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废除科举制，传统的以经学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知识体系解体，西方新知识不断传入，知识分科在高等学堂的专业设置、公共图书馆书目编纂中得以展开。因“文”“道”分离，加之西方文学观的“植入”，中国古典文学“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模式逐步被以白话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新文学所取代。文学从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科”“文学门”“文学吏”“文学传”发展到以“文”为中心的文学专业；从选贤任能的“人学”走向了专业化、职业化和商业化的“知识学”。此后西学知识、日本经验使文学的职业化和市场化加速，以文学谋生、以写作为职业成为可能。近代高等学堂文学专业的开设，类书、丛书、图书馆书目、文集、期刊以及工具书“文学”类的设立，加之文学史教材的编纂，促使文学的社会化商业生产，文学不断走向知识化，文学的生命体验和感受日渐稀薄，塑造力也不断减弱。
关 键 词：知识分科 新文学生产 中国文学史 文学市场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学”一词多指“以言语文字被顾问者”或“学经书之人”，或指擅长辞章经术而博学的人，后来转指“经史掌故词章之学”①。文学由强调擅长辞章技能者的主体性体验和感悟走向了注重诗文化和专业化的知识，文学的生命体验和感受不断弱化，由“人学”走向了“知识学”。随着近代知识分科，高等学堂文学专业的设立、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文学”的专业化和市场化越来越突出。今天我们言说文学时通常把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当成了文学，然而章太炎却力主一切文字皆文学，即“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者，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②那么，文学在历史上是以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典籍方式存在？今天的文学为何失去了昔日“经夫妻、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塑造力，以及“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社会影响力？
近代知识分科使文学走向了客体化、专业化和职业化，西方知识的传入推动了新文学的社会化生产、文学史的编纂以及文学专业的独立。汪祖华提出：“广义的文学(或称杂文学)，是一切学术的总称，这种，我们最好将它推出于文学范围的外面，不承认它为文学；狭义的文学(或称纯文学)，就是真正的文学。”③“狭义的文学”或“纯文学”是为了强调所谓的“文学自觉”或“文学独立”，是指“文学”在经学体系解体后获得了与史学、哲学等同的地位。曾毅《文学之种类》提出：“欧美文学之稗贩甚盛，颇摭拾其说，以为我文学之准的，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此又今古形势之迥异者也。”④也就是说，所谓的“纯文学”源于“欧美文学”，与传统中国以经学为中心、以文史为基础的“杂文学”有着较大差异。一方面，研究者极力打造“纯文学”的观念，将文学简化为诗词、散文、小说和戏曲；另一方面，文学在类书、丛书、图书馆书目以及文学史编纂中不断呈现“杂文学”的样貌。
郭绍虞提出：“盖由文学的外形以认识文学之面目，其事易；由文学的内质以辨别文学之本质，其事难。”⑤文学外形与文学本质其实很难区分，新“文学外形”蕴含着新的“文学本质”，是人们对文学的新理解和新阐释。王国维提出：“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⑥目前有关文学的研究偏重于从概念、审美、文学史书写等“应然”层着眼⑦，这些成果固然有其价值和意义，然而，从“‘文学’是什么”的概念史角度来言说“文学”，容易走向空泛；从文学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思想和观念来理解文学也容易有“六经注我”的嫌疑，而从“文学”的社会存在形态、典籍呈现方式，也就是从文学被用作什么来言说文学，能更好地理解文学是什么。为了避免文学概念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我们着力从“实然”层探讨文学在古代社会的存在状态、典籍呈现方式以及在近现代社会的商业化生产。为此，本文拟从近现代知识分科、文学由选才任能的人才之学走向专业化、市场化的知识学来探讨新文学的社会化生产，以此促进我们思考近现代以来在知识分科背景下文学的主体性和塑造力为何变得越来越软弱。
一、历史典籍中文学的“主体性”样貌
我国早期的“文学”为孔门“四科”之一，与“德行”“言语”“政事”并立，《论语》中有“文学子游、子夏”之说，“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科”是指擅长辞章经术而博学的人。明代侯先春辑录《言子文学录》三卷，专载言偃的言行，将言偃的一切言行视为“文学”。三国时刘邵所撰《人物志》提出“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⑧也就是说，“文章”与作者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存在。
“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皇侃解释说“文学，指博学古文，故比三事为泰，故最后也”。⑨韩愈、宋祁、欧阳修等视“文学科为下”，这种说法遭到了清人陈澧的否定，他认为“文学为四科之总会，非下也”⑩。邢昺《论语注疏解经》将“文学”解释为“文章博学”，郭绍虞却说：“邢氏所谓文章、博学，并非分文学为二科，实以孔门所谓‘文学’，在后世可分为文章、博学二科者，在当时必兼此二义也。是则‘文学’之称，虽始于孔门，而其义与今人所称的文学不同。”(11)郭绍虞认为古今对“文章博学”的理解存在差异，古时的定义较为含混，后世可分为“文章”和“博学”二科。以上这些解读都忽略了“文学”背后“人”的存在，也就是文学的“主体性”存在。“子夏、子游”与“文学”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因子夏、子游擅长辞章经术且博学，才有了“文学”之称，“文学”的背后是以人之才学进行的分科。也就是说“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科”指的是如子夏、子游一样具有辞章经术才能的士人，强调的是“人”而非诗赋辞章。萧子显《南齐书·百官志》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太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12)“总明观”设四科，每科置“学士各十人”，“文科”设置了十位学士，说明“文科”是因人之“所长”而设立，是“学士”官。诚然，不同时期人们对“文学”的使用不尽相同，“玄、儒、文、史”承袭了“孔门四科”以“人”之“所长”而非以诗文为中心的分科思想，对此清代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又有如下阐释：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曰：“世祖诏丞相，故事，四科取士：……”澧案：世祖之诏，黄琼之奏，所谓四科，大略皆即《论语》四科。……《南齐书·百官志》云：“太始六年，初置总明观，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此四科，乃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后世亦可仿而行之，惟不用玄学，而以宋儒理学代之可也。《朱子语类》云：“吕与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经，曰政事，曰文学。”(卷一百九)此则不知《论语》之文学乃经学，而别为明经一科，其所谓文学，乃辞章之学也。(13)
陈澧认为“玄、儒、文、史”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其实前者中的“文”与后者中的“集”并不相同，前者侧重指擅长辞章的“学士”，“学士”与辞章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后者中的“集”主要指诗文典籍，不强调诗文的作者；《朱子语类》所言“四科取士”中的“文学”，也并非仅指“辞章之学”，而是指擅长辞章之学的才士，也就是以辞章之学选拔出的官员，或者是按照四种人才标准选拔出的官吏。陈澧认为吕大临“所谓‘文学’，乃辞章之学也”，其实，这里的“文学”仍如“孔门四科”中的“文学”一样，指具有辞章经术才能的士人，若把“文学”等同于“词章之学”，其实是把“文学”从“人学”引向了“知识学”。文学从“四科之学”到“四部之学”，再到“辞章之学”，语意和边界不断滑动。以上引文陈澧认为《论语》中的“文学”就是“经学”，当然，“经学”经常指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典籍或思想，但也强调道德主体性，用以指“人性”。王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云：“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14)也就是经学发用于人，可“谓之性”。
“文学”在汉代经常用作职官，承袭了“孔门四科”中以“人”为中心的观念。范晔《后汉书》提出：“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15)“四科”是指“儒学”“文吏”“孝悌”和“政事”，“四科”中的“文”侧重指擅长撰写辞章的“文吏”。作为职官，文学往往指以“言语文字被顾问”者。马端临指出：“盖以言语文字被顾问，以翰墨技艺侍中、待诏，则汉武帝所以处邹、枚、严、徐，灵帝所以招鸿都文学之类是也。”(16)这里的“文学”是指“以言语文字被顾问”的官员，“文学”作为职官在《汉书·西域传》中又指“学经书之人”(17)。这也是陈澧“文学”即“经学”一说的由来，但两者相较，文学更强调创作者与诗文间的“对象性”关系。据《历代职官表》案语：“诸吏文学者，盖以文学之臣选为诸吏，正如今翰林官之入直内廷者耳。……皆以文章经术侍从左右，盖即《西域传》所称‘诸大夫郎为文学者’。”(18)汉代文学作为职官主要服务于君王，“以文章经术侍从左右”。到了三国魏武帝时有了“太子文学”，魏晋之后又有了“文学从事”；唐初州县也设有经学博士，德宗时称为文学；宋代至明代，仍有“文学博士”之称，《明史·职官志》记载：“建文时，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两学士为文学博士。”(19)这里的“文学博士”仍为官员，“文学”作为职官的主体性倾向非常明显。当然，文学除了“以文章经术侍从左右”之外，还指刊校经史者，《周书·明帝本纪》记载：“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20)
除了“文学吏”“文学博士”等职官外，“文学门”是对擅长辞章经术而博学者的归类或划分，也就是以“人”之“所长”而非诗文进行的分类。《世说新语》分三十六门，上卷包含“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文学门”主要收录那些具有文艺才华、擅长清谈、不拘礼法者。史书中的“文学传”“文苑传”“文艺传”专为那些有文艺才能者立传，范晔首先在《后汉书》“儒林传”之外另立“文苑传”，为那些擅长文章经术者立传。此后《晋书》《魏书》《北齐书》《北史》《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沿袭《后汉书》，设立“文苑传”；《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隋书》《辽史》设立“文学传”；《新唐书》《金史》设立“文艺传”。“文苑传”“文学传”“文艺传”虽有差异，但都是依据“人”之“所长”立传，突出强调的是具有主体性的诗文撰写者。官修史书立有“文学传”，方志也为地方文学人物立传，如隋崔赜撰《八代四科志》三十卷，“盖为八代人作传，而分为四科也。自古以来可传之人，无出于四科之外者也。”(21)此书专为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那些“可传之人”，依据“人”之“所长”分“四科”立传，说明此时“文学”强调的依然是创作者而非诗文作品，特别是那些擅长撰写文章或掌握写作技能的士人。宋濂《浦阳人物志》分“忠义”“孝友”“政事”“文学”“贞节”等类，其《杂传九首(有序)》云：“欲分道学、忠义、孝友、政事、文学、卓行、隐逸、贞节八类，作《先民传》以示乡之来学。”(22)这里的“人物志”专设“文学”类，是按传主才能立传，重在记载地方各类人物的身份地位、才学贡献等。
从“孔门四科”“四科取士”“玄、儒、文、史”“四科志”“文学吏”“文学传”等可以看出，文学在早期社会的存在样貌是指那些擅长辞章经术“明道”“能文”“博学”的士人，强调的是创作者而非诗文作品，是对人之“所长”的分类，是“人学”而非“知识学”。随着时代发展，文学也由“人学”逐渐走向“辞章之学”。
二、类书、集部文献、丛书中文学的诗文样态
我国古代社会文学担负着选拔人才、甄别才学的功能(23)。古人不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偏重于文学的社会应用，目录书、丛书、类书等实用性较强的工具书都收有“文学”类。近现代“文学”概念与类书、丛书、图书馆编目、文学专业中的“文学”在使用上有很大差异，这些工具书在实践操作层塑造了人们对文学的独特理解和感受。文学在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同时，也从注重“以明道为尚”转为“以能文为高”，在类书、丛书、集部文献的目录及辞书中表现出诗文化的知识学样态。
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类书和丛书都设有“文学”类，“类书”以“类事”来分门别类，汇编同类资料以供查找使用，特别是为作诗赋提供征引、辞藻、典故等，且“力求详备”。类书具有重要的知识学价值，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指出类书“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24)高儒也指出：“汉魏六朝之文，独赖《文选》此书之存。不然，几至泯灭无闻矣。”(25)类书中的“文学”不再强调创作者，呈现的是知识学的诗文形态，如唐代《艺文类聚》就是以文艺著称的“类书”，卷五五至卷五八“杂文部一”为“经典、谈讲、读书、史传、集序”；“杂文部二”为“诗、赋”；“杂文部三”为“七、连珠”；“杂文部四”为“书、檄、移、纸、笔、砚”。这里的“杂文”显然是大文学概念，又“物以类聚”，把书写诗文所需的“纸、笔、砚”等工具也列入“杂文”，这些“实物”与“杂文”虽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彼此间差异较大。与之相类，唐代《册府元龟》卷四有“帝王部·文学”，记载了唐代帝王的文学活动，包括帝王“好文”、诗文倡和、词章创作等内容。宋代《太平御览》卷五九一“文部·御制下”，也有唐代帝王诗文才华的展示。《太平御览》有“文部”和“学部”，“文部”是指文章，“学部”则指文学知识，摘录各类文体内容，如“铭、七辞、连珠、诏、策诰”等，还包括“笔墨、砚、简、策、牍、札”等。南宋王应麟编纂《玉海》，分圣文、艺文、诏令等21门，每门又分子目，凡240余类，其中“集部”包含“图、图绘、名臣、记志、传、录、诗”，“艺苑”包含“总集文章”“辞学指南”，收录有“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试卷式、题名”等不同文体。当然，这些类书的繁盛与“博学宏词科”的兴起有一定关联，追求知识的“赅博”“淹博”，以“通儒硕学”为务。唐代和宋代“类书”中的“杂文”“文学”“文部”“学部”等条目反映出当时“文学”的诗文化典籍存在样态，是时代文学思想的典籍化、知识化呈现。
明清时期知识分类更加细化，类书中“文学”的典籍化样态更趋复杂，如明代《永乐大典》卷三三六四“文目”有“骈俪之文”“六经之文”“诸子之文”“帝王之文”“科举之文”等。清代《渊鉴类函》共四十五部类，其中“文学部”包括“经典总载、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史”；还有“书籍、袠、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笔、砚、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等。“文学部”收录与“文学”相关的典籍或笔墨等实物，并非仅指诗文，还包括一些重要的儒家典籍。同样《古今图书集成》的“文学典”包含“文体”“诗赋”“文学名家列传”等内容，其中“文学总部总论”包含《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太元经》《法言》《白虎通》《释名》《论衡》《抱朴子》；“文学总部总论二”包含梁刘勰《文心雕龙》；“文学总部总论三”包含“北齐《颜氏家训》、隋《文中子》、唐李德裕《穷愁志》、宋司马光《迂书》、《周子通书》、《性理》、《朱子全书》”；“文学总部总论四”包含“宋陈骙《文则》、陈善《扪虱新话》”，如此，等等。这里的“文学典”涵纳古代重要典籍、作家作品及诗文评等内容，与《渊鉴类函》“文学部”相比，“文学典”的内容更为宽泛，呈现“泛文学”的诗文化存在形态。这些类书多为官方修撰，是一种官方文学知识学的社会化典籍存在。
类书中的“文学”与目录书中的“文学”在存在形态上差异较大，“文学”在走向“集部”文献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章学诚提出：“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26)“集部”从“子部”“史部”分离出来，“辞章之学”虽“代变体制”，却逐渐兴盛、独立。钱基博指出：“盖两汉以前，文与学不分。至两汉之后，文与学始分”，“文章流别分于诸子，而集部兴。经史子集，四部别居。而文之一名，遂与集部连称而为所专有。世益进化，而学之分科愈细。文学之疆域，当划其界而与经学史学等观，不得谓为一切诸学之总称。”(27)两汉之后“文”与“学”分离出来，“文章流别于诸子，而集部兴”。魏晋之后典籍目录中“经史子集”四分法兴起，钱基博认为不能将一切文字视为文学。在“经史子集”知识体系中，“集部”以诗文的典籍化形态呈现，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刘向、刘歆《七略》中有“诗赋略”，王俭《七志》将之改为“文翰志”，以“纪诗赋”；而阮孝绪《七录》的“文集录”包含“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荀勖《晋中经簿》丁部收录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三类，《旧唐书·经籍志》与《隋志》分类相同，更明确了各类的范围。《宋史·艺文志》收有楚辞、别集、总集、文史类四类，增加了“文史类”，收录“诗文评”和“史评”两种类型著述。郑樵《通志》将文学类典籍题名为“文类”，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赋、赞颂、文史、诗评等二十二小类。《直斋书录解题》分出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诗集类、歌词类、章奏类、文史类七类，在《隋志》分类基础上增加了四种文体分类。明代《文渊阁书目》将文学类分为文集、诗词。清代《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收录“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等。由此可以看出，文学在“经史子集”典籍中主要是以集部文献的样态呈现，反映出古人在辞章写作方面的发展及演变，文学的知识化倾向不断增强。
诗文选集、丛书中的“文学”与类书及目录书中的“文学”有着较大差异，文学的诗文化在诸多诗文选本中呈现得更为突出和直观，如萧统《文选》、李昉等《文苑英华》、真德秀《文章正宗》、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此外还有《唐文萃》《宋文鉴》《元文类》《明文案》等。这些诗文选本或总集为后人学习前人诗文作品提供了写作范本。同时为了写诗撰文查寻资料的便捷，一些丛书也获得了编纂，赵翼提出：“近代说部之书最多，或又当作经史子集说五部也。”(28)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类丛书已有很多，古籍中的“小说”多在“子部”，如唐顺之《荆川稗编》120卷、袁褧《前四十家小说》40卷、《广四十家小说》40卷、《后四十家小说》40卷。西方“小说”观传入我国后，中西“小说”同名而异质，具有西方特质的“小说”成为近现代文学的主要文体类型。此外还有其他诗文类丛书的编纂，如吴讷《宋元百家词》汇编了宋元明词集一百种，再如毛晋《汲古阁六十家词》六十卷、陈耀文《花草粹编》十二卷、卓人月《古今词统》十六卷、钱允治《国朝诗馀》五卷，如此，等等。这些词集丛书天然具有文学性而被收入集部文献的“总集类”。近现代以来，直接以“文学”命名的丛书兴起，如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将1919-1927年新文学作品依据西方文学观，分为文艺理论、小说、散文、诗、戏剧、史料等十部；另如赵家璧辑《良友文学丛书》，自1933年陆续出版四十余种，为当时中国出版界较为流行的一套文学丛书，此外，又如黄道明著《文学丛话》，由新进社1942年出版。
近代图书馆书目不仅满足了人们查书的需要，更在于塑造了人们对新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书目在古典文献学中被誉为“书传”，且目录学为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依据《中文图书分类法》，现代公共图书馆书目中的“文学”包含有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各国文学等。图书馆“文学类”书目是以学科为经，典籍为纬，以学科的分类为基础，参以题材，文学知识学倾向非常明显。人们在使用图书馆书目时会不自觉接受新文学的分类标准及观念，并为其所塑造，那么近代图书书目又是如何理解文学的？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西方典籍不断传入，促进了我国的知识分科。“经史子集”的知识系统与近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知识分科存在着矛盾，已有的图书分目的“四分法”难以囊括新的知识和观念，这一知识体系逐渐解体。图书目录分类的转变是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重构，近代“经史子集”目录体系被不断“改良”，张之洞《书目答问》提出“五分法”，在经史子集外另设“丛书”一部。但我国书目最终还是按西方目录学标准进行了编目。此前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将译书分为四大类：学、政、教、杂，其中“文学”并未单独分目；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分15门，此时虽有“文学”之目，但“小说”不归附于“文学”。沈兆祎《新学书目提要》分“法制”“历史”“舆地”“文学”“西学”“西艺”“杂著”“小说”等八类，“文学”与“小说”彼此独立。顾燮光《东西学书录》搜辑当时出版的西方、日文著作537种，摒弃了传统的四部编目体例，参照西方学科体系进行分类。1902年徐维则又与顾燮光补阙300余种书目，出版了《增版东西学书录》，分“幼学、宗教、游记、报章、议论、杂著”等31类。1923年沈祖荣、胡庆生著《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此后“遵杜”“仿杜”“改杜”“补杜”等新式书目不断涌现，新图书分类法渐趋形成。图书编目是对文学的重新理解和重新接受，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主体性不断减弱，文学的知识化和诗文化不断增强。
目录对读者起到了“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的作用，古代典籍的文学目录是文学思想和观念的典籍化呈现，获得编目的文学被作为知识固定下来。近代以来“文学”类专题书目大量涌出，如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王浣溪《中国文学精要书目》、吴宓《西洋文学精要书目》《西洋文学入门书目》、章炳麟《中国国文书目》等。新文学的形成是社会多方互动的结果，人们从生活的不同方面拓展和塑造新文学。新文学也不断进行社会化生产，一些书目及提要为读者提示读书要领、揭示图书价值，对新文学的理解和接受起到了导引作用。用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取代中国传统的书目分类，此时重视的是“知识”，排斥“寓褒贬，多甄别”的书目“类例”功能，而早期“文学”则较注重道德主体的塑造，强调的是“可感性”而非“知识性”，所关注的是创作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诗文的生产者。此后文学不断学科化，形成了专门的知识体系，有了专门教材、专职教师以及专业学习者。
三、近代知识分科与新文学的专业化、知识化生产
明代茅元仪编撰《白华楼书目》，采用“九学十部目”之法，“九学者：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文学，四曰说学，五曰小学，六曰兵学，七曰类学，八曰数学，九曰外学。十部者，即九学之部而加以世学。”(29)遗憾的是《白华楼书目》现已亡佚，但这部书目已有分科趋向，有了现代学科或专业的意蕴。当然，明代仍有“文学博士”或“文学名臣”之称(30)，保留“文学”以人之“所长”甄别人才、注重实用的一面。晚明利玛窦来华，艾儒略撰写《西学凡》，西方科学知识及分科思想传入；近代西方传教士再次将“分科立学”“分科治学”等观念传入，传统的“四部之学”向西方“七科之学”知识形态转变，“文学”被重新理解，开始走向专业化和市场化。“七科之学”包含文、理、法、农、工、商、医等，“文学”由选贤任能、甄别人才的“人学”而成为注重专业知识的“知识学”，文学教育也由“通人之学”走向“专门之学”，由此而成为传统与现代学术转变的标识。
元、明、清以来“文学”的知识化倾向不断增强，主体性却不断减弱，“文学”所负载的个体经验和感受也越来越薄弱，“文学”走向了诗文的客体化、知识化和独立化，多称“文章”“辞(词)章”“文辞”“文史”等。明初科举于“理学、经济、文章而备求一人”，此时“文章”偏指八股文一类考试文体。晚明利玛窦来华，西学知识传入，对“经史子集”知识体系并未产生颠覆性影响，也未影响到文学的自身发展。近代西学东渐，随着知识分科、“分科立学”观念的提出，文学分科开始走向现实。1883年王韬《变法自强》按西方“分科立学”等思想，提出分设“文学”与“艺学”，“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31)。此外，文学作为学科，专业化和知识化倾向愈益突出。郑观应《盛世危言》将中西学术分为六科，即文学科、政事科、言语科、格致科、艺学科、杂学科，这里“文学科、政事科、言语科”与“孔门四科”中的三科相同，不过这种分科侧重学业或专业，以知识分科，与孔子以人之“所长”分科有很大不同(32)。此后又有“文学”与“武学”之分，“文学”分为六科：“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文学”之下又有二级分类，“文学”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知识化更为明显。1896年孙家鼐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建议将京师大学堂分为十科，其中文学科包含各国语言文字(33)。1897年张元济办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34)，开设“文学门”和“艺术门”课程，其中“文学门”包含舆地学、泰西近史、名学、计学、公法学、理学、政学、教化学等九门课程，“文学门”显得尤为庞杂，综合性特质更为突出。
清末民初，我国文学分科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35)此时京师大学堂分科立学，将文学作为专业独立出来。此时“文学科”范围较宽，近乎“文史哲”的综合。1903年张之洞《奏定大学堂章程》提出“八科分学”，即经学、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商等八科四十三门，并规定了各分科大学所包含的学科科目。1906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指出《奏定大学堂章程》“八科分学”体系的“根本之误”在于缺哲学一科(36)，为此他主张废弃“八科”中“经学科”，将之合并到“文学科”，成为“经学门”，与“文学科”中的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处于同等地位。当然，学科建设还须有其他专业知识的加入，当时参与到中国文学科的课程还有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心理学、名学、美学、中国史、教育学、外国文学等(37)。作为学科专业，文学的外延较之一般概念的“文学”更为宽泛。这样近代文学立科，一方面是文学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另一方面文学在专业设置方面安排了一些非专业课程。整体说来，文学的知识化越来越明显，主体性感受及个体体验却不断弱化。
“分科”意味着文学走向独立，“文学”专业的独立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1909年学部奏请清廷划分文实学堂，奏定的学堂课程中“文学门”包括读经讲史、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等。因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情感表达和个体感受不同，文学有了国别之分。1917年北京大学开设“文学门”课程，分“通科”与“专科”，“通科”包括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言语学、心理学概论、美学、教育学、外国语等；“专科”包括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等多国语言。此后复旦大学设中国语言文学系，开设“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文选、诗选、修辞学、诗歌原理、小说原理、文学批评、文艺思潮”等专业课程。南京大学在原有东南大学国文系基础上开设“文学研究法、中文修辞学、词曲史、诗歌史、文学史纲要、四子书、词学通论、诗品”等课程。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开设“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词学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史、戏曲概论”等(38)。文学专业课程的开设反映出时人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文学社会应用的专业性内涵，此时作为学科的“文学”更强调学科的知识特质，与传统的具有道德主体性的文学已渐行渐远。此时“分科”使“文学”的边界和范围更趋明晰。从整体来看，作为学科的“文学”并不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在中西文化熔铸互鉴中生成。大学文学专业的立科，图书馆文学书目的分类，期刊杂志文学专栏的设立，新诗文集的出版，都是新文学观念下的产物。作为一级学科的“文学”包含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二级学科设有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如此作为专业的文学其内涵较之作为概念的文学更为宽泛，不过在文学史书写中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却日趋偏狭，这又是为何？
文学的专业化、知识化主要体现在高等学堂文学专业的开设、文学教材的编纂、文学教师的产生以及文学学生的培养等方面。特别是有关文学史的书写，谢无量说：“宋《中兴书目》曰文史者，讥评文人之得失也。故其体与今之文学史相近。”(39)其实近代“文学史”已远离传统，是人们依据对西方文学的理解而对文学历史的重构。从传统的“文苑传”到近现代“文学史”，文学由强调道德主体性的“人学”，转为对知识学的梳理，西方现代文艺思想和现代教育思想使文学逐渐远离传统，走向了欧美的文学观和学科体制。
近代文学史书写始于模仿日本和欧美，在对文学进行重新理解的基础上对文学的秩序进行重构，对此，胡怀琛在《中国文学史略·序》持有这样的说法：
文学史，古所未有也。所有者，为文苑传，图书目录，以及诗话，文谈之类；体例皆近乎文学史，而非文学史也。编文学史者，始于闽侯林传甲氏；其后续作者：有谢无量之《中国大文学史》，王梦曾之《中国文学史》。张之纯之《中国文学史》，刘师培之《中古文学史》：再有数家，不及备述，总之得八九种。(40)
文学史书写的体例源于西方，并受日本影响。当然，用西方理解文学的方式和框架来梳理中国文学会有很多抵牾，但西学知识的确有利于建构新的文学秩序。因对文学理解不同，文学史呈现的方式也不相同。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提出文学史书写的主脑为“事”“文”“义”三要素，“设以人体为喻：事譬则史之躯壳耳，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彩焉，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焉”(41)。文学史主要讲文学的历史，首先要解决何为“文学”，也就是“文”是以什么方式来理解文学，而“义”又是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判断文学，说明文学史不断书写是因为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理解不同，而对“文学”的理解又会受外来知识分科等观念的影响。
1904年，林传甲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这是中国人较早自著的文学史，梳理出中国文学的源流和变迁，自序称其模仿日本学者而成，“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42)。这部文学史并未摆脱传统史书编纂体例的影响，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结合体。全书共十六篇，“每篇自具首尾，用纪事本末之体也。大章必列题目，用通鉴纲目之体也”(43)。林传甲文学史展现出传统知识的再生产或新时代文学的典籍化样态。此部文学史回避了小说、戏曲，与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有较大差异，是为了教学需要而编写的文学史。后来黄人编纂《中国文学史》，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逐步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文章源流之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及文学教育的教材。处在新旧观念交替时期的近代文学史多以知识史的方式存在，当时在撰写文学史时就曾有诸多争议，黄人《中国文学史·总论》对撰写文学史进行了总结和批评：“所以考文学之源流、种类、正变、沿革者，惟有文学家列传(如文苑传，而稍讲考据、性理者，尚入别传)，及目录(如艺文志类)，选本(如以时、地、流派选合者)，批评(如《文心雕龙》、《诗品》、诗话之类)而已。而所持者又甚狭，既失先河后海之旨，更多朝三暮四之弊，故遂终身隶属于文学界者，亦各守畛域而不能交通。”(44)近代撰写文学史者努力在历史传统和文学知识系统中找寻文学史的历史资源，刘师培云：“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其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今挚氏之书久亡，而文学史又无善课本，似宜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45)挚虞《文章志》《文章流别》分为“以人为纲”“以文体为纲”，文学作为“人学”或知识学，编写文学史教材的观念源于西方现代教育，而文学知识则来自传统，刘师培期待模仿挚虞著述的体例，写出文学史教材。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在第一编“绪论”的第五章《古来关于文学史之著述及本编之区分》中，对文学传统进行了总结，指出古来文学史著述的体例共有七种，即流别、宗派、法律、纪事、杂评、叙传、总集，为此提出撰写文学史“先述其时势，次及文人出处，制作优劣，附载名篇，以资取法焉”。(46)此时研究者站在西方知识学立场，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秩序。
西学知识的传入促动了人们对“文学”的重新理解。孙江在为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所作序中说：“中国近代知识的发生来自两条不同的路径：一个是传统知识的再生产，传统知识中蕴含的近代性要素，是其得以实现近代转变的原因所在；另一个是西方近代知识的移植，即‘他者’逐渐内化的过程，其中包括翻译、接受、变异等再生产环节。”(47)新知识包含新的理念和思想等，西方知识观念的传入促使中国文学的新发展和新需求，新文学的发生也主要表现在传统知识的再生产以及西方文学知识的“内化”等方面。
20世纪中国学术以近代西方文化植入、“西体中用”为主要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学史通常作为教材来使用，以此来建构新的文学秩序，而文学史书写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知识边界的界定问题，即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文学”，才能在文学史中被书写。对“文学”理解不同，人们撰写出的文学史也不相同。目前中国文学史已有千部之多，但书写文学史仍是重要的文学活动之一。传统史书中“文苑传”“文学传”或“艺文志”，或一些序跋、诗文评等都是较为传统的理解文学的方式或表达文学理解的方式。随着西方文学分科、文学独立等观念的传入，以西方理解文学的方式来著录中国文学史成为一种风潮。较早出现的中国文学史是1880年由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所编的《中国文献史》，不过此书类似中国古代典籍的罗列；1901年英国学者和德国学者分别撰有《中国文学史》。日本在中国文学史书写方面成果较多，如未松谦澄《支那古文学史略》、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等(48)。西方和日本的文学史著作方式和编写体例不断传入，同时受西学知识和日本经验的影响，以及高等学堂教学的需要，我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还要考虑学科的设置，教学时间的安排，学生的学习基础等多种教学因素，与纯粹为文学知识而编撰的文学史有很大不同。
四、近代新文学的商业化、报刊化生产及其反思
西学知识传入刺激了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和需求，新式报刊和图书成为新文学生产的载体和传播媒介。新文学的生产比较注重读者的需求和消费，新式报刊、新式诗文集及图书使文学走向了市场化和商业化。新文学的“读者化”倾向是文学发展的一个新向度，新式文体展现出人们表达情感及体验生活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一般而言，传统诗文集的编纂，小说、戏曲类作品因不受重视而未列其中，从近代小说、戏剧被编入诗文集可以看出新旧文学的古今差异。
近代新文学需要新的典籍存在和表达方式，各类诗文集以“文存”或报刊文章的形式大量刊印，如《胡适文存》卷一为书信；卷二为“诗三百篇言字解”；卷三为“国语文法概论”；卷四传记、杂文、“先母行述”等。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为论文，卷二随感录，卷三通信，由亚东图书馆1922年刊行。叶楚伧著《楚伧文存》分为“散文”“札记”“小说”“政论”“小品”，1944年正中书局出版。杨没累著《没累文存》卷一为“乐律漫谈”，卷二为“诗歌集”，卷三为“戏曲小说集”，卷四为“爱情书简”，卷五为“妇女问题及其他”，1929年泰东图书局出版。这些“文存”在新旧文学交替时期以新的典籍化样态存在，每册(套)都标明了价格，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新文学的商业化倾向非常突出，一些诗文集的出版者走向了职业化、专业化写作，与传统“明道”“言志”“缘情”等诗文书写有了很大不同。
西方文学观的移植与中国固有的文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新文化运动以批判传统或“反传统”的姿态来对待传统，导致“文化冲突”或“文明冲突”，为此新文学需要发掘反传统的新传统。1916年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提出：“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存，以至于今日。”(49)尤值得关注的是新文学是人们对新生活的新理解和新体验。新文学对传统文学观产生了较大冲击，有人提出：“吾以为今日中国之文界，得百司马子长、班孟坚，不如得一施耐庵、金圣叹；得百李太白、杜少陵，不如得一汤临川、孔云亭。”(50)重视小说、戏剧等通俗文学而轻视诗文，成为新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平陵《“五四”与新文艺运动》提出：“在‘五四’以前的中国，真是世界上少有的不景气的国家，由于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造成了一百年的国耻，这些国耻更随着岁月的递迁，逐渐不已地加增。”(51)全面否定传统成为当时的一种主流思想，随着对西方知识的学习，人们在文学上的自信也越来越缺失，对明清诗文尤为排斥。1934年鲁迅在写给杨霁云的信函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52)受文学进化论史观的影响，鲁迅认为唐以后诗作不足观。其实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不同，诗歌的内容及其表达方式也不相同，这种以唐诗的标准来评价一切诗作的行为有很大的局限性。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提出：“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两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与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届时上前来‘接力’。是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53)文学是情感和心灵的体验和感受，不能简单以时代或文体来论优劣。闻一多显然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影响，对明清诗文评价较低，这种“以今律古”或“以西律中”的评价方式往往缺乏对古典作品的历史性思考。此时提倡“小说”而“冷落”诗文成为一股社会思潮，西学知识的传入，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文学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因此，研究者在谈论近代文学演变时，应关注文学存在的社会文化土壤，特别是新技术、新传播方式，如铅字印刷、报刊传播、图书馆新式阅读方式、现代稿费制度等，同时还应对传统文学持“同情之理解”，这样才能走出中国文学史书写固有的对抗和冲突模式。
近代知识分科与中国文学史书写都是为了应对教学需要，却采用了与西方文学观最为接近的方式，用西方文学观来剪裁中国文学史料。中西文化差异导致文学史与文学史料很不兼容，为此近年来学界对中国文学史书写不断反思，那么，是以阅读文学作品带动文学史学习，还是通过文学史学习来了解文学作品？陈平原提出：“‘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从一个特定角度，凸现了中国人对西方教育体制和研究范式的接纳，以及对固有学术传统的改造。”(54)在新旧知识转化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服从了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学观为中心对中国文学进行了改造。诚然，钱基博、宋佩韦等明代文学史的书写对传统有较多保留，后来一些文学史的书写西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对此钱穆等提出质疑：“中国知识界里颇有一辈人主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文化机构都彻底放弃了，如此好使中国切实学得像西方。”(55)在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现代化是否就意味着“西方化”，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在文学观不断西化的过程中，文学的主体性不断弱化，导致文学学习者常以文学史的学习替代诗文作品的学习，文学在塑造心灵及情感方面的功能也不断弱化，文学失去了“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56)的功能，特别是在精神家园建构方面失去了昔日的力量。
要之，我国古代文学是以经学为中心的“人学”，以“文学科”“文学门”“文学吏”“文学传”等形式存在，在古籍中则以诗赋略、集部文献、诗文选集或总集等方式呈现。文学创作与创作者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文学是生命之学，如果抛弃创作者的主体性感受，只关注文学的知识性，就会脱离文学的感性世界，因此，我们要高扬文学的主体性。然而近代以来，文学经历了从“人学”到“知识学”的转向。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高校文学专业的设立、图书馆文学书目的分类、文学类工具书的编纂，文学的社会化生产越来越突出。文学从甄别人之“所长”，到以“文学”选官，再到“辞章之学”，再到文学专业的设立，内涵和外延不断转变。从“文学”被用作什么来关注近现代文学观及文学知识的形成过程和存在方式，从知识分科、文学转型、新文学如何书写和表达，从丛书、类书、“文学”编目以及文学史书写、文集与期刊的编纂等“实然”层，考察人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对新文学的理解和应用，通过知识社会学来探讨新文学的生产机制、知识框架以及人们对文学理解的转变、文学的个体化生产、新文学市场的形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社会生产方式、典籍呈现形态，理解在知识分科背景下如何进行文学社会化生产等问题，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找回新文学的塑造力之所在。
①马端临：“盖以言语文字被顾问，以翰墨技艺侍中、待诏，则汉武帝所以处邹、枚、严，徐，灵帝所以招鸿都文学之类是也。”(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92页。)《汉书·渠犂传》：“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颜师古注曰：“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913、3915页。)王韬《变法自强》提出：“其一曰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②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七篇》，载《文学总略》，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3页。
③汪祖华：《文学论》第一章《文学的定义》，拔提书局1934年版，第13页。
④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上册第一篇《总论》第六章《文学之种类》，泰东图书局1932年版，第21页。
⑤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页。
⑥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⑦有关“文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可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余来明《“文学”概念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
⑧刘劭著，吴家驹译注：《人物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7页。
⑨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6页。
⑩陈澧：《孟子注疏下》，载《东塾遗稿》第30合订本。
(1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1页。
(12)萧子显：《南齐书》卷一六《志第八·百官》，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5页。
(13)陈澧著，钟旭元、魏达纯校点：《东塾读书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5页。
(14)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
(15)范晔：《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35页。
(16)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92页。
(17)《汉书·渠犂传》“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颜师古注：“为文学者，谓学经书之人。”(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西域传·渠犂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913、3915页。)
(18)黄本骥编：《历代职官表》卷二三《翰林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28页。
(19)张廷玉：《明史》卷七三《职官志·翰林院》，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87页。
(20)令狐德棻：《周书》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0页。
(21)陈澧著，钟旭元、魏达纯校点：《东塾读书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22)宋濂著，黄灵庚编辑点校：《宋濂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6页。
(23)李贽《史阁叙述》：“夫大绅文学之选也，所谓多读书识义理之人也。”(李贽：《续藏书》，载《续修四库全书》第3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24)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23页。
(25)高儒撰：《百川书志》，卷十一“类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26)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诗教上》，罗炳良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7页。
(27)钱基博：《国文教学丛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页。
(28)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二，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23页。
(29)郑元庆录：《吴兴藏书录》，载《丛书集成续编》，(中国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册，第701页。
(30)李贽《续藏书》分“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等名目。《明史·职官志》记载：“建文时，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两学士为文学博士。”(张廷玉：《明史》，卷七三《职官志·翰林院》，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87页。)
(3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32)朱熹《论语集注》：“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朱熹集注、郭万金编校：《论语集注》，先进第十一，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8页。)
(33)陈元晖主编，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34)陈元晖主编，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页。
(35)王杰、祝士明编著：《学府典章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创之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
(36)王国维著、周锡山评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10-111页。
(37)王国维著、周锡山评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16页。
(38)孙华泽：《晚清民初“现代文学教育”的发生》，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99页。
(39)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一，中华书局1918版，第41-42页。
(40)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梁溪图书馆1926年版，序第1页。
(4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42)林传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自序一第1页。
(43)林传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自序二第2页。
(44)黄人：《中国文学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45)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安徽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
(46)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一，中华书局1918版，第42-43页。
(47)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序言，第1页。
(48)(德)W.Schott 1854年出版《中国文学论纲》，A.Wyile 1867年出版《中国文学注解》(英文)，王西里1880年出版《中国文学史纲要》(俄文)。(日)古城贞吉(1897)、笹川种郎(1898)著《支那文学史》及翟里斯(H.A.Giles)《中国文学史》(1901)，详情可参考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中《中国文学史著作编年简表(1854-1949)》。
(49)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2页。
(50)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1903年第7期，第7页。此文作者原题为“楚卿”。
(51)《中苏文化杂志》1940年第6卷第3期，第65页。
(52)鲁迅：《鲁迅全集》第1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53)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3页。
(54)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6页。
(5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1页。
(56)杨万里：《诚斋集》，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8册，卷七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