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北大的感情是复杂的，现在更多的是失望和惋惜。
１９７０年作为文革前入学的一批大学生——64、65级，我们被从北大抛了出来。我先是被赶到山东的一个解放军农场，名为接受再教育，实际是劳动改造。一年零九个月后，又被丢到山东鲁北最贫困、最落后的一个农村去教书，在那里度过了文革最后的那些年。
困居乡下，也常常回想起在北大校园的学习和生活情景，回想起自己曾经是北大人，有过梦想和追求，但心是苦涩的。文革把我变成了黑五类子女之一，社会贱民。我知道中国元朝的时候曾把国人分成九等，但不知道那九等人是如何生存的。在20世纪后半期，当美国人登上月球，微软开始躁动于母腹之中的时候（我的一位老师说的话），我在体会着一个社会中的贱民是咋样生存的。
和我有着同样遭遇的同学对我说，我们是后娘的孩子。北大这个娘，对我们这些人是冰冷的，没有爱抚。他们赌咒发誓，从此再也不会回北大去了。我倒没有像他们那样决绝，但确实也是三十多年没有回去过。
可是在社会上混生活，时不时地被人提起北京大学的这个身份。不管人家是真尊重呢，还是虚套恭维，听到后也还是挺得意的：尽管现在混得很惨，当先年能在未名湖畔散步，也算是园了人生的一个大梦，并且在北大确实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不少书本和社会知识。文革时在东操场万人大会上，北大学生敢于当场用纸条指责江青，那胆量和智慧绝非等闲之辈所能为。在北大念书，不管请什么大人物来讲演、作报告，总有人往讲台上递纸条，提问题，讲看法，要求演讲人作答。当你坐在台下听演讲，不停地被人拍肩膀，往台上传递纸条时，我知道，就在我的身后又有人向权威发起挑战了！这就是北大精神!
大概也就是这个精神，让北大人总是落落寡合，被社会边缘化。
后来我们这些被放逐出来的人也逐步认识到了，那时对一些人的不公平主要责任在社会，与单位和个人关系不大。在一个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社会里，谁能够真正像“人”一样地生活？包括那个亿万人头上的万岁爷。他其实也时刻处于焦虑中，害怕被他称之为赫鲁晓夫的人谋害掉，而最后真的差一点没有死于宫廷谋杀。就这一事件来说，就足以证明了他要建设的那个无比辉煌的、据说是人类目前达到的最高文明水平的社会是一个多么大的谎言！想到这里，以前的怨气也就慢慢地消失了。但我的有些朋友，始终没有解脱出来，一直到现在。类似的对北大伤了心的人还不少，可惜北大当政者没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向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伤害过的人表示个歉意，说一声对不起，以慰藉那些被伤害过的心灵。罗马教廷1979年宣布，给为捍卫哥白尼日心说的伽利略、布鲁诺平反、道歉。时隔340年了，当事人的子子孙孙都不知到哪里去了，还做这样的事。给谁道歉？说给谁听，做给谁看的？给人类！警示后来的人类，千万别再做反人类文明、进步的事了。
校长像走马灯一般地上来下去，北大仍然是中国学子们向往的天堂，但北大1949年以后的历史，在未来的时空中如何定位，却很少有人说过。小老百姓生存之道，主要是谋食。吃了上顿饭，还得去想下一顿如何获得。但当上了北大校长，坐在了蔡元培曾经坐过的椅子上，应该说谋食已经不成了问题，谋名才应该是最重要的。怎么谋名？也很简单，首先做一个堂堂的有骨气的文化人，成为师生的表率，至于是不是思想家，是不是什么大家，那就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了。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特定条件下，也难苛责于个别人。
专制条件下的知识分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人（中间部分者其实也总有其倾向性）。一类是谋食的；另一类是谋道的。谋食的，就是以知识或智者自居，但只去谋取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用什么手段都可以，道德伦理均可不顾，至于身后是什么名声全然不去计较。这些人中的代表者就是被历史或小说家称之为“奸臣”、“卖国贼”、“坏人”等的那些人；谋道者恰恰相反，为了“道”——某一个人类发展进化过程中的文明理念、信仰、最高民生利益，什么都可以抛弃，直至生命。这些人中的代表就是在历史、小说中被称之为“思想家”、“忠臣”、“义士” 、“好人”的那些人。两类人都是社会现实的存在。没有前者，就构不成世俗社会，没有后者社会就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前进的方向。但是，一个社会，如果绝大部分知识人都争去做前者，则这个社会必然是一个腐朽的社会，没有希望的社会；如果知识人都争去做后者，则这个社会必然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即使在前进中遭遇挫折和困难，而最终也还会崛起。所以社会的精英状态，其实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最终命运。
这里我只是先说人，还没有说制度。先进制度的建立，其实也还是人的问题。首先要由人（思想家）生产出先进的思想，然后再由人即知识精英们，把先进的思想理念传播到民众中去（这期间流血牺牲都不可避免），等到民众都觉悟了，社会变革也就到来了。
这就是当今的大学为什么受到社会特别关注的原因。
２００８年，建校１００周年，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阔别３８年的母校。未名湖和博雅塔还在，几个古典式的建筑还在，但是再寻找住过的宿舍楼和吃饭的食堂都不见了，心里未免有些伤感。新增的许多漂亮的大楼，非常气派，但是却把学校弄得挤挤巴巴的。我感到和社会上一样，像一个爆发了的爆发户，珠光宝气，穿戴了一身，但谈不到高雅；只有原来的燕京大学旧址那一块地方，才让我感觉到，那曾经是我读过书的地方。
每个人向学校捐了一百元钱，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堂，反正大家都交，我也就随大流，随后不时地也还会收到鼓励给学校捐款的信函。我一次也没有捐，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按现在的生活来讲，从退休金中拿出一二百元，也还是能够拿出来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那么缺钱？有海内外的那么多富豪们慷慨解囊，还不行，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回忆起在乡下教书的情景：在此前的经历中我还真没有见过那样的教室。教书的教室没有玻璃，已经变形的门窗上蒙着塑料布，孩子们淘气，经常在上面捅出一些窟窿，夏天还好过，冬天寒风从四面八方灌入教室，没有炉子，室内冷得就像冰窖，孩子们的脸和手都冻伤了。上课时，我有时就停下来，叫孩子们跺跺脚，搓搓手，揉揉脸。讲台是土坯磊起来的，黑板是一块用墨刷过的水泥墙面，用不多长时间就变白了。学校公费只订了两份报纸，一份是《人民》，一份是《光明》，在校长那里，老师、学生都看不到，只有我厚着脸皮经常到校长家去求报纸看。
房子都是大跃进时盖的，因为地处黄河故道盐碱滩，大跃进时期盖起来的简易房屋的砖墙已经被腐蚀变酥了，砖渣不停地掉下来，墙基已经凹进去，不用说地震，有时刮大风我都担心，可别把房子刮倒了。有一天我住的房子一块砖酥掉了多半截，我就试着想把它换掉，没有想到撤出这半块砖，忽然哗啦一声，竟然坍塌了小半面墙。我当时就吓傻了。幸好有一位本地的老师，有一点泥瓦匠的手艺，帮我整整搞了一个下午，才把墙上的大洞堵上。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轻易去触动我的住房的外墙了，任其腐蚀脱落，我就在屋里糊上报纸（我自己订的报）和塑料布来遮风避雨。
物理课本上讲电学，但学校里却没有电，几届“毕业”的学生，不知道电是什么东西。直到我将要离开那里的时候，学校才通上了电。供电局只负责供给、安装一个变压器，学校里面就不管了。是我和另一位与我有同样遭遇的来自同济大学的物理老师两个人“出演”了一回临时电工，利用暑假，义务把全校教室和宿舍拉进电线和安装上电灯。1977年夏我们那个农村中学才正式进入爱迪生的电灯时代，但因为属于农村用电，一个星期停个三五天的时候是很正常的。停电时大家依然再点起煤油灯，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我离开那里。
后来，又回过北大两三次。每次围绕校园转一周的时候，都看到脚手架，运土车、建筑材料，已经建成和还在建设的建筑物，好像和社会上一样，北大永远也是一个没有完工的建筑工地，永远都在施工。这感觉很不爽，就像你到了一户大户人家，整天拆了建，建了拆，让外人看到他家很有钱，但却过不成安生的日子。看到北大满校园都快要挤得没有了喘气空间的那些土洋掺杂的建筑，就立刻想到我曾经教过书的那所学校。要是把这里的随便一座楼搬到那里去，足可以让从那里走出来的孩子幸福地回忆一辈子。
2009年夏，突然接到一位学长投来的邮件。他说，北大外语学院（原东、西、俄三系）拟“整体搬迁至位于成府园１１号地的办公楼”。主要由俄语系55届校友发起一个签名活动，呼吁校、院领导停止这一轻率行为。呼吁书中说，北大外语学院保留现俄文楼、六院、外文楼等办公地点，本身就是北大的厚重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怎么能那样轻易地就把历史抛弃了呢？我没有参加这个“运动”。理由是：这类事太多了，冲击波早把人冲击得麻木了。他们有权，想怎么干就让他们干去吧。一个大北京城，现在还有多少你们珍惜的东西保留了下来？中央电视台寻找百年前中国留美幼童的踪迹，人家把那些孩子们的照片、档案、成绩单等等东西都展示给你看，保留得那么完整，让人震惊。而我们，一场革命，一场文革，几乎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什么东西都毁灭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可以说几乎都是假货。有时，我真替那些研究近现代史的人担心，因为你随便提到的一个人物和历史事件，若按原有的观点去表态，可能都是错的。因为你从前知道的都是假的，是被人刻意篡改过的。这历史还怎么研究？
清华大学举行百年校庆，中共政治局9名常委中就有6人出席，中共各级官媒对此也大肆宣传。网友戏称校庆主席台的布置极像中共党中央开会的场面。我在北大也听到过什么“满清王朝北大荒”之类的愤愤不平语。从这不平语中，我体会出来了整个国家，包括北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学子们的人生目标——官，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北大不会再有蔡元培了，也不会再有胡适了。蔡元培长眠于香港，胡适长眠于台湾。胡适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写完这篇文章，看到了一条新闻，说昆明理工大学内，有一座按照五星级标准建造的酒店开张了。为什么要在校园建这么高级的酒店呢？回答说，为了不使自己“寒酸”和“丢中国人的脸”。
我知道这些事肯定与北大没有关系。
（写于2011年底，修改于2012年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