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翁同龢日记》，想起从前曾有人讥讽一些无用的状元宰相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语虽刻薄，却合事实。清光绪中叶，翁同龢亦以状元而做到了宰相，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硕德清望，士林所宗。但他可做太平宰相，而非安邦定国的社稷之臣。他不愿以无用的读书人自居，更兼目击时艰，力图匡救，也很希望能有一番展布。甲午之 后，继以戊戌政变，翁同龢居于枢纽地位，而以志大才疏，且不免意气，致为李鸿章、刚毅、荣禄等人排陷。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四月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光绪三十年(一九○四)病卒。宣统元年(一九○九)诏复原官，后又追谥文恭。临终口占：“六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何以至此，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可以得到解答。
最近出版的点校本《翁同龢日记》(即《翁文恭公日记》)，起自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六月二十一日，迄于光绪三十年(一九○四)五月十四日，记叙了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史事和作者本人的思想、活动，内容相当丰富，被誉为晚清三大日记之一。据一些学者考证，翁同龢戊戌罢归后，为避忌讳，曾对日记中有关戊戌变法和维新派的内容作过删改。
《日记》中有一则翁同龢顾念亲族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他的错综复杂心情。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六月，翁同龢被命充陕西乡试副考官，刚入闱又奉督学陕甘之命。这年除夕，他填《金缕曲》词牌，用来悼亡。是日记：
得家书。……山城岑寂，爆竹之声绝少，客中情景，凄凉万状。题唐镜铭，作一词，有“三十年华明日是，剩天涯飘泊孤鸾影”之句。余岂真有儿女之念哉？死生契阔，未能忘情，念彼黄垆，当亦形影相吊，潸然出涕耳。北望京华，东瞻淮甸，南顾吴门，一日九回，寸衷千里，甚矣，游子之不可为也。
这一段话，最足见翁同 的性情。这年翁同龢二十九岁，故言“三十年华明日是”。“北望”者，念老父。翁心存这年也很得意，四月充上书房总师傅，九月由协办正揆席，为体仁阁大学士，原为户部尚书，仍旧管户部。但这是表面的荣华，深入体察；则肃顺势焰熏天，有名的“戊午科场案”，杀大学士柏
“东瞻淮甸”者，翁同书于是年六月，授为安徽巡抚，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安徽境内各军均归节制。一当了疆臣，便有守土之责，丧师失地，若不能殉节，便罹大辟之刑，终归是一死。而且胜保“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行事皆仿年羹尧，跋扈异常，决不会尊重同是翰林出身的翁同书。此又可忧之事。至于“南顾吴门”，自然是担心苏州、常熟会被太平军占领。
翁同龢是孝悌君子，但本性温厚懦弱，只宜于当作育人材的太平宰相，不宜于作外官，亦不宜于处乱世，“甚矣，游子之不可为也”一语，瞻顾亲族之情如见。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翁同龢全家，包括翁同书的妻儿、翁同爵及诸子在内，事先分三处避难。翁心存住房山，翁同龢则往来房山与京师之间，照料京寓，打听消息。十月十一日，迎父母回京。甫得安居，便有闲情。翁同龢此时日记中，逛琉璃厂访书的记载随处可见：
十月二十日，见伯寅所藏《茶录》、《姜遐碑》二帖，皆淀园散落者也，索直甚昂，且留之以待珠还耳。得《花间集》宋本。
“伯寅”，即潘祖荫，他是南书房翰林，咸丰帝驻海淀圆明园时，倒须随扈，值宿之处，即所谓“淀园”。圆明园被掠，“淀园”亦不免，以致潘祖荫携去观玩的两帖，散落坊间。“索直甚昂，且留之以待珠还”者，谓无力购致，暂且留阅，以便潘祖荫得有“收回”的机会。但潘祖荫此时境况颇窘，辜负了翁同龢的一番好意。
每逢动乱常是文物散失、易主的时候，除了劫火以外，世家旧族为了生活的压力，或迁徒避难，摆脱累赘而出让书籍古玩的情形，亦常有之。而旧的收藏家没落，就必有新的收藏家兴起。翁同龢之逐渐成为有名的收藏家，即始于此时，但力量不足，每有怏怏之意，如是年十一月十三日记：
修伯以书目见示，云是燕庭先生家物，书凡数百种，多宋人集并金石地理等书，索五百金。得书目七十七本于三槐堂书坊，亦刘氏物。
“修伯”是朱学勤，杭州人，由户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曾为翁心存属下，故与翁同龢颇为接近。刘燕庭名喜海，诸城人，乾隆朝大学士刘墉之孙，富藏书，虽不逮聊城海源阁杨氏，亦颇知名。道光末年任浙江藩司时，以“风雅好古”为巡抚吴文所劾。刘氏后人托朱学勤售书，书存三槐堂，翁同龢特往遍观，欲购而议价不成，只零星购得十余种，当是重出之书，故“价极廉”。
此外，如以五两银子购得《淳化阁帖》十册，以“白金二两条”购得董香光所临《阁帖》等等，皆特书于日记。大江南北，烽火漫天，而京官闲情逸致，丝毫不受影响。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二十六日记，记载了翁同书被曾国藩严劾的情况，其时翁同龢正由易州西陵差毕回京，途中接到消息，疾驰回京：
发家函，始知三兄为曾国藩所劾，有旨拿问，交王大臣议罪。饭罢疾驰，申初抵家，三兄谈笑自若，但言局外人不知其难耳。傍晚北城兵马司指挥张鸿来，持刑部安徽司票，
令即日赴部。夜诣修伯。
朱修伯(学勤)其时已因曹毓瑛升任军机大臣，接替曹的原差而为“达拉密”。翁同龢夜访，自然是求援。
翁同书之被参，全因曾国藩一疏严劾所致。而此疏之属稿者，据郭则
清代官修的史书，以及为官方人物所作的笔记日记之类，无不称同治死于天花。这是由于其立场使然，不能不作如此之说。否则不但攸关皇帝的颜面，也无法对同治之死作合理的交代——把梅毒当作天花来治，终于将皇帝医死，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所以要从官书或官方人物的有关记录中去寻找同治的真正死因，无疑是缘木求鱼。民国以来，野史大都记载同治死于梅毒，但仅凭传闻，自不能令人相信。折中之道，似应从当时人目见记录中去探讨真相，然后再作判新。因此翁同龢日记中所记的同治患病情形，就成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同治之病，始于十三年十月。翁同龢十月三十日记，有“连日圣体违和，预备召见者皆撤”语，可知其发病时间就在十月下旬。到了十一月初一，又有“知圣体发疹向安”之语。初二“闻传蟒袍补褂，圣躬有天花之喜”云。天花之所以成为“喜”者，相对地表示天花不顺，可成悲剧。蟒袍俗称“花衣”，平日有大庆典时穿着。既经太医诊断为天花，自然就照天花开方服药了。但迁延到了十一月中旬之后，“天花”所结的疮痂已渐脱落，而不似天花症状的其他病征，反渐趋严重，“天花”之说显然有了问题。今按翁同龢日记所述同治病情，逐日摘记其重要内容于下：
十一月十八日。昨日卯时脉案云：脉息浮数，痂落七成，肉色红润，惟遗泄亦浊，腰痛腿
十九日。看昨日方，脉案云：痂已落，泄渐止，而头眩发热，腰腿重痛，便秘筋挛，系肾虚停食感寒所致。
二十日。看昨日方，按云，头眩发热均惟余毒乘虚袭入筋络，腰间肿痈作痛流脓(仍有筋挛字)。项脖臂膝皆有溃烂处。药用保元化毒法，仍以膏散敷之。
二十一日。看昨日方，痘痂已落，而余毒在腰，重痛漫肿流汁，脖项手膝亦成豆痈，筋挛，烦躁少寐。
二十三日。看昨日方，按云溃处渐红，脓浆渐起，惟气血两亏，不能安寐云云。……并晤太医李竹轩、庄某于内务府坐处，据云，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渐流向脊，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
“天花”的“余毒”何以会在腰部做一大痈？又由二孔中流出腥秽脓汁，犹且有内溃外溃之虞？由主治太医之“不可言”与“意甚为难”之中，当可依稀想像得到，太医必定已经知道，梅毒溃烂到此地步，如果仍旧要照治天花办法治疗，后果必然严重。但又只能用此办法，否则便无以自圆其说，其踌躇无计的“为难”之处，正在这里。后来的发展亦正是如此，治天花的“保元化毒法”抑制不了梅毒的急速溃烂，不但腰部毒痈旋即迅速深入扩大，而且四处蔓延及于内脏及口颊，终致处处溃烂，成为不治之症。
同治皇帝怎么会得了梅毒？传说是慈禧太后如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那样，干预其子媳的私生活，同治帝赌气独宿于乾清宫，与小太监搞同性恋以外，复又微行宿娼。但高等的“清吟小班”“茶室”以及高级私娼，常为“内廷差使”出入之地，无不瞻仰过“天颜”，所以小太监不敢领了去。导帝微行之处，是广渠门以南，后来的铁路线所经极偏僻之处，如黄花苑等处的最下等娼寮，安得不染上梅毒？
我们再从以下几段《翁同龢日记》中的记述，借以观察其实际情形。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奏事处，适太医李德立、庄守和在彼，询以两日光景，则云：腰间溃处如碗，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后揭又流半盅，前进温补并未见效，而口渴嘈杂作呕，万一阳气过旺，阴液不生，谁执其咎？今日改用凉润法，但求守住徐看，实无把握。询以人参当用，则曰数日前已议及，恐风声过大，且非两宫圣意。询以今日所用厚朴、竹茹，则云停滞不化，稍稍推荡之。语甚多，大略多游辞也。
二十九日。传诸臣皆入，上侧卧，御医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比昨稍稠)，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视之可骇。
十二月初二日。见昨方，按云：脉弦数，腰间浆少而浓，口红知痛，……牙新黑肿，口气腥甚，颏肿稍减而未净，大便频数，所下黑粘而臭。……与
初五日。昨方按云，上唇肿木，腮红肿硬处揭破伤皮，不能成脓，仅流血水，势将穿腮，牙 糜黑，口气作臭，毒热内攻，食少寐减。……药照昨方稍有加减，……酉刻亦然。……闻今日按内有神气渐衰，精神恍惚等语。荣仲华亦来，语于庭中。据李德立称，势恐内陷云云。
势态发展到这样地步，同治身上的“毒”患已经完全打垮了他身体内部的抵抗力量，他的精力已经无法再与病毒相周旋了。果然，就在十二月初五酉刻，内监急召翁同龢随军机及御前诸王大臣同入，皇帝的牙关已闭，双目亦瞑，扶坐探视，则已回天乏术了。自发病起，前后历时约四十天，如说他死于天花，显然症象不符。
翁同龢身为帝师，对于传闻之言，自然不敢轻易笔之于书，尤其是皇帝之得病身死，事关“圣德”，更不敢以耳代目。但是即使其如此小心谨慎，我们仍然从他的日记中可以断定同治所患必非天花。既非天花，则其致死之由，当然与传说的“性病”有关的了。
(《翁同龢日记》，陈义杰点校，中华书局一九八九年四月版，第一册7.50元，第二册6.65元，其余各册待出)转引：新学术读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