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最怕之事，乃是出席追悼会。悲哀尚在其次，最恐惧的是那一套仪式：由单位出面主持，放哀乐默哀三分钟，有关领导致悼词，家属致答词，全体三鞠躬，绕遗体一圈告别，大家作鸟兽散。假如去世者高寿，还有一顿豆腐饭。

这，仿佛已经形成了当代中国的丧葬文化。这套千人一面的葬礼仪式，究竟哪个年头开始形成，有待考证。我推测，一定是与中国人的单位化有关。什么是单位化，要让不了解咱们国情的老外理解，颇费口舌，但每个生长于斯的同胞们，却心领默会。早一、二十年，一个中国人离开了单位，简直寸步难行，那个时候，还没有身份证，出门一定要有单位证明，否则就是盲流或逃亡地主，要被抓起来。即使不出门，平时的吃喝拉撒，包括出生入死，也要靠单位给你安排。单位管着每一个职工的计划生育，还全权负责他的丧葬仪式。假如没有单位，一个人便生如丧家之犬，死无葬身之地。

所谓单位化，其实质是国家化，每一个单位无非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中同质的细胞而已。每个人隶属于单位，就是受控于国家。按照国家的统一意志安排日常生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权国家的消退和社会的出现，人们从单位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原来的单位人逐渐变为社会人。不过，单位的功能在弱化，原来的单位文化并没有随之消失，比如这个丧葬仪式，就是一个例子。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历史传统，而且在民间被普遍地合法化，形成了丧葬文化霸权。

这套仪式的最核心 部分，乃是由单位所正式拟定的悼词。从中央首长，到平头百姓，千篇一律地从死者参加工作报起，历数其职务、职位、政治身份，有关奖惩情况，最后由单位作总结性的政治或道德评定。这就是所谓的盖棺论定。统一的格式、统一的语言，冷冰冰地，毫无个性，更无丝毫人情味。碰到有争议的人物，家属还会为一两句关键措词与单位争得不可开交。仿佛一个人活了一生，就是为了这个体现国家意志的盖棺论定。

究竟谁有资格为一个人盖棺论定？有没有必要盖棺论定？假如你今天还是一个单位人，你的一生意义只是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那么你不得不翘首以盼组织上对你的最后裁决，你将因此进天堂或下地狱。假如你不再是一个单位人，你就是你，你属于你的亲人、你爱的或者爱你的人，要这么个死后的结论有何屁用！

好坏自有人心在。写在纸面的一风就吹过了，惟有人心中的是非，才是真正的历史。还是臧克家写得好：“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一旦人们从这套国家化了的丧葬文化中解脱出来，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都将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将看到各种各样的丧葬仪式：充满个性的、灵魂升华的、富有人情味的……

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宗教、民族和风俗习惯下的葬礼，体现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人性的内涵。2001年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的葬礼曾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年秋天，我到威斯康辛大学麦迪森分校访问。接待我的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弗里德曼教授告诉我，他们大学有一个教法国文学的犹太老人去世了，他不得不去参加葬礼，问我是否愿意一起参加。我当然愿意去感受一番异国的风俗。葬礼是在大学附近的一块墓地举行，前来送行的都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让我略感惊奇的是，她的女儿穿了一件绛红色的风衣。人们自由地走到前面发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用法语为死者诵读她生前喜爱的诗歌。最后，大家一起用犹太文为老人的灵魂祈祷，并排队为她送上最后一掬土。

虽然我与死者素不相识，但分明感受到国内追悼仪式上感觉不到的人性、友情和灵魂的安宁。那是对一个人的最后送行，而不是去聆听言不及义的盖棺论定。

一些国外朋友对我说，他们最喜欢看的报纸版面之一，就是讣告版。在那里，他们不仅可以了解人们的生生死死，而且是一种文字的享受。很多讣告写得风趣、含蓄或别致，犹如一篇篇隽永的散文。美国一个著名文学家幽默地说：“每天早上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床上，看报纸的讣告。假如哪天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就永远不必起床了！”

我们中国的报纸哪一天也能开出一块讣告版，让死者的亲人、友人们以自己的智性和性情为所爱的人送行？是啊，八股悼词可以休矣，盖棺论定亦可休矣。（《中国新闻周刊》2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