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温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后来，人们把“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概括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当代中国未出世界一流大学？其最大恶手是什么？在我看来，此恶手不是人们常说的大学行政化主导，而是大学教育泛政治化。行政化是表，泛政治化才是因！正是大学教育泛政治化，才导致了大学的行政化主导。那么，中国大学教育泛政治化之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泛政治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影响呢？下面我将论述大学的泛政治化及其恶劣影响。
（一）思维方式的泛政治化及其恶果。培养创造性思维是所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最需要的是思想的自由和激荡，只有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允许异端和非常规的行为，才能有创造性思维尤其是震古烁今、开创新途的重大科学发现和科学范式的产生。可是，在中国的高校教育中，培养学生思维的方式和认识世界的方法论都被缠上了泛政治化的幽灵，使学生的思维在无形中被严重禁锢。比如说，在课程设置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而其他哲学、经济学流派却鲜有提及，更没有相互间的比较和思辨；比如说，在课堂教学中，有许多禁区是不能谈及的，这些禁区包括对政府政策的评论、对腐败的鞭挞、对政体得失的指点；而且，师生间也没有应有的互动和相互辩论；比如说，在指导思想上，执政党的话语成为指导一切的基本方针；比如说，在评判社会事件时，主流媒体事先给事件定调和定位，学生或老师发出的不同声音往往湮没于无形......
思维的泛政治化使多数学生（乃至国人）思维定势，往往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来解读和解决问题，导致斗争不断、合作缺乏，公平公开竞争少、阴谋诡计和潜规则多；更重要的是导致国人创造性和理性思维无法得以顺利培育和发展。在一个泛政治化思维的世界里：想象力和好奇心匮乏、对世界麻木不仁；不追求真理、唯权唯利是图；耐不住寂寞、急功近利；缺少理性冷静的思辨、只有政治式的攻讧；缺乏对美和艺术追求、只有喧嚣和浮华......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泛政治化”及其恶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泛政治化主要表现为：（1）教务的一元化。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而忽视甚至排斥其他哲学流派和政治经济学流派。（2）内容的空洞化。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所陈述的很多内容，多为泛泛而谈的理论教条，缺乏实质性的内容；许多内容缺乏逻辑和实践支撑，而是对现行政策和制度的注释和解说，成为缺乏理论生命力的政治辩护词；许多地方只告诉你“xx好”，但没告诉你“xx为什么好，好在哪里”。（3）理论的陈旧化。现有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许多内容，多为一些相互传抄的陈旧论调，缺少反映时代变化的鲜活的内容和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缺少来自其他理论的更好更新的研究结论，缺少与社会变化同步的理论进步发展特征。（4）目的的工具化。受教育者很少被作为主体、目的来培养，而主要是被视为工具、手段加以训练，对个体人的本位价值及人格独立缺乏应有的关注，把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人为地对立起来，过分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教价值而忽视其促进个人发展的价值，不重视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思想政治教育的泛政治化：一是侵犯人的选择自由。学生尤其是大学生选择什么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有其自由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为唯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强迫学生都要去学习，而不是开设不同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课程，让学生自由选择，其实质是对学生自由选择权的侵犯。二是扼杀人的思辨精神。强行灌输而不是引入其他各种哲学和政治学流派，在多种流派的比较、思辨和批判中，让学生依据他们的理解，自行选择他的信仰和价值观体系，自行选择他们的哲学方法论，无疑会扼杀人们的思辨精神。三是搞乱人的价值取向。由于其内容的空洞化、理论陈旧化、目的的工具化、形式的教条化，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收到其预想的效果。尤其是，当书上的教条远离现实发生的一切时，由于教条已经破碎，但新的价值体系又渺无踪影，因此，人们就陷入了更深的价值观迷茫中。四是扭曲人的行为方式。思政教育的泛政治化会导致人们动辄以政治逻辑和政治手段来行事，致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防备、信任缺乏，也致使人们忽视他人权利、淡漠人间感情、歪曲事实事理和丧失理性思辨。
（三）人才考核和选拔的泛政治化及其恶果。（1）考试形式的泛政治化。考试形式的泛政治化其最明显的体现为研究生入学考试上。在中国，无论是文科，还是理工科，抑或艺术；无论搞工程、搞机械、搞艺术，还是搞经济学、文学或管理学，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时，都要考政治。即便在其他考试上，比如说，公务员考试，也有着泛政治化的深刻烙印。（2）考核形式的泛政治化。无论是对老师的考核还是对学生的考核，很多地方都流入泛政治化的套套中。比如，在评什么优秀学生时，很多高校要以是不是党员作为一个标准，是党员就加分；比如在考核一个教师时，常常以其政治立场而不是学术水准和实际贡献作为一项考核指标。（3）选拔形式的泛政治化。在选拔时，泛政治化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选拔学校中高层行政领导时，党员身份也成为一项重要的标准；而且，一些学术上成果累累、为人正直的党员教师却往往其敢于直陈和批评时政的弊端而得不到提拔。（4）职称评定的泛政治化。在许多高校，搞职称评定时，要求你要有国家级或部级课题或者省部级以上的奖项才能升副教授或教授，而不管你发表的论文和著作质量如何、影响如何。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中国，各种社科课题的申报中，是以政治挂帅的！
考试形式的泛政治化有着巨大的成本。比如说，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上，要达到入学成绩，每个考生花在复习政治科目上的时间至少是400小时以上。而近5年来，每年中国研究生报考人数高达150万以上，也就是每年花在政治复习考试的时间总数超过6亿个小时！10年就是60亿个小时以上！还有那些复习资料的成本、精神折磨的成本没包含在其中！然而，辛辛苦苦支付这么多的成本却换不来什么收益。而考核和选拔形式所带来的危害就更甚了。泛政治化的考核和选拔不仅扭曲了学生和高校教师的价值观，导致其行为异化，依附于政治，从属于政治，把许多精力和时间花在没有创造性和生产性领域，而是放在拍马屁、作假和寻租上；同时，更悲催的还在于导致真正的人才得不到认同和提拔，一些没有真理良知、不敢讲真话的人却被提拔了，这样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使得大学陷入各种“官霸”“学霸”和行政官僚的控制之下，于是，大学里黑道横行、白道衰落，假大空兴起、真善美沦丧！
（四）学术科研的泛政治化及其恶果。学术科研的泛政治化，是指政治因素不恰当地渗透于学术活动的全过程，甚至控制着学术活动的所有环节，包括科研人员的组合、研究方向的握、立项资金的审批、具体课题的选定、研究方法的采用，以及学术成果的发表、评估、应用等等。学术科研的泛政治化的具体表现为：（1）学术科研选题的泛政治化。非常让人担忧的是，国内有很多学者，他们不是紧跟世界学术科研的前沿领域进行独立思考和研究，而是甘当骑墙派，什么风来就吹什么，完全没有一个学者的独立和严谨！（2）科研项目评审的泛政治化。在中国的哲学社科类基金申报中，每年的选题都有限定，就大部分选题来说，其政治导向的意味非常浓厚。尤其是，如果一些选题触及到某些所谓的敏感领域时，其申报成功的可能性就几乎为零了。笔者曾经和一个国家社会评审专家谈及课题申报选题之事，他用心良苦地告诫笔者说：千万不要触及政治问题或其它敏感问题，否则你的申报根本不可能被通过！而且，他还说，笔者以权力结构作为研究领域，太敏感，建议笔者选择其它领域。（3）研究经费控制的泛政治化。在当今中国，大部分课题经费仍然是由政府等机构所控制的，鲜有来自社会组织的捐赠。而某些政府机构却有意无意地以政治导向和权力寻租作为分配课题经费的主要形式。因此，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得不到经费支持，而一些陈词滥调的“炒剩饭”的课题却经费多多。（4）期刊选文的泛政治化。在中国的各种期刊上，不管专业是否对口，条件是否充分，专业人员是否配备，研究是否深入，只要对官方的某一种提法一旦有所风闻，大家就一窝蜂似地竞相盲目“跟风”，纷纷发表相关文章，非要将其炒成“××热”不可。于是把具有科学性、严肃性的学术研究，戏剧性地庸俗化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而且，对于一些严肃的、有着学理价值的批判性论文却置之不理、抛弃在垃圾桶里，此所谓：“宁要政治正确、不要学理正确”。（5）学术评价的泛政治化。当今的中国高校教育和科研，其评价不是来自同行评议，而是以一些其它的指标作为替代。而且这些替代指标含有很多的政治导向成分。此外，教育部主导的各种评比、评估、评审使得高校老师疲于应命，完全围绕“指标转”，既无时间搞教学也无时间搞科研，即便挤出一点时间来搞科研，其学术自由性也被严格控制和窒息，既没经费，也没精神支持。（6）学位论文授予的泛政治化。当今中国大学之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至少有40%授予了各种带“长”字的“领导”。某些高校的导师甚至声称“除了厅级和有发展前途的处级领导干部，一律不招”。甚至有的“长”字号人物既可以照样在单位上班当领导而不到校上课，也可以找枪手代做作业、代写论文、代参加考试、代进行论文答辩，等等。许多毫无学术价值的所谓论文，作为这些人的“学术科研成果”，通过导师“力荐”，凭借政治权力关系网或财色人情的魔力，纷纷在各种期刊上粉墨登场以满足其毕业的论文发表要求。（7）学术“霸权”的横行。高校里的某些“长”字号人物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利用手中掌握的职权，动辄染指下级的学术研究成果，还要“独占鳌头”。凭借其权力和关系申报的课题，自己也基本不做，而是叫一些青年老师或学生操刀代劳。而且，在发表论文时，他们的论文也霸占了许多学术期刊的大部分版面。
学术科研的泛政治化严重侵犯了学术自由和学者人格尊严。哈耶克认为，这种对学术的政治控制和侵犯在某种意义上扼杀了自由创造能力的发挥。他说道：“为一定政府或专门化机构所控制的，带有一定指定性或针对性目标的研究，由于失去了选择研究问题的自由，难以产生新知识的主要源泉，而在为拓展知识领域所作的开拓性基础研究中通常并无固定的论题或题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通常都是由于否弃传统的学科分工而带来的”，因此，“在知识的普遍进步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且不可预见的重要成就，一般来讲并不产生于对具体目标的追求之中，而是产生于对各种机会——亦即每个个人所具有的特殊知识、天赋能力、特定环境和社会交际等因素之间的偶然性组合所创造的机会——的把握和运用之中”（哈耶克，1997）。因此，对于学术科研的泛政治化控制，无疑是对学术发展的最大的侵害和荼毒，最后，所谓的学术就只剩下一些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和技术上的抄袭了，真正原创性的、划时代的研究成果就如凤毛麟角——寥寥无几了——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
（五）大学管理的泛政治化及其恶果。大学管理的泛政治化主体体现在大学的泛行政化上。中国大学管理的泛行政化具体表现为：（1）职位设置的官场化。大学主要领导来源行政化，校长不是在全球进行遴选，而是被教育部等部门进行任命。而且不同的大学校长或书记有着不同的行政级别，甚至各院系的领导也有行政级别，行政级别的分类与官场毫无二致！大学变成官场，科长、处长以官员身份出现在校内，对教师施于行政管理。（2）政治权力的外显化。我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是政治权力的外显化。熊丙奇（2008）说：“大学里面所有的决策基本都通过党委常委会以及校长办公会解决......虽然高校里也有‘教师会’、‘学术委员会’等，但是这些‘学术机构’的人员构成，往往由行政领导兼任或指派，他们的活动也是应党委常委会、书记办公会、校长办公会‘要求’而进行的，不过是行政活动的延续和修饰。”（3）资源分配的行政主导化。在大学外部，由于缺少捐赠和自主经费来源，中国大学所需的经费、学科资源、硕博士点及其他资源被中央各部委掌握着，不得不与地方一样“跑部钱进”，向各部委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甚至用颁授博士等头衔去换取官员的支持；在大学内部，让人痛心和发指的是，大学的资源也主要是根据行政级别来配置的。不同的行政级别掌握着不同的权力和资源，级别越高，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就越多，如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教授见了校长，就像老百姓见了官长；一个处长的权力和资源也远远高于一个名教授。因此，在大学里，很多教师不是以当不当上名教授为追求，而是以当不当处长、院长等为目标。（4）评奖机制的行政主导化。中国现有的评奖制度主要是政府控制和主导的，各种大课题和奖项多为政府所设，得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的学术地位受到认可；得不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圈之外。而且，在很多资质的认定与评审中，如“百千万人才工程”、“青年骨干教师”等评审中，如果你没有所谓的省部级以上的奖项的支撑，即便发表的论文再多、原创性再强、级别再高，也基本没戏。（5）管理的表格化和会议化。国内的高校，一年四季都需要无止无休地填各种表格，什么职称评定表、自我鉴定表、一级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自科基金申报表、优秀教师申请表......等等，多如牛毛，耗时耗神、让人疲于应付。大学中的各种会议也是多如牛毛，什么评审会、中期考核会、就业指导会、院务会、系务会、学术会等等，也挤占了教师的许多研究时间。（6）学生自治机构的行政化。学生会本来是学生的自治组织，但在今日之中国，也被行政化了，事实上成了一个行政组织的延伸机构，基本缺乏自治功能。其他的各种组织也基本如此。
大学管理的泛政治化带来了多种恶劣影响。一是致使大学无法自治，不得不成为政治的附庸。中国大学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几乎都来自于政府，这就导致大学缺乏应有的骨气和尊严，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属地。二是导致大学教师尊严的沦丧。大学内部各种权力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诱惑着、干预着甚至是侵犯着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并最终使得教学和科研不得不成为行政权力和利益的奴隶。三是严重挤占了教师的生产性和创新性活动时间。各种评比、表格和会议耗时耗力，使得教师不能安心静气、聚精会神于科学研究和教学中。四是导致学生的功利化。学生会的非自治、学校行政主导资源的恶性示范效应、权力的淫威等都在有形无形中导致学生走向功利化。五是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被权力主导的资源配置不仅会导致大量寻租腐败行为，也会导致大量的租金耗散，使得大学资源不能配置到最有创造力的教师手上，而是被各种行政官僚所掌控。
不仅许多学者认识到了高等教育过度泛政治化的恶果，党和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些年来，主管部门和许多高校为去行政化（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对泛政治化的稀释）做了大量的探索。比如说，南方科技大学的成立，就是想在招生、教学、学生培养、大学教师评定、学校领导选拔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以期找到一条更好的办大学之路。比如说，在人才引进方面，为引进世界级优秀人才，许多高校更看重的是被引进者的学术成就，而非其政治身份。比如说，在论文发表上，越来越多的刊物（如《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等）更强调学术创新性，而不再以政治正确性为第一衡量标准。比如说，在学校领导的任命上，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教师走上了学校领导岗位。比如说，在课程设置上，一些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再单纯的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唯一的课本，而是引入了不同的哲学和政治学流派原著。比如说，在学生管理上，更注重从心理上引导学生，更强调让学生拥有越来越多的自治权和自主权，如人民大学实施的新生辅导制，就提出让学生拥有更多的自我管理空间，并且聘请具有专业咨询技术的同龄人担任心理咨询师。比如说，一些高校如复旦大学等学校的校长，就宣布退出学术委员会以减少行政对学术的干涉……应该说，这些探索具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惯性的作用，这些探索还任重道远。
世界是均衡的。每一种力量都应有其作用边界。某种力量一旦妄图垄断，突破其应有的边界，不仅会摧毁世界的均衡与和谐，总有一天也会摧毁自己！因此，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才是政治之道，也是学术之道，更是一国走向繁荣与幸福之道！
唐志军，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通讯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411201。Email：838614649@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