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冯亦代其人
把一些高级统战对象打成了“右派分子”，他们心里究竟服不服，还会不会进行新的“破坏”活动，这是上面很不放心的事。所以必须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这样就有必要在一些大“右派”身边安插耳目。已经知道的一例是冯亦代。
冯亦代原来是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副主任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又是民盟北京市委的副秘书长和北京市人大代表。他1939年在香港参与创办英文刊物《中国作家》；1941年在重庆参与创办古今出版社、美学出版社；1945年在上海创办《世界晨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他不是共产党员，便不能担任社办公室的主任，只能以副主任的名义代理主任。在反“右派”斗争中他在劫难逃。1957年7月30日，《人民日报》以“冯亦代阴谋篡夺外文出版社”为题刊出长篇材料，宣布已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有四项：其一是动员他们社里民盟支部的成员“带头鸣放”，说“今后鸣放是盟的中心工作”，鼓励平时“心怀不满”的人向党“进攻”。其二是攻击“肃反”运动，说“肃反是凭主观、宗派、教条主义办事”，为“肃反”运动中被斗的人喊冤，动员他们写申诉材料，要求平反。其三是攻击党员领导干部，说师哲实行家长式统治。其四是到社外各处“点火”，曾几次到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去“煽动”。《人民日报》这篇材料不但公布了冯亦代这些“现行”的“右派”罪行，还利用其档案材料宣布其历史罪恶，例如说他参加过青红帮，与帮会把头、军统特务结拜过把兄弟，还参加过国民党。有了这些材料，也就足够划他为“右派分子”了。
冯亦代留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书《悔余日录》[1]。这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以悔恨的心情写的一本日记，其时间从1958年7月15日开始，到1962年4月18日为止，将近4年。下文摘引这本日记中的材料时，在引文后面的括号里用6个数字表示日期。
从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到，作者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痛悔自己的“右派罪行”，真诚地认罪悔罪，决心改造自己，立功赎罪，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
例如，日记中说：“我衷心感谢党给我的援救，没有这次反右，我的发展如何，不能预料，但自绝于人民一途则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参加革命以来不努力改造自己，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罪恶之被揭露是迟早间事，越迟危害越大，后果更不堪设想了，现在悬崖勒马，及早回头，真是祸中得福。”（580731）
“我深自痛恨去年的向党疯狂进攻，从而自绝于人民。我今日所得的处理完全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我还是感激党的，因为党给我的宽大处理，使我还能在工作中向人民赎罪，因此我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好好工作。”（580818）
“由于我在过去九年来思想不进步，甚至堕落成为右派，今日就成为社会的罪人，这个教训是显明的，不改造自己，真不得了。”（580918）
当时《北京日报》发表了社论“共产党员应有什么样的志愿”，提出了为党服务的号召。冯亦代把社论中的一段话抄在日记本上，“以帮助我的随时反省”。在这一年的除夕，他在日记中自励说：“亦代，努力呀，又是一年了，你赎了多少罪？你立场改变了多少？你自我改造了多少？必须永远保持住党给你的清醒的头脑，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跟着党走，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为人民真正地忠实地服务”。（581231）
经过“反右”这一思想炼狱之行，翻译家冯亦代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二、冯亦代被招募为线人之后的日常工作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冯亦代就被某机关招募为“秘密保卫工作者”了。“反右”之前，他已经是一个知名的文化人，划“右”之后，他继续以这个身份在上层“右派分子”中活动，以帮助这个机关随时了解这些“右派”头面人物的思想、言论、交往和行动。他在日记里详细地记载了他被安插到章伯钧家里卧底的事。在他这本日记中出现的“右派”分子，有章伯钧、李健生夫妇，有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浦熙修、陈铭德与邓季惺夫妇，以及储安平、丁聪、吴祖光、黄苗子、董乐山、刘王立明、陶大镛、李景汉、吴景超、张志和、谭惕吾、钱端升等许多人。而他的重点工作对象是住在地安门的章伯钧。
除了章伯钧、李健生夫妇之外，上级还交给他“几个对象”（601130），其中之一便是住在大佛寺的刘某。冯亦代原来并不认识刘某，于是“有关部门”就给冯创造条件，将他们两个人同时安排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而且安排住在同一间房。冯在日记里记下了到社会主义学院报到的事：“到校时已十时，报到手续很简单，就是写一个名字。我分配在第八组，组里大都是民盟的成员，住在二十七号，和刘同室，他已先搬来，可惜人不在，否则倒可以先识庐山真面目了。”（600508）可想而知，冯亦代必定利用这个“同学”机会，努力去接近刘，后来果然与刘交上了“朋友”。以后冯就经常去大佛寺刘寓登门拜访了。刘某大约也把他看做知己，多次请他到大同酒家吃饭。
有一次，社会主义学院安排一些人到武汉去参观，冯亦代当然要一起去，以便了解他人此行中的动向。不料却发生了意外之事。他在日记中写道：“学院里决定三月一日去武汉，但今天下午临时知道这个对象因病不能去了，我把情况向老刘同志（朱正注：此老刘乃冯亦代特殊任务的直接上司，与冯所监视的刘某同姓。）作了汇报，我觉得为了工作我也不该去，晚上和他见了一面，决定了几个方案，请领导上去考虑。一夜没有睡好，必须使自己的行动不露丝毫的马脚，以免危害工作。”（600228）“清晨和老刘通了个电话，领导上批准了第一策，即去了又回。”（600229）于是，冯亦代便照这个命令办理。他随着大队动身，再让妻子郑安娜发电报叫他回来。果然不露丝毫的马脚。
这位刘某原来也是要去武汉的，而且已将这次旅行的计划告诉了他的一位住在郑州的亲戚，答应顺道带一包食品（在1960年那年月，食品是多么宝贵的礼物啊！）给那人。可是他因病不能去了，就只好拜托冯亦代帮忙。此事在冯亦代的日记里有记载：“刘某托带物件，我在站外等到六时半，不见来，即入站，大队已上车，站台上空无一人，急得不得了，刘妻已将东西带到月台上。我真是庸人自扰，考虑得不周全，幸而没有误车。”（600301）“列车原定五时许到达郑州，为了给刘某送物，心牵挂着，睡得很不好。结果列车误点，到七时多才到郑州，刘戚已来，即将食物包交付。”（600302）
不知道这刘某乃何许人，既然被安排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应该是一位有一定档次的比较高层的统战人士吧。冯亦代原来并不认识他，可知刘某不是文化界的头面人物。他或者是个旧官吏、旧军人吧。显而易见的是，某机关很不放心他，所以设法在他身边安上个耳目。冯亦代接受了这任务，时常去他家。比如，“五时去刘家，在他家吃晚饭，一直坐到九时才回来。”（600202）“下午四时后去看刘某，一同到大同酒家吃晚饭，到九时才回家。”（600314）“16日晚和刘夫妇在大同酒家吃晚饭，18日，晚与刘夫妇去莫斯科餐厅吃晚饭。”（600320）“上午去大佛寺看刘某。同至大同酒家午饭。”（600827）“上午找刘某，同去北海画舫斋看北京市四届书法篆刻展览会，好字无多，郭老的字越写越怪了。中午与老刘同志通了一个电话。下午再找刘某，和他家人在大同酒家吃晚饭。九时回。”（600831）中午冯将上午与刘谈话的内容向领导上汇报了，领导上很感兴趣，要求再作一些补充。于是冯下午又去找刘某，谈话回来，连夜写成书面材料，第二天“清晨送了封信给老刘”（600901）。“晚上去大佛寺看刘某，谈了一个多钟头，谈不出什么来，还是那里去吃一顿的老一套。如何深入下去呢？应该更好地考虑考虑。”（601028）“去大佛寺找刘某。后又去二道栅栏。”（601107）这二道栅栏似乎便是某机关的所在地，冯去此地大概是汇报刚才谈话的内容吧。“下午去看刘某，他又吐血了，这老头儿这样吐下去可不是事情！我对于自己工作进行缓慢感到心焦。”（610518）“晚八时去看老刘，对于工作他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应该在家里所给的范围内，灵活运用，其次则是对一些人如刘就必须提高警惕，见缝插针，一直追下去，他也给了具体的指标，要在三季度内完成LL的方面。”（610726）看来领导上要求他从刘某那里挖掘出某项材料的任务还很不容易完成。
冯亦代在章伯钧家的工作看来也是很有成效的。章诒和在“卧底”一文中描述了冯亦代是怎样走进他们家的：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走近他，问：“亦代，你好吗？”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那里去呢？”母亲又问：“安娜呢？”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2]
冯亦代就这样成了章伯钧家的座上客，大约也就是在这前后，他被招募并指派赴章伯钧家承担卧底的任务。从冯亦代的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章伯钧一家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例如，“十时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时半才离开，看了他的日本画的收藏，都是复制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歌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纪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蚀铜版印的，画得十分朴素，但刻工十分精细，看了使人爱不释手。”（590321）显然，这天他在章家共进午餐之后，又一同欣赏了主人珍贵的藏品。又如，“接到章的电话，上他家去吃午饭，二时回。”（590504）“上午十时去章家，一直坐到五时才回来，中间还在沙发上打了一个多钟点的午睡，真是奇怪的生活。”（590509）“上午和小愚去故宫看敦煌艺术展览，十分精彩。”（600903）“小愚”是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家里的名字。“小愚已经来过电话，约同去看京剧四团的《满江红》，戏演得十分精彩，导演的手法，尤其值得称赞。”（600910）“下午去地安门（指章伯钧、李健生家），即在章家吃晚饭，借得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下册回，并归还刻本《随园诗话》一部。”（600927）“晚上李（健生）章（伯钧）请看北昆剧院的《吴越春秋》，并不如我理想的好。”（610506）“晚上去看小愚，她们明天去海拉尔，托带信一封致李。”（610810）“晚去李（健生）章（伯钧）处喝蛤蚧酒，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发热。”（611224）“晚去地安门，喝咖啡。昨晚和他们去长安（剧院）看甬剧‘天要落雨娘要嫁’，……。”（620414）
三、线人的工作技巧和两面嘴脸
在从事线人的“特殊工作”后，冯亦代不断得到上级的指导。一位同志“代表组织”对他说：“工作中要放得开，不要畏首畏尾，正义在我们这一方面，没有顾虑的必要。有事要造成缓冲机会，和家里多商量，同时要使工作更为深入。”（600123）这里的“家”指的是某特殊机关。还有一次，上级和他“谈了工作，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对方以进步面目出现时，也要从中发现问题，因为谈话中不能不透露他真实的思想，我以前总觉得一听了正面话之后，工作就只能到此为止，这惟一能说明的，就是我的工作的不深入。而从任何一句话，一种思想的表现中去发现问题，之内开动脑筋，深入地去思索，才会得到结果。这一点的提出，给我的启发极大，也就是给我一个有效的工作方法。”（600403）“做工作一定要抓住一个时期的特征，特别要善于辨别政治风向。敌人所不喜欢的，咒骂的，正是我们做对了的地方。同时在工作中，必须每次挂好下一次的钩，不能造成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印象，也不要每次必有所获，而且要从生活上去接近，真正做到‘朋友’的关系。这些指示都是正确的，必须记住，而且要善于运用。”（600508）
冯亦代是聪明人，想来会在“特殊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技巧。比如，他很可能常对章伯钧说一些章愿意听的话，不然，章就不会频繁地要冯去吃饭喝酒、看戏、借书。可事实上冯亦代心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例如，他一次与章在社会主义学院相遇的时候，冯在日记中说写道，章“见了我寒暄一番，说‘都怪我没有领导好，使你们出了偏差’，还是当时副主席的派头！”（581216）“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废话。”（590218）“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废话，到十时半才回家。”（590424）“上午十一时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时才回来，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600126）“晚去地安门，瞎谈一气。”（600902）
冯亦代对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是敌视和鄙视的。他在日记中说: 罗隆基是个“资产阶级右派的典型代表人物”（581213）；“谭惕吾这一类的预备带着花岗岩脑子进坟墓的人”（590204）；“张志和很糟，他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区别清楚。老油子是做不得的，对自己没有好处。”（590223）；李景汉“一脑子资产阶级的教养阻碍了他，虽说是社会问题的所谓调查专家，那真是钻在云雾里看人间，若有所得，实则莫名其妙。”（590303）；“下午看了李景汉，关于他写的那本北京附近农村调查，我提出了意见，全书的基本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谓超阶级的客观主义立场，事实上就是反动的立场。不用阶级分析，不提党的领导，抽象赞扬社会主义制度，却在缺点方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实质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590323）
冯亦代每次从章家出来，都立刻把谈话的内容写出来，及时向某机关汇报。冯的困难是，监视对象常常漫无条理地瞎谈，又不能当场作记录，而事后追记又怕记不清楚。冯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陈铭德，谈了一下才回来，写了封信给老彭。必须练习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在记忆言语中能够有所分辨，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590210）“从上午九时半出门，十时到达，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谈话，要记住这些话真困难，是前后不连贯，但也有一根无形的条，那就是不满意。但不是那么明显的。”（590303）
这样的工作也真难为冯亦代了。幸亏他是个长于驱遣文字的著名作家，这些特殊任务还是很好地完成了，因此还多次受到上级表扬。这也怪那时技术条件落后，50年后的今天，录音机只有打火机一般大小了。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提到：“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如邵力子、史良等，也都对去年‘大跃进’和当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有批评性的看法和忧心忡忡。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一九五八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它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3]章伯钧（或者还包括罗隆基）说的这些话，或许有一些就是冯亦代从他听到的大量废话中筛选出来的吧。至于龙云和于学忠他们，大约身边安插了另外的线人。
为了提高自己的特殊工作的专业水平，冯亦代很注意研读相关的书籍。他在日记中写道：“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590406）“读苏联小说柯兹洛夫所写的《在克里米亚地下》，其中有段写到他装扮成一个农民，但一见别人有西红柿，便急着买了吃，险些暴露了自己，给我的启发很大，一个做工作的人，必须随时注意自己的行动，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否则便要危害工作。”（600131）“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610313）
冯亦代是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在“右派分子”群中活动的。1960年初，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为了便于继续从事特殊工作，上级考虑，是否暂时不公开宣布为好。据冯日记的记载：“下午四时和老杨及老刘同志见了面。领导上因为我学习就要完了，回社去工作，考虑到我的摘帽子是否公开的问题，我自己认为只要对工作有好处，公不公开不成问题，但领导上却想得十分周到，想到我和群众的关系，生活的问题等，要我在各方面做好工作，使一旦公开不会在工作上发生影响，同时可以更有利于工作。对于党的这样亲切的关怀，我真是说不出的感谢。”（600702）可是，冯亦代公开的工作单位（出版社）却不知道有关部门有如此复杂的考虑，“报完账到中国文学编辑部，何路同志说：办公室已经通知你已经摘帽子了，我忘记告诉大家了。于是她就打电话通知编辑部。我听了不免呆了一下，连忙回家打电话给老刘，把情况告诉他。晚上和老刘见了面，把情况研究了一下。”（601008）
冯亦代的特殊工作中包含这样一项，每当中共有重要文件出台，或者发生了国际国内什么大事，冯就得去收集其监视对象的反应。例如，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文件中说：“今明两年城市粮食的供应标准不可能提高，肉蛋等副食品，由于必须保证出口，还可能有所减少。同时，由于今年棉花收成可能不好，棉布的供应标准因而有所降低。”[4]这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穿衣吃饭的大事，估计到那些监视对象会发议论，于是上级就来布置任务了。“和老刘同志在14日见了面，他谈到党中央关于节约粮食和棉织品的决定。老刘同志要我今后对党的政策一定要有深的体会认识，一方面是可以更好地做好保卫党的工作，一方面有了更高的认识，便不会为落后的意见所动摇。”（600817）“下午三时去看老刘同志。领导上因为我经常接触反面人物，怕我对精简节约的党的政策立场有所模糊或动摇，所以特别由老刘同志给予我指示，要我首先搞通自己思想，然后才能更好地进行工作，归纳几点如下：1、必须从人民群众的立场里认识精简节约；2、必须从建设共产主义的长远利益来看待今天的节衣缩食；3、响应党的号召，对自己是个锻炼和考验，必须和自我改造结合起来；4、对革命事业的美好前途，大好形势，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暂时的困难也必须有充分的认识；5、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看问题必须看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要经得住生活的考验。同时还指出今年有九亿亩的灾荒，所以思想上必须有所认识和准备，立场绝不能动摇。谈了约二小时。”（600925）冯亦代不但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些指示，而且身体力行照着做了，甚至在听到这些指示之前就已经如此做了。例如，在“大跃进”期间，报纸上那些农业“高产卫星”，他都信以为真：“报上载早稻亩产已经出现了一万五千多斤的，这样的产量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但仔细想想，也是一条最普遍的实例，那就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580801）1959年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后，他又相信了会议《公报》和报纸上那些强词夺理的武断宣传，像《公报》中说的“在今年内，在工农业主要产品方面，提前完成原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62年）完成的主要指标是完全可能的。”[5]他在日记中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从而保证了五年计划提前三年完成，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是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毛主席指示要高举三面红旗，我则体会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总路线的重要意义。”（600122）当这“三面红旗”造成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之后，冯亦代在日记里是如此写道：“对于三面红旗，特别是人民公社，正因为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才克服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620101）用他的这个颠倒了的是非标准去衡量，一定可以从监视对象以及其他人群中收集到不少“反动”言论吧。
1960年11月10日到12月1日，81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开会，通过了一个“莫斯科声明”。多年后，参加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在一本书里详细记录了中共和苏共两党在三个星期的会议期间激烈的争斗，最后各党签字的“莫斯科声明”，其实是中、苏双方反复讨价还价又互相让步才达成的一个“妥协的产物”。如果硬要说这个会议有“划时代”之处，那就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从此彻底分裂，中苏日益对立。[6]不过，冯亦代对莫斯科会议的实情一无所知。他在日记中说：“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声明今天发表了，是个划时代的文件，也是今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纲领，里面闪耀着毛主席思想的光辉，读了十分兴奋。”（601206）冯亦代带着这样的观点去收集被监视者的看法了：“昨天去了地安门，和C（指章伯钧）谈了最近的国际形势。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确是有一整套的东西，因为立场不同，一样的事物看法就绝对不同，我们说《莫斯科声明》很好，是给帝国主义者一个打击，是给民族主义运动指出一个斗争的方向，但是从他看来却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是谁的世界？是资产阶级的，今晚似乎听了一场秋蝉的哀鸣，存在决定意识，原不是什么可以稀奇的。但有了一面镜子，却使我随时得知有所警惕。”（601218）
四、冯亦代：一个线人的自豪
冯亦代很为自己所从事的这种“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写道：“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600803)这时，他已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保卫工作者”（600817），他认为自己“是在第一线作战”了（601207）。“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想到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为了保卫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幸福，甚至生命，则今天在极端顺利条件下工作，又怎能把个人利益提高到党的利益之上呢！想到这些，我也就释然了。”（610819）“我想今后的时间应当这样安排，首先是家里的工作，其次是盟，有多余的时间，就是文学，包括翻译和研究两方面。”（610920）这里要作一点名词解释：“盟”指中国民主同盟，这时他已经调到民盟当专职干部了；“家里” 指他所服务的某机关，这也是中外古今一切情报机构的通例，即“组织如家庭”；不知底细的公众只知道冯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而在他本人心中，却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文学排在最末的位置。
某机关也很重视做冯妻郑安娜的工作，让她完全赞成并支持丈夫干这一行。冯的日记里有如此记载：“晚上安娜回来了，把我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诉了她。她说‘这是党给你的又一次考验，你必须小心工作，不要再蹈覆辙’。”（590131）“晚上在全聚德吃饭，老王、老彭、老刘三位，还有安娜，我喝了许多茅台，虽知多饮不好，但在这样一个欢欣的时机，组织的鼓励，同志们的亲切的帮助，我又怎能不开怀畅饮。结果是大吐而归。但我的心情很好。”（600123）次日的日记又写到郑安娜：“特别是昨晚上的一顿饭，席上同志们的话，对她的帮助很大。”我“把这事安娜谈了，她倒是同意我去搞更直接的政治斗争的，她说这样更可以多得锻炼，更可以得到提高，更有利于改造，当然她还是从一方面看的，但这还是正确的。首先应该是工作第一，保卫党的工作第一。”（601120）“下午和老杨老刘二同志见了面。老杨同志给了我一番指示，要谦虚谨慎，要在工作中提高自己，从对知识分子的透视中来提高对特殊对象的工作水平。晚上和他们及安娜在全聚德吃饭是给我们过年的。对于党给我和安娜的关怀，心里十分感动。”（601229）“晚上张家胜同志和老刘同志找我和安娜在全聚德吃饭，喝大曲，微醺，回家即睡。”（610819）看来，冯家两夫妻倒是同心同德地干起了这份“特殊工作”来了。
当然，某机关不会让冯亦代这样的线人无偿工作。冯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二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610807）笔者当然不知道冯那一次领取了多少经费。不过，我倒宁愿以为，他未必是为了这些钱才来干这份特殊工作的；他是完全相信了那些说教，认罪悔罪，才这样努力立功赎罪的吧。
看了冯的这本日记，我不禁为章伯钧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运动之后他有什么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会落到几年前张东荪那样的境地了。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动，以收集情况，恐怕各地都有这样的需要。冯亦代未必是仅有的一例。
【注释】
[1] 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此书属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之一。
[2] 章诒和，“卧底”，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2日。
[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51至52页。
[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5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31页。
[6]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4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