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本末倒置，在教学中以文学史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在演绎一种近似乎“买椟还珠”的现代笑话——偏重于给学生进行文学史线索的梳理，相对忽视了对文学作品的讲习；偏重于对文学史常识的灌输，相对忽视了对作品的精微体悟；偏重于治学方法的传授，相对忽视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这样，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精髓。该文从历史渊源追溯古代文学教学失误的原因，从古代文学特殊性入手探求其纠偏的途径——不能再把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参考资料”，而应让“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 古代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史
目前我国各大学中文系很多毕业生，谈起中国古代文学来头头是道——可以从《尚书》一直侃到《红楼梦》，从“竟陵八友”一直扯到“竟陵派”，从杜甫的沉郁顿挫一直讲到姜夔的清空峭拔，但一涉及到作品就会两眼茫然——许多人根本没有见过《尚书》，有些人甚至没有翻过《红楼梦》；“竟陵八友”和“竟陵派”可能只知道人名，压根儿就不清楚此“竟陵”彼“竟陵”有哪些作品；杜甫的沉郁顿挫倒是早有耳闻，但到底如何沉郁怎样顿挫却没有体认，至于姜夔词的清空峭拔，他们更没有尝过也尝不出味道来。前年一所名牌大学的应届博士生到我们文学院应聘，带来了一厚本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明清杜甫接受史研究》，交谈间才知道他竟然从没有读完任何一种杜诗注本。不了解杜甫却写出了研究杜甫的博士学位论文，圈子外的人也许觉得这十分滑稽，作为一个古代文学教师则感到极其无奈。多年来，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通过“中国文学史”课程完成的，教师只在课堂上天花乱坠地向学生讲授一长串线索，一大堆概念，一大批作家，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名篇，学生却很少读过，也很难读懂，更不可能去涵咏。学生们谈起来好像什么都知道，事实上古代文学的精髓他们什么也没学到。这种教法与学法类似于一种“买椟还珠”的现代笑话。本文试图从历史渊源追溯古代文学教学失误的原因，从古代文学特殊性入手探求其纠偏的途径。
一 本末倒置：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史”
诗赋文章本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明以前杂剧、传奇和小说都难登大雅之堂。《汉书•艺文志》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不能诗词唱和就难以进入社会主流。清末废除科举以前，学习古代文学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和提升艺术品味，那时文言文和旧体诗词写作还是读书人的必备功课，学习唐宋诗词和韩柳古文有其实用价值，李杜诗歌和韩柳文章仍是揣摩的对象。甲午海战失败给士人极大的刺激，清末从朝廷到学界都唾弃“沉溺词章”的传统，看重经济兵务的实用之才。京师大学堂开始甚至没有文学一科，不过很快就纠正了这一偏颇。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上呈的《学务纲要》中，觉得“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因而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五大洲文化之精华。”[1]晚清“词章之学”虽然声名狼藉，但从庙堂制诰到个人应酬都离不开它们，学习古代文学不仅仅是泛泛的欣赏，许多经典作家还是学子模仿的对象。白话文运动成功后废弃古诗文写作，古代的诗词文赋才成了“文学遗产”。
大学讲堂上受西洋风气的影响，过去学习文学时那种富于灵性感悟的“文章学”，逐渐让位于条贯系统的“文学史”。不过，1903年清廷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文章学与文学史并重，规定“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诸子”等，为“中国文学门”的骨干课程。只是这里的“历代文章流别”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大不相同，前者要求仿日本已有的“中国文学史”体式，后者则是溯历代文体的源流。手脚麻利的林传甲不久就写出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并在该著开篇便声言自己是“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2]晚清人在西方著述体裁面前已经乱了方寸，趋新趋洋渐成学界主流。林传甲这部《中国文学史》，有点像裹脚女人穿西洋短裙，现在看来真是土不土又洋不洋。但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一百年神州大地上每年都有几部甚至十几部中国文学史问世。后来这几百部的中国文学史，从著述体例、评价标准到行文风格，才真正让中国古代文学打上了领带，穿上了西服。
好在当时士人只是把文学史作为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拐杖，作为进入中国古代文学殿堂的入门书，编写中国文学史不过“欲令教者少有依据，学者稍傍津涯，则必须有此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之等级”。[3] 1906年，著名古文家和翻译家林纾代替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主文科教席。他所使用的自编教材《春觉斋论文》，体式上既与林传甲的文学史大不相同，教学宗旨更与林氏大异其趣——其教学目的重在使学生“作文乃无死句，论文亦得神解”[4]，目的既然重在提高学生作文能力，他教古代文学也就重在让学生揣摩古文义法。书中第一章《流别论》取法挚虞讲各种文体的渊源和特点，后面几章分别讲古文的审美特征、古文应避免的十六种弊病、作文八种用笔法和四种用字法。同时任教于北大的姚永朴，在教学方法与旨趣上与林纾桴鼓相应，他在北大的讲义《文学研究法》卷一开宗明义：“文学之纲领，以义法为首。”[5]林、姚都是通过作品谈义法、论意境、讲技巧，为此他们还编了《中国国文读本》、《左孟庄骚精华录》等不少古代诗文读本。不管是阐述文体特征，还是分析诗文义法，抑或谈论艺术风格，他们都强调对作品的咀嚼讽诵和细腻感受。
稍后章门友人及弟子入主北大文科，与林、姚等人论学议政多有龃龉，这里有学术取向上的差异——林纾、姚永朴尊唐宋古文，刘师培、黄侃崇六朝文章，也不排除人事关系上的纠葛——骈体、古文本可取长补短，六朝、唐宋也并非水火不容。刘、黄学问渊博，林、姚体悟入微，不同学派和不同路数同系执教，对于学校而言可活跃学术氛围，对于学者而言可激发创造活力，对于学生而言可开阔眼界，可惜学术选择和审美趣味的不同，最后变成了有你无我的党同伐异，直至桐城一派离开北大。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为北大教书时的教材，体例是传统学案与西洋文学史的糅合，侧重于文学史知识的传授，另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侧重各家文风技法的品味，二者因相互补充而相得益彰，既有史的线索又有文的评鉴。谁料斗转星移，胡适等人文学革命的成功，白话文代替了古文，更新一批学者又代替了六朝派，林、姚固然成了“桐城谬种”，六朝派也成了“选学妖孽”，他们同时都站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对立面。随着刘师培病逝和黄侃南下，北大成了胡适这批新学者的天下，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风气丕变。胡适本人反对文言文，在他眼中文言文和旧体诗都是死的文学，他倡导并力行“整理国故”，古代文学自然也属于“国故”之列。
被视为已经过气的“国故”，古代文学当然也就不值得青年学生模仿，李、杜、韩、柳更不会成为效法的偶像，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也就只关注古代文学知识的承传，而不重视诗文“义法”的学习，更不重视古体诗文的模拟和训练，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便逐渐从文学熏陶、典范模仿和写作指导，过渡到文学发展线索的掌握、文学常识的熟悉及文学研究能力的培养。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略》，并不是教学生如何写小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唐诗，也不是要教学生如何吟诗词；朱自清先生有名作《诗言志辨》，可他从不教自己的学生如何以诗言志，尽管他们本人都是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据说，立志当作家的李健吾1925年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朱自清先生劝他说：“你是要学创作的，念中文系不相宜，还是转到外文系去吧。”
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文系教古代文学的教师通常是作家、诗人兼学者，诗人来教古代诗歌，小说家来教古代小说。四九年以后教古代文学的教师能够亲自操笔的越来越少，从没有吟过诗的人来教古代诗歌，小说的外行来教古代小说，这种师傅带出来的徒弟就可想而知了。北大中文系1955级迎接新生入学大会上，当时系主任杨晦教授的迎新辞语惊四座：“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杨先生这句颇多争议的名言，不过是复述了30前年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的话。“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句话后面似乎还应该补一句：北大中文系能培养作家吗？除了林庚、吴组湘少数老先生外，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教师中有几人能写诗歌和小说呢？
新中国成立后的古代文学教育，基本是通过文学史来完成的，“文学史本来就是历史的一个特殊门类”，古代文学教育事实上成了“史学教育”。[6]前三十年教育泛政治化越来越严重， 五七年“反右”刚刚结束，五八年便来了“学术大批判”，各大学学生批判自己的老师——“反动学术权威”。为了“把红旗插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阵地”，官方授意北大中文系学生自编了一套文学史，就是人们常说“红皮”《中国文学史》。稍后教育部组织游国恩等著名教授，在“红皮”文学史基础上集体编写了一套四卷本“黄皮”《中国文学史》[7]，与此同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编了一套三卷本《中国文学史》[8]。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后面这两套文学史是各大学的首选教材。就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贯穿哲学史一样，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也是贯穿这两套文学史的主线。它们在个别作家作品的论述上略有出入，但都是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作为评价古代文学优劣的重要准绳。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文学教育”逐渐偏向“史学教育”，那么下半叶“史学教育”又变成了意识形态规训。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渐渐弱化，前些年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很高，但重写的中国文学史框架基本没有改变，阐述风格一如往常，使用范畴大体照旧，只是增加了一些新术语而已。
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原来只是让“学者稍傍津涯”，文学史不过是学习古代文学的拐杖，借助文学史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后来演变成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学习“中国文学史”——拐杖成了支柱，丫环变为小姐。现在各大学中文系大多砍掉了“历代文学作品选讲”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就是古代文学教育的唯一课程，各种各样的历代文学作品选，都是配合中国文学史的教学用书，上世纪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编的古代文学作品选，直接就名为《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9]这半个多世纪的古代文学教育本末倒置——教师忙着编文学史，学生忙着背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被扔在一边，最多只是文学史附带的“参考资料”。学生只记住了文学史上的甲乙丙丁，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中文系学生在大学里学到的古代文学，只能在期末应付学校考试，只可在人前夸夸其谈装点门面，以此写文章则会尽出洋相，以此教人则误人子弟。
二 顾此失彼：知识的系统性与古代文学的特殊性
当然，绝不是说文学史这种体式一无是处，它分章分节的写作形式也更适应现代大学的教学模式：课堂上教师容易控制时间和掌握进度，学生容易做笔记和梳理知识，也便于教师出题和学生考试。不过，近百年来学习“中国古代文学”逐渐成为学习“中国文学史”，主要还不是它在教学上的便利，而是它具有现代学术形态。较之传统文章流别一类著作，文学史似乎更加“科学”；较之传统的诗话文话，文学史显得更加“系统”。在课堂上中国文学史取代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文学教育上的现代化，伴随着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无论大众还是学者文人多由崇古一变而为趋新，“取新法于异邦”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即使倾向于文化保守的学衡派，也强调“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文化守成容易被视为“抱残守缺”。开一代学风的胡适反复强调“科学方法”，他两个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在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都“截断众流”，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新的范式。这两部书都是当年北大哲学和文学教材，因而它们不仅在学术上的“开山之作”，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也开一代新风。仅就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而论，《白话文学史》可能连续影响了好几代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文化界和教育界，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正说明他影响的深远。将古代文学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并以中国文学史为主干，这种课程的设置首先是胡适在北大提出的。1937年主持修订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时，朱自清先生也认可胡适这样的课程安排：“文学组注重中国文学史，原是北京大学的办法，是胡适之先生拟定的。胡先生将文学史的研究作为文学组的发展目标，我们觉得是有理由的。这一科不止于培养常识，更注重的是提出问题，指示路子。”[10] 教育部1938年颁发的科目表中也特别“注重和提倡中国文学史的研究”。[11]朱光潜、王了一、张守义等先生对这种课程设置当时就提出异议。朱光潜认为学习中国文学的重点，应是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经典名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偏重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常识，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
朱先生这种声音显然不合时宜，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应者寥寥。近百年来，中国主流社会对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对传统的治学方法和教育方法嗤之以鼻。连著名的文史学者郑振铎先生也觉得，“自《文赋》起，到最近止，中国文学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一种文体的研究，却更为寂寞：没有见过一部有系统的著作，讲到中世纪文学，或讲到某某时代的；也没见过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地研究着‘诗’或‘小说’的起源与历史的。”[12] “诗话”“文话”一类东西，在他眼中都只能算随意的“鉴赏”，没有形成“一个确切不移的定论”[13]，都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他认为无论是治学还是教学，都应该崇尚“进化的观点”和“归纳的方法”，因此，“那些古旧的《红楼梦索隐》，《西游真诠》，《水浒评释》之类，却都是可弃的废材。”[14]金圣叹那些评点著作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不去探求他所表彰的大著作《水浒》与《西厢》的思想与艺术的真价，及其作品的来历与构成，或其影响及作家，而乃沾然于句评字注。”[15]他尖锐地批评甚至辛辣地嘲讽古人诵读的方法：“古文家们提倡古文义法，要以朗诵显示出文章的情态与神气来，于是便摇头摆脑的在一遍两遍的读。我们曾讥笑过这一类的古老无聊的举动，然而我们的工作，是否有陷于同一的陷阱中的危险？”[16]
1949年以后大学古代文学教学，除了原来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外，又将政治的正确性放在首位。思想上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为原则，艺术上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标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重估。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才是关键，艺术上的优劣倒在其次。很长一段时间里，课堂上与其说是进行古代文学教学，还不如说是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尽管极左思潮早已成为过去，但中文系古代文学课堂上，“宏大的叙事”还是照样进行，“高屋建瓴”的阐释一如既往。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讲到辛亥革命以前的近代文学，教师勾勒古代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讲解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低谷，学生了解各朝代的代表作家和作品，知道哪些作家是现实主义，哪些作家是浪漫主义……看起来非常“系统”和“科学”，实际上这种“高屋建瓴”不过是“浮光掠影”。“浮光掠影”式的跑马观花，一个学期四五十节课，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七八百年的文学扫一眼，老师算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学生算是“到此一游”挣得了学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了古代文学的“治学”与“教学”，很少考虑古代文学自身的特点，也很少考虑现在中文系学生的实际水平。七八十年前中文系大学生，有的上大学之前受过私塾教育，有的熟读文史经典，有的可以写出漂亮的五七言律，对于古文基本不存在阅读障碍。他们已经诵读过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上大学后再通过老师将各知识“点”连成“线”，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计有其合理性。那时候中文系学生国学功底较深，大学也完全实行精英教育，胡适在本科生中讲“整理国故”的方法，在课堂上还能赢得满堂喝彩，这除了胡先生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外，也说明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能与胡适“心心相印”。与当年学生的古文功底相比，如今学生水平差了一大截。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文系学生水平没有做过调查，后三十年我在大学先当了近十年学生，接着当了二十多年先生，对这一时期大学生古文水平比较清楚。这些大学生上古代文学之前，他们所读到的古代文学作品仅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可以说大多数人不能阅读古文，不少人即使参看现代注释也看不懂古代诗文。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还以文学史为中心，只是海阔天空地讲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只是泛泛地讲什么意境优美语言清新，学生即使把文学史背得滚瓜烂熟，即使次次考试都得了满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仍然了无心得。
民国时期古代文学教学中虽然重视文学史，但从1938年朱自清主持拟订的《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看，民国政府教育部向各大学下发的课程设置中，必修课有：“中国文学史”分为四段，三、四年级连上四个学期，每学期3个学分，共12个学分。“专书选读”同样连讲四学期，分别选讲传统的经史子集，共12个学分：“专书选读（一）”（选讲一种经书）、“专书选读（二）”（选讲一种诸子）、“专书选读（三）”（选讲《史记》或《汉书》）、“专书选读（四）”（《楚辞》、《文选》、《杜工部集》或《韩昌黎集》任讲一种）。还有“历代文选”两个学期，共6学分，“历代诗选”两个学期，共6学分。仅文选和诗选的学分就与文学史一样多，加上“专书选读”课，所用的课时多文学史一倍。选修课有：“词选”2个学分，“曲选”2个学分，“小说选读”3个学分，“戏曲选读”3个学分。各种作品选讲所用的学时接近文学史的3倍。另外，必修课中还有2学分的“各体文习作”，规定“专习文言”，选修课中各有2学分的“诗习作”和“词习作”。[17]
今天中文系本科公共课和其他课程挤压了古代文学许多课时，不少大学中文系本科古代文学必修课只上“中国文学史”，砍掉了“历代文学作品选读”，“作品”只是在文学史课堂上附带讲到。有的任课教师要求背一点作品，有的教师可能不要求背，这样，学完了唐代文学史却没有系统读过李白、杜甫选集的人绝非少数，学完了明清文学史没有读过《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的学生大有人在。每年研究生招生面试时，考生除了文学史外很少读过其他古代文学作品，对很多经典名篇也都只是“听说过”。对于古代文学原著，中文系不少学生既没有能力读懂，也没有兴趣去读。没有兴趣的原因是品不出味道——尝不出肉的滋味还喜欢吃肉吗？目前，校方没有规定讲“历代文学作品”，教师不重视讲“历代文学作品”，学生很少读“历代文学作品”，整个古代文学的教与学都浮在表面。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学科有其自身的特性。“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代史”，虽然同为人文学科，虽然看起来都是“中国”和“古代”，但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识特征。学习中国古代史，熟悉安史大乱中马嵬驿兵变的细节，学生不能也无须去“诵读”历史事件，但学习白居易的《长恨歌》，读“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不仅需要“知道”当时历史背景，还需要“重构”当时马嵬驿的场景，要“体验”诗人对这一悲剧的感情，更要“感受”此诗的诗艺与诗境。学生要从纸面的文字体味纸背的诗情，要从诗歌的音韵走进诗人的心境，所以学习古代文学离不开理性的分析，更离不开情感的浸润。古代历史事件只有冷冰冰的时间地点，古代文学却饱含着喜怒哀乐的情感体温。学习古代文学就是与古人进行情感交流，古代文学的常识需要记忆，古代文学作品则需要体验，只有情感和审美体验才能“激活”古代文学作品，所以“常识”服务于“体验”——让情感体验更深刻，让审美体验更细腻。
文学史与古代文学属于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前者属于历史，后者属于文学；前者是一种外在化的知识，它的获得和占有无须个体的心灵体验；后者是一种内在化的知识，它兼有“情”、“意”、“味”，只知其“意”而不知其“味”不领其“情”，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文学。外在化的知识只须记忆和理解，内在化的知识还须感受和体验。学生要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就得知悉古代文学的艺术技巧，而把握古代文学艺术技巧绝非易事。五六十年前，武汉大学几位青年教师要求沈祖棻教授讲授宋词，沈氏名著《宋词赏析》就是那次的讲稿。[18]武汉大学青年教师读宋词尚且如此之难，现在的大学生更是谈何容易。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以今人写的“中国文学史”，代替古代文学作品本身，我不知道这是上下敷衍还是彼此忽悠。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大中文系课程中，还有“诗名著选（附作文）”（沈尹默讲授）、“文名著选（附作文）（郑奠讲授）”，三十年代俞平伯还开了“中国诗名著选及实习”、林损开了“中国文名著选及实习”。这时教育部还规定必须开“文习作”、“诗习作”和“词习作”。 现在连作品选讲的课程都已经停开，更不要说古代诗、文、词习作了。如今，教古代文学的教师自己没有受到过这方面的训练，成天被论文级别、课题经费折磨得心烦意躁，致使他们没有写作古文旧诗的能力，更没有写这些东西的心境。大学中文系很多教古代文学的教师一辈子没有写过文言文和旧体诗，甚至一辈子没有写过一幅对联。几千年来，我们古代诗人作家积累的艺术经验，探索的艺术技巧，很快将在我们这一代及身而绝。看看林纾在北大的教材《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中论古文的“意境”、“识度”、“气势”、“声调”、“筋脉”、“风趣”、“情韵”、“神味”，《用笔八则》中谈古文的“用起笔”、“用伏笔”、“用顿笔”、“用顶笔”、“用插笔”、“用省笔”、“用绕笔”、“用收笔”，真不胜欷歔。林氏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以古代作品为例条分缕析，无一不是深造有得之言。再看看刘师培在北大讲课记录稿《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真让我们这些教古代文学的人无地自容。“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自己习作过古文旧诗，对古代文学的精妙更能体贴入微。不管将来从事教学还是研究，不管是从事创作还是只希望接受熏陶，学生都必须深知古代诗艺与文法，必须领略古代文学的精微妙处，而时下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对古代文学仅只猎得皮毛。
三 正本清源：从以文学史为经到以文学作品为本
古代文学教学逐渐从以文学作品为主体，过渡到以文学史为中心，不只是因为对知识系统性的重视，更是因为上层政治形势的需要和学者对名利的追求。
目前全国古代文学学界看重文学史的编写，尤其很看重古代文学史的主编，编写时能够邀到什么样的编者，编成后文学史能发行到哪些学校，往往是主编在学界地位及号召力的体现。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最为通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一是社科院的三卷本文学史，二是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四卷本文学史。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教育部指定的通用古代文学史教材是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文学史，和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三卷本文学史。除这几种使用面最广的古代文学史外，还有许多学者主编或独自编写的古代文学史，也有不少一般大学自编自用的文学史。总之，从学界泰斗到一般学者，从名牌大学到普通院校，大家都对编写古代文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究其原因，既有官方的鼓励，也有学界的热衷，当然还有经济的考虑——
先说官方对编写文学史的鼓励。建国之初，高等教育部就提出重编古代文学史，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中国文学史这块上层建筑。余冠英先生在《读〈中国文学史稿〉》一文说：“我们今天需要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面貌一新的，是真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正确地介绍作家作品，正确地说明文学的发展规律的。”[19]余先生的个人意见道出了官方的真实意图。高教部于1954组织全国多所名牌大学的专家编写《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20]，这份大纲就是稍后编写古代文学史的提纲和依据。建国以后至文革以前的所有古代文学史，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线，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前提，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为主要评价标准，都以近似的语言和近似的章节，来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因而形成大体近似的文学史内容。近二三十年来响起重写文学史呼声，袁行霈和章培恒主编的二部古代文学史，体现了“重写”文学史的集体智慧。前者强调“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同时也强调文学史的“史学思维”，要求“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式的语言” [21]；后者更从过去对文学阶级性的强调变为对“人的一般本性”的关注，认为 “文学的进步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22]。这两部文学史虽然也是成于众手，叙述的整体框架也一仍其旧，只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像此前文学史那样机械庸俗。2010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 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出任各文科教材的“首席专家”。新编《中国文学史》必须满足中央提出的“三个充分反映”的基本要求——“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进展”。“马工程”《中国文学史》教材虽尚未付梓，但由此可看见中央对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视。再看看学界对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热情。教材主编者凸显了自己在主流学界的泰斗地位，被邀编写者或是主编对其成就的认可，或是主编对其人的接纳，因而主编者和参与者的积极性都很高。最后，中国文学史教材多而且滥也与经济利益的驱动有关，现在全国有统编教材，很多大学还有自编教材，少数教材的编写美其名曰是学科建设，其实是在分教材这块蛋糕，也是在为评职称积累“科研成果”，大学扩招后很多中文系每届招生几百人，教材编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官方鼓励，学者热情，经济效益，三者形成了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强大合力，也成为以中国文学史为经的教学动因。由于作品选既难贯彻主流意识形态，又难体现“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准”，事实上编注一本有特色的作品选，“选”既需要学术眼光，“注”更需要学术功力，可这种眼光和功力难以被时下学界所承认，也不难以被校方算作“学术成果”，因此，官方对作品选不太重视，学者对编注作品选也没有热情。文革前有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三编六册《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23]，北大中文系编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北大这套“参考资料”很见学术功力，但隋唐以后各朝没有编完，加之它们的分量不太适宜课堂教学，目前院系较多选用朱先生这套作品选。近年来，古代文学作品选虽然也有“‘十五’规划国家重点教材”，但并没有获得广泛接受。有些省份和大学还编有作品选，学界的认可度更低。编写者既以古代文学史为重点，课堂教学自然也以古代文学史为中心。高层要求通过文学史“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学者希望通过文学史充分反映学术进展和个人地位，都较少考虑到学生实际的接受能力，较少考虑到本科生专业知识的结构，更较少考虑到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目前国内同时流行几十种中国文学史教材，编了这么多中国文学史，当然要想方设法让学生来用这些教材，这就是今天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教学，仍然是“以中国文学史为经”的现实原因。
课堂下编写文学史可以名利双收，选注作品选则吃力不讨好；课堂上讲文学史可以尽情挥洒，给学生以渊博、恢弘、新颖的良好印象，讲作品选则受文本限制不得随意发挥，没有自己独到的体验和深厚的功底只能老生常谈，所以讲文学史容易出彩叫座，而讲作品选很难藏拙取巧。无论是课内课外，无论是编还是讲，教师无疑会选择“以中国文学史为经”。“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24]——文学的历史，“以中国文学史为经”也就使古代“文学”教育变成了古代“史学”教育。
我们抽样统计了全国十所著名综合性大学（少数大学中文系没有在网上公布课程设置，如浙江大学），只有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开设了古代文学作品选，其他八所大学只开设文学史课。统计的十九所部属和省属师范大学中，只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三所学校开设了古代文学作品选。在开设了古代文学作品选的五所大学中，又只有安徽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作品的学时超过了中国文学史课的学时（参见附表）。只开设中国文学史的课程的院系，主讲人自然也会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古代文学作品，但多是以文学作品来阐述文学史进程，作品选只是文学史的“参考”和“例证”。从统计的情况来看，我国内地各大学中文系重中国文学史而轻作品选的倾向十分明显。
除了在课程设置上忽视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外，我们目前所使用的整套学术话语系统，所搬用的整套理论范畴，也不适宜于分析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以它们分析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就像用圆规来测量直线的长度一样扞格难通。恰如将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现在许多学生一提到屈原、李白，就说他们是“浪漫主义诗人”，一说到杜甫、白居易，就称他们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有不少文学史把庄子也说成是“浪漫主义作家”。听到这些似是而非的定性评价，李、杜等人要是死而复生一定觉得莫名其妙，我们看到这些标签同样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浪漫的诗人”不一定就是“浪漫主义诗人”，前者是指一个人的气质个性，后者是指诗人特定的创作方法。称屈原、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白居易是“现实主义诗人”，完全抹杀了他们各自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使学生无法理解这些伟大诗人的诗心、诗境、诗艺、诗语，修完了古代文学课程仍然无法体认古代诗文的“神”、“理”、“气”、“味”。
现在学生对古代文学“读不进去”，其根源在于教师“讲不进去”。我们四五十岁这代大学教师，大学时古代文学课堂上听到的不外乎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意境优美”、“情景交融”一类陈词滥调，更年青一代教师在大学课堂上听到的另加上了一些花哨名词，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新批评”。这些东西与我们先人的诗、词、曲、文、小说有什么关系呢？难怪鲁迅曾经感叹：“《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作品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25]沈祖棻《宋词赏析》这类著作，今人觉得它们不够“学术”，既没有多少人“愿意”写它，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写它。自己常常扪心自问：我懂得陶渊明、李白、杜甫的“伟大”吗？一个连平仄都弄不明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又如何欣赏涪翁诗深折透辟的笔致和拗峭奇险的韵味呢？
我们要重拾中国古代的诗学和文章学，以古代的诗学分析古代诗歌，以古代文章学分析古代的文章，将汉人的还给汉人，将唐人的还给唐人，只有这样，我们学生对古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学技巧，才会有深心体贴和细腻感受。系统学习西方的文论和美学，然后在与西方的比较中认识古代文学独特的艺术价值。如果只用单一理论体系和范畴，分析我国古代所有文学作品，那就像用同一把钥匙开所有锁一样愚蠢，它使我们既不能了解西方文学，更不能读懂我们的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教学上以中国文学史为中心，将古代文学变成了特殊的“史学”，现在当务之急是要“从以文学史为经”变为“以文学作品为本”，在课堂上重新回归文学本位，从当今大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应该倒转现行的课程设计：不再把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参考资料”，而应让“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在选择古代文学作品时，同时兼顾古人和今人的审美标准，尽可能选各个朝代、各种文体的代表作，选讲那些至今仍有旺盛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另外，而要真正让下一代深得古代文学精髓，在讲析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时，开始最好暂时“悬置”西方文学理论范畴，用古代诗学和文章学来分析古代诗文。不仅应当重开“历代作品选讲”，而且应该重开“古诗文习作”。这样，中国古代文学才不是一种死的“遗产”，而是一种仍然活在当下的文学；下一代或许能承续中华几千年的文脉，能将古代文学融入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建构之中。
附录：中国内地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设置概况表
学校名称 《中国古代文学》
课程设置情况 是否设置《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备注
北京大学 总计192学时 否
复旦大学 总计216学时 否
南京大学 每周上3学时 否
中国人民大学 每周上3学时 否
武汉大学 总计216学时 否
中山大学 总计204学时 否
厦门大学 总计180学时 否
南开大学 每周上4学时 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下），总计108学时。
山东大学 总计160学时 是，《先秦文学作品经典精读》、《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经典精读》、《唐五代文学作品经典精读》、《宋元文学作品经典精读》、《明清近代朝文学作品经典精读》，每段32学时，总计160学时
兰州大学 总计288学时 否
吉林大学 总计192学时 否
四川大学 总计288学时 否
北京师范大学 总计256学时 是，《中国古代文学原著精读》二学期，总计64学时
华东师范大学 总计144学时 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精读》二学期，总计108学时
华中师范大学 总计204学时 否
陕西师范大学 总计357学时 否 《文学史》和《作品选》合在一起讲授
西南大学 总计324学时 否
东北师范大学 每周上3学时 否
广西师范大学 总计248学时 否
安徽师范大学 总计102学时 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学期，总计204学时
首都师范大学 总计306学时 否
湖南师范大学 总计204学时 否
河南师范大学 总计284学时 否
华南师范大学 总计176学时 否
云南师范大学 总计138学时 否
贵州师范大学 总计288学时 否
山西师范大学 总计153学时 否
河北师范大学 总计288学时 否
重庆师范大学 总计288学时 否
哈尔滨师范大学 总计252学时 否
吉林师范大学 总计216学时 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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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朱自清. 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 [M]，《朱自清全集》第二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 392页、第392页。
[12]、[13]、 [14]、[15] 郑振铎. 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M]，《郑振铎全集》卷五，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年，第288页、第285页、第288页、第287页。
[16] 郑振铎. 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M]，《郑振铎全集》卷五，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年，第309页。
[17] 参见《朱自清全集》第二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401页。
[18] 参见程千帆. 宋词赏析后记 [M]，沈祖棻《宋词赏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9] 余冠英.读中国文学史稿[M]，《古代文学史杂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4页。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6日。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审定《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
[21] [2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第5页。
[22] 章培恒.导论，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5页。
[23] 朱东润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修订版。
[25] 鲁迅. 叶紫作《丰收》序 [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220页。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引用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