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学术随笔，常有所收获。与论文或专著不同，学术随笔不那么专门，但好处在于，论题相对广泛，信息量大；而且，一些比较个性化的思想，也适合在随笔中表达。这样一些思想，虽不能说是严格的学术论断，但常能起到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作用，并由此产生间接的学术影响。
王路先生的《寂寞求真》和陈波先生的《与大师一起思考》，是我先后读到的两种哲学随笔集。两位作者均研究逻辑和哲学，虽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上有论争，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却都显示出一种共通的精神：求真。因此，通过比较阅读，或能对我们如何理解与哲学相关的种种问题而有所启发。
关于哲学的本质，有诸多不同的理解。在这些理解中间，有观点认为，哲学无所谓本质。但在王路看来，显然不是这样的。通过与具体学科的研究相比较，王路指出："哲学的性质从来就不是由与数学、天文、物理等内容有关的研究所决定的，也不是由与伦理、政治、心理等内容有关的研究所决定。哲学的本质乃是形而上学。"在这样的视野中，哲学以一种不同于经验科学的方式理解世界。简言之，哲学与科学不同。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哲学乃形而上学的观点，或有更清晰的显示。而考察哲学的历史，当从源头开始，王路通过比较古希腊的哲学和美学，强调了哲学的本质是形而上学这一理解。他说："古希腊哲学与美学是不同的。说它们不同，并不是说古希腊哲学中没有美学，而是说古希腊哲学中最主要的不是美学，而是形而上学。对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来说，懂不懂形而上学，大概是不一样的。"
如上关于哲学的理解，其实并不新鲜。但王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此有一种以一贯之的理解，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分析哲学的看法上。在纪念戴维森的文章中，王路写道："不少人认为分析哲学颠覆了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学分道扬镳。戴维森（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的工作使我真正认识到，过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都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同样，分析哲学的研究也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分析哲学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方法。哲学史的延续是思想的延续。方法的变革则带来哲学思想的进步。是与真的联系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真的核心地位从隐蔽到凸显，反映了哲学方式的变化。"
有了对哲学本质的理解，接下来的问题是，进行哲学研究的方法是什么？王路和陈波，都强调论证的重要性，而论证的指向，仍然是求真。在古典哲学时期，论证的表层形式是对话。真只有在对话中才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理解首先反对认识上的特权，即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直接颁布真理的天然正当性。王路指出："对话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从事哲学研究的方式。我们常说的'辩证法'同样也来源于古希腊，原本的意思是'论辩术'，指两个人之间的诘问和回答。对话是人际间思想的交流。对话者相互之间不仅试图阐述自己的立场观点，而且努力反驳对方的立场观点，由此形成思想的碰撞和交锋。"关于此点，他进一步指出，对话"与其说这是一种哲学文体，不如说这是一种哲学方式。它离不开关于正确与错误的思考，核心就是求真的论证。在这样的思维活动中，没有高高在上的权威，大家都有阐述自己观点的权利；没有人为的思想禁区，人人都可以进行批判和质疑。"
而这种对话或论证的展开，有赖于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是对话本身，必定面向一种未知的可能性；如果人人自以为真理在握且固执己见，对话不可能展开，即使展开，亦不可持续。二是对话者之间，必须服从逻辑本身；这样一种共同的对逻辑规则的服从，使对话双方成为平等的对话者，而"平等的实质是思想自由。"
与西方哲学这种在明面上说话的本性相反，中国传统哲学喜欢玩高深。这一表面上的不同，其实意味着深刻的差异。自由而平等的思想对话，意味着一种交流，而之所以需要交流，是因为西方哲学家认定，哲学家个人即使再伟大，其观点亦可能片面甚至错误。或者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有效的交流，你连自己是否犯了错都可能不知不晓。不知错则意味着你对真的理解，就不可能太深入，更不可能有改错的机会。而玩高深的哲学，表面上可能有一定魅力，但其本质上却拒绝交流。长期拒绝交流的结果，是陷入沉默不语，彻底失掉交流的能力。当然这种哲学上的玩高深，可能并非其本意，而是外部限制的结果。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思想和平等对话的外部条件，玩高深也就成为一种无奈的必然。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认识到，没有对话，拒绝论证的哲学，必然因其封闭的性格而混淆是非。
反映到哲学研究上，中国传统哲学不喜论证，而喜欢"悟"。陈波对"悟"的方法，有细致的分析和批评："'悟'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于中国学人充满了诱惑力：它是人文的，既入世又出世；思辨的，意味着智力的挑战；综合的，给予我们关于宇宙、人生的总体画面；诗化和浪漫的，充满了神秘的美感。它有利于形成一种审美静观式的人生态度，听其自然、无为而治的社会管理模式，并且也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在中国学人看来，治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打通宇宙、人生、义理之间的界限，打通学问、知识和诗歌之间的界限，体味'此种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意境'与'韵味'。不过，'悟'这一方法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十分神秘，难以学习，难以交流，难以评判，从而也难以把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
与"悟"推崇神秘，看重直觉，沉浸于一种模模糊糊的陶醉感不同，论证则始终指向真，追求一种严格的清晰性。王路在解释他对弗雷格的偏爱时说："我喜欢弗雷格是因为我喜欢这样一类哲学家：他们始终执著于哲学基本问题，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给人以启示。而在这类哲学家中，弗雷格是最出色的一位。"可见，一种表达上的清晰性，对哲学家而言，是一种美德。
论证是哲学活动的本性，它对真的追求，绝不意味着封闭和狭窄，而恰指向一种宽广的开放性。论证的核心是逻辑，即意味着对理性的遵从，而反对任何外在的权威。逻辑学家的工作，即对理性的捍卫。1983年，鲍亨斯基在《一个逻辑学家的回忆》中说："我们为逻辑忍受痛苦奋斗了50年，现在人们可以问，这是否有意义，为逻辑这样的东西而奋斗是否值得，因为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问题。回顾我的一生，我要完全肯定地回答：值得！我们为逻辑奋斗所付出的努力、经历的危险和遭受的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逻辑代表着比它本身更为重要的东西，即代表着理性。抛弃逻辑意味着否定理性。我们的斗争针对着那些怀疑理性、企图以另外一些东西代替理性的哲学家。但是我们相信，正是理性才使人成为人。我们感到自己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是捍卫人的最普遍的人性的人。"（转引自王路《学者情怀》）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家同逻辑学家一样，也应是理性的捍卫者。而且，我们还可以由此认识到，逻辑之与哲学，绝不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是在根本的精神追求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谈过哲学的本质以及方法，再来看如何实现思想的创新。而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哲学之求真的本性，要求不断地对错误的观念进行批判，而没有思想的创新，这种批判就是不可能的。思想的创新，绝不是指一种无所凭借的胡说八道，它基于传统而又有所突破，并因论证而具备了理性的坚实。思想创新的最大敌人，即对权威的过度尊崇。
哲学研究中对权威的尊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文本外的，一种是文本内的。当然这一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所谓文本外的，是指现实世界中的权势者对哲学研究的干预或影响。干预更多来自于权力，而且往往简单粗暴，但正因为其简单粗暴，反具有一种直接而生猛的力量。影响则更多来自对学术权威的崇拜，但正如王路所言："所谓一些权威，往往是指他们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指他们在具体研究中的意见就是研究的终极结论。如果什么人的意见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终极结论，科学的生命大概就会枯萎，科学研究也就不会发展了。社会科学虽然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是这并不妨碍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应该追求科学性，而且也可以追求科学性，这同样不妨碍社会科学研究本身追求真理。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样不应该有权威，不应该诉诸权威。最重要的是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绝不能不求甚解。"
然而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对权威的过度尊崇，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这种被污染的学术生态中，一些毫无自知之明的学者滥用其话语权，更加重了这一病症。陈波就此指出："常见国内学界有的并不怎么样的学者，摆出一幅大权威的架势，对人说话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把一些不那么知道底细的外行和年轻人吓得一楞一楞的，再也不敢作声。但诚如爱默生所言，天才如若发生过度的影响，就会成为天才的敌人。那些不是天才的人发生过度的影响，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不敢妄加揣测。"正如陈波所指出的，这种冒充权威的现象，在我们日常的学术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一位不识西文，亦不专门研究柏拉图的学者，可能大发狂言，说几千年来，谁都没读懂柏拉图。言下之意是，只有他才读懂了，也只有他才具有权威的解释权。
从接受者一方来看，其对权威的盲目崇拜，有时不过是一种偷懒的做法。表面上尊崇权威，其实不过是掩盖自身的懒惰。王路批评说："不求甚解是一种不好的学风，说到底，这是一种懒惰的表现。因为要理解，就要学习，而且要不断学习。有时候，不仅需要学习许多直接需要的知识，还需要学习一些间接的知识。学习是无法偷懒的，只要你偷懒，就会在学习成绩上表现出来，你就会受到惩罚。在研究中诉诸权威则是掩盖不求甚解的一种做法，而且显得冠冕堂皇，实质上仍然是懒惰。学者是不能懒惰的，尤其是不能偷懒。"
文本之内的权威崇拜，主要表现为对经典著作的过度依赖。在一些哲学史的研究者那里，就有这种文本依赖症。但正如陈波所言，一流的哲学史研究，绝不能仅限于就文本谈文本，那样是什么也研究不出来的。他举达米特的例子说，"达米特的弗雷格研究与国内的哲学史研究有很大不同，他不仅关注弗雷格本人说了什么，是怎么说的，而且关注弗雷格应该说什么和不应该说什么；他在哪些地方说对了，说出了很重要的东西；在哪些地方又说错了，是在哪里出错的，如何纠正。因此，他所做的工作就不只是考辨、梳理、澄清和诠释等，更多的是引申和发挥，也包括批评。"也就是说，哪怕是哲学史研究，也应该将前辈哲学家作为平等的哲学对话者，而不应只将其作为文化偶像。
独立的哲学研究，反映到文本的写作上，即力求说一些自己的话。但相反的做法，却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所在多有，且常常受到制度的鼓励。陈波分析道："演绎论证中常常会要引经据典、广征博引、解经注经，但如果通篇都充斥这样的东西，则会窒息、淹没自己的思想，养成离开古人、洋人、权威就不会说话和写作的习惯，其写出来的文本也会缺乏新颖性、创造性和可读性。"
思想之创新的实现，不单是一项个人的事业，而有赖于思想共同体的培育。而这种培育的方式，其实就是上面已提及的思想对话。但因为缺乏自由而平等的交流环境，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共同体，在中国甚难成形。陈波指出："我们的学术界还没有一群围绕特定主题在真正意义上一起工作的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锋和论战，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派（有时候倒是有一些宗派），于是各个独立的研究者各自为战。而思想是需要相互砥砺和激荡的，缺乏批评、挑战的刺激，研究者的研究自然也就难以深入，难以形成气候。解决途径有两条：加强国内学术界的相互交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寻求国际的学术对话者。"这里的建议当然不错，但要认真实施，存在诸多限制。
关于思想对话，有必要对陈波提及的"宗派"问题，再说几句。真正意义上的学派，遵从理性的原则进行对话，在对话中相互促进。而宗派则不然，在许多时候，它不过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且在宗派内部，往往格外强调权威的作用，对话也就成了相互吹捧。所以说，学术宗派的存在，与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对话无关，有时甚至起到阻碍的作用。
思想的创新，亦意味着遵从思想的本性，任其以自身的逻辑成长出来。但在一些看重体系的学者那里，却每以体系的框架来"规训"思想，结果扼杀了思想的生机。直到今天，在一些边缘学者那里，仍以建构宏大体系为其学术追求，尽管其成功的机率微乎其微。陈波指出："哲学家们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为了其体系的周全而扭曲、淡化、甚至牺牲思想，就像传说中的那张希腊魔床，矮个子睡上去会被拉长，大个子睡上去则有可能被砍头去足。为了体系而窒息思想，窒息哲学本来应该具有的质疑、批判、拷问功能，这种事情并不只是发生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在许多其他哲学家身上以及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也发生过，并且还将发生。"从这个角度看，思想创新的实现，不仅意味着应认清该做什么，同时亦意味着认清不该做什么。
寂寞求真，不仅是一种学术态度，在真正的学者那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王路认为，"'寂寞'是学者的一种生活方式，'求真'是学者的一种思想境界。"而这里的"寂寞"，绝不是一种故作姿态，而是一项职业要求，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品格；没有这样的品格，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学者，所谓"求真"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一四年一月八日
（王路：《寂寞求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波：《与大师一起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本文原载《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