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52 年，萧孟能（1920-2004）、朱婉坚夫妇于台北开设文星书店，1957年 11 月创办《文星》杂志，不久此刊即畅销一时，广受青年学子之欢迎；后于 1965 年因“为匪宣传”而被查禁，至 1968 年文星书店亦走入历史。

在 1960 年代《文星》杂志对台湾思想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该刊虽在“发刊词”中标榜为一文学、生活与艺术性质的刊物，然其主旨在宣扬自由理念，它的历史命运因而与台湾自由思想的发展息息相关，成为考察戒严时期台湾自由主义发展的重要文献依据。《文星》杂志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它实现了其办刊之宗旨，通过介绍西方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为党国体制下的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提供新知源泉，让人们对自由、开放的理想社会产生了更强烈的期许。该杂志无论是前期所采取的迂回温和倾向，或是后期较激烈的冲撞体制之作为，都表现出敢于争取自由，捍卫宪法所赋予权利之精神。它所掀起的新文学、新艺术与其带动的新思潮，都朝向一个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他们真诚地希望戒严之下的中华民国能成为名符其实的“自由中国”。虽然也有人认为《文星》杂志与《自由中国》类似，其影响只限于少数知识阶层，未能将“外省”自由主义者与本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更遑论深入社会底层，然而当 1960 年《自由中国》被查禁之后，《文星》杂志扛起了继续宣传自由思想的大旗，从思想批判与制度建言等方面持续对抗党国体制中不合理的部份。此后，至 1970 年代《大学杂志》及其他“党外”杂志相继涌现，一波接一波地在台湾发扬自由民主精神，终能在 1980 年代开花结果，促成台湾由党国体制向自由民主之转型。1979 年由康宁祥（1938-）任发行人的八十年代出版社曾出版了《自由中国选集》一书（共四册），介绍《自由中国》中对地方自治与选举、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反对党问题等议题的看法。该书编者在序文中指出：“四十六年十一月，台北创刊了一份『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杂志……在《自由中国》停刊后逐渐成为台北文化圈的重要刊物，在六十年代掀起一阵风浪，成为五十年代《自由中国》时期与七十年代因应保钓而起的知识分子政治改革运动的一个过渡”。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历史论断，也显示出从《自由中国》到《文星》杂志的思想遗产与「党外」反对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台湾社会今日能享有自由民主的累累果实，《文星》杂志扮演接续《自由中国》并开启后续「党外」运动发展的重要角色。

《文星》杂志在传播自由思想之时，与当时公认自由主义的思想大家胡适（1891-1962）之间有非常微妙的关系。过去少有学者注意到此一课题。一般研究《文星》杂志的作品多关注李敖（1935-）与中西文化论战，而少有人省察胡适与《文星》杂志的互动  。这一方面是因为胡适在《文星》杂志中以他的名义所发表的文章只有七、八篇（此一情况与《自由中国》阶段积极撰文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则由于胡适 1962 年初即过世，没有参与他与李敖等人所引发的中西文化论战。

本文的主旨在于分析胡适与《文星》杂志之关系，以此彰显文星编辑群在戒严体制之下，如何汲取思想资源来追求理想、突破禁忌，又遭遇到哪些困境。笔者首先将厘清 1950、60 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员”，并描述胡适与《自由中国》之关系，作为讨论之背景。其次利用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所藏的胡适与文星杂志社往来信函，厘清胡适对《文星》杂志之态度。再其次则分析该杂志之中所刊登与胡适相关的作品；此一部份将特别讨论：胡适所撰写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及其争议；1962 年一月以胡适为封面的专号、李敖在该专号所写的〈播种者胡适〉一文；1962 年三月出版的「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等文章，并分析其影响，以及此一思想传承在形塑台湾当代文化上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文星》杂志与胡适互动之分析，可以让我们了解：

一、胡适晚年的思想动向，用李敖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

二、戒严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处境、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之关系。对上述这些议题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亨亭顿（SamuelP. Huntington）所说的「第三波 ─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是如何推展的 。

二、戒严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员：

《自由中国》、《文星》杂志与1950-60 年代的台湾

1949 年共产革命的成功象征着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一大挫败，国民党政权在战败之后退居台湾，跟随着蒋氏赴台者在思想上大致包括三大类：一是国民党员与其他三民主义信仰者，二是自由主义者，三是新儒家思想的支持者，这三者或有所重迭，然其共同信念即是反共。迁台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在台湾建立更严密的党国体制，企图反攻大陆。1949年之后，在国际冷战的格局之下，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属于美国为首之自由、民主阵营，号称「自由中国」，以此对抗共产政权，然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受到党国体制的压制与官方意识型态的批判，而在夹缝之中发展，人民的权利受到诸多禁锢 。难怪殷海光（1919-1969）在 1965年撰写《中国文化的展望》时要感叹地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至于新儒家的支持者（唐君毅、钱穆、徐复观等人），则多是蛰居于大学教书，并利用香港为英国殖民地的关系，创办诸如新亚书院与《民主评论》等杂志，反思中共在中国大陆之胜利，宣扬反共思想与针砭台湾时政，并主张儒家思想与自由民主之接轨。然而自由主义者与新儒家等两个阵营所做的努力，只得到一部份的成果。由于受到诸多思想与非思想因素的影响，1960 年代台湾自由主义在思想论域与政治实践之中屡遭挫败，《自由中国》与《文星》杂志先后遭到查禁，可见在戒严体制之下要突破禁忌十分困难。其后随着经济起飞、政治安定与传播媒体的蓬勃发展，1980 年代以来台湾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有较大的进展，政治、经济与思想三种市场逐渐成型，民主体制才渐趋成熟。

自 1987 年解严到 1996 年总统直选，其后政党轮替，台湾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在二十余年之间有较充分的发展。这一个中国历史上首次民主政治的出现不但因为社会与经济上的因素（如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的出现、国民所得的提高等）、执政者的开明作风、反对运动者前仆后继的努力，也牵涉到文化因素如自由思想的传播，或有些学者所谓的「思想上的动员」（intellectual mobilization）。「思想上的动员」意指社会中的价值取向逐渐地被原来具有无力感的知识分子所改变，周德伟（1902-1986）称之为「笔杆的势力」 。就台湾的民主化来说，其中特别重要的是 1950 年代后期至60 年代后期台湾自由主义思想传播，使自由民主成为台湾人坚信的普世价值，此一发展对日后台湾从威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型有重要的贡献。

讨论 1950 年代之后台湾自由主义的发展，必须从《自由中国》谈起。

1950-60 年代在台湾以胡适、雷震（1897-1979）、殷海光等人的「自由中国杂志社」为中心，结合本土的反对运动，讨论宪政改革、反对党、地方自治等议题，自由理念在思想界得以传播，至 1960 年《自由中国》因雷震案被迫停刊 。此后自由思想的宣扬由《文星》杂志来接棒。

在厘清胡适与《文星》杂志的关系之前，我们须要了解胡适在 1949年前后的变化，以及胡适与蒋介石（1887-1975）和《自由中国》的关系 。1948 年底，胡适在蒋介石的协助之下，匆匆离开北平，其后转赴美国，在美国东岸住了九年（1949-1958）。在 1949 年前后，胡适一直给予蒋介石「道义的支持」，而且心系台湾 。1949 年 8 月 5 日美国政府公布《中美关系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to thePeriod 1944-1949），次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1888-1985）送了一本给胡适。胡适在超过千页的白皮书上留下详细的批注。他提到该书所论「大致公允」、「大致不差」，然美国人「忽略了八年抗战中中共的扩大」，不了解「共产党的本质与阴谋」 18 。后来他撰写《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并影响到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两者均是针对「白皮书」的观点提出辩解 。

其实，反省 1949 年的重大变化是当时知识分子共同的议题。1949 年11 月由雷震主导的《自由中国》创刊，第一期由旅居美国胡适撰写〈「自由中国」的宗旨〉列于篇首，他又挂名「发行人」。不过此事未经胡适认可，胡适得知之后，有些不悦，他在写给雷震的信中表示：「我最不高兴的是你用我的姓名为『发行人』。这是作伪，不是发起一个救国运动的好榜样。我想请你老兄考虑，另请一人为发行人」 。1951 年 8 月，胡适又因〈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引发军事机关的关注，「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  。尽管如此，《自由中国》杂志社仍坚持要求胡适担任此职。这是因为雷震等人认为以胡适为招牌，可以有「挡箭牌」、「保护伞」的效果 。他们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中国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 即仅就争取言论自由这一点来看，非由您积极领导不可」。从 1949-1953年之间，胡适在该刊发表约十篇文章，对《自由中国》表达支持之意。

1952 年 12 月，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会上致词〉又坦承感到「惭愧」，期望由实际负责的朋友（指雷震）担任发行人。至 1953 年初，《自由中国》发行人才改为以雷震为首的编辑委员会（胡适列名委员）。

然而雷震仍表示：「本刊在名义上虽已变更了发行人，在精神上仍是 先生主持的」 。胡适多次辞去发行人之职，似乎显示他虽愿意支持自由民主运动延续宪政法统、争取言论自由与学术独立，然不愿意担当碰撞权威的「龙头」，也不希望蒋介石感到有「颠覆政府」的威胁 。

即使在卸去发行人的职务之后，胡适仍支持《自由中国》，1953-60 年间在该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也曾捐款赞助 。胡适在这些文章中表达出对时局的分析与批判。其中如 1955 年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自由中国》卷 12 期 7）表现出直言敢谏的精神；1956 年底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小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刊《自由中国》卷 15 期 9「祝寿专号」）亦表现出对蒋的批判。此外在 1959-60 年，他也明白表示反对蒋介石三度连任总统  。

1957 年底在《文星》创刊之时，胡适也面临了一个人生的转折。胡适在仔细考虑之后，决定接受蒋介石之任命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于 1958年四月自美国返台就职。这涉及1949 年至 1956 年之间胡适与蒋介石间在思想上交往，以及蒋对胡的经济资助 。此一角色或许使他与反对威权统治之自由主义运动刻意地保持一定之距离。这样的谨慎态度与傅正（1927-1991）等《自由中国》核心份子在 1958 年时对胡适的观察是一致的。傅正认为胡适不肯「冒这种风险」来组反对党、「不足以寄托担当扭转大局的希望」。傅正写下他与友人的共同看法：「胡博士要在学术上有甚么惊人的成就恐怕很难。而要想胡博士在政治上领导反对党则更难」。

殷海光也出于相同的原因，对胡适有所不满，他说「早年的胡适确有些光辉，晚年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了。他生怕大家不再捧他，唯恐忤逆现实的权势，思想则步步向后溜」 。殷海光又说：

胡适则始终跟实际的政治权势纠缠不清，所以难免作权势的工具……当着一个权势结构和意底劳结除诉诸武力以外绝对不能诉诸理智来改变，加入几个忠心分子当官儿，怎能改变？胡适的浅识薄见，实在自误又误人。在我同胡适私人接触时，我的内心立刻产生二人相距千里之感。

傅正与殷海光都对胡适与现实的纠结以及不肯勇于抗争之气概有所批评。这也透露出胡适在雷震案发生前后所表现出的基本态度，亦即愿意坚持理想而抗争，却同时也愿意为顾全大局而妥协，不走向与当权决裂。

这样的态度使《自由中国》之中较年轻的激进者（傅正、殷海光，也包括雷震）感到不满。不过胡适所代表的政治主张与文化关怀，却因为《文星》的努力推广，而发挥了其影响力。《文星》杂志中最积极鼓吹胡适思想的人包括毛子水（1893-1988）、李敖（1935-）与徐高阮（1914-1969）等人。

毛子水为胡适在北大的学生，他在《文星》上撰写〈胡适之对于我们现代思想的影响〉、〈胡适思想对现代中国青年的影响〉、〈胡适传〉等文，指出胡适提倡白话文与「新文化运动」，对学术思想界与青年人「治学方面」有重大的影响 。李敖认为胡适的贡献不在学术，而在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徐高阮则认为代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趋向，即是在肯定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前提下，学习西方近代文明  。这三个方面正是胡适一生思想的重点。1962年后《文星》由李敖接棒，转向较激烈的政治批判，该杂志成为五四精神传统与《自由中国》的继承者。这一转型无疑地深受胡适思想之激励。从《自由中国》到《文星》杂志所形成的思想传统，在戒严时代发挥了传播自由主义理念的「思想的动员」之作用，以笔杆子的力量推动了台湾民主化的发展。

三、胡适对《文星》杂志之态度：吝于回应

从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胡适对《自由中国》一直大力支持。1958年《自由中国》刊出「反对党问题」的讨论之后，甚至有不少人希望胡适能「在海内外征求同志」，「把他发起的自由中国社，改为中国自由党」。这无疑是《文星》杂志在创刊之初，该刊之创办者积极联络胡适，寻求援助的重要背景。

《文星》杂志与《自由中国》有两年左右的重迭时间。该刊由 1957年 11 月至 1965 年 12 月，共 8 年，发行了 98 期，其间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前 48 期是以林海音（1918-2001）、何凡（本名夏承楹，1910-2002）、陈立峰（笔名小鲁，1918-1963）为首的开拓期；之后由陈立峰任主编，加入李敖，直到 1962 年 8 月 1 日刊登〈启事〉说明：原发行人叶明勋与主编陈立峰亦自该月份同时离职。后 50 期则是以李敖、陆啸钊为主导的阶段，一直到该刊物与《自由中国》一样，遭到被禁的命运为止。前后的分期标示着《文星》迥异的两种面貌，前 48 期属温和路线，后 50 期则采激进风格，正好显示出两世代主编的不同风貌。这也表现在该杂志从一个「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杂志，转向讨论新闻、学术、宗教自由，并进而触及文化与政治、法律等的敏感议题 。

《文星》杂志的创立有很复杂的时代背景，并与党国体制之间有所纠葛  。这一现象或许可以从该杂志的发行人叶明勋（1913-2009）的角色表现出来。叶明勋是该杂志社社长萧孟能之父萧同兹（1895-1973）在党营中央通讯社的同事。萧同兹与叶明勋均为国民党的骨干人物  。由此可见该杂志的创办人、经营者与国民党关系之密切。

不过《文星》的编辑者既然以传播新思想为职志，因此对从民初五四运动以来，执国内思想界之牛耳的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一直寄予厚望，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1957 年底《文星》出刊之后到 1958 年 4 月 8 日胡适返台之前，该社都定期将刊物寄给住在纽约的胡适  。因为胡适并未回信，同时在胡适的日记之中也没有提到这一件事，我们不确知他是否收到这几期的杂志 。一直到胡适返国之后，文星杂志社仍然很热烈地与胡适联系。

1958 年 4 月 24 日，也是胡适返台约两周之后，由叶明勋、萧孟能与夏承楹三人联名写一封信给胡适  ，说明该刊之编辑宗旨，「我们又深信智慧是创造人生的，知识是指导人生的，因此，我们希望这本刊物成为启发智慧和供给知识的泉源，来丰富青年人的生活，指引青年人的前途」，并希望胡适能赐稿，以示支持。同时，他们也再度寄了已出刊的六期杂志给胡适。然而，胡适对此封充满期待的来信仍无响应。

从 1958 年 4 月到 12 月，《文星》杂志每次出刊之后都定期寄到中央研究院给担任院长的胡适，可是八个多月以来胡适也不曾响应。1958 年12 月 3 日，文星杂志社同仁或许按耐不住，再次以挂号信发出一封信函。

信中提及前一封信（四月廿四日），也说明该社曾持续地将杂志寄到南港给胡先生。同时，他们担心或许杂志寄丢了，因此再次地把已出刊的 14期杂志一并寄赠胡适。最后并说：「假如能获得您的垂注并且给予指导，我们就雀跃万丈了！」 胡适收到这一封信之后终于有所回应，12 月 6 日就由秘书胡颂平（1904-1988）草拟了一封很简短的信回复，表示前后来信与赠书均收到，故致函「特别向诸位先生道谢。匆复」  。

由上述的信件往返可以显示文星杂志社一直很热烈地想与胡适取得联系，然甫自美返国担任中研院院长的胡适显然对该刊之态度十分冷淡。

当然如果我们考察一下 1958 年 4 月到 12 月之间，胡适的确很忙碌。他在六月、九月、十月，三度赴美，同时研究、行政与邀约演讲等使他的行程几乎日日满档。他甚至忙到没有时间写日记，1958 年四月之后，他只留下了几天的纪录。不过，工作忙碌不足以完全说明胡适对文星的冷淡，胡适吝于响应很可能与 1958 年后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及他对政治权威之慎重态度有关。

胡适再次主动与文星杂志社联系要到1961 年，因为该年年初胡适在病中读到叶明勋之妻子严停云（笔名华严，1926-）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十分喜欢，胡适因而向文星书店预约严停云所著《智慧的灯》五部，来分赠友人 。这也因为严停云为严复（1854-1921）的孙女，胡适又与他的姊姊严倚云（1912-1991，胡适在北大的学生）熟识的关系。胡适并于 1961年 10 月 18 日致函叶明勋与严停云 。严停云于 1961 年 10 月 20 日立即回信，并告知近况与希望亲往拜谒。叶明勋也在同封信中向胡适致意，并寄赠叶氏的〈光复以来的台湾报业〉一文 。10 月 28 日，叶明勋与严停云夫妇去南港看望了胡适，并在会面时谈到李敖以及因匪谍案被捕的李敖的高中老师严侨（1920-1974）等事情  。

至 1961 年底与 1962 年初，胡适才比较注意到此一杂志。这是因为胡适 1961 年 11 月 6 日的讲词〈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之内容在报章上被摘述，全文之译文又在《文星》杂志（卷 9 期 2，1961 年 12 月 1 日）发表后，引发争议，受到徐复观（1903-1982）与廖维藩（1898-1968）等人之严厉指责。下文将较深入地讨论此一事件。文星杂志社 1962 年 1 月 7 日由萧孟能、陈立峰、胡汝森三人联名写了一封信，托徐高阮带给胡适，希望他能正面地对外界的指责提出答辩 。此时胡适身体已经有一些状况，由胡颂平代替回了一封信，表示徐高阮转来诸位给胡适先生的信已收到：

胡先生在休养期间，徐复观的文章没有看见，廖维藩的质询词好像也没有看见。《文星》发表的李敖、居浩然、胡秋原的三篇文章都看见了。胡先生说，他不想写什么文字，医生也不许他写；将来就是看了廖维藩、徐复观的文章，也不会写什么答辩的文字。胡先生要我谢谢您们几位的好意。

胡适此时对《文星》杂志之关注，也因为他成为 1962 年一月号《文星》杂志之封面人物，该专号的标题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胡适博士」，刊登了上述李敖、居浩然（1917-1983）与胡秋原（1910-2004）的三篇文章。这在《文星》杂志历史上很特别，《文星》杂志的封面人物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以中国人为封面的只有四期，胡适是其中之一 。在专号卷首的〈编辑室报告〉中编者说明为何以胡适为封面人物：

我们为什么要介绍胡适？因为他是「现代化」的播种者。几十年来他一直为建设中国的新文化而尽力……很多人尊敬胡适，但不知为什么要尊敬他？很多人攻击胡适，但又不知为什么攻击他？「胡适思想」不能见容于共党大陆，在台湾也同样受到若干人的非议，这是为什么？他对我们这个社会，究竟贡献了些什么？破坏了些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青年人所想要知道的。

这一期专号登载了李敖的文章〈播种者胡适〉，该文不肯定胡适在学术的地位，并将胡适的贡献定位在宣扬文学革命、民主宪政、学术独立、科学发展之上，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此外还有居浩然的〈恭贺新禧〉讨论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并同意胡适的结论「要接受科学，必须在知识上社会制度上先起革命」；与胡秋原两万七千字的长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对中国近五十年来的文化发展过程有了一个概述，而其中甚多地方批评到胡适博士」 。

胡颂平记载胡适看到专号之后觉得李敖与胡秋原的文章不够精确、严谨：

这一期《文星杂志》的封面是用先生的照片，其中有一篇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先生看见了。胡颂平问李敖的文章怎样？先生说：「在我的年纪看起来，总感得不够……他喜欢借题发挥。他对科学会不够了解，何必谈它。你要记得，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1962 年 1 月 2 日）

某君（即胡秋原）写的两万七千多字的长文，我也看了，还是看不懂。……某君是研究近代史的人；他不知道，他该来问我。……他轻视考证，我倒想写信劝他试作考据的工作。……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但不能轻薄。（1962 年 1 月 2 日）

我本来想写封很客气的信给胡某的。他的文章太轻薄了。你要知道，写文章的态度要严正，切不可流于轻薄。李某喜欲借题发挥，如他写的「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和「他们只会送他蟠龙的大瓶」这两段，把许多人都骂进去了，也没有道理。我想写封信给他。（1962 年 1 月 12 日）

由此可见胡适对胡秋原、李敖两人文章有所不满。胡适认为李敖的问题是「借题发挥」，不当地批评他以考据来「整理国故」；胡秋原的问题则是历史叙述不够精确，而且妄下判断，做出「轻薄」的批评。

不久胡适即过世，《文星》杂志随即推出纪念专号。由此可见从 1957年底至 1962 年初，也就是胡适晚年返台出任中研院院长至过世之间的四年多的时间之内，胡适对《文星》杂志多次的热情来信，都吝于回应。这与胡适一向乐于助人、对提携后辈不遗余力、致力推介新思想的作风很不相同。

四、《文星杂志》中的胡适

相对于胡适的冷漠，《文星》杂志一直力捧胡适。其中 1961 年 12 月刊登胡适的一篇讲稿，对思想界造成很大的冲击，揭开「中西文化论战」，成为六○年代台湾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文星》杂志之中少数由胡适署名的一篇文章。

这一篇文章其实不是胡适专门为《文星》杂志所撰写的文字，而是一篇英文的演讲稿的翻译。该文是胡适 1961 年 11 月 6 日在亚东科教会的演讲词〈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Social ChangesNecessary for theGrowth of Science＂）。演讲次日，《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就翻译引述部份文字于报纸之上，此外《中国邮报》、《联合报》也刊登了节译稿 。不过报纸上对该文的摘译错误颇多，因此由毛子水与姚从吾找了李敖与徐高阮两人，将之译为中文，再经胡适修改，全文刊登于 1961 年12 月 1 日的《文星》杂志 59 。编者在篇首表示：胡适「要人打破所谓东西方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之对立的成见，要人重新准备诚心而热烈的接受西方近代的新文明」。在这一篇文章中胡适首先强调科学不是物质文明，科学之中其实包含了精神文明的面向，其次现在是人们应该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不是没有就是少有灵性的问题。胡适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上述观点引起轩然大波。

其中最激烈的反应来自徐复观。他在1961 年 12 月 20 日出版的《民主评论》中发表激烈文章痛骂胡适，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东方人的耻辱」，也是「中国人的耻辱」 60 。1962 年 1 月 5 日，胡颂平看到该文，因为内容过于激烈而几近「谩骂」，他「没有让先生知道」。但胡适后来仍得知该文，只是表示「徐复观的文章，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不久（1961 年 1 月 15 日）胡适在报纸上又看到几种杂志的目录，知道「其中有几篇都是骂我的文章」（见图 2），他的感想是「这里胡涂人还是那么多」。1 月 17 日又在《征信新闻报》上看到「立委邱有珍发表公开信向胡适博士质疑」  。另一位抨击胡适的立法委员是廖维藩。他不但在杂志上撰写〈胡适先生思想渊源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之影响〉（刊《革命思想》11 卷16 期），也在立法院第 28 会期第 20 次会议质询此事，其标题为「本院委员廖维藩为中央研究院胡适院长在国际科学会议发表侮辱中华民族之言论特向政府提出质询」。廖维藩认为胡适主张者乃「无病呻吟之全盘西化论」；「胡院长在演讲中，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极尽错估污蔑之能事」、「对于科学技术之观念，亦极尽矛盾之能事」 。廖维藩的质询稿登载在 1961 年 12 月4 日的《民族晚报》之上，胡适看到之后说：「荒谬绝伦，连常识也没有」 。

由此可见胡适的论点让许多人产生反感的原因在于胡适身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一方面提倡科学发展，觉得科学发展不但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但是他又说我们应该是承认中国文化里面少有灵性的部份，这也显示他认为中国传统之中不具有发展科学所需要的精神价值。

在这场争论之中，《文星》杂志不只是提供一个议题讨论的平台，而是较为倾向支持胡适的立场。如上文所述，1962 年 1 月的第 51 期，就以胡适为封面人物。该期之中李敖所写的〈播种者胡适〉一文引起极大回响，用李敖的话来说是：「引起各界的重视」，并「带来了大是非与大麻烦」。

李敖说这一篇文章被外界视为是卫护胡适的文章，国民党的刊物甚至推断，「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或说李敖是「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另一方面李敖又说：这一篇文章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由此显示李敖文章之争议性，后来中西文化问题论战的出现也与此文有关 。

那时候胡适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1961年 11 月 26 日胡适即因胸闷、气喘，住进台大医院共 45 天）  ，读完该文之后，他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李敖。这封信一直没有寄出去，而藏在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钱思亮（1908-1983）在该信上用一个回形针夹了一个批注，他说这是一封胡先生没有写完的信，请妥为保存，因为这是胡先生人格伟大最好的一个证明。

这一封信共四页，是胡适看过了李敖写〈播种者胡适〉一文后的一些想法。胡适说我要帮你「浇几滴冷水」，你不要把我抬那么高，接着他又说，文中有一些地方有事实上的错误 。这封信一直没有寄出来，直到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陶英惠担任胡适纪念馆主任的时候（陶英惠与李敖是台大历史系的同学），应李敖之邀，在 1998 年将这封信影印送给李敖。李敖终于看到了胡适生前写给他却没有寄出的最后一封信。在回忆录中，李敖不但收录了这一封信的全文，还说：

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写的，那时他七十二岁。这封信，写得又认真、又婉转、又诚恳，足见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不过他不知道我写出的每一件，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印在别人的书里的，不是我捏造的。只是有所本的信息有问题，我也就跟着「不够正确」了 。

为了证明该文的内容确是有根据的，他详列证据，指出有几处胡适所指出的错误，他并没错，而是胡适记错了，他说「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此外，李敖的文章也引起叶青（任卓宣）与郑学稼的批评，认为李敖把胡适捧得太过份了，简直是「瞎捧」 。

除了李敖之外，另一位为胡适辩护的人是当时任职于中研院史语所的徐高阮  。他在《文星》52 期（第 9 卷第 4 期，1962 年 2 月 1 日）发表了〈胡适之与「全盘西化」─ 一页思想的历史〉。徐高阮指出胡适不主张「全盘西化」，而是主张「充分世界化」。胡适认识到历史的「繁复多方」，所以他的观点与主张「全盘西化」的社会学家陈序经（1903-1967）很不相同。胡适读了之后觉得写的很「细密平和」。后来徐高阮将他对胡适思想的诠释总结为上述《胡适与一个思想的趋向》一书。他认为胡适与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有类似的想法，认为中西文明没有根本的不同、孔子思想与西方近代新文明极为配合、中国的衰弱是近代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包括精神的颓败）、应积极采取西方近代文明的长处。相对来说，另一个更有势力的趋向则认为东西文明有根本的差别、东方思想有根本的因素阻止科学的发达 。徐高阮从这一个角度解释的胡适思想似乎得到了胡适的认可。他所提出的诠释和李敖所谓启蒙思想播种者（而非学术专业的努力），成为《文星》之上支持胡适思想的代表性的诠释。

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适突然因心脏病过世，三月号的《文星》第 53期立刻刊出了一个胡适纪念专号 77 。此一专号在台湾思想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胡适生前（与死后）中西文化论战的两派激烈争论、水火不容，然而一旦胡适过世，让当时激烈论争的两派人物，却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点就在胡适所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在胡适死前支持胡适思想的人主要是李敖等所谓「西化派」的人物，但是胡适过世之后，支持传统文化一派的人包括胡秋原、郑学稼、徐复观等人，都写文章表达悼念之意。文中表达出：胡适死了，胡适思想仍然活着，并认为这位倒在战场上的老将军，代表了中国的良心。

胡秋原所写的纪念文字就表达出这样的想法。他的标题是：倒在战场上的老将军，敬吊胡适老先生。由此可见即使是一直批评胡适、反对西化的胡秋原，还是对于胡适在文化思想上的贡献，以及奋战至死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文星》杂志也刊登出该社为胡适所写的一个挽联，这个挽联非常精准地反映出《文星》杂志渴望继承胡适思想，该挽联为：「科学民主是复兴国家不二法门，愿此后能实现此一理想，言论自由为促成进步必须手段，望大家莫忘这句名言」。这显示出《文星》杂志希望继承的是胡适以来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以及言论自由精神。该社将此一挽联置于胡秋原文章的下角，以此凭吊伟人之凋零，也颇具有象征的意义。

胡适死后，江冬秀（1890-1975）又因为版权官司控告《文星》杂志，双方打了很多年官司。主要是文星书店继续出版《胡适选集》，使江冬秀很不高兴，所以她跟当时的远东图书公司联合起来控告萧孟能「侵害胡适之著作权」。萧孟能最后刊登启示，声明不再刊印《胡适选集》。江冬秀胜诉之后写了一封公开信（1971 年 9 月 30 日），其大意为：萧孟能非法盗印胡适有著作权的著作，历时四年又十个月终于结案了。谨向海内外关心的朋友们致谢，并告慰朋友们，在有生之年将胡适散在海外的著作和文稿尽量集齐刊印，以完成应尽之责任 。胡适与《文星》杂志的关系在他死后也因版权争议而断绝了。

胡适对《文星》杂志最大的影响无疑地是点起中西文化论战之战火。

从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与李敖的〈播种者胡适〉等文刊出之后，论战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刊出，由此可以看到传统派与西化派的争论过程。其中包括李敖写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接着是徐复观的回复，这时后来任职中研院台史所的黄富三也加入，然后徐复观又答黄富三，接着李敖再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双方就这样一路论战下来，成为当时台湾文坛的一大盛事，也是台湾六十年代以后对中西文化讨论的一个高潮。上述的两派人士无法彼此说服，此一现象反映出台湾文化的一个特点，即是五四与反五四的一个思想张力。这个张力是台湾当代文化具有丰富创造性的一个重要根源，也就是说在西化、反西化，传统、反传统的激荡之中，当代台湾文化才展现出既能批判传统、又能以「继往开来」之精神开创未来的新面貌。

五、结论

本文尝试厘清胡适与《文星》杂志之间的关系，来了解 1950-60 年代台湾思想界。简单地说，《文星》杂志一直希望得到胡适的支持，不过胡适或许因为返国之后工作忙碌，或许因为担任中研院院长，并与蒋介石有较密切的关系，一直与《文星》保持距离。这种被动之姿态与《自由中国》时期胡适虽不愿领头，却主动参与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胡适从 1958 年返国之后，受到《自由中国》骨干人物如傅正等人批评的原因。1958 年 4月 9 日胡适回国的第二天，傅正在日记上写到：

胡适终于在昨天回到台湾了，看各报的报导情形，似乎大不如前两次回来时那么热烈，胡先生自己似乎也相当的沉闷。据《联合报》的报导，胡先生自从下机后，便绝口不谈政治，而且希望记者不要把问题扯到政治上，但在合众社记者逼着问他这是否表示否认由他出面组党，他认为可以这么说。其实，胡先生之为人，自为者多，为人者少，只是遭遇这样一个时代，使他左右逢源而已！这种人在学术上固然能够开风气之先，但人格上并不够完满。他之不可能出来组织反对党，是我早就料定了的，但假使反对党已打开了相当好的局面，那时若再拉他出面领导时，倒可能会出来的。这些年来，因为是《自由中国》鼓吹反对党最力，所以一谈到组织反对党，大家都认为非胡先生出来领导不可，这固然是由于他的偶像作用已经造成，同时也由于大家未免太重视偶像。老实说，一个理想的反对党，并不是以某一个偶像来号召，而是要以具体的政治主张和行动来号召。假使有志于反对党活动的人，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一二人身上，那前途就太可悲了！当然，胡先生既已有他的偶像作用，假使他真愿为反对党而努力，不惜牺牲自己，以求能对苦难的中国人有所贡献，站在有志于反对党活动的人，固然是求之不得。但胡先生如果真不出我所料，而不肯冒这种风险，人各有志，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总之，一切还要靠每个有志于组织反对党的人，去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努力，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努力上，才是道理。

傅正的日记很清楚地反映出戒严体制之下的台湾在第一线的自由主义者对胡适返国之后的观察，此种「不肯冒这种风险」、不当烈士的态度正是 1958-1962 年之间胡适立场的绝佳写照。胡适过世之后，有志组织反对党的人所采取的方向也正是傅正所说的「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努力上」。傅正的意见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最支持胡适的李敖，对胡适晚年思想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说：「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不过胡适晚年变得更为慎重、世故，不愿与政府当局正面冲突，不愿意担当碰撞权威的「龙头」，也不希望蒋介石感到有「颠覆政府」的威胁，是否就像激进的傅正、殷海光、李敖等人所说是一件沉沦、可悲之事，仍有辩论的余地。如果从《蒋中正日记》中有关雷震案的相关纪录与后来的发展来看，胡适对于蒋的判断是十分精确的 。

在《文星》杂志中的胡适形象主要是由毛子水、李敖与徐高阮等人积极营造的结果，因此胡适对《文星》的参与或许可以说不在于行动上的参与，而是思想参与以及精神感召。他主要造成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胡适自由主义的批判精神，由李敖等人继承，促成了《文星》杂志后期风格的转向，并对自由思想在台湾知识界的传布造成深远的影响。就台湾自由民主运动来说，从胡适到李敖等所谓「外省知识分子」的努力，是一个不容忽略的贡献。其次，胡适的文章引发「中西文化论战」，激发了台湾思想界的活力。此一论战继承了民初以来五四思想与反五四思想之激辩，其思想张力形成台湾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即是不但继承传统，也批判传统；不但肯定伦理，也要吸收民主与科学。胡适过世之后，中西文化论战之双方均撰文凭吊、肯定其贡献，并非偶然。胡适的思想在他死后继续在台湾思想界发酵、茁壮、成长。

徐复观在胡适先生过世后，以〈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为题哀悼他，他写到：

「胡先生在五四运动时代，有兵有将，即是：有青年，有朋友。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却有将无兵；即是有朋友而无青年。今日在台湾，则既无兵，又无将，即是既无青年，又无真正的朋友」。在此情境之下，徐复观一方面后悔曾经「在文化问题上，依然由我对他作了一次的严酷的谴责，这实在是万分的不幸」，另一方面他又强调：

自由民主，是超学术上的是非的；所以主张大家不应以学术的是非争论，影响到自由民主的团结。……今日在台湾，不必在学术上的异同计锱铢，计恩怨；应当从民主自由上来一个团结运动。……我深切了解在真正地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我相信胡先生在九泉之下，会引领望着这种悲剧的彻底结束。

《文星》杂志社同仁则在该刊同期上表示：「科学民主是复兴国家不二法门，愿此后能实现此一理想；言论自由为促成进步必须手段，望大家莫忘这句名言」。这一情境或许能部份地反映 1960 年代初期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期望。不过此一时期的努力并未随着胡适的过世而销声匿迹，反而持续发展，为 1970-80 年代之后台湾民主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来源：微信公号：汉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