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当面临某一个行动选择时，都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分歧。人们研究了这些意见分歧后发现，无非有这样三种情况：激进的、中间的和保守的。

我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位语文老师教给我们如何刻画人物性格。他举例说，有三个小孩，一个冬天的早晨来到了教室门前，发现教室的门是锁着的，钥匙在老师那里。这时三个孩子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一个说，老师还没有来，怎么办？我们等着吧！另一个说，还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来，我们得派一个人去找老师拿钥匙；最后一个小孩说，上哪里去找老师去？天这么冷，干脆把锁砸开，我们进去！

三个小孩，面对教室门被锁这件事，说出了三种主张。老师告诉我们说，这就表现了三个人的不同性格。其实除去性格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人群主张的三种类别：主张砸锁的是激进派；主张等老师的是保守派；主张去找老师的是中间派。如果把这些主张上升到政治层面或者说对某一政治事件而言，就变成了左、中、右的分野。当然更多的时候人们还可以把中间派省略，直接就划分成两大派：左派和右派，或者称之为激进派和保守派，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走中间路线的人不是稍稍倾向于左派，就是倾向于右派。

人类社会的政治团体，任何时候都有左、中、右的区别；同时在左、中、右团体中，也还会有左、中、右的主张。所以集权政治动不动就追求“百分之百地拥护”，或者“一致通过”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如果做到了，也必然百分之百是假的。毛泽东也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可是他从骨子里对这样的现实充满了恐惧。这是中国人头脑里的封建专制传统基因决定的。

有个小国家叫以色列，人口600万，领土不到1.5万平方公里。以弹丸之地，处阿拉伯国家群狼环伺之中，岿然而立。其科技，其经济、国防实力，让世界大国都不敢小觑。中国介绍以色列的文章，寻找其富国强兵的秘诀，都强调说它如何重视教育、发展科技和犹太人如何聪明等，很少谈到它的制度和国民的哲学理念。

他们的制度和哲学理念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请不要惊讶。议会、民主、自由等大的制度规定就不用说了，只谈一点人的观念就够了。以色列最高法院明文规定：“全体一致通过的判决无效”。东方集权主义社会的人普遍认为，“全体一致通过的表决，最强有力，最正确，最有约束力。然而，犹太人却不可能这样认为。而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一个决定若是正确的话，那么肯定会有反对者存在。全体一致的通过是偏见或兴奋的产物，或者是有外部压力，所以那个决定是无效的。”

“弥迦辩证法（圣经中有《弥迦书》，据考证，弥迦是公元前八世纪的犹太先知——郑）最深奥之处就是：人不可能有真正的‘义’（公正），即绝对的无谬。只有神才能达到这个境界。而人无论他多么虔诚地赞美神，遵守神的诫命，顺从神的旨意，他的行为之中也会含有谬误。如果有人出来唱反调，哪怕是很少，也能在与异议的比较上证明它接近比较的绝对正义（即接近无谬）。因此，有少数异议的多数人的意见，是比较正确的，是可以让人相信的。如果事情都是全体一致，那就没有了检验其公正与否的方法。既然没有绝对的无谬，那可能就是全体犯了错误，可是这一点又无法证实。因此，没有办法证明是错误，所以无效。”（以上引文见伊扎亚·卞达森《日本人和犹太人》一书）

由于犹太人从骨子里就反对“全体一致”，所以以色列前首相埃西科尔曾说过“三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凑到一起，可以产生出五个政党。”

我说起这些，对中国人来讲，可能完全是天方夜谭，甚至会有人怀疑我居心不良。他们会立刻抬出什么国情不同呀，民族与民族有差异呀等等笼而统之的概念化的东西来反驳我：中国人怎么能允许政治反对者和反对意见存在呢？如果那样权威怎么树立呢？没有权威，国家还能治理好吗？领袖（权威）崇拜——你不崇拜别人，就是让别人崇拜自己（毛泽东语）。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如果大家对国事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做出的决定还有人执行吗？……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其实所有的顾虑，在当今世界大环境下，已经没有解释的必要了。一个普世价值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社会永远都是由持不同意见的人组成的。尊重所有的不同意见，这就是普世价值！

近些年，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始终缺乏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科学。中国人有发明、创造，还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但那依靠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中国人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产生一套系统的科学理论。发明、创造，依赖的是经验的积累，而科学是探究事物内在原因和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必须要有一套逻辑系统来支持，而技术靠观察、摸索、积累经验而成。

比如在政治制度方面，古往今来关于皇权天授，论述君臣关系，社会伦理，政治得失的著作汗牛充栋，但中国始终没有出现一个人，问一声：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都是永远不变的吗？如果不变，是否就是合理的？如果变，那么改变的路子又应该怎么走？

我注意到，在《吕氏春秋》里第一次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贵公》）天下既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那么一个人与所有人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这一个人不经过天下人的同意就直接成为了他们的统治者，生杀大权全都操控在这个人的手中，难道是合理的吗？可惜，《吕氏春秋》就没有往下追问。一千八百年之后，一直到了明末清初，才又有人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是黄遵宪和唐甄。黄遵宪在《明夷待访录》中。斥责专制君主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女子，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天下之大害者”。还说封建法制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是“藏天下于筐箧”的“非法之法”。唐甄更公开把皇帝们都认定为“贼”——强盗。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唐甄《潜论》）骂的是够狠的了，但如何解决皇帝与人民即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矛盾呢？谁也没有提出分权和议会民主的办法。直到戊戌变法，西方的民主观念传入中国，谭嗣同才提出了民主选举的问题。“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 可共废之。……废君权，倡民权，变不平等为平等……”。（谭嗣同《仁学》）

可见中国由于缺乏科学，民主的理念始终产生不出来，于是黄炎培定律就在那里作用了几千年。

言归正传。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都接受了民主治国的理念呢？回答是 否定的。因为在我们国家始终没有把允许不同思想观念作为国策加以保护和鼓励，而是想尽办法加以消灭和遏制。薄熙来想出点政绩，上上位，也没有错，但他只能从文革的武库中去寻找武器。这是他本人的局限性，也是我们时代的悲哀。所以无论是社会科学研究，还是一般的政治生活，都习惯把持不同意见者视为异类或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以为这样就一致了，组织就纯洁了，进而就团结了。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所有的历史错误也都铸就了。当时不同的意见都被压制了，等后来发现已经晚了。谓予不信，请看毛泽东的30年就是铁证！

改造社会，先从改造国民的观念和思维方法做起。对中国人而言，首要的是要学会包容。没有包容，民主政治就永远也谈不到。即使从别人那里学习点形式方面的东西，最终也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当然改造公民观念，虽然是一个慢功夫，但坚持做下去，必有成效（其实在现代传媒条件下，会非常快）。中国必须从毛泽东的专制主义思维中走出来，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这不仅是百姓的幸福，也是政治领袖们的幸福。因为他们再也不必担心大大小小林彪、薄熙来式的人物用阴谋手段，出来抢班夺权了，避免了血雨腥风，何乐而不为呢？

201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