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共识网邀请我参加此次沙龙，使我有机会当面聆听并请教李侃如先生关于中美关系的宏论。我们知道，美国活跃着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国通”，他们的汉语水平、对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理解力以及与中国精英层的正式/非正式交往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这是美国整体战略水平的重要支柱。李侃如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近期更是出版了中英文版本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这是与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缉思先生的合著，这也开创了中美战略联合研究的典范。我是认真地拜读了这本书，同时也有幸在今天现场聆听李侃如先生的补充性分析与解释，对中美关系战略层面的认知有所深化。我的发言主题是“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中美合作治理”，我将围绕该书呈现的战略视角以及我自身关于世界历史走向的有关思考展开。
首先来看看这本书。“战略互疑”是该书的关键词，我承认这是对中美关系战略现状的准确评估。尽管两国高层都曾在重要场合表达对“战略互信”的期许，但“战略互疑”无疑是不变的底色与背景。书中对中美在经济、政治、区域安全、国际事务等诸多方面的“互疑”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我觉得切中要害，有关建议也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尽管尚未涉及具体的政策设计。不过，我认为李侃如先生（或以其为代表）对中国的战略分析存在一定的失察之处，这可能导致美国精英对中国整体走向的误判。第一，中国当代精英在“大国崛起”背景之下产生了两种关于“中国自主性”的强烈诉求，一种是诉诸儒家文化与制度原理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有进一步拓展为“儒家宪政主义”的，该路径强烈要求通过合理引入传统文化来为中国的现代大转型提供文明正当性基础和正当制约前提，第二种是诉诸中国近现代转型史的“革命—改革”整体叙事，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梦”等不同形式展现。这两种“自主性”路径根源于中国深厚的文明传统和史歌般的现代经验，从而与国内部分精英主张的、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规范转型论形成制约竞争态势，但李侃如先生的分析尤其是政治与文化分析欠缺这样一种结构性认知，对中国重构文化与政治合法性的资源与路径缺乏具有更新意义的理解。为调和多重合法性资源的规范性张力，中国有学者提出“通三统”之说，尽管尚无确切理论结晶，但其问题意识和思想方法论确实值得中美战略分析人士高度关注。第二，战略对话中的不平等预设与中国大国崛起背后的民族主义合理表达之间的张力问题。与上述合法性资源复杂化有关，美国对中国“民族主义”之合理表达缺乏“同情之理解”，其历史想象大体定格于“义和团”形象，国内精英学者对民族主义的理论挞伐正好配合并放纵了美国学者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战略性判断。然而，中国百余年来的“受害者情结”以及改革以来大国崛起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却需要适当的理解和安慰，缺乏这一层面的尊重，就会误解中国人自我团结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意志。美国通过“宪法爱国主义”建立了一个高度理性化的宪政国家，而中国之政治维系与团结依然需要长期依靠适度的“民族主义”。因此，如果美国学者认为只需要根据自身的经验在民主与人权层面给予中国期待和尊重就足够了，那么很可能造成两国深层政治文化心理的隔膜。第三，遏制优先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进一步损害了中美合作治理的单薄共识，比如美国曾希望中国在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麻烦地区承担责任，但却不愿意中国在东亚家门口承担责任，这使得中国无法建立对“合作治理”的真诚信任。第四，对于美国冷战时期为中国主权统一乃至于中美合作治理造成的麻烦与障碍缺乏历史反思和现实矫正措施，比如美国将钓鱼岛移交日本管理，以及美国继续对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这可视为美国对中美关系中冷战负资产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其次，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战略思考与布局应具有真正的世界历史意识，不能落入文化上的自负和政治上的自满，应通过进一步学习美国国际化的经验而补充中国自身国际化经验与理论的欠缺。在《中美战略互疑》中，王缉思先生表现了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灵活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娴熟以及对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在把握，但却没有表现出一种真正的世界历史意识，也没有进一步追问美国是如何取得西方文明代表权的，其分析更多集中于经验性、当代性和技术性层面。我认为在中美关系的宏观面，中国人必须进一步追问：美国是如何从西方文明的流放者成长为西方文明的代表者的？今天的中美合作必须是世界历史视野下的，而不是细枝末节的。我所在的北航高研院曾在去年12月份举办过“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思想峰会（研讨成果全文刊发于《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倡议者之一姚中秋教授具有儒家思想背景和现实关怀。此次峰会集中讨论了中国国际化的文明论基础与制度化路径问题。我认为这是真正的战略性思考，但同时也认为这一思考尚在文化与历史的脉络中进行正当性申述，而未能成就一种堪与西方文明整体框架相竞争或相补充的成熟体系。我在那次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崛起经验的学习与理解还很不够，需要真正的世界历史层次的认知，需要对原理而非技术的成熟模仿。因此，“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之自我理解需要以对“世界历史的美国时刻”之深刻理解为前提。那么，什么是“世界历史的美国时刻”呢？这是通过英美的长期接力呈现出来的。首先是以“日不落帝国”形式呈现出来的“世界历史的英国时刻”，这是一种殖民帝国的世界模式，这一模式并不完备，因而也未能持久。其次是以1787年的联邦党人主义、1823年的门罗主义和1917年的威尔逊主义所代表的，综合了英吉利海峡两岸文明要素的，循着民族国家世界化方向进展的，分别经历了“民族国家时刻”、“地区时刻”和“世界时刻”的美帝国，呈现的是一种真正的“文明帝国”与“世界历史的美国时刻”。“美国时刻”有着深刻的欧洲根源，在某种意义上是欧洲历史辩证综合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尽管黑格尔关于德意志民族的实践期许落空了，德国时刻并未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时刻，但在哲学意义上却并未落空，美国时刻是其更为恰当的历史显现。美国时刻具体而言不是一个时刻，而是前后相续的三个接力性时刻。这三个时刻大体应合了现代世界历史的三个颇具扩展性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民族国家时刻”：以博丹—霍布斯的主权理论为秩序基础，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国际法框架，以洛克的自然权利说为价值内核，以1787年宪法为载道之肉身，美国革命以其联邦党人式的“自由选择”和“深思熟虑”而建构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民族国家，创建了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宪政秩序。1787年宪法是欧洲早期现代历史的一个总结，是秩序思维与自由取向的精致结合。与此相比，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在国家理性层面稍逊，而法国的雅各宾党人则过于激进地追求民主与积极自由，因而都难以形成相对完备的现代民族国家。第二个层次是“地区时刻”：以美国人对美洲的政治自觉为精神前提，以美国总统门罗在1823年的宣言为实践指南，所反映的是美国在初步建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对文明秩序扩展模式的积极想象。这一层次曾经启发了一百年后的德国思想家施米特，但后者并未坚持到底。如果美国固守1787年的民族国家原则，不将世界历史的“民族国家时刻”适度扩展为一种“地区时刻”，则它就不可能领导美洲并走出美洲，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第三个层次是“世界时刻”：也就是美国时刻的世界化，使得世界历史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以美国标准为标准，这一层次肇始于19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调停各国对华政策时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框架，初步成熟于1917年的威尔逊主义，这一主义包含了民族自决、国际联盟等新世界秩序的核心原则，美国以新世界立法者的姿态按照自己过去的民族国家经验来拆解传统世界的主要帝国并塑造新的民族国家，从而使得新世界始终在思想与战略的高度低于并滞后于美国的发展程度。魏玛德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的这一世界立法行为的结果。尽管一战后的世界格局仍由英法这样的传统殖民帝国把持，但这并不能阻止美国关于新世界立法的有效性，这一有效性在二战及其战后秩序的安排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可见，如果没有门罗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两个世纪的接力，美国一直固守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它是不可能承载世界历史，开创“世界历史的美国时刻”的。总之，成熟的中国战略观应具有上述三个基本层次的思想运筹，在自主性与模仿性之间形成一种相对于美国的后发、综合、比较优势。所谓合作治理应是战略身份平等基础上的负责任的合作，不能让中国在“机械模仿”中始终作为一个二流的“尾随者国度”，更不能让中国仅仅成为美国全球秩序维系中的“警察部队”甚至“城管队伍”。中国的现代战略成熟需要通过对美国崛起史的深刻还原来获得，在这方面，中国的战略学者还有许多功课要做。在这些功课基本合格之后，中美战略对话与合作治理才可能更加平等，更具实质性和建设性。
再次，回到东亚，东亚是中国国际化接力的区域层次，也是中美合作治理的试金石。就像中国足球一样，中国如果不能顺利走出亚洲，就不能走向世界。在去年会议上我提出中国国际化的“门罗主义问题”时，施展博士曾来信质疑，认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具有全球影响，因此可以跳过门罗时刻直接进行世界主义的战略规划。我在回信中表示，由于世界历史在当下的复杂性，中国确实无法像美国那样从容规划走向世界，确实需要三管齐下，但在逻辑上还是存在一个门罗时刻问题，存在一种中国作为东亚秩序表达者和维持者的时刻，如果匆匆国际化，根基不稳，很可能遭遇重大挫折。在中国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东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其核心性超越美国，同时也是对中国构成真正的战略性挑战的区域：第一，东亚秩序事关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典型问题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乃至于台湾问题；第二，东亚秩序事关中国文明的区域辐射力，即在东亚文化圈中国是否还可能具有文化上的领导权，亦即中国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优势区域如果没有软实力优势，在全球便不可能有软实力优势；第三，东亚秩序事关中国对东亚安全与政治秩序的统筹能力。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失败同时也意味着在上述地缘安全、文化与政治诸层面的全面退守，而中国的当代崛起在逻辑上必要要求中国以一种接通传统和现代的合理方式重返上述空间，承担区域领导者的必要责任。然而，东亚的现实战略态势是：美国通过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几乎是全面封堵了中国“重返”东亚的正当战略需求，抑制中国的主权统一、文化复兴和超国家政治体的建构。同时，如上所述，美国还对中美关系中的冷战负资产（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等）持一种基本继承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由此埋下中美战略互疑的深层纠结。比如钓鱼岛问题，美国一方面宣称在主权归属上不持立场，一方面又反复强调其对日本的同盟义务，自相矛盾。钓鱼岛在国际法理上仍然是美国战后托管秩序的延续，所谓的日本“行政管理权”没有主权基础，如果再无美国国际托管权的基础，则必然属于“非法占有”，而目前的争执状态不过是美国运用“权力均衡”国际政策的结果而已，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美国才能且有责任去解这个套，澄清历史纠结，积极回应中国主权诉求。美国如果真正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需让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界定和履行责任，并在真正的战略层面与中国就超国家责任的文化与政治属性及相应制度技术安排展开真诚对话与协商。从中美合作治理以及东亚和平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应该是一种有限的和有节制的战略，应侧重于清理而不是巩固自身的冷战负资产、通过复杂有效的战略性安排帮助中国实现完整的国家存在和超国家存在，激发中国诉诸传统文化和现代经验的自主性、创造性与责任感，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进入国际体系和世界历史。而就东亚的内在秩序而言，中国也需要适度照顾日本之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正当需求，因为美国只是中国国际层面的战略合作者，而日本才是东亚秩序的内部参与者。近期日本修宪议题很火爆，国内主流舆论纷纷挞伐，然而从宪法原理而言，这是日本人民制宪权/修宪权的正当行使，如果符合国内宪法程序和人民意志，中国甚至美国是否愿意并不能阻断其正当性，而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对日本国家能力的制度性制约也未必永久有效。中美需要在更加灵活的超国家框架中给予日本以合理的地位与角色。尽管中日存在太多的历史纠葛，但中国的战略家如不能真正从世界历史与东亚秩序高度着眼对待日本，则即使取得了中美的暂时性战略谅解与合作规划，在具体执行上也会遭遇日本民族主义的强烈阻挠。东亚秩序自主性的未来与中国区域领导角色的确立需要建立在中日深度和解与合作的基础之上。日本也曾有开明的政治家深明此道并试图作出努力，比如鸠山由纪夫，但政治代价必然是高昂的。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未必不会考虑由日本充当东亚区域领导者的适当角色，所谓重返亚太乃是因为日本的战略制衡已显不足，对此不可不察。当然，合作取向在摩根索式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施特劳斯式的新保守主义文明观的支配之下是很难觅取合理空间的，所以“战略互疑”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不变底色，而合作治理可能只会在无涉彼此核心利益的“中立性事务”（海盗与航海安全/全球变暖/人道主义救援等）上有缓慢进展。当然，合作治理到底前景如何，也取决于两国政治领导人和战略学者的审慎谋划与责任伦理。李侃如先生提到过美国民主政治对战略外交灵活性的制约，实际上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对外交有制约。然而也不是全无可能，这需要真正的政治家与战略家的决断和行动，需要“国家理由”的隐秘显现。如果按照常规思路，没有人会相信冷战中期的1971年中美可以打破外交僵局，开创新的世界历史局面。
总之，非常感谢李侃如先生的精彩报告与分析，我学习到了很多。我不是专业的国际关系学者，而是研究宪法的学者，但对中美合作治理非常感兴趣。我对美国战略家的建议是：对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政治集权主义、改革改良主义以及区域主义所支撑的“自主性”逻辑应予以更加深刻的了解和理解，战略分析不能停留于“民主/集权”二分法，也不能对中国据以维系团结与统一的文化和政治资源漠然斥之，不能对自身的冷战负资产以及中美战略互动中的不真诚表现毫无反思和调整。我对中国战略家的建议是：适当摆脱百年来对西方的文化自卑与机械模仿，认真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经验，将“自主性”建立在稳健有效的文化资源和制度理性基础上，对中国国际化应有分层次的战略规划与分析，应做到“以中国式宪政内安国民，以东亚式文化外筹体系，以东方式智慧远协外邦”，在民族国家、东亚区域和世界体系三个层次渐次统筹展开，推进稳健有效的国际化。其中内政优化的重要性最为突出，区域秩序安排次之，国际体系再次之。
（本文系作者在共识网“杉园青年学者沙龙”第1期“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形势”上的评议发言，感谢主办方和李侃如先生的精彩报告。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参考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