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权力主导一切的时代。大学也不例外。在中国尤其如此。这就是笔者多年在大学工作、生活的最大感受。

西方大学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行政主要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因此，教授群体有着最大的权力。这种权力配置格局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思想市场的自由、对知识和创新的追求、对教师的公正评价和选拔、对学生的人性化尊重和看待。

而中国的大学是官僚体系的衍生机构。和别的官僚机构一样，中国的大学也是围绕权力而运转的。

在中国大学里，权力在寻租腐败、捞取课题、发表论文中的兴风作浪，笔者想各位读者已经见怪不怪了。今天，笔者想告诉各位读者的是，青年教师和学生是如何在权力租金的诱惑下，走向权力膜拜、权力追逐和急功近利之路的。

一

先讲一个学生追逐权力之路的例子吧。笔者的一个同学A在国内一所知名大学任教，很优秀，全国百优博士论文获得者，也在国内的《经济研究》和国外的顶级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但他没有行政职务。他所在大学的一个本科生B，很聪慧，是一个做学术的好料子，也有志于学术。B曾得到A的多次指点。A觉得B是一个可塑之才，很想B报考自己的研究生。B也曾对A说，想师从A。于是，A想，B报考自己应该是板上钉钉之事。孰料，报考前夕，B找到A说，不师从A了，而想选择该校的一个校领导C做导师。A很诧异，苦口婆心地为B分析选择自己与选择C的利弊：C非经济学专业出身，而是半路出家，也未见其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更重要的是，作为校领导，诸多行政事务缠身，根本无暇指导学生，因此，选择C对于其学术之路助益不多；而自己呢，专注于学术，可以为B提供诸多学术上的指导与合作。B说，这些他都想到了，不过，他还是决定报考C的研究生，因为C是校领导，有许多权力资源，而A却没有！A听此，崩溃无语！

当然，A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权力者轻松击败的崩溃无语者。笔者和许多年轻的硕导博导也是溃败大军中的一员。在笔者的硕导之路上，也屡次遇到此类问题。一些优秀的、有志于学术之路的学生在选择导师时，对权力的追逐往往会战胜对知识的追求——他们大多数不会选择那些没有官位、但学术水准较高的年轻硕博导，而是选择那些有行政职务的、具有权力资源和人脉的校领导和院领导。

当然，学生急功近利地追逐权力，不仅表现在考研考博时对导师的选择上，也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常常让笔者困惑的是，当下，许多大学生对权力的热衷简直让人惶恐不安！在高校里，有这样一种现象，许多学生一踏入高校后，不去想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怎样才能拥有良好的思维、怎样才能培育健全的人格、怎样才能掌握高超的技巧，他们想的是怎样才能在学生会、团委混个一官半职，然后入个党，然后考个公务员。笔者曾问过多个学生，为什么要入党？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回答说，是出于信仰，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对历史的认识，而是回答说，入党有助于考公务员，有助于找工作！笔者也曾做过多次调查，问学生他们的职业首选是什么？多数回答说，去做公务员，去国企，很少有回答说去做企业家！又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选择。答曰：公务员或国企不仅稳定，而且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多。

二

学生如此，教师也超脱不到哪！

一位学问突出的教师所受到的尊重、所享受的物质待遇、所拥有的话语权，常常赶不上一位学术不那么突出、却占有一官半职的教师。于是，对大多数青年教师来说，与其追求思想上的自由和学术上的卓绝，不如谋取个行政职务来的更实惠、更体面！

笔者的另一位同学D，他的研究方向是国际金融，并且积累了较多成果。去年的一天，他电话笔者说，自己要转到节能环保的研究中。笔者问他为何。他说，他们学校的党委书记E是研究节能环保的，并且在主持一个有关节能环保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E要求D加入其研究团队，并作为主要的研究成员。D开始不想加入，因为重新学习的成本高昂。但后来E暗示说，如果D能加入，并发表几篇论文，就给D一个行政职务；如果不加入，其评职称就可能有点小麻烦。禁不住E的威逼利诱，D就加入了。加入并发表了两篇有关节能环保的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文章后，D果然获得了一个副处级行政职务。前几天，D在电话里得意洋洋地对笔者说，有个位子和没位子就是不一样。并劝笔者也尽量往校领导靠拢，想方设法捞取一个位子。听后，笔者无语，又跃跃欲试。笔者心想，是不是也该去努力谋取一个行政位子呢？

天下的事情就这么巧合！正当笔者在权力与学术之间徘徊时，X市的市长电话笔者，说他们的政研室缺一个对经济理解比较透、文字功底又比较好的人。他觉得笔者适合去做政研室副主任（副处级）。因此，想把笔者挖过去。就兴趣和志向而言，笔者还是想在学术上混出个江湖地位的。不过，当我把此事和几个好友和长辈说，想听听他们的建议时，他们大多数建议我去做政研室副主任，说，在高校里做一个教书匠，即便学术再成功，也比不上在政府有个一官半职来得更实惠、更有尊严、更能荫庇家人！

笔者听后，虽无语，却更心动！

这就是权力的魅惑！而这种魅惑，在中国的文化和现实生存环境里，被进一步放大和扭曲。

三

按理说，作为学生，应刻苦学习，通过坚持和勤勉来追求思维的变革、知识的积累、技艺的精进，并以此来获取物质和人生的成功；作为青年教师，应坚守学术道德，通过刻苦钻研和不断创新，来获取学术江湖地位的提升、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尊重。而不应急功近利，向权力靠拢。

为什么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会热心于追逐权力呢？

原因无他，就在于中国的高校是个权力场。这个权力场主导了人才选拔、学术科研、评奖评优和资源分配。

在人才考核和选拔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中国的高校里，无论是评职称，还是出国深造，抑或是行政提拔，那些拥有一定职位的，或者与权力者走得很近的教师，较之那些只甘于科研或教学、不擅长搞关系的没有一官半职的普通教师来说，占有很大的优势，也更容易被评上教授或得到提拔。

在获取学术科研项目和资源上，一是这些项目和资源被权力霸占。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近3年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成功申报者中，80%以上是当书记、校长或院长！这些领导有时间做课题吗？他们的学术水平真的那么高吗？为什么年轻的教师几乎没有一个呢？二是学术“霸权”横行。高校里的某些“长”字号人物凭借自己的行政地位,利用手中掌握的职权,动辄染指下级的学术研究成果，还要“独占鳌头”；凭借其权力和关系申报的课题，自己也基本不做，而是叫一些青年教师或学生操刀代劳。在发表论文时，他们的论文也霸占了许多学术期刊的大部分版面。

在评奖评优上，权力的主导性也显露无遗。笔者曾统计过省里和市里的一些社科评奖结果。发现，一等奖中，获奖者几乎清一色的是各个院校的领导；二等奖中，大部分也是有点行政职务的；青年教师，即便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也很难问鼎一等奖。而在学校的评奖评优中呢？权力的主导性就更赤裸裸了。

在资源分配上，权力更加横行无忌。在大学外部，由于缺少捐赠和自主经费来源，中国大学所需的经费、学科资源、硕博士点及其他资源被中央各部委掌握着，不得不与地方一样“跑部钱进”，向各部委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甚至用颁授博士等头衔去换取官员的支持；在大学内部，让人痛心的是，大学的资源也主要是根据行政级别来配置的。不同的行政级别掌握着不同的权力和资源，级别越高，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就越多，如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论文发表、带博硕士生等重要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

于是，在这个权力场的作用下，就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生活在其中的学生和教师们，无一不受权力规则支配。对于青年教师而言，权力租金从不同的侧面诱惑着、干预着甚至是侵犯着他们的学术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并最终使得教学和科研不得不成为行政权力和利益的奴隶，使他们不以当上名教授为追求，而以当上处长、院长为目标。

而且，这种权力场一旦形成，它就会自我强化，并生生不息地遗传下去。这是因为，身处在这个权力场中的、握有权力的人，他们会因此而享有很大的利益，他们会强烈地反对任何削弱他们权力租金的改革举措。而身处在这个权力场中的、普通的教师和学生，虽然他们反感这个权力场的不公平，但一方面他们渴望成为这个权力场的掌权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没什么话语权，加上集体行动的困难，他们也很难组织起来，所以，他们只能当悲哀的看客，而无法推动这个权力场进行彻底的变革。

如果没有来自更高层的、坚定地改革中国大学教育的决心，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强大竞争，如果没有来自大多数民众的觉醒，那个徜徊在中国大学中的权力幽灵还会继续作威作恶下去。

这就是中国高校的宿命！

不过，笔者担忧的是，思想有思想应该走的道路，学术也有学术应该走的方式。当思想和学术被权力支配，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的学生和青年教师都并甘愿被权力奴役，急功近利地追求物质和权力租金时，这个国家无论如何也走不出思想和学术大师，也不会创造出被全世界都公认的顶级学术成果——尤其是社会科学的顶级学术成果，更不会培养出一代代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能力和人文关怀的国民！

笔者呢？认识到了权力之恶！然而，笔者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权力幽灵的魅惑下，笔者也在迷茫，向着权力前进还是向着自由奔跑呢？

大诗人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里写道：“黄昏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择了其中一条，留下一条改日再走。可是，我知道每一条路都绵延无尽头。一旦选定，就不能返回，从此决定了一生的道路”。可是，在中国大学，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今天，作为青年教师的我们，又该选择哪条路呢？

这是个问题！

来源: 上海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