄录了这本书里的内容。当时中文里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译，胡适译成“姑息”。我去查了严复的翻译，是“得半”，民国初年章士钊跟杜亚泉争论的那个“调和”也是Compromise，后来从日文引进了“妥协”这个词。
胡适一生都在矛盾之中，他个性非常和缓，从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他主张渐进式地改革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激烈地尝试全盘推翻中国传统。他一生都在这样的拉扯中，渐进和激进。蒋介石在胡适去世时写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蛮准确的。
人物周刊：在雷震案之前，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是符合儒家传统的，这是他身上旧传统的一面吧？
黄克武：胡适一生担任过几个重要职务，都与蒋介石有关。最重要的是1938年后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做了大量外交工作，也做了很多场演讲，让美国能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回国后他担任北大校长。1946年在蒋介石邀请下，他几乎有点动心，要去参选中华民国总统，可由于国民党党内的反对，愿望没达成。
胡适一直得到蒋介石的欣赏和重用，1958年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地位非常高，带领台湾科学与人文发展的重要职位。就职的时候胡适做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他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这其实是蒋介石常挂在嘴边的名言。总统讲完本该结束了，没想到胡适又上台发言，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他说，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他讲完后，就见蒋介石脸色大变，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这样的公开批评是很少见的，还好蒋当场没有发脾气。
蒋介石个性非常强硬，他是军人出身，在日本读军校，每天早上4点起来用冷水擦身。最近看到蒋的日记，他在日记里常做自我反省，对自己的批评毫不留余地，对他人也是一点不客气，可是他对胡适倒始终有雅量，可见他对胡适是相当敬重的，他在胡适墓园亲笔题的字是“智德兼容”。这两个人其实是彼此欣赏的。
余英时考证出胡适的一个隐蔽的女朋友
人物周刊：近年关于胡适先生的史料有没有新的增益？
黄克武：基本上没有新的，可能民国的报刊上还有一些，但主要的都发掘得差不多了。胡适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中，算是个人史料留存最丰富的一个，安徽教育出版社几年前出版了他的全集。他从小就写日记，400万字，10大册，他心里其实有个想象的读者，就是未来的我们。他是一个非常精心刻画自己形象的人。
但也有意外，1948年他离开东厂胡同的家时，把大量信件留在了北京，这是相当重要的史料。其中有关的书信，出了《胡适秘藏书信集》。我问过耿云志先生，到底有没有没收进去的部分？他说有两部分，一是英文书信没收，有一千多封；二是涉及胡适私密情感的部分没收，有怕揭人隐私的顾虑。《胡适秘藏书信集》有大量胡适和中国近代名人的来往记录，涉及大量思想文化，中美学术交流等，里面题目多得不得了。
最近几年，耿云志编的《胡适研究丛刊》，李又宁编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丛书，都对胡适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推动；还有一本江勇振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很有意思，可以说第一次清理了胡适的情感世界，写得很精准。他花了10年以上的时间，去看那些耿先生没公布的一千多封英文书信。胡适很多女朋友都是洋人，所以他很多情书都是英文写的。
人物周刊：看这些材料也得有些解密的技巧吧？
黄克武：要了解胡适的真相，首先必须打破他精心刻画的模本——一是他的《四十自述》，二是他晚年和唐德刚合著的《胡适口述自传》。这两个是胡适最重要的模板，奠定了他启蒙者的形象，也就是大家心目中光鲜亮丽的“我的朋友胡适之”。
不过胡适的个性很有意思，他很想跟后代历史学家玩玩智力游戏，有些精彩的部分他也不完全抹杀和掩盖，往往用些缩写简称或隐语来表达，所以读胡适日记就得有高度技巧，读得最好的是余英时。余先生早年研究过陈寅恪的诗，对用典、隐语的传统方式非常熟悉，所以读完400万字日记后，写了一本书（注：《重寻胡适历程》），考证出胡适的一个女朋友，是隐藏在日记很隐秘的角落里的。
他一生冲昏头脑的时刻多得不得了
人物周刊：韦莲司女士在对待与胡适先生这段情义上，表现出东方式的妇德，是不是也受了胡适先生的影响？
黄克武：韦莲司一生都在保护胡适的清誉，是为他牺牲的女性中的一个。他们认识的时候胡适已经订了亲，当时他们确实是发乎情止乎礼，但精神层面上的交汇碰撞非常强烈，所以韦莲司说“在灵魂上已经结婚”。后来胡适回国遵母命与江冬秀完婚。直到他再去美国，1920-1930年间，两人才有肌肤之亲。但有了身体上的接触之后，两人精神上的沟通、对某些问题深入的讨论反而少了，这是男女之间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胡适一生都在追求心灵深处、灵魂之上的碰触，后来他的男性朋友扮演了这种角色，像徐志摩。
韦莲司出生望族，祖父是银行家，父亲是康奈尔大学考古生物学教授，她本人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画家。美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交风气普遍比较保守，加上韦莲司生活在东岸，受清教传统影响，所以她为胡适所做的一切符合她的教养。
胡适没什么艺术天分，音乐美术都不行，基本上他是个实事求是理性思维的人；韦莲司是艺术家，而且她有美国东岸好大学里的古典训练，这是最吸引胡适的。从1914年他们结识后，双方有50年的书信来往，其中谈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像中西文化的对比等，所以胡适说韦莲司是有思想力有视野有魄力有阅历的女子，还说在两人的通信中才能看到“真我的真相”。在胡适赴美的早期，韦莲司是带领他走进西方文化的关键人物，胡适的心灵成长，其中一部分就是伴随着韦莲司而展开的。可惜周质平只把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翻译出来了，没把韦写给胡的译出来，所以缺了一半。
韦莲司一生未嫁。胡适后来寄给她一张江冬秀与3个孩子的合影，1953年还带江冬秀到她家住了一个月，不知道她内心作何感想。1960年她离开美国，搬到加勒比海的小岛，直到1971年过世，86岁。1962年胡适过世后，她把每一封胡适写给她的信都用打字机重新打过，后来全部捐给胡适纪念馆。实际上她是在把关，很可能把一些信件或言辞删掉了，因为当时江冬秀还在世。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男权社会里这种浪漫故事中不幸的女性角色是否是注定的？
黄克武：胡适有很多女朋友，就像江勇振书中所写的，3个月亮，好几个星星，都围绕着他这颗太阳。但有个基本模式，胡适在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很快，一旦发现这些女子陷得太深、有点纠缠的时候，他马上打退堂鼓，这就是胡适，在情感上相当内敛，保守，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中尽量隐藏，蒋介石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是有道理的，他受这种旧道德的束缚相当大。
胡适对韦莲司早期是心灵之交，可后期由于他有了其他的星星跟月亮，对韦莲司有点不太理睬，而韦莲司却处处为胡适着想。所以相对来说，胡适是个自私的男人，谦谦君子，胆子小，不是敢爱敢恨那种，只想到自己怎么在情场中全身而退。对胡适来说，他需要的不是韦莲司这样刻骨铭心，为他牺牲一切的情人，他追求的只是短暂的浪漫的爱情火花。
我们能感受到，爱他的这些女性，都是无怨无悔的，她们对于情感的追求、热爱和尊重，都远远超过胡适。胡适也说过，这些女人把love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我们男人，大丈夫是要做大事的，怎么能这样呢？
人物周刊：你说过在他跟朋友的关系中，最有趣的是与徐志摩，为什么？
黄克武：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徐志摩会把他的日记拿给胡适看，然后胡适在上面做批注。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适，他说，凡是胡文章中有按语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为这些按语往往都是导引你往错误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适说“知我者志摩”。后来徐志摩到欧洲去，还托胡适照顾陆小曼，曾经想让胡适带着陆小曼到欧洲去找他，没想到胡适和陆小曼之间也擦出了一些火花，欧洲没去，倒是留下了几封陆小曼写给胡适的情书，用英文写的。
人物周刊：胡适是不是一个以事业为重，惯用理智战胜情感的人？
黄克武：这其实是一个错觉，他一生冲昏头脑的时刻多得不得了。之所以这些年在胡适研究上打破了公私界限，就是希望把公领域和私领域结合在一起，私情和公义，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几年前在台北开过一个国际会议，叫“欲掩弥彰——中国历史上的私与情”，私领域相当多的生活经验和表现，其实和公领域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胡适对他和江冬秀的婚约的态度，跟他在公领域——国际关系和政治参与等等的行为准则是一致的，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
唐德刚先生有个比喻，说胡适先生的一生“就像金鱼缸里的金鱼，摇头摆尾大家都看得很一清二楚”，这话也对也不对，其实胡适私领域的部分是金鱼缸里看不到的，另有一方地盘。要“知人论事”，要看清楚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胡适，这个疆界是必须打破的。
在台湾胡适是一等一的英雄，鲁迅却没人注意
人物周刊：胡适一生交游甚广，还有那么多弟子，你觉得他最贴心的是谁？
黄克武：我觉得唐德刚是真正懂胡适的，也能体会江冬秀心情，那本《胡适口述自传》评点部分的精彩不亚于口述部分；如果要给胡适的仰慕者排排队，李敖一定是在前几名的，这样一个狂人，谁都骂，但从来没有说过胡适先生一个“不”字。
但他的交际后来也带来相当多的局限，我总结了“四多”：一是客人太多。胡适家中就是聚会场所，礼拜天专门开放给他的学生朋友，就叫“胡适做礼拜”，谈学问谈生活；二是演讲太多。胡适是个非常琢磨演讲技巧的人，从美国开始就用英文演讲，每次都花很多时间准备。特别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为了中国的宣传，做了好多演讲，占去了很多时间；三是参加宴会太多；四是兴趣太多：跟梁启超一样，他对人文世界的点点滴滴都感兴趣，比如他花了5年时间去考证《水经注》，《中国哲学史》的下半部分反而没有写成。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牟宗三跟胡适的辩论？
黄克武：胡适是代表五四反传统的，他一生和保守派——不管是1930年代国民党的十教授，还是1957年发表宣言的新儒家，都做了相当多的辩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儒家的兴起，其实都是针对胡适提出的挑战。这么多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心中都有胡适，他们都是以胡适所代表的五四运动当作对话的对象，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演变上的重要意义。胡适一方面有破的意义：去除中国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对于新儒家的兴起，他也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当然，新儒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它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认识显然比胡适深刻很多，这也是胡适之后的哲学家，不管偏左还是偏右，都对胡适在哲学方面造诣有所不满的原因。
近代中国文化的张力，不是五四运动，也不是反五四运动，而是两者之间的辩论和互动，这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最重要的活力所在。
人物周刊：相对于胡适在大陆的研究升温，鲁迅研究在台湾近些年是个什么境况？
黄克武：还是不行。政治的影响蛮大的：在冷战的架构之下，胡适和鲁迅长期以来是相对的。在大陆鲁迅是第一号人物，胡适却是第一号战犯；在台湾胡适是一等一的英雄，鲁迅却没有太多人注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多少人读过鲁迅的东西，我一直到大学才开始偷偷看《阿Q正传》，两相对比很鲜明。
除此之外，我觉得跟台湾文化的气氛有关，它是温和的，肯定传统的，而鲁迅的作品大多对中国传统中黑暗的部分作无情的批判，路子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