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先生在2008年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市场为什么选择我们都不喜欢的结果？”，在该文里，他认为是市场是“近视的”，并且，是业主们在市场里的自由选择导致了他们都不喜欢的结果。
不过，在我看来，较之汪丁丁先生提出的这个命题而言，另一个命题在转型期、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更值得我们去思考，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出台一些坏政策”。这是因为，市场功能的发挥需要一个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没有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不仅市场无法发育成长，而且往往会带来“我们都不喜欢的结果”。对中国而言，市场坏现象和坏结果之所以会出现，常常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而是市场的正常功能因为坏政策而受到的扭曲和异化；更要紧的，不仅仅市场会因为坏政策而被扭曲和异化，而且人性也会因为坏政策而被扭曲和异化！
当然，要评价政策好坏，得有个标准。这个标准究竟是什么呢？我比较认同张维迎提出的、关于政策好坏的判断标准。他认为，评价政策好坏，有三个标准：
其一、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其二、达到同样的目标，此举是不是成本更低，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其三、产业政策是否鼓励企业家按照消费者偏好来制定投资（当然，张维迎是针对经济政策而言的。如果扩张到所有政策，我觉得，第三条标准应该修改为：政策是否给予人们稳定的预期，是否鼓励人们采取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否做出对未来负责的投资）。
以此标准来看，当下的中国，有许多政策是“坏政策”！由于太多，我无法一一列举，就选几则在近期备受质疑和指责、也被事实证明是“坏政策”的典型例子吧。
当然，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应该是凤凰门票事件。3月20日，凤凰县出台凤凰旅游新政。按新政策规定，古城景区和南华山神凤文化景区两个景区合并为一个产品，并且，4月10日后进入古城必须先购买148元/人的门票。
凤凰“圈城”收费新政一出，立刻吸引住了民众的眼光。不过，与官方的预期相反，凤凰得到的不是赞誉，而是舆论的口诛笔伐、当地商户的游行示威和旅客的用脚投票。据报道，“五一”长假期间，凤凰古城的游客数量，比去年“五一”期间减少了不少。当然，凤凰县政府否定了“五一”期间游客减少这一说法。不过，笔者打电话询问了凤凰的朋友和在长沙、湘潭等地的几个比较大的旅行社，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答案是，“五一”期间，凤凰的游客确实下降了很多！
第二个例子呢？当仁不让，应该就是“新国五条”了。2013年2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五项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可是，2个多月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是许多大中城市的房价别说下降，就连稳定都没有稳定下来，反而是连创新高；二是为规避20%的税收条款，许多家庭被迫离婚；三是许多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出台的地方细则连20%税款那条提都未提；四是导致多个地方的房租大涨；五是导致国人涌向海外购房置业浪潮进一步加剧。
第三个例子，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了！当前的中国，面临着三个严重问题：一个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一个是“未富而先老”，另一个则是性别严重失调。而这三个问题，都与计划生育政策息息相关。可是，某些部门，在面对此重大问题时，只是以一句“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来敷衍和搪塞。额的神呀！一项实行了30多年的政策，在约束条件面临重大转变时，难道不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吗？在社会各界都呼吁做出重大调整的时刻，如果不做重大调整，你总得给个不调整的理由呀？如果给不出，你总得安排人马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调整或不调整的利弊呀……
从上面三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某些政策之所以为“坏政策”，在于这些政策非但未能达到其预期目标，反而加剧了经济困境和社会矛盾。当然，如果，“坏政策”的出台仅仅是个别的、孤案的，那我们无须去深究其因；但如果“坏政策”是接二连三地出台，那我们就不得不要严肃面对，并深究其因了。那么，导致我们经常出台一些“坏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相较于市场的“近视”而言，政策制定者更是“近视”的。正是他们的“近视”，导致出台了“坏政策”。不过，决定政策制定者“近视”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无非有四：
一是理念的束缚。理念或观念是行为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如果，一个政府、一个部门缺乏长远的、基于大众利益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执政理念，其推出的政策，多半可能就是“坏政策”。比如说，凤凰门票事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凤凰县政府缺乏一个谋求旅客、商户、开发商、和地方财政共赢的理念。比如说，在房地产调控中，我们就缺乏一个“跳出房地产看房地产，跳出调控搞改革”的理念。比如说，在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调整中，我们还是守着“不搞计划生育就会导致人多，人多就会导致资源被很快耗竭”的观念，而缺乏一个以长期的、动态的、基于技术进步和人的发展来看待国民生育的理念。
二是知识的束缚。知道了方向，还要知道怎么走才能到达目的地。同样，有了理念，还要有知道怎么办的知识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果没有如何执行和实施的知识，理念就无法落地生根，更无法开花结果。换句话说，缺乏知识，而光有理念，政策往往就成了一厢情愿。对文章列举的三个例子而言，在凤凰门票事件中，即便凤凰县政府具有追求共赢的理念，但如果他们不懂得怎样才能做到共赢，就会推出148元门票的、杀鸡取卵的政策；在房地产调控中，即便某些部委想调控好中国房地产，但如果他们不明白什么是推动中国房价的最大推手，不知道市场和地方政府会采取怎样的博弈政策，就会推出被广泛质疑和责骂、并达不到预期的“新国五条”；在计划生育政策中，即便某些部门想利用人口调控来促进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和资源利用的合理搭配，但如果它们不知道现有政策的弊端，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达此目的，他们就会以一句“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来搪塞。不过，我们须知的是，“官僚们天然就有一种努力最小化的倾向”，面对无知时，他们不是去努力增加知识，而更多会以一种偷懒的方式来应对社会变化。
三是利益的束缚。很多时候，在利益面前，理念和知识不堪一击。尤其是，在一个缺乏信仰和道德的国度和时代里，利益就成为无往不利的通行证了。就当前中国的许多政策而言，部门和地方利益往往成为政策出台的最大推手。比如说，凤凰148元的门票主要就是基于县财政和运营商的利益而推出的，而未考虑游客、当地居民和小商户的利益。比如说，如果不再搞计划生育，某些部委就会被撤销，许多人就会因此而歇业，一些部门的灰色罚没收入也因此而消失，所以，他们会强烈反对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张维迎在《理念改变中国》一文中，强调指出：“改革开始的20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了理念，没有多少人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各自利益……”各位试想，那些以部门、地方甚至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政策，能成为一种好政策吗？
四是权力的失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失衡下，掌权的部门可以不经过民主决策的程序和科学的论证，而匆忙出台一些维护或增加他们私利而亵渎民众权益的政策。如果没有权力失衡，很多“坏制度”就不会因为部门、地方和个人利益而被推出了。一些“坏制度”之所以会出台，恰恰是那些追求私利的部门、地方和个人掌握着不受多少制约的权力。于是，他们就可以不经过民主的程序，可以不顾民众的利益，而将其意愿和利益付诸实施。比如说，凤凰“圈城”收费新政一事之所以会出现，就在于地方政府和经营商拥有了不受旅客、当地小商户可以抗衡的权力；而某些部委之所以可以忽视全国普遍高涨的、要求修改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也在于他们拥有着巨大的行政权力！另外，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权力失衡还会带来另一负面效应，即一些好的政策却会因为呼求者手上缺乏权力而得不到推出。比如说，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想要减少许多审批，或将审批权下放，但某些部委就是不愿意下放；比如说，许多大学老师呼吁增加学术自由、高校独立性，减少教育部等部门对大学的种种干预，但这种呼声却一直得不到重视……
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亟需转型；在中国社会矛盾集聚，亟需化解；在中国政治腐败严重，亟需整治；在中国改革举步维艰，亟需突破之际，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我们经常出台一些'坏政策'”这样的问题，更要想出建设性的办法，来防止“坏政策”的继续、源源不断的出台，并且要促进“好政策”的不断生成和涌现。
是时候需要反思和改变了！（来源：财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