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出现与“中华民族”一概念密切相关。此词在清末由梁启超首先提出，至孙中山的的族主义而确立，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创生期。至20世纪20-40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勃兴。本文将描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指政治与学术精英）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国际背景、内涵与意义。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论一方面引发内部之分歧、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该观念所造成之凝聚性，则有效地团结人心、共赴国难。

关键词：米内山庸夫 傅斯年 顾颉刚 翦伯赞《中国之命运》

作者：黄克武，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

一、前言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包含对于“中国”所具有的民族、人种、国家与文化之认同。此一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一概念的创造、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本质性的信仰或意义确定的认同对象，而是一个经由辩论之激荡而衍生、变化的过程；同时，“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也经过多次的重整。清末以来，“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经过几次转折。首先，此词由梁启超所提出，主要指汉族与“炎黄遗族”等，不过也包含其他民族。对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来说，中国境内各族群虽有差异，然因历史与文化之关系，紧密连结，故应消除彼此之“畛域”，以塑造“同种合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诚如杨度所说，“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他因而主张“满汉平等蒙回同化，所以完成君主立宪之制”。[1] 这种观点被梁任公称为“大民族主义”。革命党则采取不同的策略，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此处之“中华”实指汉人。梁启超将革命党的政治主张描述成“小民族主义”，又批评“小民族主义”鼓吹汉族独立建国，而将他族排除在外，有碍融合。当辛亥革命成功肇建民国，为弥平革命所造成之创伤，提出“五族共和”与“民族融合”的口号。此后，“中华民族”之观念广为流传。

1924年，孙中山于《三民主义》演讲之中提倡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民族”。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他认为，“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孙中山认为在受到国外压迫之时，国人要将“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人团结起来，而团结的方法是“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以“抵抗外国人”。[2] 总之，孙中山的根本理念是要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同化中国境内其它少数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原生期，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芽期。1924年底，孙中山又在日本神户提出“大亚洲主义”，主张亚洲应复兴王道文化，以亚洲王道文化为基础，联合亚洲各民族，解除基于功利强权之霸道文化的西方国家之压迫，以完成亚洲各民族之独立。[3]

至20世纪20-40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勃兴，并与日本人所提出类似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东亚民族主义”或“东亚协同体论”对峙。此一讨论涉及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背景。本文将描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背景、内涵与意义。此处所指之朝野意指当时的学术与政治精英之讨论，主要是学者在报刊上所发表之论调，此外也包括以中文（或透过翻译）表达意见的外国学者之观点。政治方面的讨论，则以蒋介石于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探讨此书有关中华民族之论点，以及出版后所引发国内外各派人物之关注。

关于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4] 在本文中，笔者将选择几个以往为人忽略之个案来探讨这一问题。首先，笔者将分析“日本因素”对此议题的影响，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所造成“同仇敌忾”的情绪外[5]，笔者也将强调日本知识界对于战争性质与“中华民族”、“民族性”、“国民性”等课题讨论对中国人造成的影响。其中，特别以中国学者与外交官米内山庸夫（Yonaiyama Tsuneo,

1888-1969）及具有反抗意识的左派漫画家柳濑正梦（Yanase Masamu, 1900-1945）为例，探讨他们的作品如何被引介（摘述、改写）至中文报刊。其次，笔者将讨论中国知识界对“中华民族”议题之辩论，参与讨论的学者包括历史学家芮逸夫、傅斯年、顾颉刚、翦伯赞，社会学家吴文藻、费孝通等。论辩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应承认各少数民族的生存、独立与自由发展。再其次，则以1943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探讨该书所揭橥中华民族的理念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反响。蒋介石的观念源自孙中山，并受到知识界“民族一元论”的“同化论”与“同源论”的影响，也与部分日本学者对中华民族之观察颇为类似。根据此一理论，“汉族”为中华民族之主体，依赖文化“同化”的方式而如滚雪球般地逐步拓展，而非汉的少数民族则为远古以来绵延不断的中华民族谱系之分支。笔者除了介绍大家所熟知的一般读者与中共之反应外，也述及汪派知识分子对该书论点之讨论与批判。最后，则综述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论所造成既团结、又分裂之状况。

二、从国民性、民族性、民族主义理解战时中国：日本学者的观点[6]

在战争期间中日双方都对战争发展、预期的结果、双方应和还是应战，乃至战争的本质等问题而有不少的讨论。日本学者户部良一指出：如果比较中日双方对战争的认识，有一个重要的对照，亦即中国人的“战争观”是比较一致的，这是一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7]中国方面争论较大的议题是和、战问题。日本方面“对此战的理解却形形色色，常出现对立与矛盾”。[8]

在战争初期，许多有丰富中国经验的日本学者均强调中国民族性的负面特点（亦即中国人所谓的民族“劣根性”）。这一点和日本人在明治、大正时期到中国旅行、调查的印象有类似之处[9]。如曾担任东亚同文书院教授，著有《现代支那人精神构造の硏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硏究部1935年版）、《支那国民性と经济精神》（东京：岩松堂1943年版）的大谷孝太郎（ōtani Kōtarō, 1900-?）于1939年8月，在《事变与支那民族的世界观》一文中认为，战争的本质是日本民族与中国民族“世界观”的矛盾与冲突。他提出了当时很典型的一种对中国民族性的看法，认为中国“虚无、没自信、不会感动、空虚又自大，热衷于憎恨，擅长合理盘算，当走向极端就会做出不合理的盘算，即使陷入矛盾也不会感觉到矛盾的苦恼、乐天的”。此种对中国民族性的负面论述，对一般民众很有说服力。

针对此一情况，大谷孝太郎指出“合理的”处理对策是：整合日本国内的人力、物力与精神力之组织，彻底歼灭蒋介石政权，停止第三势力的援蒋行动，扫荡占领区之游击队，恢复治安、振兴经济，建设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东亚新秩序”。然而上述工作只是“末”而非“本”。战争处理对策的根本，在于一方面发扬日本民族的世界观，亦即追求“力的扩充”与“信义之昂扬”，另一方面则需要改造上述中国的世界观。如此方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基石。[10]

另一个类似的作品是1942年兼井鸿臣（Kanei Hiroomi，生卒不详）所著《赤裸の日华人》。他也对中日民族性的差异作系统的论述。本书从精神面、形上面说明“日本魂”与“支那魂”的不同，以增进“日华提携亲善”，而促进“大东亚大团结”的“圣业”。作者所指出的差异，有一部分是生活习惯的不同，有些是性格的不同。如中国人重储蓄、自保（自扫门前雪）；重吃、戏、赌、色、鸦片等享乐（如中国人的饮食像鸡尾酒一样是复合味，即使夏天也喝热茶等）；保守的命定论；自大而好面子；迟钝而顽强等。他也指出日中两国人性格相反之处：一是性急，一是性缓；一是是非分明，一是不分明；一是尚武，一是卑武；一是牺牲精神，一是利己精神；一是重荣誉与尊严（日文称为“面目”），一是重“面子”；一是简明直捷，一是老谋深算等。作者也指出中国人（尤其汉民族）生命力旺盛，同化力很强，即使曾受到武力的征服，但不曾有整个民族受到绝对的征服，而且征服者最后都被汉民族所同化。作者用“蚯蚓国家”来比喻中国的生命力——头被切掉，头可以继续活；尾被切掉，尾可以继续活。这些地方是日本人应仔细考虑之处[11]。以蚯蚓来比喻中国强劲的生命力在当时日本颇为流行，下文中还有另一个例子。

曾任日本驻杭州领事的米内山庸夫同样对中国民族性有所批评。他强调“日支民族性”的差异，以及战争的原因在于中日“两民族的生存竞争本能”。1937年10月他所写的《日支两民族之对峙》一文认为，“日支不亲善”是两国之宿命，并悲观地指出未来双方可能永远不会亲善。他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发现，汉民族完成国家统一且国力强大之后，必定会想要征服周遭民族。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政府之将来》一文，他也对中日和谈表示悲观，认为就算实现了和平，也只是一时的掩饰，将来有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冲突。[12]

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南京和武汉相继失守。1938年之后有些日本学者开始思考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否有误。因为战争开始之后，日本人对中国政府、军队与民众做出了不少错误的估计。[13]较关键的问题是探究为何这场战争会“长期化”？曾任职南满铁道社的和田耕作（Wada Kōsaku, 1907-2006）认为，其中一个解释是外国势力的援助，如英国与苏联在背后操纵。另一个解释是中国所具有“封建性格”。中国能长期抵抗的原因，在于中国未能以全国为单位建立统一的经济体。所以，即使部分地区被截断，整体也不会丧失功能——这本来是一个弱点，却反而增加了中国的韧性。和田耕作也以蚯蚓来做比喻，“正如同蚯蚓被切成两段还能存活”。[14]

然而对“长期化”最普遍的解释是归之于战争造成中国人的团结。中国人团结的结果使“抗日民族意识”高涨，此种意识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在经济、军事乃至现代化的程度落后于日本（亦即“近代化不够彻底”），却可以“长期抗战”。亦即是中国人在战争之中“重新发现了”民族主义。因此，对日本人而言，对于战争的深入理解的一个关键，是确切地认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特质。同时，中日之间的冲突乃源于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所秉持的超国家的、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东亚协同体”之民族主义之对抗。对于日本评论家、记者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

1901-1944）来说，解决中日战争的方法，是基于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东亚协同体论，日人必须积极与中国民族主义之动向合作，将重点放在“增加生产力”，协助中国脱离半殖民地状态，以达到“解放和福祉”。[15]日军驻汪精卫政府最高代表影佐祯昭（Kagesa Sadaaki,

1893-1948）早在1933-34年时即认识到深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他区隔了中日合作、促进东亚和平的“稳健圆满”的民族主义，以及中国另一种激烈褊狭的、排日的民族主义。他认为“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要以十分的理解心来看待，期待其能圆满发展希望中国能因此完成国家的统一，日本应该不吝予以协助……但是像这种以排日为骨干的极端激进民族主义，对于东亚和平其实是非常有害的，故无条件地附和民族主义绝非树立东亚大计之道。九一八事变就是起源于褊狭的民族主义”。[16]

以上是战争初期日本知识界与政、军精英对于战争以及中国民族性的一些重要讨论。这些讨论都发表于日本的刊物上，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清楚他们的观点。不过部分日本学者的论点在中国人的解读之下，被认为可以用来鼓舞国人之士气，因而被翻译或改写为中文，并影响到中国人对“民族性”与“民族主义”与战争前景的认识。其中过去比较少人注意的是上述的外交官米内山庸夫与一位日本漫画家柳濑正梦。

三、被翻译的民族主义：米内山庸夫与柳濑正梦

米内山庸夫出生于日本青森县上北郡七户町。1907年进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1908 年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为第八期的学生，1911 年毕业。其后进入日本外务省担任外交官。他先任职于广东，1924至1928年担任济南副领事。1927年10月，北洋政府国务院国务总理潘复（1883-1936）曾颁给他“四等嘉禾章”。[17]1928至1932年，他任职领事于杭州的日本领事馆，后又调至满州海拉尔领事馆。1936年起改任外务部文化事业部。1940年时，他是外务省“临时本省勤务领事”。[18] 米内山庸夫精通汉语，诗文造诣颇高，爱好中国的陶瓷、古玩、绘画等，并曾在中国内地旅行调查，著作颇丰，如《云南四川踏查记》、《蒙古及蒙古人》、《蒙古风土记》、《支那风土记》等，也曾参与《支那省别全志》的编纂工作。[19] 他还在日本报刊杂志发表许多有关中国的言论，仅在《外交时报》上就有20余篇作品，另在《朝日新闻》上也有一些评论文章。战时他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3篇政论文章被引介到中文报刊。

第一篇文章是1940年2月，米内山庸夫在《外交时报》上发表的《事变处理的基调》[20]。《外交时报》创于1898年，由“外交时报社”发行，创刊者为国际法专家有贺长雄（Ariga Nagao，1860-1921）。此刊是20世纪前半叶日本有关国际关系与外交问题的一个专业杂志[21]。《事变处理的基调》发表次日，即1940年2月2日，立宪民政党之议员斋藤隆夫（Saitō Takao，1870-1949）在帝国议会的众议院本会议发表演说，此即著名的“反军演说”。演说中对于中日战争提出根本的质疑与批判[22]。因斋藤演说的内容与米内山庸夫的《事变处理的基调》一文之观点颇为类似。米内山为避免此事对其上司造成困扰，乃提出辞职，并于3月2日获准[23]，3月7日斋藤因上述演说被众议院除名。

这一件事情在1940年3月4日的《申报》有一报导。其标题为“米内山庸夫辞职照准；逐出斋藤主张，引起议会反响”。内容则为：

香港东京电：日外务省领事米内山庸夫，现服务于文化事业部，因于二月廿〔一〕日《外交时报》撰“处理事变之基调”一文，否认近卫声明，并谓东亚共同体之理想，究非中国民族所能接受，致与斋藤之质问演说，引起关联问题。该氏惧牵累上峰，自动呈辞，现在照准。（二日电）

东京：登载米内山庸夫一文之《外交时报》，现已不复在市上出售，即未售出之部份，亦由警察将该文删去（三日合众电）。[24]

此外，斋藤隆夫“失言事件”在《东方杂志》、《时与潮》等刊物上亦有报导。[25]

这一篇文章因公开反对近卫宣言（如“不割地、不赔款”之看法），并质疑“东亚共同体”之理想，又呼吁实现议和停战（如割地赔款）。此一论点在日本受到批判，却颇受中国人欢迎。出版之后立刻出现了三个中文版本。第一个版本摘述该文之大要，刊登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方杂志》上，该杂志于1937年战争爆发后由上海迁至长沙，1940年一月又搬至香港，而在大陆的9个城市（长沙、重庆、成都、西安、金华、梧州、昆明、贵阳、福州）设有分发行所，该刊的基本立场为支持国民政府。米内山译文之篇名为《世界各国著名杂志论文摘要：事变处理的基调》，此篇没有列出译者，应系东方杂志社的编译部门所做的摘述。篇首的简介即指出：“本文载在本年二月一日出版的日本《外交时报》，对于近卫声明表示不满，主张日本应该提出具体条件，尤其应该向中国要索割地赔款，以收得战争的效果。文中暗示中国不能征服，应该和中国正式政府讲和的意思。兹录其要旨。作者系日本外务省事务员，熟悉中国事情。编者识”。[26]

第二种版本是全译本，刊于《建国旬刊》之上，篇名为《中国事变处理之基调》，译者青园（应为笔名）。《建国旬刊》是西北联合大学所主办的一个刊物，1938年创刊，社址在陕西南郑。根据稿约，其宗旨为刊登有关“阐扬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理论”，“国内现状之叙述与各种生产建设之具体方案”以及“国际情势与敌情之分析，各国战时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在该译文之前有一说明：“此篇原载在日本《外交时报》二月号，为日本外务省领事米内山庸夫所作，著者居留中国，垂三十年，熟识中国历史国情，关于中国著述颇多。自此篇论文发刊之后，即引起轩然大波，又因斋藤失言事件影响，诚恐株连上官，外务省已将他免职，其内容根本否定近卫声明，主张收获绝大战果，但又认为绝少可能，此种思想直无异否定中国可用武力征服或可用傀儡过渡而征服者，特译之以告读者。”[27]

第三种版本也是全译本，刊登于香港的《国际周报》，由周景翻译，篇名为《事变之基调》，分两期刊出。《国际周报》为汪精卫派所办的刊物，由樊仲云（1901-1989）主编。[28]樊仲云于1938年春由上海赴香港，在此担任《青岛日报》总主笔，并主编《国际周报》（后出任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该周报是由周佛海（1897-1948）、陶希圣（1899-1988）所主持的“艺文研究会”在香港的分会“国际编译社”之下的一份刊物，每周出版一期，主要刊登翻译文章。根据朱朴（1901-1970）的回忆，该社之组织为“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思平主编国际丛书，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我则主编国际通讯。助编者有张百高、胡兰成、薛典曾（已故）、龙大均、连士升、杜衡、林一新、刘石克等诸兄；古泳今兄为秘书；此外尚有办事员若干。……国际编译社遍定[订]各国时势杂志，每星期出版国际周报一期，国际通讯两期，选材谨严，为研究国际问题一时之权威”。[29] 在《国际周报》所刊登的《事变之基调》之前有译者之说明“三月三日东京合众社电：日本外务省领事米内山庸夫，现服务于文化事业部，因于二月一日‘外交时报’著‘事变处理之基调’一文，否认近卫声明，致被认为与斋藤隆夫之演说有连带关系，于是米内山立即自动引咎辞职，登载该文之‘外交时报’亦停止出售。兹觅得原文，特为译出，想为国人所乐观也”。[30]

这三种中译版本分别刊登于总公司在香港而流通于国统区主要城市的《东方杂志》、陕西的《建国旬刊》与香港的《国际周刊》，分别代表不同地区与不同政治立场之观点，却不约而同地选译米内山庸夫的作品，显示该文之观点为国人所欢迎。三者大致将米内山的观点译介到中文世界，然就其细节与质量来说，香港汪派《国际周刊》的信息最为完整。

米内山庸夫第二篇被翻译为中文的作品是《世界之大势与中日两民族》，原文刊于东京《东洋》杂志5月号，[31] 中译刊登于1941年的《译丛月刊》之上。该杂志从1941年延续到1943年，是南京汪精卫政府之下的“中日文化协会”所办的刊物，由褚民谊委托作家张资平（1893-1959）主编。[32] 汪政府行政院宣传部长林柏生（1902-1946）在该刊的《卷首语》有如下的说明：

中日两国之真诚合作，中日和平之真正实现，有待于两国国民之刷新建设。……本会成立后，鉴于所负责任之重大，特发行中日文化杂志，为中日文化界共同之园地，谋彼此意见之交流。兹复奉名誉理事长汪主席之命，创办《译丛月刊》，综合选译日本各大杂志言论精华，介绍国人。[33]

米内山的文章刊登在该刊物1941年第一卷第5期之上，译者为不二。这一篇文章之主旨与上述1937年所刊登的《日支两民族之对峙》在观点上很类似。作者首先指出世界之大势“其基础是民族主义，渐次成为民族对峙之形式”。在东洋，民族对峙有两种形式，一是“东洋人与白人之对峙”，一是“东洋各民族之对峙”。对于第一点，他说东洋人“想要把白人的势力，从东洋驱逐出去，建设东洋人的东洋。这是觉悟的东洋人，都抱有此心，也是大多数人所赞成的思想”。此一观点与汪精卫政权的想法接近，应该也是编者选译此文之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东洋内的对峙也不容忽略，而中日之关系，因“日本民族之勃兴，日本民族之大陆进出”出现对峙。米内山在本文中特别强调“中日亲善之难实现”。其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大之性格，“不愿居于同种之黄色人之下”。作者的结论是“中国民族”有强劲的吸引力与黏着力：

中国既存有这种性格，心理总是不肯受异民族之支配的。汉民族虽曾受满州族清朝所支配，约有一百六十年，然其实清朝仅有了国家的名义，汉民族反吸了满州族之血滋大起来。支配异民族时，则傲然自大；为异民族所支配时，则于受支配之间，反吸其血以自滋大，中国民族黏着力之强大，诚足惊异。现在日本民族，正与此具有惊异的强大黏着力之中国民族，在大陆上相与角逐，不可不知。[34]

米内山庸夫第三篇被翻译为中文的作品是《支那民族之将来》，此文原刊于1943年1月《外交时报》，讨论中国的“强处”（日文之原文是“强味”）在于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与中国文化之同化力等三方面，因此难以为外族所征服，也难以加以同化。同时中华民族具有吸收同化他民族，而日益膨胀的强大力量。其同化力之根源在于该民族坚韧的生存力与中国文化。[35]这一篇文章有两种翻译本。第一种是刊登于1943年汪政权统治下于南京所出版的一个文学杂志《新流》之上，名为《中国民族的将来》。[36]该刊强调处于战争之中，“要在荒芜的文坛上，握住时代的使命，负起时代的重任，披榛斩棘的开拓文艺之路，建设新文艺”。[37]该文刊登在第1卷第2期之上，翻译者天孙。只是此文只翻译了前半部，至“广漠的平原”一节，后来似乎没有再继续译出下半部。

第二种译本影响力较大，刊登于《中央周刊》，为坚瓯所摘译，篇名为《敌人论中华民族的将来》。[38] 《中央周刊》为中国国民党的刊物，主旨是倡导党务，探讨革命理论、实际方案、国际问题等。在该文之前有编者案语：

本文题名为“支那民族之将来”，载在本年一月份的日本“外交时报”第百五卷第一号，作者为米内山庸夫，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评论家。他这篇文章一方面表示他对于中华民族衷心的惊叹与感服，一方面却暗示敌国人民要征服中国，不但要征服中国全领土，而且要征服中国全体人民，不但要征服中国人民，而且要征服中国的文化，否则必将为中国民族所同化，而自己将无影无踪的消灭。这是中国六年来的英勇抗战，使敌人方才认识中华民族这一巨人的伟大。这种意见，不仅是米内山一个人的意见，敌国大多数人，也都有这种感想。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敌人也就不得不老实地承认了。

《中央周刊》的编者刊登此文之意图，无疑地希望借着日本学者之观点来鼓舞国人之士气。这一篇文章显然达到了他的目的。1943年初也正是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时候，蒋的书与米内山的文章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思考民族问题的重要参考。1943年4月8日，当时担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1898-1986）在日记中写到：“与敦伟、衡夫谈中国民族问题，系因《中国之命运》与敌方米内山庸夫近著《支那民族之将来》一文而起。米内山此文颇有见解，当系我国抗战六年，始令彼邦学者有此认识。”[39] 这显然是因为陈克文阅读到《中央周刊》中此篇译文之后而引发的感想。

抗战时期米内山庸夫文章之中文翻译有几个特点：第一，这些翻译出版之刊物经由发行管道，散播至中国各地，而分属于蒋介石与汪精卫两个不同的政治团体。这两者显然都对日本舆论界有所认识，因而借用日人之文章来鼓舞士气，并谋图解决战争问题。从米内山文章之译介可见蒋汪两派虽一主战、一主和，然对战争仍有许多共识，亦即坚定民族之自信心，以及不放弃任何谈和、止战的可能机会。第二、不论属于何种阵营，这些文章的翻译者几乎都以笔名发表，不列真名，应该是属于刊物的专业编译部门，也可能是集体的翻译成果。由此可见随着战争之推展，翻译工作成为各派思想动员的重要工作，也因而推动了译者专业化的发展。不过此一与国家战动员相关之翻译活动，其重点在所传达的讯息内容，而不突出译者之自我认同。第三、米内山庸夫的作品虽被译为中文，并且被许多人认为他“对于中华民族衷心的惊叹与感服”，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米内山任职于日本外务省，他的观点其实并不能说是同情中国，而是根据其亲身体验，务实地站在日本立场所做的思考。他一贯的看法是中日两民族因“民族性”的不同，处于对峙状态。他一再预言“中国人不会屈服”、“中国人完全不了解亚细亚主义的理想”，而其根柢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轻侮”，这使得日中的“亲善提携”难以达成。他认为：现在只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拿武器和日本作战的中国人，一种是伪装亲善而在骨子里打仗的中国人。他悲观地认为中日两国只有日本武力支配中国，或日本屈服于中国，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40]米内山的重点在于以中国专家的身份警告日本人战争的危险，此一面向与中国人所强调的“中华民族”之坚忍伟大、具有同化他族之能力的想法有所不同。再者，他（和斋藤隆夫一样）并不质疑侵略战争，而是主张解决“中国事变”必须取得“代价”。就此而言中文的译作是一种“挪用”。

然而上述米内山庸夫的文章对中华民族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与同化力，是不会被征服的看法，却是抗战时期各种文宣反复出现的主题。其中张文元（1910-1992）依据日本漫画家的作品改绘而成的四格漫画，颇能表现此一特色。此一漫画刊登于1939年的《抗战画刊》之上。该刊创刊于1938年，由冯玉祥主办，赵望云与汪子美等人担任编辑。该社随着战事之发展从武汉迁到长沙，又迁到桂林。其主旨是以漫画作为“文化武器”向“敌人投刺”。[41]

张文元为抗战时著名的漫画家。他的“中华民族潜在的力量，终于被敌人发掘出来了”的四格漫画，刊于《抗战画刊》第26期之上，也刊登于《抗建三日刊》（为地方政府印制之宣传品，发放学校与机关）。[42]其内容如下：

根据作者张文元，这一个漫画是模仿“日本反战作家柳濑正梦原画”，其内容描绘日本军人进入中国内地，想要肆行侵略。结果他却挖出了一个“中华民族”之巨人，最终被此巨人之巨拳还击所打败。在画作之旁的说明是“中华民族潜在的力量，终于被敌人发掘出来了”。柳濑正梦（1900-1945）是日本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左翼漫画的领导人。他生于爱媛县松山市，小学毕业后离开家乡，15岁到东京学习绘画。16岁时以油画之风景画入选重要的画展，被认为是一位具有天才的画家。不过，他却不愿朝著纯艺术方向发展。出于强烈的正义感，他于第一次大战之后受到革命风潮之影响，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献身于劳工与农民的解放运动。他将全部的精力用来为“大众”画漫画，创作了许多具有战斗力的政治漫画。他曾被捕入狱，也曾遭到禁止绘画的处分。他的漫画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多次被引介到中国的刊物上，并对中国漫画有所影响。1945年5月25日，在东京新宿车站前，因美国飞机之空袭而牺牲，当时才45岁。[43]

上述张文元模仿之原画名为“拔除杂草”，内容如下：

这一幅漫画其实与中国无关。图中戴着大礼帽的人是资本家，穿和服的人是地主，而在前面拔草的人是资本家与地主的手下，被践踏的杂草则比喻劳动者。柳濑正梦相信，这些被奴役的底层的劳动者，最后必将取得胜利。[44] 然而经过张文元之改绘，他将地主、资本家连手的剥削者改为日本军人，而被奴役的劳动者则成为他们在中国内地所挖掘出来的“中华民族”，这一漫画很贴切地表达出当时的国族情感与抗战必胜的信念，以及“中华民族”是被日本人之侵略所激发出来的。

抗战时期因日军之入侵，激发起国人的团结精神，而强调“中华民族”坚忍与强大。然而这种民族主义的昂扬及其表达，不仅受到日本因素如米内山庸夫的论述与改编自柳濑正梦之漫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受到日人的侵略之下自觉地提倡、讨论此一议题。

四、抗战时知识分子有关“中华民族”之讨论：以历史学家为中心

中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知识分子受战事影响纷纷迁移，由北平、天津、山东、湖广等地向西南大后方云南、四川等地集中。在动荡中，这一群知识分子仍坚守岗位，克服环境干扰，从事学术研究。其中许多历史学家的学术研究工作都涉及“中华民族”之议题。此处的“史学”是广义的，包括历史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等。下文分别叙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有关西南边疆之考察，傅斯年、吴文藻（1901-1985）与費孝通（1910-2005）等学者有关“中华民族”之辩论。从这类活动可窥见战争对学术活动之影响，以及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心态。

（一）史语所的边疆调查

中研院史语所成立于1928年，直到1937年的10年间，因大环境的安定，而在考古、语言调查等方面获得不错的发展，尤其是15次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更是傲视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如同国家的10年黄金建设期一般，这是史语所在前期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45] 随着抗战军兴，史语所迁移到云南昆明，停留3年，后因安南被日军攻占，而奉命转移，最后在四川李庄落脚，并在此度过5年。这段时期研究人员饱受山坳酷热、气候潮湿之苦。虽然物质极其匮乏，生活艰难困顿，研究人员却仍勉力继续研究工作，完成学术任务。史语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度过8年抗战，无论是考古、语言与古建筑等方面均有贡献。

此时由于局限于西南边陲，促使对西南边疆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划定了国族边界，另一方面则从少数民族调查开始，将帝国边缘之蛮夷转化为共和国内“少数民族”之国民，并进而建立起“中华民族”之谱系。其中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由芮逸夫（1898-1991）、凌纯声（1902-1981）领军。芮逸夫等人1933年开始从事湘西苗族的调查，搜集了大量的民俗文化资料。1934年因为英国觊觎滇南之矿产，引起当地土司、头人之抵抗，英国遂要求共同勘定国界。1935年至1936年，芮逸夫与凌纯声参与了滇缅南段界务会勘。此事虽没有立即达到共识，然在此过程中搜集了不少田野资料，了解各族群的分布情况。自1939-1940年间，芮逸夫曾到过贵州的大定、花溪等苗区进行调查。1940年芮逸夫又接受国民政府行政院之委托，订定“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将带有污辱性的称谓（如“犬”、“牛”、“羊”偏旁之字眼），改为“人”字之偏旁，“以期泯除界线，团结整个中华民族”。[46]

紧接着在1941年，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合作进行川康调查，芮逸夫、凌纯声等人进入汶川、康定等地，调查“西番”与羌族；1942-1943年，芮逸夫等人又进入川南的叙永进行苗族考察，这一次较长时间停留在苗区，参与并访查许多苗民的生老病死的典礼、参观其生活作息及观看家谱等，发现有些家族的源流可上溯到明朝，辗转迁移至川南。[47] 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家族与民族迁移过程颇有帮助。根据田野调查，1941-1946年间，芮逸夫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华国族”的文章，包括《中华国族解》（1942）[48]、《中华国族的分支及其分布》（1944）[49]、《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订正在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发表之文》（1946）等[50]。在这些文章中他认为民族、国家与国族是三位一体的，而所谓“中华国族”一词即结合了民族与国家，而具有社会、文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综合意涵。他强调“这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民族……综合起来说，它是经过几千年，融合古今来各种不同的族类，及其思想、情感和意志，混凝同化而归于一的”。[51]整体考察芮逸夫的学术工作，他提出界定民族的六项特质准据，包括区位、人种、语言、生业、群居、观念，再描述中国民族各支系上述特质之情况或有无。藉此，他“试图建立一个知识体系，来说明中华民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又如何构成一整体的中华民族”，进而了解其整体结构，再纳入世界民族分类体系。芮逸夫等人所做的西南苗族的田野调查，具有重构华夏边族及其文化之新义。旧帝国时代被统辖非汉的异族，经过近代的“国族边缘再造”后，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一分支，亦即成为具“少数民族”身份之国民，以重新定义中华民族的概念，可说是“华夏工程”的一部分。[52]

（二）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之讨论

傅斯年曾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也是中研院史语所创办者，还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病逝于台湾。他的重要著作之一是《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10月初版）。该书原计划完成五卷，由傅斯年、方壮猷（1902-1970）、徐中舒（1898-1991）、萧一山（1902-1978）、蒋廷黻（1895-1965）五人各以其专业领域写就，依次是傅斯年负责古代的东北史，方壮猷是隋代至元末，徐中舒写明清之东北，萧一山写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蒋廷黻写东北的外交。[53]目前只看到傅斯年的部分，即古代东北史，以及李济（1896-1979）依据各篇内容之稿本所写的英文节略本（Manchuria in History: A Summary With Maps and a Chronological Table, Peking: Peking Union

Bookstore, 1932），[54]其他部分则未能完成或已佚失。[55] 此书的写作动机是傅斯年感慨“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并反驳日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妄说”[56]。本书以考古为骨干，纵论东北古代历史，其主旨在说明东北与中国关系之演变，在历代即与中原及各朝代有语言、文化相连的关系，藉此反驳日本学者所谓东北是大陆政策下的满蒙生命线，或“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国土”等论调[57]。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以考古为主轴缕述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纪史方式，结合了考古、历史地理视角写作地方历史，并与中国历朝之史作经纬相接。此书坚持东北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反驳日本学者之观念，表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之关怀。当时在《申报》上该书之广告声称：该书关于“满蒙为中国领土之科学的与历史的考证……为国难期中国民必不可少之常识”。[58]

此书出版之后国内有四篇书评，第一篇是陳紹箕於1933年初在《大夏周报》上所发表的书评。作者对此书持正面的立场，认为 “傅先生由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反驳日人立说的错误，并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此书对日人来说乃“一当头棒”。他并指出该书最精彩之处是利用各种史料证明东北部落之习俗生活，与中国殷商之神话传说实无二致。他唯一的批评是认为傅斯年接受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谓殷人兴起于东方，而由东至西迁徙。此点与夏、周、秦人由西而东之方向不同，故他认为这一观点

“实属可疑”。最后他则希望中研院能在短期内将其他各卷赶印出版、公诸国人。[59]

第二篇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邵循正（1909-1973）的《评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邵同意该书之主旨“中国有东北之地久矣”，认为此文“就历史之证明，做公允之叙述”。他只对其中一些历史细节、史料根据有所保留。不过他认为如此之学术论述其实于事无补，“欲明东北之为中国领土，最有力之证据，莫如武力收复”。[60]

第三篇书评是出自柳诒征（1880-1956）的学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缪凤林（1899-1959）。此篇书评与上篇书评均刊登于吴宓（1894-1978）主编之《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学术界中的南北之争（也是新文化运动与反新文化运动之争）有关，是南派对北派的抨击。[61] 缪凤林没有就书中之主旨亦即“东北自古属于中国”提出讨论，在这方面他并无质疑。不过，他却指出许多历史方法与史料根据之错误。他说“傅君所著，虽仅寥寥数十页，其缺漏纰谬，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记录”。他所举出的错误包括引证不当、推论错误，又对国内外研究成果“了无所知”。他说：“有关汉代东北史之记载，傅君亦未能尽读”；“书中所引史文，颇多不明文理，不通句读之处”；“综观傅君之书，大抵仅据正史中与东北有关之东夷传……故他纪传中有关东北史事之重重材料，大都缺如，而又好生曲解，好发议论，遂至无往而不表现其缺谬。”在文章的结尾处，缪凤林则以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

1865-1942）、津田左右吉（Tsuda Sōkichi, 1873-1961）等在日俄战争之后开始对于东北、朝鲜“作学术上根本的研究”，获得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日本人的著作虽有缺点，然其“可供吾人指斥者”则远远不如傅著。缪凤林语重心长地指出，中日民族处于“永久斗争之地位”，欲求胜利需与日人相抗衡，而“慎重立言”，写出具有高学术水平之著作，我民族方有前途。[62]

第四篇书评为任职于国立编译馆的史学家郑鹤声（1901-1989）于1933年底所写的书评，《傅斯年等编<东北史纲>初稿》。郑氏亦为柳诒征之学生，他说缪凤林的批评过于激烈，本书评则较为温和，他也认识到此文“含有国际宣传之重要性”。不过他和缪文一样针对傅书的各种“缺漏舛误”提出检讨，因为“不能不严加指摘，以期完善”。他的结论是“就傅君编著之第一卷论之，觉其剪裁议论颇有独到之处，求之于吾国学者论述之东北史书中，尚属少见，洵足以破日人之妄说，而感世人之兴会”。[63]

在日本方面，傅著出版之后也立即有反应。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Yano Jinichi,

1872-1970）于1933年出版了《满洲国历史》一书。矢野一贯主张“满蒙藏非中国本来之领土”，而中国只是“中国本部”，满蒙则是“边疆”[64]。《满洲国历史》一书中第二章驳斥“李顿报告书”所谓“满洲为中国完全之一体；满洲与中国之关系为永久的且本质的”，故满洲应归还中国之见解。矢野认为报告书之基础来自傅斯年与李济，以及调查团成员杨格（Carl Walter Young）的《日本在满洲之特殊地位》（Japan’s Special Position in Manchuri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1）一书。[65]矢野反对这些人所谓“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看法，力主“满洲与中国是全然各别的存在”。他强调满蒙自古即非汉民族居住之所，唐代以后设置都督府，其后各朝之统治均处于与“中国本部”不相同之统治体制。在清朝满洲是封禁地，二十世纪开始才有汉人移入。[66]该书出版之后次年，即由对东北问题十分关心、译有《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田保桥洁著，南京书店1932年版）的王仲廉翻译为中文，刊登于《图书评论》之上。译者表示矢野仁一戴着学者的面具，对中国发出荒谬之言论，而成为日本人侵略中国之根据。他为了“一以供傅氏等参考，一以使国人知日本于使用武力之外，尚有无聊文人为之宣传焉”而翻译此文。他并提醒读者“其所引《东北史纲》及英文节略本之处，颇多随意撮合，以便其驳击者，殊不忠实”。[67]

陈绍箕、邵循正、缪凤林、郑鹤声及王仲廉等人无疑地都赞成傅斯年之主要观点，认为东北为中国之一部份，只是他们认为，对于民族问题之讨论需奠立在扎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傅斯年对于上述的评论，以及矢野仁一的批评似乎并无响应。[68] 然而其著作已被纳入“李顿报告书”而发挥了具体的影响，故对国家已有贡献。

傅斯年对中华民族的看法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并对顾颉刚产生影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提倡“民族自决”的影响，国内一些少数族群颇有“自立”之动因。而九一八事变后，部分满人也以此名义，接受日本的扶植而成立“满洲国”。在20世纪20-40年代，满蒙受日本挑拨，企图以民族自决的名义争取脱离中国独立。这些现象使傅斯年深有感触，他对于两个名词之使用很敏感，一是“民族”，一是“边疆”。当史语所刊行凌纯声《赫哲族研究》〔《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时，傅斯年即力求审慎而主张避免使用“赫哲民族”。[69] 抗战后退居西南，傅斯年对由顾颉刚主编的《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70]， 使用“边疆”为刊名亦颇有意见。加上此报刊登了甘城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时有叛乱情事”，此文令傅斯年与友人“不胜骇怪”。于是他写信给顾颉刚，提醒他谨慎使用“民族”一词，并建议刊物名最好改为“云南”、“地理”、“西南”而不要再用“边疆”。[71]

顾颉刚虽受到傅斯年的批评，然而他对民族的看法其实与傅斯年十分类似。顾于1934年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在《发刊词》即说“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该刊的目的之一即对此谬论从学理上加以驳斥。[72] 1937年1月10日在《申报》“星期论坛”上，顾颉刚曾写《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主张“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73] 1939年1月27日，《中央日报》转载了他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他认为此一词汇源自日本教科书，具有政治目的，使用此词“许多边疆不成中国领土”，故应重视词汇之使用（这也是为了回应矢野仁一所谓“中国仅有中国本部”的观点）。1939年2月13日，他又写了一篇《中华民族是一个》，登于《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开宗明义即说“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该文刊出之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成为人们关注之焦点。[74] 一直到1947年在南京的《西北通讯》创刊时又转载了一次，编者表示“顾先生此文，引证详博，议论正大，为促进民族团结最为有力之作。其热情洋溢，感人尤深”。[75]

顾颉刚撰写此文的近因是受到傅斯年的批评，他在日记中记载“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76] 再则，撰写此文之远因，则是他对此一议题早有关心（他表示此一议题“久蓄我心”）。他在撰写《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就表示，1922年商务印书馆请他编中学历史教科书，他参阅史料而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其他古老的民族都灭亡了，而中国却能支持下去？他的答案是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同化过程之中”，“使常有浅化而强壮的异族血液渗透进来，使衰老民族回复少壮”。七七事变之后，他又前往西北游历，目睹回汉冲突之惨况，“亲身接触到边民受苦的经验”，了解到族群冲突与分裂会让帝国主义国家有机可乘，因而决定撰文，以从事民族心理建设。[77]

此文引起当时云南大学教授也是社会学者吴文藻（1901-1985）的不满，而由其学生费孝通（1910-2005）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投稿《边疆周刊》，提出了类似后来他所大力提倡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他说中国有很多个民族，而这一种因为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并不阻碍大家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费氏又认为“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猺、猓猡皆是民族”。[78] 之后顾又再以万余字的一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回应费孝通的批评。[79]

另一位批评顾颉刚的学者，是维吾尔族历史学家翦伯赞（1898-1968）。1937年5月，翦伯赞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期从事统一战线、理论宣传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的文章刊登在重庆的《中苏文化》之上。这是一个少数在国统区“能公开发表共产党领袖的文章”，又能较为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阵地。[80] 他看了顾颉刚于1939年5月29日在《益世报》“边疆副刊”所发表的《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而提出他的评论。

翦伯赞指出，应“依据具体的客观事实，科学地去理解”民族问题。他认为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不正确，是“大汉民族主义的表现”，“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存在之意义”。他肯定在外患压迫下“团结”有其重要性。但是团结不是“消灭”、“否定”其他民族，而是扶助他们独立自由的发展，从而形成自由、平等之结合。他觉得应该回到孙中山的理论，“以最大的真诚，以兄弟的友爱，以现实的利害，用革命与战斗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把国内各民族真真的团结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夺取中华民族的自由”。

他认为顾颉刚的错误在于将民族与民族意识混淆在一起，认为民族是“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这样一来民族没有物质的基础与客观的存在，只是主观的意识。其次，顾颉刚将民族与国家混同起来。再其次，顾颉刚把民族混合与民族消灭混为一谈。他说顾颉刚所提出“滚雪球理论”，越滚越大，使汉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这种看法只看到外族加入汉族，而没有汉族加入外族。翦伯赞说“民族的混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在混合过程中相互影响。不是所有的外族，一与汉族接触，他便被同化于汉族了”；“一直到今日，在中国的境内除汉族之外还存在着满蒙回藏苗……等少数民族，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总之，他认为应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独立自由发展之权利，各族建立经济和政治上平等的关系，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大团结。[81]

这次笔战双方壁垒清楚。傅与顾虽倡学术自由与学术不应为政治服务，却皆考虑到学术对政治之影响。傅斯年十分同意顾颉刚的观点，他说顾所提出的两个观点，一是“中国本部”这一名词不通；一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惟一之立场”。傅斯年更批评吴文藻在云南设立“民族学会”，“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乃拾“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大谈民族、打击同化、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识，“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 [82]， 可见傅斯年史学思想中的民族主义。至于反对傅、顾“中华民族是一个”之主张者，一为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者，一为翦伯赞等少数民族出身之马克思主义者。此一分歧继续存在，至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而再度爆发争论。蒋接受了傅斯年、顾颉刚以及上述芮逸夫等人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论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又补充了其他观点），而反对者则沿袭了吴、费与翦的看法。

四、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之民族观及其争议

《中国之命运》全书共八章，十万余字。此书为蒋中正所著，一般认为该书由陶希圣执笔，完成初稿，其后由蒋中正修改而成。初版发表于1943年3月，蒋又根据各种建议进行增订，1944年1月出版“增订版”。[83]

日本人对于此书之出版颇为关心，1943年5月1日《读卖报知》上刊登了该书出版之消息，认为此书代表蒋对抗战前途之忧虑，企图藉此“收拾民心”，重振士气[84]。此书的日文翻译本有三部，一本由种村保三郎译，由台北的东宁书局出版（1943年12）；[85]另一本是由共同通讯社东亚部翻译，并附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一文；[86]第三个译本是由波多野干一翻译，日本评论社出版（1946）[87]。英文版也有两部，一部为正式得到授权的版本，由王宠惠（1881-1958）据增订版翻译、林语堂写序，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88]另一部是由一家较小的出版社罗依出版公司（Roy Publishers）出版，由“查飞所编辑，由两位不署名的中国教授”据1943年初版翻译，此一版本则未得到授权。两个版本的出版时间都是1947年。[89]此外还有越南文版，由胡志明翻译。[90]

此书中心思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的本质是国民革命，而国民革命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重点，“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为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国民革命的现阶段，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贯彻。”在民族问题方面也承袭了孙中山的观点，却回避了孙所提出来的“大亚洲主义”的问题。

《中国之命运》一书总结中国的五千年历史演变和儒家文化底蕴，主张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接着又回顾了中国近代史，论述了不平等条约之废除是信仰三民主义的结果，其中又特别提出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抗战。本书严厉批判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指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均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国民革命之完成，有赖中国国民党依据三民主义，实行民族复兴的事业。[91]《中国之命运》是蒋一生政治、社会和文化观念之总结，体现其反共、反帝之建国构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后，在国内外造成极大的影响。当时有人指出：此书是重庆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销行最广的书籍。党政教育机关均规定为工作人员及青年学生的必读书籍，《中央周刊》等官方刊物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并特设奖金以征求青年对该书的读书报告和研究报告”[92]。中共对此也有所回应，毛泽东甚至亲自组织了一场批判行动，把《中国之命运》视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传书”，并攻击蒋介石是“中国的法西斯”。[93]

有关《中国之命运》一书已有不少的研究[94]，本文利用一些一、二手史料讨论该书之中对于“中华民族”的看法及其引发之争议。蒋介石在该书中所阐释之理念是从“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开始讨论。该书初版中提到类似上述顾颉刚等人所述“滚雪球”理论之“同化论”。他说：“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文化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初版，第2页）“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异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广批以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过程里面最为显著的特质与特征”（初版，第5页）。

除了“同化论”之外，蒋介石又加上了“同源论”的民族观。[95]他说：“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初版，第2页）。此一以宗族论为中心的民族观与孙中山的看法也很类似。

由此可见将“同化论”与“同源论”结合在一起，并运用“宗支”、“宗族”的繁衍发展，来解释中华民族的形成，这是蒋介石民族观之特色。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华民族是在“自然”之中成长，“其宗支不断的融合而其人口亦逐渐繁殖，乃至于强大，于是国家的领域亦相随扩张，然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超越其自然成长所要求的界线。”[96]

这样的民族观与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虽有类似之处，然两者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97]。两者类似之处是：一、《中国之命运》吸收了陶希圣对民族之定义，亦即“民族不是人种或种族的偶然的结合。而是依历史的融合过程而构成的永续的共同体。……所以，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过程，由语言，地域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而统一的历史上构成的永续的共同体”（陶著，第96-97页）。其次，陶希圣在讨论周代之发展时强调“宗族”的重要，他说“周室建国……分封异姓功臣和同宗子弟，一方面在同宗宗族内，厉行‘本支百世’的组织；一方面于异性各族间，交互通婚，以组亲戚之网”（ 陶著，第36页）。蒋的书一方面接受了民族为融合而成的观点，又把陶希圣所说的周代宗法封建的政治秩序，如“本支百世”的观念从周人扩大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的民族观其实与蒋介石的看法并不相同。陶认为“中国的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所以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单一的文化”，陶希圣书中不断地谈到中国有“种族”观念，有许多“民族的单位（Ethnic Units）如甘新的回民，川滇的苗猺，外藩的蒙藏”（陶著，页71），彼此之间有“长期民族斗争”（陶著，页108）。其次，陶希圣认为周代宗法只是周族的制度，别族并不实行；宗法只是贵族制度，平民不通用（陶著，页35-6）。他甚至说周代的宗法只是儒家的理论，并非遍行之制度。他也了解到在历史上“华夏和夷戎的接触”，在“种族融合为民族的过程中”，外族往往依附为黄帝或颛顼之子孙，以建立和汉族血源上的联系，然而这是“把宗族的传说来隐蔽种族的差异”。由上述的对照来看，陶著是一种学术观点，蒋著则明显地藉学术表达政治。具体而言，陶希圣大致上可以同意“同化论”，却不赞成“同源论”；同时也应该不会同意蒋介石将同化论与同源论结合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宣称。[98]不过基于政治表态，陶希圣在初版问世之后立刻在《中央周刊》发表心得《读<中国之命运>》一文，认为蒋著“超越往古……立德立言，蔚然大备”。[99]

《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受到中共党人的严厉批判，尤其是蒋所谓“没有国民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论调深具政治意涵，国共双方乃就此议题衍生为一场激烈之论辩。[100]其中广为人知的是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研究室副主任）在《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所写的《评<中国之命运>》。文中对于蒋对“中华民族”的看法提出严厉批判。他说蒋以宗族发展为中心的“民族血统论”，“和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此类理论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侵略全世界的工具。他否认中华民族内之各族都是“文王的孙子”，也否认有婚姻上的联系。他说昭君或文成公主出嫁外族，并没有有使匈奴或藏人成为汉人之“宗支”。因此他说蒋的民族理论违反常识。陈伯达又说蒋所提倡的“单一民族论”其实是提倡一种“大汉族主义”而“欺压国内弱小民族”。最后陈伯达将民族问题转为“阶级”问题，他认为蒋所谓的民族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盗民族为其私有，事实上“民族的主体”是“工农大众”。民族问题的解决是“动员民众，实行民主”，而指导方针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101]

陈伯达之后艾思奇、续范亭等人也发表评论呼应他的看法[102]。这些文章也发行了单行本的小册子。中共的看法立刻遭到国民政府的查禁。1943年12月1日湖北省政府省主席陈诚发布了查禁令，“奸党陈伯达等著‘[评]中国之命运’各书言论反动……诋毁领袖，污蔑中央言论，反动应予查禁”。[103]

汪派人士在看到《中国之命运》之后也有不少的响应。如胡兰成在《新东方杂志》上写《<中国之命运>的批判》。胡兰成批判蒋的民族观是“以独裁主义的全体主义来歪曲历史”。他说：“民族不是自然形成的，是经过征服然后同化”；如果根据蒋的谬论“如五胡乱华之类简直等于不曾发生，而辛亥革命的意义也无从了解”。1945年在他主编的《苦竹》中又刊有敦仁的《<中国之命运>与蒋介石》批判蒋著。[104] 当时汪政府统治区内更直接批判蒋的中华民族观点的文章，是李伯敖在《政治月刊》（上海）上写的《蒋著<中国之命运>的批判》。

李伯敖的真名為惲逸群（1905-1978），當時任職於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負責宣傳與教育、文化的工作。後來經證實他為中共地下黨員，1926年入黨、1942年潛入上海進入日本特務機關為中共收集情報，受潘漢年領導。[105] 此文的主旨在于以下几点：第一，肯定蒋介石在此书中对“共党的罪恶已有深切的认识”，然缺点则为行动上不够坚决，不了解放弃抗战、与日和平为反共的先决条件。第二，肯定蒋介石反对英美帝国主义、自由主义，然自己却“甘供英美帝国主义利用，为它们作牺牲”。第三，肯定蒋介石主张恢复民族固有的德行，故“已有回复到中国的觉醒”，然如不坚决“反共反英美”则无法回复到东方固有的精神。在民族问题上，作者则呼应日本学者的观点从“东亚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论述。他指出蒋介石将民族生存的领域包括东北、台澎与中南半岛，是“大汉族主义的帝国主义”，“有可批评之处”。但是蒋认识到中国传统是以“固有的德行”来维系各族，这是最正确的。他的观点是应“反共”、“亲日”，把“东亚”当作一个单位与“白种人”对抗：

正确地讲，回藏夷蒙等族和汉族的不出于同一血统，和中国日本的区别没有两样。如果我们把东亚民族当作一个单位，以与白种人相对称，则东亚各民族之间，纔真正是大小宗派的关系。但蒋先生又没有回到东亚本位的勇气，所以弄得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没有着落[106]。

以上主要是中共与汪派对《中国之命运》的批评，此外国民党内对此也有一些正反面的意见。蒋对于上述各种批评应了然于心。1943年三月初《中国之命运》初版发行之后，他立即阅读，“晚以《中国之命运》正版印就出书，乃即阅读第一与第二各章，不忍掩卷，直至十一时方睡”，[107]“上、下午皆审阅《中国之命运》全书，至晚间方完”，[108] 对于此书他“颇觉自得”。[109] 同时，他命令“各级学校机关皆限期检讨《中国之命运》后，提出报告”、“令各高级将领检讨《中国之命运》”、“令中心小学与中学，每班必备《中国之命运》”。[110] 他在1943年4月底就因受到各方面的回馈，着手修改初版之文字。根据蒋的日记：

昨日下午修正《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第五节后，召见工业会员。（《蒋中正日记》1943年4月29日）

修正《中国之命运》第一章，关于民族问题引征尚嫌不足也。（《蒋中正日记》1943年4月30日）

正午接妻电……下午修正《中国之命运》。（《蒋中正日记》1943年5月18日）

上午校阅《中国之命运》第五章，午后校阅第二章。（《蒋中正日记》  1943年5月19日）

《中国之命运》校阅完毕。（《蒋中正日记》1943年5月23日）

此后蒋仍陆续修订，10月3、4日时他看到中共对此书之批评。日记中写到：“下午看共匪所评论之中国命运小册，不足为异，毫无理论根据决不能煽动阅者对中国命运本书之信心”、“看共匪对《中国之命运》之评论小册完，毫无动心，此种横逆与诬蔑之来，今则视同无物矣！”至1943年12月11日蒋结束增订，将稿子付印，1944年1月1日发行增订版。

如果比较初版与增订版文字上的变动，可以看出蒋介石还是针对外界所疑虑的“汉族中心主义”提出修正，不过此一修正只是语气程度上的微调，并非主旨之变更。这方面娄品贵的著作中已经指出两书在第2页“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一段的内容改动很大，增加了民族起源及各族关系的论述。例如原文是“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1943年3月初版，第2页），改为“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然而五千年来，他们彼此之间，随接触机会之多，与迁徙往复之繁，乃不断相与融合成为一个民族”。（1944年1月增订版，第2页）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文字更动。例如，蒋将“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改为“融合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从“同化”改为“扶持”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娄品贵并指出这很可能主要是根据当时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建议。[111]

娄文没有注意到的另一个增订是在“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一段的最后，蒋增加了一段，强调“同源论”，并认为“五族”的区分不是“人种血系的不同”，而是“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差异”。以下是新版增添之文字：

在此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各宗族往往在文化交融之际，各回溯其世系而发见其同源。即如蒙古是匈奴的后裔，而《史记》、《汉书》考其远祖实出于夏后氏。东北女真与西藏的吐蕃，是鲜卑的子孙，而《晋书》《魏书》考其远祖皆出于黄帝轩辕氏，我们再稽考周书、辽史、及文献通考以为推求，则今日之满族与藏族及由此流衍而来。至于今日之所谓回族，其实大多数皆为汉族信仰“伊斯兰”教之回教徒，故汉回之间其实只有宗教信仰之分，与生活习惯之别而已。总之，我们各宗族，实同为一个民族，亦且为一个体系之一个种族。……这是我中华民国全国同胞不可不彻底了解的。（增订版，第8-9页）[112]

除了此处之差异之外，两个版本还有许多的不同，主要都是将书中原来谈到“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的“同化”二字改为“融化”（增订版，第4页）或改为“融和”（增订版，第10页）。其次在维系各宗族情感方面，原为以德行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特性”，改为“协和各宗族固有的特性”（增订版页7）。四邻各宗族入据中原之后“感受同化”，改为“同受融化”（增订版，第7页）。西藏在初版说“其向化亦超过一千三百年以上”（初版，第8页），增订版改为“其融化亦超过一千三百年以上”（增订版，第8页）。由“同”改为“融”以略为松动强烈汉族中心主义的印象。

不过即使有这些更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的民族观，如吴启讷所述，可以称为“中华民族宗族论”。吴启讷指出：“从孙中山版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国族主义，到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都是汉民族主义与‘五族共和’间的妥协性产物。以地方自治涵括民族自治，也是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角度，压制可能对汉人统治和国土完整构成挑战之非汉人民族主义政治主张的妥协性措施。中华民族宗族论和中华民国地方自治背后的意图，都是试图仿照美利坚民族，塑造以汉文化体系为核心的，具高度同构型的中华民族；都是寻求透过掩饰境内族群间的差异，达到消弭族群间的差异之政治目标”。[113] 这是很中肯的论断。

五、结论

本文描述了抗战时期中国朝野有关中华民族之讨论。笔者指出20世纪30-40年代有关此议题之讨论，是因应日本侵略中国而引发。因此，笔者先追溯日本学界对此议题的讨论，以及部分日方观念如何透过翻译而引介到中文世界，并激发了国人之民族情绪与民族自信心。其次，再厘清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其中傅斯年与顾颉刚是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提出东北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最具影响力；芮逸夫有关“中华国族”与“少数民族”的看法与他们的观点也相互配合。然而傅与顾亦引发了吴文藻、费孝通与中共党员、维吾尔族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反驳，至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民族议题，又再度引发争议。蒋的观念一方面与顾颉刚的“滚雪球”理论相类似，另一方面亦受到陶希圣的影响。然而，他将“同化论”与“同源论”结合成的“中华民族宗族论”无疑地是他本身之见解。此书引起来自中共与汪派的批评，前者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立论，企图以阶级与民主来取代民族；后者则呼应日本的“东亚民族主义”。总之，抗战时期有关中华民族之讨论，其主旨在寻求国人之“团结”，而结果却是引发出“不团结”。换言之，此一讨论的背后，仍是蒋汪内部与国共之分歧及权力的斗争。然而不容忽略的是，“中华民族”观念所造成之凝聚性，仍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团结人心以共赴国难。诚如日本学者所述，中日之间的战争是日本民族主义或“东亚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对冲，或说“大和魂”与“中国魂”的冲突。而中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之一是“民族主义再发现”。然而“再发现”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同观点则成为引发日后各种政治、族群争议的重要原因。（完）

[1] 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国新报》月刊第5号，1907年5月，第15-17页。亦参见吴启讷，《中华民族宗族论与中华民国的边疆自治实践》，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一册）：领袖的淬炼》，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3年版，第164-165页。

[2] 孙中山，《三民主义》，收入黄克武、潘光哲主编，《十种影响中华民国建立的书刊》（第10册），台北：文景书局2013年版，第62页。

[3] 孙中山，《在神户各团体欢迎宴会的演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0-413页。

[4] 如黄兴涛、郑大华有关“中华民族”的相关著作。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收入许纪霖编选，《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227页。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4页。最近的一篇相关研究是葛兆光，《纳‘四裔’入‘中华’？——1920-1930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台北，《思想》第27期，2014年12月，第1-57页。

[5] 一个典型的观点是赛珍珠（Pearl S.Buck, 1892-1973）在1944年所说的，“日本使中国的军阀，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三者团结起来了。中国人是不由外国受到再难忍受的程度的威胁绝不能团结的民族”。赛珍珠（野雀译），《中日事变与中日的国民性》，《敦邻》第1卷第1期(北平)，1944年1月，第44页。

[6] 本节之内容受到户部良一教授的《日本人如何理解日中战争，1937-1941》一文之启发，不敢掠美。Tobe Ryoichi, “How Japanese People Understoo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41”收入吕芳上主编，《战争的历史与记忆1：和与战》，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9-41页。笔者依循他的思路，又补充了一些原始史料。

[7] 王一之在1939年所写的《中国民族主义之本质及其发展过程》是很好的代表。他说，从“九一八”到“七七”，“中国人民认清了日本是中国的唯一的敌人，中国民族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不能生存的。所以才由九一八的炮声唤醒了沉睡的中华儿女；由七七的炮声，燃起了中华民族主义的火焰”。王一之：《中国民族主义之本质及其发展过程》，《新政治月刊》第1卷第5期（重庆），1939年2月，第42-45页。

[8] Tobe Ryoichi, “How Japanese People

Understoo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41,” p. 10.

[9] 有关此一议题研究成果不少，许多旅行的见闻录都认为中国人保守、落后、肮脏、不卫生、身体衰弱（吸食鸦片所致）等。Che-chia Chang, “Health and Hygiene

in Late Qing China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Japanese Travelers,” in Pei-yin

Lin and Weipin Tsai （eds.）, Print, Profit and Perception: Ideas,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Chinese Societies, 1859-1949 (Leiden: Brill,

2014), pp. 40-63.

[10] 大谷孝太郎，《事变と支那民族の世界观》，《外交时报》（832号）1939年8月1日，第1-23页。

[11] 兼井鴻臣，《赤裸の日華人》，東京，人文阁1942年版，第21、26-27、51-52页。这一点与蒋介石于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的论点完全一致。

[12] 米內山庸夫：《日支两民族の对峙》，《外交时报》（788号）1937年10月1日，第30-46页以及《南京政府の将来》，《中央公論》（12月号）1937年12月，第116-124页。

[13] 芦沟桥事变之后，有些日本“中国通”轻视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提出“对支一击论”，认为只要日本坚决出兵，中国人将如以往一样不战而屈服。后来中国人顽强抗战，证明此一观点是错误的。户部良一：《日本军人的蒋介石观》，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一册）：领袖的淬炼》，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3年版，第140-141页。

[14] 和田耕作：《長期战の特质と大陆政策の方向》，《中央公论》（第53年7月号）1938年7月，第27-35页。

[15] 尾崎秀实：《“東亚协同体”の理念とその成立の客观的基础》，《中央公论》（第54年1月号）1939年1月，第4-18页。

[16]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5》，東京みすず书房，1966年版，第353页以及户部良一：《日本军人的蒋介石观》，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一册）：领袖的淬炼》，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3年版，第150页。

[17]《政府公报》（第4128号）1927年10月21日，第4页。

[18]《米內山领事，笔祸で辞意》，《朝日新闻》（朝刊）1940年3月1日。

[19] 中村亚希子：《米内山庸夫コレクションの瓦》，《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养学部 美术博物馆资料集4：米内山庸夫コレクション（瓦）》，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美术博物馆2010年版，第7页。

[20] 米內山庸夫：《事变处理の基调》，《外交时报》（844号）1940年2月1日，第1-17页。

[21] 伊藤信哉：《解题》，伊藤信哉编：《外交时报总目次・执笔者索引 战前编》，日本图书センター2008年版，第5-6页。

[22] 臼井胜美编：《斋藤隆夫代议士质问演说速记（昭和十五年二月二日）》，《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5》，東京，みすず书房1966年版，第336-348页。其要点有五：第一，质疑近卫声明等观点是否是事变处理的最妥善的方法。第二，所谓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内容，究竟为何？第三，世界战争史说明，东亚和平才能带来世界和平。第四，对新建的中国政权（汪精卫政权）的几个疑问。第五，论事变以来政府的责任，以及对现内阁的警告等。

[23]《米內山领事，笔祸で词意》，《朝日新闻》（朝刊）1940年3月1日；《米内山氏依愿免官》，《朝日新闻》（夕刊）1940年3月2日。米内山辞职后仍任职于外务省，担任调查局第二课“嘱托”。见《解明される支那　血渗む学徒の踏査を基础に尨大な编纂计画进む》，《朝日新闻》（夕刊）1940年11月19日；《半生の支那研究 あたら灰烬に 再起する老笃学者 外务省出火余闻》，《朝日新闻》（夕刊）1942年2月20日；《重庆が赖みの谷仓、陥つ　常徳は蒋军蠢动の大动脉〉，《朝日新闻》（朝刊）1943年12月5日。

[24]《申报》1940年3月4日，第4版。

[25] 运公，〈日本议会逐出斋藤隆夫〉，《东方杂志》（第37卷第7号）1940年4月1日，第42-43页。仲颐：《所谓斋藤隆夫事件》，《时与潮》（第5卷第3期）1940年3月，第4-5页。

[26] 米内山庸夫：《世界各国著名杂志论文摘要：事变处理的基调》，《东方杂志》（第37卷第6号）1940年3月16日，第48-49页。

[27] 米内山庸夫著、青园译：《中国事变处理之基调》，《建国旬刊》1940年第7期，第11-14页。

[28] 有关樊仲云之生平，请参考蔡登山：《政论家樊仲云的人间蒸发》，《叛国者与“亲日”文人》，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版，第371-387页。

[29] 朱朴：《记蔚蓝书店》，《古今半月刊》第13期，1942年12月16日，第19-20页。蔡登山：《文史杂志的尤物——朱朴与<古今>及其他》，蔡登山主编：《古今（一）》，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iv页。

[30] 米内山庸夫著，周景译：《事变之基调(下期续完)》，《国际周报》(香港)1940年第9期，1940年3月，第9-11页。米内山庸夫著、周景译：《事变之基调(续完)》，《国际周报》(香港) 1940年第10期，1940年3月，第17-20页。

[31] 米內山庸夫：〈世界の大勢と日支兩民族〉，《東洋》（第44年5月號），1941年5月，第9-20页。

[32] “中日文化协会”是汪精卫政府成立的文化机构。1940年7月28日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和日本驻国民政府大使阿部信行出席了成立会议，并担任名誉理事长，褚民谊任理事长，陈群、江亢虎、林柏生等14人为理事，陈公博、梁鸿志、周佛海、津田静枝、儿玉谦次等15人为名誉理事，傅式说为总干事。该协会成立之经纬，可参考罗君强：《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33] 林柏生：《卷首语》，《译丛》（第1卷第1期），1941年2月，第3页。

[34] 米内山庸夫：《世界之大势与中日两民族》，《译丛》（第1卷第5期），1941年6月，第35-40页。

[35] 米內山庸夫：《支那民族の將來》，《外交时报》914号，1943年1月1日，第105-120页。

[36] 天孙译，米内山庸夫著：《中国民族的将来》，《新流》（南京）第1卷第2期，1943年2月，第9-11页。

[37] 依山：《卷头语》，《新流》第1卷第3期，1943年3月，第2页。

[38] 米内山庸夫著，坚瓯译：《敌人论中华民族的将来》，《中央周刊》第5卷第33期，1943年3月，第151-158页。

[39] 陈克文著，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 1937-1952》，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738页。文中之友人敦偉為羅敦偉（1897-1964），经济学者，著有《五十年回忆录》；衡夫為陳祖平（1904-？），陈立夫之堂兄弟。两人当时均任职于行政院，与陈克文为同事。

[40] 米內山庸夫：〈興亞院の設立我對支政策〉，《外交時報》（819號）1939年1月15日，第1-13頁。

[41] 汪子美：《编后记》，《抗战画刊》（桂林）第21期，1938年10月，第22页。

[42] 张文元（改作）：《中华民族潜在的力量，终于被敌人发掘了出来》，《抗战画刊》第26期，1939年1月，第13页；《抗建三日刊》第12期，1939年7月，第6页。

[43] 松山文雄：《漫画学校》，东京：大雅堂1950年版，第154-159页。

[44] 松山文雄：《漫画学校》，东京：大雅堂1950年版，第154-159页。

[45] 《本所简史》，收录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http://www2.ihp.sinica.edu.tw/intro1.php?TM=2&M=1，2015年5月20日。

[46] 这是国民政府于1940年9月18日所发《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中的用语。收入芮逸夫：《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2卷第2期（1、2合刊），1941年。此文收入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版，第73-117页。引文见第95页。

[47] 王明珂：《简介芮逸夫先生》，《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194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0年版，第VI-IX页。

[48] 芮逸夫：《中华国族解》，《人文科学学报》第1卷第2期，1942年，第133-139页。作者注记此文完成于1942年6月12。

[49] 芮逸夫：《中华国族的分支及其分布》，《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民族学会，四川成都，1944年，第3-13页。

[50] 芮逸夫：《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订正在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发表之文》，《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期，1946年，第29-40页。

[51] 芮逸夫：《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订正在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发表之文》，《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期，1946年，第30-32页。

[52] 王明珂：《简介芮逸夫先生》，《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194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0年版，第IV页；王明珂：《寻访凌纯声、芮逸夫两先生的足迹：史语所早期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的回顾》，《古今论衡》第18期，2008年10月，第31页；谢世忠：《国族论述：中国与北东南亚的场域》，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61页。

[53] 傅斯年：《告白》，傅斯年等著、傅斯年编：《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版，无页码。

[54] 此一英文版是为了控诉日本侵略东北而提交的部分资料，全部材料由顾维钧总纂，交“李顿调查团”。叶碧玲：《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之驳斥——以<东北史纲>第一卷为中心之探讨》，《国史馆学术集刊》第11期，2007年，第120页。

[55] 其中徐中舒所撰《明清之东北》之一部分残馀之手稿影本，由其孙子徐亮工捐给史语所，刊于《古今论衡》之上。徐中舒，《东三省之封禁（东北史纲选）》，《古今论衡》第12期，2005年3月，第123-135页。有关东北史纲各卷出版状况，以及未能出版之原因分析，请参见徐亮工为上述文章所写的“校后记”，上引文第134-135页。

[56] 傅斯年：《引语》，傅斯年等著、傅斯年编：《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第1页。

[57] 傅斯年：《引语》，傅斯年等著、傅斯年编：《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第1页。参见叶碧玲：《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之驳斥——以<东北史纲>第一卷为中心之探讨》，《国史馆学术集刊》第11期,2007年，第105-142页。

[58]《申报》，1933年3月18日，第7版。

[59] 陈绍箕：《书评：东北史纲初稿》，《大夏周刊》（上海）第9卷第17期，1933年，第349-350页。

[60] 邵循正：《评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大公报》1933年5月1日，第11版。

[61] 参见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收入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01页。

[62] 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大公报》1933 年6月12日、6月19日、6月26日、7月3日、7月31日、9月4日、9月25日，第11版。

[63] 郑鹤声：《傅斯年等编东北史纲初稿》，《图书评论》第1卷第11期，1933年，第7-18页。

[64] 矢野仁一：《满蒙藏は支那本來の领土に非る论》，《外交时报》第412号，1922年 1月1日，第56-70页。有关矢野的经历，如参与晚清教育改革、满洲国与出任大亚细亚协会副会长等，可参考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第502页。

[65] 此书立刻被译为日文，シー・ウオルター・ヤング ：《满洲に于ける日本の特殊地位》，东京：拓务大臣官房文书课1932年版。

[66] 矢野仁一：《满洲国历史》，东京：目黑书店1933年版。

[67] 王仲廉译：《傅斯年等编着东北史纲在日本所生之影响》，《图书评论》第2卷第8期，1934年，第95页。

[68] 他的学生陈磐为他辩护。陈磐说：“东北事变，大局震荡，孟真师忧心如焚，百忙中而有《东北史纲》之作。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数据，来证明东北原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这种史学方法和史识，是最现代的、科学的。但书出版以后，颇受人批评。其实这书的间架轮廓，非高手不能辨。批评的人从细枝末节着眼，当然不无话可说。但是能批评的人，却不一定就能搭起这样的间架，描绘出这样的轮廓”。陈磐：《怀故恩师傅孟真先生有述》，《新时代》第3卷第3期，1963年，第14页。王汎森在傅斯年档案中发现傅斯年曾计画 “答缪凤林等评《东北史纲》”。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第504页。

[69] 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1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版，第953页；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时代追忆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49页。

[70] 《益世报》于1915年创刊于天津，1937年因战乱停刊，1938年在云南复刊，后迁至重庆，可惜因其创办人雷鸣远神父过世，于1940年结束。1938年在云南复刊时，顾颉刚将副刊名定为《边疆周刊》，12月15日作发刊词，12月19日出第一期。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73页；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宋稚青：《雷鸣远神父与天津益世报》，《神学论集》，第87期，1991年4月，第49-62页。

[71]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时代追忆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页150。

[72] 顾颉刚：《发刊词》，《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2月，第2页。

[73]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1937年1月10日，第7版。

5 日前得李梦瑛书，悉《西京平报》亦转载，想不到此二文乃如此引人注意。又得万章信，悉广东某报亦载。”（1939年4月15日）

[75]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南京)第1期，1947年，第3-7页。

[76]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1939年2月7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97页。

[77] 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南京)第2期，1947年，第1-3页。

[78] 这是傅斯年对他的观点之转述，傅斯年说吴文藻与费孝通“一切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傅斯年：《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939年7月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版，第1015页。

[79]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第148-152页；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四Ｏ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4-1061页。

[80] 此一杂志从1936年至1949年，宗旨为促进中苏文化交流。会长原为孙科，1940年改组之后中共成为主导力量。由郭沫若任研究委员会主任，王昆仑任杂志委员会主任，侯外庐与翦伯赞为副主任。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版，第92-95页。

[81]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第6卷第1期，1940年，第27-33页。

[82] 傅斯年：《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939年7月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版，第1014-1016页。

[83]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3月初版。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4年1月增订版。

[84] 〈民心収拾に躍起　蒋、抗戦陣の動揺に狼狽〉，《讀賣報知》（夕刊）1943年5月1日，第1页。

[85] 蒋中正著，种村保三郎译：《中國の運命》，台北：东宁书局1945年版。

[86] 〈［広告］中国の運命・付新民主主義／ユマニテ社〉，《讀賣報知》（朝刊）1946年1月1日，頁2。

[87] 蒋中正著，波多野乾一译，《中國の命運》，东京：日本评论社1946年版。

[88] Chiang Kai-Shek,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Wang Chung-Hui;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in Yutang, China's Destin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47).

[89] 章麟译，爱德华罗卜（Edward Rohbough）著：《“中国之命运”在美国的出版竞赛》，《文萃》第2年第21期，1947年，第24-25页；未名：《中国之命运在美国》，《群众》（香港版）第6期，1947年，第6-12页；Chiang, Kai-shek, China's

Destiny & Chinese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47).最近，Brill又将此书再版(Leiden: Brill, 2012)。查飞的英文名字是Philip Jaffe。

[90]《文化消息》，《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第1号，1947年，第57页。

[91] 这是汪政府统治区域内一位作者对于此书的观察，下文会再做分析。李伯敖：《蒋著<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政治月刊》（上海）第7卷第5期，1944年，第3页。

[92] 李伯敖：《蒋著<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政治月刊》（上海）第7卷第5期，1944年，第2页。

[93] 陈进金：《现代中国的建构：蒋介石及其<中国之命运>》，《国史馆馆刊》第42期,2014年，第31页。

[94] 如李杨：《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第39-51页；李杨：《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新解》，《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第13期，第44-46页。

[95] “同源论”是民初以来及很流行的一个理论，参见娄贵品：《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华民族”论述》，《二十一世纪》（香港）第131期，2012年6月，第69-70页。

[96]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版。

[97]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台北：食货出版社1972年版。此书为1929年上海初版。本书之主要观点在解答“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陶希圣否认当时所谓“封建社会”（中共干部派，即斯大林派）或“资本主义社会”（中共反对派，及托洛斯基派）等两种主张，提出“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崩坏而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的社会”。见陶希圣：《台湾版校后记》，《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台北：食货出版社1972年版，第157页。

[98] 娄贵品的观察是正确的，书中中华民族同源论的主张与陶希圣的观点“差异明显”。不过他认为“同源论”在初版之时不存在，在增订版之中才出现的。此一观点有待商榷。再者，他认为陶希圣至1938年的《中华民族战史》中观念有所改变，已经认为中华民族是“单一的民族”。娄贵品：《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华民族”论述》，《二十一世纪》（香港）第131期，2012年6月，第67页。

[99] 陶希圣：《读<中国之命运>》，《中央周刊》第5卷第33期，1943年，第1页。

[100] 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84-98页。

[101]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1、3、4版。俄国学者潘佐夫将蒋中正《中国之命运》中的新权威主义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视为抗战时两种追求社会进步之典范。Alexander V. Pantsov, “Mao Zedong’s ‘New Democracy’ and Chiang

Kai-shek’s ‘New Authoritarianism’: Two Paradigms of Social Progres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收入吕芳上主编：《战争的历史与记忆1：和与战》，第321-340页。

[102] 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最早发表在1939年8月11日的《解放日报》，他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宣传唯心论的哲学，就因为他们需要把一切道理加以颠倒，而唯心论正符合了他们的需要”。“《中国之命运》宣传的是反理性的唯心论哲学，是极端有害的愚民哲学，是为了藉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此文收入艾思奇等：《论中国之命运》（出版地不详：晓光社1946年版，第1-24页）续范亭：《感言》，《解放日报》1943年8月16日，第1、2版。他的观点与艾思奇类似，认为蒋“完全是以唯心论、主观主义、自私自利、独裁梦想的个人英雄主义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第1版）。

[103]《湖北省政府公报》第492期，1944年，第34页。

[104] 胡兰成：《<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新东方杂志》第9卷第2期，1944年，第7页。敦仁：《<中国之命运>与蒋介石》，《苦竹》第3期，1945年，第9-20页。

[105] 韓文寧：《惲逸群在“岩井公館”的日子》，崔廣懷主編，《世紀風采》增刊，《世紀風采創刊10周年紀念專集1994-2004》，2004年1月，第281頁。茹予我、聞繼衷：《戰士的風骨——記惲逸群》，陸炳炎主編，《惲逸群同志紀念文集》，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90頁。

[106] 李伯敖：《蒋著<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政治月刊》（上海），第7卷第5期，1944年，第2-27页。

[107] 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蔣中正日記》1943/3/5。

[108] 《蔣中正日記》1943/3/6。

[109] 蒋介石日记记载：“晚餐后听读《中国之命运》广播，颇觉自得”。《蒋中正日记》1943/4/2（出处）。

[110] 《蔣中正日記》1943/3/20、1943/3/30、1943/3/31。

[111] 娄贵品：《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华民族”论述》，《二十一世纪》（香港），第131期，2012年6月，第68页。

[112] 最早注意到《中国之命运》初版与增订版文字差异的是当时的一位读者，参见澄性：《“中国之命运”增订点之介绍与认识》，《安徽青年》第4卷第1、2期，1944年，第9-12页。有关“中华民族”的部分，作者注意到第2、13段两处修改。在比对两个版本的差异之后，他指出“团长这部著作，经此修订，更臻完美之璧，益显其意义之重大”，但同时他也郑重地引用陈布雷的话说“文字上间有修订或校正之处，但于全书意旨，均无改易”（第12页）。

[113] 吴启讷：《中华民族宗族论与中华民国的边疆自治实践》，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一册）：领袖的淬炼》，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3年版，第211页。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