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之前，还没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史的专门著作，但已有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史的意识和概念，有了可称为中国文学史最早的萌芽读本——或谓“中国文学史之纲”。这话怎讲？港台学者黄维梁在他的论文中理直气壮地提出，六朝时的刘勰，在其宏著《文心雕龙》的《时序》篇中，大胆涉及了文学史的早期意识，这篇《时序》，堪称为最早的中国文学史的浓缩读本（全篇1700多字）。黄文认为，《文心雕龙·时序》阐发了刘勰本人初步的文学史观，可概括为两句话——“时文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中刘勰以周、汉、魏三代为主，重点阐述了《诗经》、楚辞及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其论述涉及了十个朝代的90余位作家及相关作品。为此，黄维梁提出，刘勰的这篇《时序》完全可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学史读本来读，它至少可称为中国最早的文学史之纲，笔者完全赞同黄维梁的观点，中国早在六朝时代即已产生了文学史的思想和观念，并已具有了文学史著述的雏形——尽管它离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的标准还很远。
但是，虽然中国在六朝时，已有了文学史意识的萌芽和雏形，然毕竟在其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让其很好地得到继续和弘扬发展，特别是没有真正地从史的角度对文学的发展作系统的书写，作有历史眼光的审视、观察和评价，因而实事求是说，真正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还没有诞生。真正书写文学发展历史的正规的国别文学史，开始于欧洲，其最早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主要是英、法、德、意等国。这类文学史著作包含三个方面标准：一，文学史观念的确立；二，文学进化概念的贯穿；三，实证研究在分析阐释中的体现。按照这三个标准，国别文学史的正式产生，属于欧洲文明史的重要成果，它成了史学的一个分支，贯穿了进化论的因子，形成了一个知识体系，且从社会和历史发展角度，诠释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学自身发展的历程。一般认为，外国人编写并出版中国文学史，最早问世于十九世纪中叶，是由德国学者萧特撰写的《中国文学论纲》（1853），之后，1880年，俄国学者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要》，1901年，英国翟理斯《中国文学史》问世，1902年，德国葛禄博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到十九世纪末，日本受欧洲影响，也开始染指国别文学史，相继问世了多部中国文学史，如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1897）、川种郎《支那文学史》（1898）、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1901）等。
笔者拟对受欧洲和日本影响后，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本土走过的历程作一番大致的梳理。总体上，择其要者，作概要性点评，不求面面俱到，但求代表性著作简要特色的评点到位。应该肯定，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本土正式诞生了自己本国的文学史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逐渐增多，质量不断提高，呈现了一定的高潮，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文学史著作的数量相应减少，但改革开放以后，整个国家学术趋向繁荣，文学史的著作也随之涌现，其数量相当可观，展现出了蓬勃的崭新局面。
第一阶段二十世纪上半叶（1900—1949）
中国土地上真正开始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起步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初。其时，先后有黄人和林传甲的两部文学史（应该称讲义，而非著作）出现。林著原为京师大学堂讲义，约七万余字，完成于1904年，黄著系其任教东吴大学所编教材，部分内容始发表于1908年，全书长达170万字，但多为引录原文，作者自己的论述很少。两书同时正式出版于1910年，算是中国最早具有西方文学史坯胎模式的中国文学史。但这两部文学史，只能说是粗框架型仿效西方（及日本）中国文学史的雏形，其实际内容与具体文字表述，离我们今天理解的文学史标准，差距很大。
这个阶段的前期，据陈玉堂编《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其中很大部分所谓文学史，并不符合文学史的基本定义，正如柳存仁所说：“坊间所流传之文学史，多仅罗列各时代作家之姓名，而略不叙述其个性、环境、作品内容，有类辞典，直《录鬼簿》之不若。”在柳存仁看来，真正的“文学史应为历史之一部分，而以叙述各时代之演变为其原则”。“故文学史之作，不惟对于文学作者之个人生活须有精细之探讨，即对于产生某一时期文学之时代精神、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亦应有确切之认识，再依据事实认识而考察其所发生之影响。”当然，这一阶段的中后期有了不少富开创性、具独家特色、且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学史，试择其代表，略述如下——
首先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这是一部断代（宋、元）文体分类（戏曲）文学史，原名《宋元戏曲考》，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中国第一部史料详赡、论证严密、见解独到的戏曲史，也是中国第一部按文体分类撰写的文学史专著。虽然全书只有七万余字，作者却能以宋元戏曲为考察对象，追溯描述了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并对戏曲（尤其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作了准确的概括，奠定了戏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王国维在该书中提出了涉及文学史发展的重要理念——“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这个论断，总结概括了文学史的发展阶段与历程，点明了文学进化的历史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鲁迅1923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了一部讲义，当时题为《中国文学史略》，后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鲁迅去世后，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时，这部讲义正式改名《汉文学史纲要》，收入全集中，后以单本书出版。该书虽写到西汉两司马，篇幅不大，却无论选材、体例和观点，均甚富特色，有不少独到精辟看法，在文学史界影响很大。笔者特别感到，此书的冠名极有道理，改“中国文学史略”为“汉文学史纲要”，这个改动极具意义，因为其所述的文学史，确确实实是汉民族的文学史，而不是包括中华国土上56个民族在内的文学史。鲁迅同时还有《中国小说史略》问世，这是一部分体文学史，单就小说一种文体展开论述，其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史上，属于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堪称比肩的双子星座——一个戏曲，一个小说，中国文学史上两个相对出现于稍后阶段的文学样式，在两位大家的两部史著内，被系统而又精辟地予以了阐述和梳理。
胡适的《国语文学史》与《白话文学史》几乎同时问世，但《白话文学史》相比《国语文学史》，显然影响更大。遗憾的是，《白话文学史》只出版了上卷（如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再也没能问世。但虽仅上卷，《白话文学史》毕竟在那个时代喊出了倡导白话文的口号，掀起了当时中国从上到下的白话文运动，对中国的语言、文学乃至社会改良运动，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和推波助澜作用。该书共十六章，从汉乐府写到唐新乐府，书中论述，不乏独到创见之处，尤其是以现代的眼光分析看待中国古代文学的进化。胡适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失去了它的固有价值，文言文学毫无价值，属于“死文学”，中国汉代以后的文学，就是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之间的彼此争斗，表面上是文言文学为正宗，实际上却是白话文学不断战胜文言文学。胡适的这些论断，不免片面武断，言之过激，但从社会和文化进化角度看，他在那个时代，能如此大胆地下这样的判断，不能不让人佩服其胆量和魄力——当然，文学史本身发展的实际，并非完全如胡适所言，这也是历史的客观现实。
郑振铎早年有《文学大纲》面世（1927），后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相比之下，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影响较大，形式也比较活泼。郑振铎是在看到当时文坛文学史的多种缺陷之后，才下决心编写属于他个人、能体现特色、论述到位的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它出版后，成了鲁迅所推重的文学史著之一。这部文学史不仅体现了郑振铎的文学史观——包括人文性、审美观、进化论，且着眼于时代、民众与外来影响，这是同时期及之前问世的文学史所忽略或未顾及的。该书在体例上也独创一格，不拘泥于具体的历史朝代，而是将整部文学史分为三卷——上卷古代文学、中卷中世文学、下卷近代文学，这样的分卷体例，明显可见打破传统、受西方文学史影响的痕迹。全书材料丰富、论述全面，其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乃是书中有大量配合叙述的精制插图，这是郑振铎多年精心搜求所得，很多是从历代孤本、珍本中觅得，大大增加了这部文学史的生动性和参考价值。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在中国俗文学研究上绝对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在郑著之前，虽有学者或文人涉及俗文学（或谓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但尚无任何系统整理阐述俗文学产生、发展、演变的正规文学史著。该书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对中国历代民间的歌谣、民歌、变文、杂剧词、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等，凡属民间的通俗的文学样式作品，都作了尽可能系统、全面的梳理与阐述，资料之全而丰富，堪称前无故人。郑振铎这部俗文学史，奠下了中国俗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学科的基石。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47年，朱自清专为此书撰写了序。林庚编写此书的初意，是为了沟通新旧文学，并将视野拓宽到世界文学范畴，试图探索中国为何没有史诗？中国的戏剧为何晚出？中国历来为何缺少悲剧？并同时解释中国文学史留下的许多疑点问题。朱自清的序文，给了林庚此著以很高的评价，朱序说，文学史的编著已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但研究还停留在童年时代，缺少“见”“识”“史观”和“一以贯之”，林著着眼于文学主潮的起伏，将文学的发展看成是有生机的——童年、少年、老年、再生，著者有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能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在许多节目上有新发现，且著者用诗人的笔写书，发挥的地方很多，此书既是史，也是文学，更是创作——这是朱自清对此书的高度褒扬。我们看此书，它的体例，确有独具一格处，从上古到清末，分为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夜时代四大阶段，每个阶段的章节，不拘于一般的书写表达，而是独倡一格，如:女性的歌唱、苦闷的觉醒、人物的追求、原野的认识等。
第二阶段1949—1979
这一阶段，由于各种因素，文学史的数量不如第一阶段，主要为配合高校文科特别是中文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同时适应社会一般读者的需要，出版了一批文学史著作，其中三部著作堪称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学史》（196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196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社科院文研所主编本和游国恩等主编本的共同特点，都是集体编著，集众人智慧之长，每个历史朝代或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编写者，都是该研究领域的专家，如社科院文研所主编本，总负责是余冠英，具体主持人除余冠英，还有钱锺书、范宁。游国恩主编本，包括游国恩共五位主编，另四人是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两部文学史阐述文学发展脉络线条清晰、重点突出、评价稳妥平实，是当时时代条件下具有权威性的文学史代表著作，出版问世后，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大，被教育部列为高校文科教材或重要参考资料。
特别要说明的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因为它初版并非在这个时间段，该书写于三十年代，初版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修订再版，而后，六十年代增订改写，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出版修订本，到七十年代，又问世了迎合当时时代、扬法抑儒色彩十分浓厚的再版本。相较之下，学界一致认为，刘大杰的六十年代版文学史最有特色，较少政治因素干扰，能显示他个人的学术眼光和水准。笔者以为，刘大杰六十年代版这部文学史，相比这个时期的其他文学史，最鲜明的特色是独家撰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充分发挥和展示个人的独立见解。虽然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都是作者独立撰写，但到这个时期（包括之后），已大多是集体编著文学史了。与同时期其他文学史相比，刘著有几个显著特点：其一，全书虽按历史朝代顺序编写，但特别注意突出文学本身的发展、沿革及其主潮，能抓住每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潮、主要文体、艺术趋向、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等，予以系统阐述、重点开掘；其二，由于是独家著史，可以独自发挥的余地比较大，因而所述观点，似乎更易为一般读者理解接受；其三，全书的文笔出于一人之手，避免了集体著作文字风格前后难以协调统一。
第三阶段1979—2019
相对于之前的三十年，这四十年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方面绝对呈现出了数量多、水准高、部头大的新标志。原因很简单，“改革开放”实施以后，大大调动了学术界的科研积极性，为适应高校文科改革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深度与广度大幅度提高，拳头型的文学史著作随之问世。在众多文学史著作中，相比较而言，能在全国范围产生较大影响，并被很多高校中文系教学采用的文学史著作，首推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其次是复旦大学章培恒与骆玉明共同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下简称袁本、章本）。
先说袁本。这是一部由北京大学袁行霈牵头主编，全国十多所大学中文系文学史研究领域著名专家共同参与编写的古代（包括近代）文学史。全书遵循主编提出的“守正创新”四字方针，倡导文学本位，将文学置于文化背景之中，翔实描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程，力求对过往文学史作创新性的考证与论述，为中国古代文学从上古到近代走过的历程作全方位的深入描述和探索，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前瞻性。该书编写上有其不同以往文学史的独辟创新之处：一，每章都附上详细的注释，对历代重要的多家观点说法，予以客观介绍，不局限于自家一说，以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这是之前许多文学史所不具备或没考虑到的；二，为便于大学生和研究生进一步学习，各卷后列了每卷的文学史年表及供参考阅读的研修书目，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参考；三，主编撰写了全书的“总绪论”，分别从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中国文学的演进，以及中国文学史分期等方面，作了宏微观结合的系统阐述，很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宏观理解与把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问世后反响较好，出版社已出三版，每次的修正版，编写者都做了补缺失、增资料、吸成果、统体例的工作，使全书的质量更上了一层楼。
章本的问世，经历了一番过程。1996年该书初版《中国文学史》出版后，社会反响较大，在赞誉其“导论”开创新境界、打破旧思维定势、走出政治干扰、强调张扬人性的同时，一些学者认为全书离人们的期望尚有距离，这引发了主编决意修订出版新著。多年后，经主编及全体编写人员共同努力，《中国文学史新著》终于问世。应该说，新著体现了主编的创新意识和不同于一般文学史的思路：第一，力创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此为贯穿全书始终的基本线索；第二，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体现出来的，不能拘于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的模式；第三，尽可能显示中国文学前现代时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这也就是章培恒力主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思路，这是对过往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的大胆突破；第四，对文学史的分期，参考结合西方和中国传统，去除王朝的更替顺序，标之以九编：上古一编——先秦，中古三编——发轫、拓展、分化，近世五编——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应该说，这部《新著》在创“新”方面，确实下了功夫，闯了一条新路子，建了一种新模式，当然，这样的创新模式，能否被学界所认可接受，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这四十年过程中，文学史研究和编写领域，应该说较之过往，成果众多，具有创新意识和成分的著作不少，这里特别应提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炯、樊骏、邓绍基、钱中文等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1997），该著努力体现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全书内容包含了中华各民族文学和港澳台文学，这是之前文学史所没有的，它真正属于涵盖中华各民族、贯通古代到现代的一部大文学史（上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三卷本古代文学史，基本保持原貌收入），全书力求在文学本位视野下，以开放、更新的文学史观念贯穿全部文学史，且该著从古代写到当代，属于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这在中国本土，实属罕见。又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清华、北大多位学者联合编撰、刘跃进主编的《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2019），遵循“守正出新”原则，广泛吸纳历来尤其“改开”近四十年中古代与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不限于汉族文学，包含了多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时间跨度涉及古代与现代，全书内容丰富，撰写严谨，简明扼要，体现了鲜明的唯物史观和实践史观，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简明中国文学史。
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