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智库？不少人第一印象是神秘、高深、专业。
我们看到，一些机构的研究成果未必在各类学术刊物和大众媒体中发表，而是以多种方式内部阅读、研讨，为党政机关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根据通行的解释，“智库又称智囊团，是一个对政治、商业或军事等政策进行调查、分析及研究的机构，通常独立于政府或政党，不少与军事、实验室、商业机构或大学等有连系，部分以‘研究所’作为名称”。
认真对待这些“智库”的现状与问题，对政府决策和国家治理有基础性作用，也有利于我们在实际层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个理性的反思。
“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在1949年后的革命与建设传统中，知识分子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对这个群体的态度，究竟是“统战”的成分多一些，还是“限制”的成分多一些，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这个国家的开放程度。
19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当时文化领域的主管部门指出：“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
这个方针到现在，其基本精神一直没有改变。2013年5月底，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杜绝有损国家利益和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言行。
由于国家整体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禁区”的内容一直在变化。80年代“市场经济”是个敏感词，到了1992年“脱敏”了；90年代初期“法治”和“人权”是敏感词，到21世纪初期这个词语也“脱敏”了。“脱敏”词语的扩大，体现了国家的进步。
2009年，笔者参加社科院组织的“底层研究”的培训班。一次讲座后，来自地方高校的一位青年教师提问，“您觉得中国未来县政改革的出路是什么”。听到提问，来自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权威学者脸色立即发生了变化。青年教师意识到了问题，马上解释，“我说的是县级政权的改革，关于乡镇政权的改革与‘省管县’”。误解澄清后，权威学者继续侃侃而谈。
如果说“宣传”涉及到价值观问题，价值观涉及到某些重大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层次话题，那么有一些社会问题，也会因此“敏感”起来，以至于社会上为类似话题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外界发现体制内的智库似乎仍然假设这些问题不存在。
学术研究是有课程设置的。例如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智库”的相关部门，是根据学科设置来分工的。有一些社会问题，明显看是某学科的问题，实际上却涉及到其他学科。为了立项方便，就由某智库中的某个部门来操作。有些部门和特定的国家部委有密切的业务联系，因而容易受后者所影响而丧失独立性；其他部门却无法对此立项。
研究若不足，政府就被动
很多社会问题本不是敏感问题，是底层研究的“实证”话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全国性的大型课题动辄需要上百万资金，这些研究的良好进行必须由国家财政来提供财政补贴。然而，由于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动辄以意识形态之理由阻止相关课题立项，导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国家财政提供资金支持的“智库”无法体现其职能。
国内话题缺乏研究所导致的问题未必过分严重。“智库”的“局限”可以由一些负有重大任务的国家部委来弥补。举例而言，最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管理创新”这一话题的屡屡被提起，中共中央政法委系统内的一些国家机关，由于具体业务中具有调查权和执法权，可以命令各地部门收集整理当地和全国范围内的相关数据。由于这些部门的业务明显属于《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业务范围，因而不受“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支配，反而颇有成果。
可是，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至少说明了，相关的“智库”对不起国家给它们的财政支持和各种行政地位。由此导致了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政府机构改革无法深入下去，以至于改革到了关键环节，总觉得为了稳定不如不改。
这种制度性困境是会给国家带来难以化解的治理危机的。我们可以举例。
大约在2010年年底，国花为“茉莉花”的突尼斯发生了街头抗议运动，直到政府垮台。接下去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权更迭。有资料显示,中石油在建和投资项目潜在损失约为人民币12亿元。由于中非经济合作项目多以双边政治关系为基础，其安全性很难被保证。北非动荡时，外交领域的“智库”和相关部门颇受国家重点部门之指责。
相对其他国家部委收入低，作为业务部门的外交部很难留住人才。国内公务员的非工资性收入，主要取决于该部门的敛财能力。外交部在省级及其以下，几乎没有下属单位，且在国内没有多少业务，因而不具备和“市场经济”相关的太多额外收入。就整个国家而言，专门研究“北非”的也就几个官方“智库”，最主要的就是社科院的“西亚北非研究所”。
如果说有些问题会被认为是“敏感问题”，关于北非西亚的研究，并非敏感问题。今日中国处于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络发达，其他国家的政治上的变动不难与中国发生联系，以致于在国内转变成了“敏感问题”。互联网上的喧嚣与实际街头的变动未必有正相关关系。可是，这种喧嚣直接导致了相关部门的警惕和过分反应。究其原因，在于“智库”们没有就此提供充分的调查研究，而由于涉及到全球，又远远超出了国家部委的调查能力。
相反，美国在对北非变局的反应远远比中国主动。与中国数目仅为几十人的团队相比，美国对阿拉伯地区有数万人同时在研究。单单高校内就有二十多所大学设有中东研究所、研究中心或研究室。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系列的跨国公司、驻外媒体、以公民社会和对外援助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从事相关研究。对这些研究成果，政府可以有计划地进行商业采购。由于市场化，多家研究机构为了竞争，必须对研究成果的可信性予以重视，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方式，避免了中国官方智库的局限。
政府治理和危机应对中的被动局面，有更为系统的制度性、结构性成因。关键就是研究的不足。笔者一次和中央党校的蔡霞教授交流；蔡教授一阵见血地指出，如果中国有什么难以克服的危机，很有可能出现在某些不让研究、不愿意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中。
因为研究的不足，政府的反应往往会超乎预料的被动。关键时刻，政府手忙脚乱，急性子解决问题，内外交困，这样就不是缓和矛盾，而是制造问题、成了“麻烦制造者”。
愿意做“冷板凳”的人更值得尊重
社会治理与政府危机应对中最糟糕的就是“恐惧”。“恐惧”缘于对未来的深刻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其他人群的深刻不信任。人与人之间减少不信任的最好办法是加强交往，互相了解，在最基础的底线性正义上达成共识。减缓“不确定”而来的忧虑之道是调查研究，认识到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信人类在这种大趋势中有一种对道路、对真理、对生命的敬畏和顺服。
这个世界本没有“敏感”话题。与“恐惧”在一起，“敏感”实际上是缺乏信心而产生的一种幻觉。古老的中国寓言中有个“扁鹊见蔡桓公”而后者“讳疾忌医”的故事。
我们一再提到“调查研究”与“脱敏”对党政决策的基础性意义。不得不承认，在如此一个全球化和社会交往日益网状化和“网络化”（前者是就社会交往的组织形态而言，后者指的是互联网络对公共交往的影响）的时代，以官方为背景的体制化“智库”实际上已经无法为政府决策提供充分有力的信息来源和资料整理工作。
这还意味着中国到了一个在官方“智库”层面如何促进这些“智库”务实研究的问题。而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说，当民间“智库”发展起来，给官办“智库”足够的压力，足以让官办“智库”减少由于行政化而来的官僚化等恶习。
不要对民间“智库”在价值观和实际运营中有那些不应有的不信任。“智库”是有利益的，彼此制衡，其竞争整体上导致其研究趋向主流话语，主动迎合体制和大财团的需要。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副总裁卡伊·金曾提出，对于智库而言，应该依赖于里面的专家的宝贵知识，才能够让政府更加有资源制定长期的战略，引导整个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
换个思路来说，那些愿意“坐冷板凳”的“智库”更值得尊重。这些为主流媒体制造新闻分析“范式”的“智库”，往往为国家危机提供宝贵的“预警”。政府应该主动采购这些“智库”的研究成果。不要担心这些“智库”会做一些超出体制承受力的事情。
为了营造智库竞相出现的良好局面，要进一步使政府背景的各种事业单位民营化，督促他们直接进入“智库”市场。这是事业单位改制的重要环节，也是社会建设的关键所在。
另一关键则是为民间“智库”松绑。探索以何种方式修改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实现该条例第一条所承诺的“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例如大大降低“智库”的运营条件，使一般公民无需寻找主管部门即可直接在民政部门注册“智库”，且在税收上得到优惠乃至被减免，就显得特别重要。
本文发表于《廉政瞭望》2013年7月上；见刊标题为“智库多元化：避免政府决策片面性”。
2013-0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