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北京游学朝拜，再次接触到了很多学界友人，也与他们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思想对话，可谓感慨良多，为了记录这个思想对话的过程，鄙人特将相关话题及其内容整理出来。为了方便清晰展示，我采取了“对话集”的书写形式，又由于自己经常被对话者称为“激进自由主义者”，而对话者又总以“中立的理性主义者”自居，我索性将他们称为“理性者”，而将自己定义为“激进者”，对话即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必须说明，以下内容并非与一位友人的对话，而是将多次对话（有时候仅是我在聆听有些演讲之后对自我观点的梳理）的内容整合为一体，以凸显这种思想交锋的整体性，展现思想路线差异的复杂性。

激进者：最近阅读了肖功秦先生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我有很多的思考，感觉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对话，因为我感觉你和他的立场有些类似。

理性者：我基本认同肖先生的观点：中国需要“中道理性”思想，历史已经证明极端思潮会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只有经过一个新威权主义和市场经济充分发育的时代，中国才可能产生良性的公民社会和倾向于“协商”而非革命的文化，最终走向民主政治的文明时代。

激进者：这些观点总体来说确实很有道理，但是有个说法我不太认可：你们将极端思想分为左右两个方向，所谓的“极左思潮”，我能理解，就是毛泽东搞的文革那一套；那么极右呢，是所谓的“激进自由主义者”吗？若真就是这个群体，似乎就有了悖论，“自由主义”思潮本身就是“反激进政治”的，比如哈耶克，十分强调经验和不断的试错，关注历史本身内在的作用，反对强求和激进的社会规制等，我们怎么能把这些思想和“激进”挂钩？

理性者：中国语境下的“左与右”和西方国家有所区别，我们所说的极右思潮主要就是指的那种企图在短期内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或“全盘西化”思想，不是西方内生的那种自由主义。

激进者：姑且不论你说的这种“照搬和全盘”论者是否存在，即使存在，将他们和极左思潮并列是否合适？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路线带给中国人民了多少灾难，数千万生命的无辜死难，国民经济的长期崩溃状态等；但是你说的“极右”论者是否也制造过这些苦难？

理性者：辛亥革命之后的那段历史，不也是灾难深重？当然，那时候的问题更复杂，但毕竟也是中国民众和中华民族的不幸，我认为这与激进自由主义思潮有关系。

激进者：你若认为孙中山及其之后的北洋军阀是激进自由主义者，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常识的，他们大多都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持不同程度的异见，中山先生一再强调节制资本，这显然与西方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了截然对立。你若是说那时候有些知识分子对欧美自由主义思想有幻想，我还是承认的，但是这些人的思想并没有转化成对应的政治行动，或者说并不能主导当时的中国政治，那么怎么能断定当时的民族灾难是因为这股思想的存在呢？

理性者：也不是说将当时问题简单归结为自由主义吧，但是当时的革命思潮肯定与欧美自由主义有密切关系。革命者大多都抱有效法西方的情节，而清朝的灭亡对中国的社会变革未必具有积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极右思想还是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的。

激进者：你若感觉大清当年还有改革的余地，这只能是一个不能检验的历史假设；但是辛亥革命到来未必就是悲剧吧？对于之后的历史弯路，难道大清朝廷的责任要比革命者还要少？我们在这点上肯定不能达成共识了！即使你说的这些都能成立，那么所谓“极右思潮”带给中国的不利影响也是十分间接的吧，与极左思潮的这种“刻意为之”相比还是更加可以原谅的呢。因此，你们简单地将极左和极右思潮并列，我十分不认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极右思想若有错误，可能只在于策略层面上，而极左则是方向层面上的错误，它彻底违背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规律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常识，甚至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的“极左”思潮已经包含了西方极左与极右思想体系的全部精华，比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斯大林、列宁等的民粹主义、集权主义，甚至柏拉图以降的理想国主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意义的极右思想，因为它已经在革命时期就被吸入到了极左思想当中，中国的所谓激进自由主义者恰恰是作为“反激进”的力量存在的。

理性者：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国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威权主义政治，才可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一步到位”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激进者：我明白你的意思，但问题就在于，你们如何确信一种“权威”能够为这种演进制造条件？又如何认定，“诸侯争霸”状态下的社会变迁一定会比“威权秩序”下的社会发展更不利于现代政治文明因素的发育？而肖老师所谓的三个“三十年”理论如何可能？

理性者：我们也说过，这只是一种设想，不能确保政治家会按照这个路线走，更不能为他们的政治行为做“背书”，但是我们认为，与左右激进思想相比，照这样走下去会有比较好的结果，而且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现实也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一些东西。

激进者：你们总说“左右激进主义”充满了空想的色彩，呵呵，我看你们所谓中道理想主义同样也是这样的嘛！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希望于某些“明君贤臣”身上，和中国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何其相似？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力持有者，你们只有不断的提醒，却毫无制约手段。

理性者：不成熟的政治权力制约，只能导致混战，民国时期的宪政尝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一元权力体制下，只要保持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随着利益多元化和大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最终一定会走向宪政民主，中国今天的民众政治意识显然已经大大超越于70多年前了。

激进者：你若认为中国大众的政治意识已经觉醒，那么为何还坚持认为宪政民主的时机不够成熟？是不是说还不够火候，再过三十年就可以了？我感觉你的这个判断可能过于乐观了，我感觉1949年以来，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不是进步而是可能退化了，你看看温州的商人已经够“市场化”的了吧，但是他们和胡雪岩的思想有很多相似，再看看中国的很多高校老师，也算小中产阶级了吧，但其政治立场的独立意识远不如民国时期。因此我认为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走向歧途”，现代文化的培育也出现了倒退，指望市场经济的增长公民文化的觉醒，可能有点“本末倒置”的味道，这应该就是你说我们是“制度决定论者”的理由吧？

理性者：关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我认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就认为它最终走上了歧途，或者直接否定某党和政府的合法性，这样容易导致极端和偏执的政治观。

激进者：关于这点，我也谨慎认同，毕竟一个政权的建成不可能仅仅源自某位能人的韬略，它一定与当时的大众思想和行动方式有关，而这背后就是所谓的文化。但我还是有个疑问：既然当初的革命成功具有历史必然性，为什么今天的“反对声音”就常被你们视为不正常的呢？也可以说，你们认为A霸占B的江山具有历史必然性，那么C造A的反为什么就可以被说成是“非必然的”呢？难道你们认为中国历史的循环规律必须在这个时候截止了？

理性者：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认为要走出中国历史“冤冤相报”的这个恶性循环，需要各种“理性”的声音和力量，至于能否走出，却不是我们少数人能说了算的。历史毕竟不能再回去了，既然如此，就不要轻易否定它，而现实是我们可以把握的，就可以通过提前预防来避免新的历史悲剧，这难道不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思考的问题吗？

激进者：你说的这个观点很好，但还是有问题。我认为中国能否走出这个历史循环的关键并不在于知识分子，而在于政治家和各色的政客，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等是怎么到来的？难道主要是因为法、中、俄国人民和知识分子不够理性？难道当局对自己权力利益的贪图留恋不更加关键？因此我坚持认为，理性的政府才能制造理性的人民，而昏聩的政府必然制造暴虐的人民，若真的发生新的革命，权力当局必须负核心责任！

理性者：对于这些，我自然也懂得，但是我们毕竟需要为当局政府提供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嘛，我们不经意间的一些激进行动就很可能就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反而延迟了某些渐进的变革，这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吧？当下的中国社会缺乏强大的组织力量，一旦现有的体制解体，又没有可以替代的组织力量和资源，我们的社会很可能会陷入混乱之中。

激进者：那我可以问一个苛刻的问题吧？若是我们的政治家知道您这么说了，很多民众也都接受了这个观点，那他为了维持既有的权力结构，刻意压制民间自组织力量的成长，靠强力维持大众的原子化状态，然后又可以有充分的理由——你看吧，民间社会没有组织力量，我是不可替代的，我必须“垄断”政治权力，才能防止出现混乱，才能维持全民的公共福祉！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猜想？你说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该培育公民社会了，结果人家不但不主动培育，还对“举步维艰”的公民社会组织处处提防，甚至不惜手段收买打压，这不是很突出的社会现实吗？您对权力所有者的“性善论”乐观猜想，我是断不敢苟同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通过不断的抗争才能对当局产生威慑，才能促使他们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去改革，指望理性的说教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真的是由人民制造的，因为人民才是抗争的主体，尽管抗争的人未必占多数，而我们这些靠嘴皮子吃饭的人才是最无用的，至少在“改变”的过程中是没多少用处的。

理性者：你看，这番言论暴露了你的非理性主义性格了吧？我主张非暴力的协商式抗争，如印度的甘地所提倡的“不合作运动”，只有大家学会了这种冷静的协商方式，而非中国传统的那种“一方吃掉另一方”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的公民社会文化才能形成。

激进者：你还是将希望寄托于文化的改变上，而社会学的理论已经证明：相比于制度，文化可能是最保守的力量，是最难主动改变的要素。你说的印度也是在很多暴力革命之后才走向独立和民主化的，中国台湾的民主化转型更值得关注，虽然蒋经国的主动改革功不可没，但台湾民众的武力斗争更不该被忽视，因此我不象你那样对武力斗争看得那么消极。

理性者：有些武力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不能去提倡，我们要传播理性的力量，否则民间已经发育出来的暴虐习气就会在知识分子的催生下不断发酵，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激进者：若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主流方向是进步，那么我们肯定应该是传播你说的这种声音，但现实若是已经“坏透”，甚至我们预测未来的任何变化都会比现实更加可以接受，难道我还需要为现实的合法性提供什么知识依据吗？也许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异就在于，你们认为中国还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我们可能则认为它已经不太可能自我拯救了。

理性者：我们不能犯“道德洁净主义”的错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国的今天虽然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毕竟还是在朝着健康的方向变化。

激进者：你若认为众所周知的中国社会现象还处于您能理解和接受的程度，那我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至少我认为很多事实已经超越了我的道德底线，我对它不再有什么容忍力了！

理性者：不管怎样，目前的中国社会总体来说还是稳定的，比起当初刚刚解体的苏联和剧变的东欧社会，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当然现实的各种考验也是很严峻的。

激进者：秦晖先生早就分析指出，苏联东欧人民的选择可能是用短痛换取长远的“健康”，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很大经济成就之后可能需要付出长远的代价，只是这个代价是什么和会有多大，我们目前还不好预测罢了！因此，你硬要做这个对比，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是我有一种预感，那就是中国将为这种“违背社会底线道德”常识的发展模式付出巨大代价，若我们仅仅以短时期的经济发展绩效来评价一个政治体制的优劣，注定是短视的，纳粹时期的德国经济也是高速发展，可是德国人并未引以为骄傲。我们中国人总是拿这三十年的GDP成绩来论证各种“非经济要素”的优越性，属于典型的“犬儒型实用主义”思维。

理性者：若你认为我的观点可能过于乐观，那我认为你的观点可能过于悲观，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成绩是举世公认的，这与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也是存在密切关系的，你若给予彻底的否定，肯定不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未来的演变结果，我们可以等待观察。

激进者：对的，我们双方的争论可能就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总体认识，其二是对当今中国现状的整体认识，其三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尽管我们也都认为中国最终的政治归宿是“宪政民主”，但是我们对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路线存在很多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中国现实的接纳和容忍力存在很大差异。你认为我是道德洁净主义，但是我一向反对毛时代的“道德理想主义”，我恰恰提倡道德底线，而不是什么理想，所谓的洁净主义又从何而来？显然，原因就在于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势判断出现重大差异。

理性者：我倒也不是否认问题的严重性，只是不想提倡极端的政治思想，那样会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改革、改革毕竟是对社会各方都有利的一种最佳选择。

激进者：最后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当有人已经把刀架在你脖子上索要你的家产时，你是继续和他讲道理，还是直接想办法直接宰了他？当然，我也知道，你肯定会说这个比喻不合适。激进自由主义者有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但我也知道，这种人，在中国还真的是十分稀缺，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的“底线自由”还总是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