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月24日中国经济学奖委员会隆重授予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四位经济学家以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对于以国家名义设立这样的一个奖项是否经过了慎重考虑和符合公共财政程序，以及第一批人选的选定是否有着强烈的官本位之嫌，这里暂不评论。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其直接的效应可能就是，那些从事经济、财政、金融工作的高层人员今后可能会更多地以学者的身份积极地活跃在学术领域，电视、报刊、杂志、出版会更多地出现他们的身影和声音，于是依据内部材料和讲话对经济运行进行的各种判断和争论也更会格外地热闹起来，比如什么“过快”“过慢”呀，“过热”“过冷”呀，“通胀”“紧缩”呀，“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呀，等等，不一而足。而真正的经济学，特别是关系到改革方向、未来国家体制构建的经济学原理，可能就没人去顾及了。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因为我怎么看，这奖都更像是经济对策奖，而不是经济学奖。
四位先生获奖，万众瞩目，饮誉四海，自不待言；就四位老先生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这个奖的获得也并非浪得虚名。当然，还是我上面说的，这一切多少还都与他们的地位有关。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一个人说话的分量及其影响力是与人的地位的高低成正比的。这样说并不是想贬低四位经济学家的成就，就他们而言，在那种时代局限条件下能够力倡中国必须要走市场化道路这一事实本身就很值得称道了。君不见，还有占据比他们更重要地位的人，尸位素餐，或墨守成规，一直在充当着改革的质疑者和反对者角色的也不在少数。
二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说的是，人都是时代条件局限中的人。不管多么伟大的人，有时只能完成时代交给你的一项任务。当这项任务完成了，你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不是人不想与时俱进，而是要想与时俱进，就得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从前；而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从前的东西，是绝大多数人无法做到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康梁变法。康梁首倡变法改制，无疑是引领潮流的弄潮儿，但满清王朝不买他们的账；孙中山一看不行，只得革命，当革命潮流席卷中华大地的时候，康梁仍然固守着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不放，成为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保皇党人。研究历史上许多这类人物的起伏跌宕，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启示之一就是人若改变“观念基因”其实是很难的，——请原谅我生造了这么一个概念，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如何来说明这种现象。人的某些观念的形成，不管是别人灌输的还是从生活、研究中领悟到的，一旦形成，真的就像基因一样很难改变，但却会支配你的整个一生的思想行为，使人难于超越。有能与时俱进者，真如凤毛麟角，即便如此，已不能引领潮流了。
纵观刘国光先生所代表的一代人的经济思想，其基因基本来自于计划经济。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与其说是来自于理论研究，不如说是来自于后来对生活的直观感受和观察。虽然是感受和观察，能迫切意识到现状应当改变，这与那些固守传统经济观念，一条道走到头而至今不思回头者，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由于缺乏市场经济原理的理论根基，所以到头来他们所支持的改革其实也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改革发展到需要超出他们的“基因”限定的时候，他们就会趋于保守，也就不可能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推动力了。
谓予不信，请看刘先生在颁奖大会上的答词便知。
三
刘先生开场说“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烈火与实践的反复锤炼。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对计划经济如何评价，其实这是检验一个人是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还是对市场经济半信半疑，或者是完全的计划主义者的试金石。刘先生显然不是一位彻底市场主义者，在他的理论中市场和计划各占一半。原因是他认为，“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但是“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因此他得出的结论就是：绝不能让“看不见的手”来任意发挥作用，而必须用“看得见的手”即政府来计划协调。
看得出刘先生对计划经济仍然是钟情的，不能否定。他的社会经济制度观是计划与市场各占一半，所谓各择其“优点”混合而成。关于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因为历史不能试验，也不能重演，所以我们无从比较前苏联和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究竟是否起到过名副其实的“光辉作用”。如果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苏联和两个一模一样的中国，让它们分别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到某一天我们来比较一下，或许就能知道，到底是计划经济好，还是市场经济好。可惜没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们今天说计划经济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发挥了如何如何的光辉作用，是没根据的，这样说对民众就是一个误导，也是对自己进行改革的一个否定；因为就自身的的过去与现在比，现在总有值得称道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的取得是否必定要与那个条件相联系就不一定了。
可以进行横向比较的有前东德和西德，有北朝鲜和南朝鲜，有改革前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仅就经济成就而论前者都不如后者。我知道，这样说，肯定会引起某些人的反感。他们会反驳我说，这根本没有可比性。好吧，没有可比性就不比了，今天的现实总得承认。东德富起来了，中国大陆富起来了，而不思改变的北朝鲜还得让世界来救济。
当然，计划经济能够集中一个国家的人财物力去办一两件事情，这并不奇怪，中国能修万里长城、开凿大运河，埃及能修金字塔，都是同一个道理。但不要忘了，国家在一定时期的人财物力毕竟是有限度的，用于这一方面，就不能用在其它方面。前苏联的军事工业可以与美国争霸，但直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粮食产量还不及沙皇的1913年。上个世纪80 年代末我在苏联学习，亲身体会到它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了。除去莫斯科生活质量稍好一点之外，其他城市没有肉吃，生活必须品一概短缺，商店里空空如也，只有土豆、面包、牛奶、洋白菜还能勉强买得到。有210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国土，森林覆盖率踞于世界之前列，可是居民为买卫生纸还得大排其队，而那卫生纸的质量，有笑话说，就像砂纸一样。那时中国初步改革的成效已经惊醒了苏联人民。所以苏联后来的变革实际上是在中国的启发下开始的；中国的情况就不用多说了，只要是40多岁的过来人，对计划经济到底如何都有亲身体会。有人会说那些都是国际大环境造成的，是国际环境逼迫下的选择。我说，不对，是遵循错误的理论造成的。要说人家逼迫你，1989年国际上不是也又一次封锁了吗？可邓小平反而以进一步开放来应对，中国才有了后来的大发展。如果那时我们再次关起门来，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再退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理由一样充分。真要是那样做了，今天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出来。
四
刘先生以为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这没有错，但又认为市场经济仅是为了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这就错了。西方经济学家总是说，市场经济之所以优越于计划经济就在于它对资源的配置是最有效的。我们所有赞成改革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接受了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起码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的根本就在于它的竞争机制给予人的激励，使人在竞争中为自己同时也为社会、为他人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计划经济是集权、集中的经济，是家长经济。其运作方式是把社会财富集中到几个或一个人的手中，然后按照这几个或一个人想出来的“计划”去安排生产、分配和消费，个人在这里没有自由，只有服从，当然也就没有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市场经济的前提是财富分散在个人的手中，由个人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劳动、知识、能力也是产品），拿到市场去交换，实现产品的分配和消费。正常条件下，你要想多获得，你必须多生产；给予别人的多，自己才能获得的多。资源配置只不过是某种生产方式的前提和结果，而不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计划经济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即交换经济生产方式，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孰优孰劣是不可比的。如果我们不健忘，我们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拿出的理由就是为了克服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那时我们整天说人家往海里倒牛奶，让土豆、西红柿烂在地里，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左一轮滞胀，又一轮衰退，可现在猛然转了180度的大弯，又对它的资源配置赞不绝口了，真令人匪夷所思。如果说资源配置最直接、最有效，我倒想替计划经济说几句辩解的话。计划经济虽然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在苏联发展了军火重工业、核武器、航天飞机，在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苏联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中国提高了国际地位，你能说这样的资源配置是没有效率的？计划经济之所以造成国家穷、物资短缺这是经济机制问题，不是什么资源配置问题。人没有了积极性，东西越生产越少。你想配置，拿什么去配置？
必须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决不能等同于计划经济。这是两回事。所以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合二而一，或者有所侧重，以什么为“主”呀为“辅”呀，以为就找到了集二者优点的最佳经济制度，是不对的。这是对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的误解。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或者说是政府的参与，这在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了争论。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一回事，一个问题，政府的作用根本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世界上成功的国家哪里有没有政府管理和参与的市场经济？因为政府一方面是市场规则的制订者、掌管者，另一方面它也是经济过程的参与者。政府要通过财政收支对社会财富实现调节和再分配，维护社会的公平；政府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消费群体，通过政府的消费去影响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政府还是国家货币的发行人和调节者，通过发行和调节货币的供给，保持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概括说来政府就只有两大职能。一项是政治职能，另一项就是经济职能。政治职能是保持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秩序，经济职能就是促进经济增长，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但是千万别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当成是像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那样，去控制资源，大肆投资办企业，经营企业，去盈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原则上是不能办企业的，即使是办了企业（确切地说应该是事业），也不能盈利，否则就是政府职能的异化。人民用税收养活政府，政府再用百姓的税收去办企业，搞创收，再挣百姓的钱。这不是政府的职能异化是什么？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不是计划经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也不可能匡正市场经济的缺陷。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用计划经济来弥补的，而是用政府的调控来弥补的。不知道这样说，刘先生是否同意？
当前我国存在着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并存的局面，我们必须把它理解成是我们推行一种渐进式改革的结果，是我们在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过渡中的暂时现象，而不是最终的结局，最终的结局是我们必须走向全面的市场经济。但是很可惜，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决心，特别是像刘先生这样的经济学家给我们说明和展示出这种决心。人们一方面已经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另一方面又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计划经济割舍不得，甚至于把市场条件下的政府的作用也归结为是计划经济。这不仅仅是理论的糊涂，而是一种观念在作怪。这种观念或者是有意去迎合、讨好，或者是出于观念基因即本能，而放弃了作为一位正直的科学家说出真相的责任。因为颇负盛名的科学家们对事实真相讳莫如深，或王顾左右而言他，也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十多年来，我们一边说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另一边又耗费大量财力拼死拼活地去挽救国营企业。改革到了今天，没有一位经济大家敢于说出市场经济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去行动。而这样的话，不在十几年前，起码八年前就应该有人说出了。
据说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后曾经组织过一个研究班子，研究如果社会主义是所有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的话，美国应该怎样做，以便使国家顺利地转向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罗斯福对国家民族负责的表现。我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组织一个或几个班子认真地研究研究，如果我们所恐惧的那个市场经济是所有国家发展唯一选择的话，中国应该怎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转型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最小？这也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表现。
五
另外，说亚当•斯密主张市场经济完全让“看不见的手”去调节，是后人对斯密的极大误解。斯密举看不见手的例子只是想强调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人的利己动机，同时也会增加社会财富。所以他的立论的出发点在于，市场机制本身就可以使社会更加富裕起来。他的《国富论》著作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研究国家如何致富的，也就是社会财富的生成原理和原因。“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政府在市场机制中的作用，是他尚未深入涉及的问题。后人把“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当成了斯密否定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实在是冤枉了斯密。由此造成了他身后200多年关于市场经济是否需要国家干预的大辩论，实在是“骑着毛驴找毛驴”。但是我要说，国家干预也好，不干预也好，这与计划经济是两回事。计划经济“看得见的手”是一只很长很长的手，从控制资源开始，到生产、到分配，到消费，全都在这只手的控制之中，这也就是计划经济的灾难所在；而市场经济“看得见的手”，是一只很短很短的手，它只管法律法规的制订和执行，它只管财政的收支和国家货币的宏观调控。用计划经济的“手”的概念来替换市场经济“手”的概念，不管说者是怎么想的，客观上仍然起到一种暗示作用：计划经济不死。
为什么计划经济在刘先生这一代人的观念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因为计划经济是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刘先生接着说：“……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在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效率优先方面，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这是不是造成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
在改革初期，人们讨论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时，归纳出了三点：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后来改革的实践把这些都打破了。那么社会主义还剩下了什么呢？别人怎么理解姑且不论，在刘先生这里很清楚，就是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并且他把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没有共同富裕和不公平，归结为是强调市场经济多了，而强调社会主义少了的原因。这实在是没有道理，或者说是打错了板子。难道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就具有共同富裕和公平？不妨让我们回忆一下1978年以前的中国，在纯粹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真的实现了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
那时人们为了获得一个城市户口不知要费尽多少心机，为什么？因为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对乡下人来讲，能从农民变成工人，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为什么？因为存在着工农差别；对集体街道小企业的人来说，能转到国营大企业去工作，也是一生的追求，为什么？因为存在着集体国营的差别；对普通人来讲人生的目标就是能当上干部，当上了小干部，还得去绞尽脑汁，使尽手段，争取当上大干部，为什么？因为各种人生待遇享受都是与干部的级别联系着的。我们还没有说到那些始终处于社会底层被打成另类公民的地、富、反、坏、右、臭老九、走资派和他们的子女及亲属，他们是革命和专政的对象，在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行列里没有他们的位置；至于贪污腐败，假公济私，盗窃集体资财的事，也并不罕见。只不过那时社会财富实在太少了，不可能有像今天这样层出不穷的惊天动地的大案罢了。六十年代初“四清”时曾把“多吃多占”作为清理干部的一项罪行，可见那时社会的富裕水平，即便如此，还有多吃多占者，在饥饿人群中捞一个肚圆吧。我不知道，刘先生所指的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出自于哪里？
或许有人会说，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公平不是指已经有过的实践，而是理想，我们现在还处于向这个理想追求的过程中呢。那么我要说，在完全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时代，都没法实现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在国家开始走向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今天，还想实现那个时代没有实现的共同富裕和公平，这是严肃的科学结论呢，还是在痴人说梦呢？社会主义不能保证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公平，这已被实践所证明，那么它能保证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共同富裕和公平吗？其实用不着去进行什么理论论证，只要稍微去进行一下社会调查就清楚了。在这改革的二十多年里有多少具有公有身份的人聚敛了千万贯家财，有多少国营企业公司的管理者成为了社会上炙手可热的富翁，有多少国营垄断企业和部门打着保卫国有资产的旗号成为了社会的霸主，而职工成为了社会上最先富裕起来的人群？
什么是共同富裕？如果说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够过上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活，但是有差别，那么市场经济就能做到，不必再打上什么旗号。如果说是指大家绝对平均的富裕，那么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做到，包括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科学结论。
把我们当前社会产生出来的贫富差距过大以及腐败等问题，归结为市场经济，认为这是发展市场经济造成的，以为坚持了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就能解决，实在是在误导国民舆论。众所周知，许多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小于中国，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市场经济国家，被世界公认为是最接近于人类理想的公平公正的社会，也是最廉洁富裕的国家；我们的香港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但也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之一。而我们刚刚进入市场经济，在社会普遍尝到了市场经济甜头的同时，却把脏水统统泼到了它的头上。理论家们不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在前进中的困境。其实正是由于那些落后的传统观念，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使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在焦急等待和有病乱投医中，国有资产流到了私人腰包或自行消灭了。一方面财富防不胜防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另一方面，大量的职工下岗失业。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而在于政府是否认清了这种形势，勇敢地担当起历史的责任，来全力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市场经济可以导致相对的贫富差别（就个别人来讲可能差别很大），却不一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这一切全在于政府的操控。因为社会财富的二次、三次再分配权就在政府的手里。在中国当前要做到的事就是千万别再用一些虚幻的东西来有意无意地误导群众了，要把真理和实情告诉群众。虽然面对真理有时是痛苦的，但我们终究要正视它，回避是没有意义的。
六
刘先生还在另外的场合说他的学术成就可归结为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以西方经济学为“用”，即“体”“用”结合的产物。这也说明了他具有上述经济观点的原因。关于“体”与“用”的问题，作为国粹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了。当中国在近代史上处于被挨打、失地、被侵略和受屈辱的时候，“体”“用”的主张没有改善中国的地位，相反成了守旧派拒绝变革的一块挡箭牌。只要社会面临着需要改革的时候，就有人拿出“体”“用”的招牌来挡驾。所以当我猛然看到刘先生的“体”“用”之论时，自然联想到他是想向人们传递某种拒绝改变的信息。因为“体”是不能变的，“用”可以是随便哪一个都行，反正是工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什么？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些不能变，能变的当然就是西方经济学的那些东西了，就是市场经济了（我也不认为西方经济学都是正确的，在我的著作中对他们的许多东西都有批评）。这不能不使我产生一种担心。如果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被某些人所阻挡，走不下去了，或到此为止了，那么以刘先生为代表的前一个时代的改革家们，他们会如何选择？所以我才会问：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是否结束了呢？新的改革的时代还能到来吗？
我敬重马克思，马克思的为人、立场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是我们所有搞研究的人都应具备的素质。我也敬重以四位获奖者为代表的许多经济学家，敬重他们的道德文章。我之所以有以上的议论实出于晚辈的位卑未敢忘国忧。或许不当，请同仁们教诲。祝四位老先生健康长寿。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