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讲了一个发生在欧洲的真实故事：大约是在匈牙利，一个年轻的矿工即将要和心上人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却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他的未婚妻不相信她的爱人会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70年。没想到矿主在重新整理矿井时，在坑道深处的一汪积水中发现了一具男尸。经鉴定，正是70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坑道里没有空气，又常年浸泡在富含矿物质的水中，年轻的矿工仍如70年前一般英俊。但这时的新娘子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一场，随后，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婚礼，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那一幕真是动人，匈牙利的街头成了眼泪的海洋：80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她的爱人，今天的死者，依然那么年轻、安静，闭着眼睛躺在一辆马车上，静静地驶向墓地。过往的行人，街道两旁的市民都被这一幕所感动，家家焚烛，户户路祭，为这一对新人含泪送别。
看完这个故事，我问了自己两个问题：第一，这故事好不好？回答是，好。它本质上的独一无二和不可预测使得这个故事既有原创性又有神秘性，每一个情节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第二，这个故事既然这样好，它能不能发生在我们国家？回答是，不可能。因为它所携带的生命理念、行为方式与我们习见的生活氛围、时代场景格格不入。我们甚至说不上这个故事有哪一点“不对”，但就是觉得它不可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既然不可能，那我们索性就设想一下：假如这个新娘子是中国人，她的未婚夫在一次矿难中不幸丧生，她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得到了赔偿，然后静静地坐在家里，准备为心上人终生守节。这时，她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声泪俱下劝她“改嫁”，暗地里已托人说媒，单位开始有人指指戳戳，领导不时地来关心她的“个人问题”，街道办事处的老大妈轮番登门，甚至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带来男人让她“面谈”。最后，她终于选择了投降。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可能等70年。即使她有心要等，“人民”也不答应。为了我们的想象能够进行下去，现在，我们假设这个女人等了70年，最后等来了矿务当局的一纸通知，说在井下发现一具无名男尸，让她前来认领。稍有中国社会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也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因为这样的事情很难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对老板来说，发现一具70年前的矿工尸体，而且他已按标准给了补偿，现在再通知家属无异于自找麻烦。但就算老板是个大善人，优秀企业家，他通知了矿工的未婚妻，这具尸体就是她70年前的心上人。现在她向政府部门申请结婚，并说明她要将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这时，麻烦就大了。首先是婚姻登记机关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来为他们登记还是不登记，但内心一股“自动力量”告诉办事员，这不能登记；否则，领导的面子上不好看。单位领导在第一时间受命“做工作”，以社会稳定的大局相劝，最后以职称和奖金相威胁。街道办事处动员了她几乎所有的亲戚，劝她放弃这“古怪”的念头。而且所有劝说的人都是笑容可掬，所有的话都是躲躲闪闪，所有的脸都是半明半暗，所有的心都是一心为善。但这个女人一意孤行，决心要将婚礼与葬礼进行到底。而奇怪的是，婚礼举办的当天，她根本租不到马车，也买不到花圈，即使好不容易弄来一辆破车，也无济于事，因为在马车将要通过的所有路口，都插上了“正在施工，禁止通行”的牌子。就这样，一个美好动人的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消失，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有人会问。我的回答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米价不会上涨，酱油店照样开门。人们白天上班照样遵守交通规则，晚上做爱也还会考虑计划生育政策。但社会生活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每一件“事”和另一件“事”都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拧结成一个相互依存的“食物链”。任何一个按照自然力量生长起来的故事的缺失都是对整个生活形态的破坏，就像一朵云彩被风吹散以后必然会对整片云霞构成影响一样，我们永远无法想象，这样一个故事的消失会对整个故事所在的结构发生多大伤害，就像我们永远无法预测，这样一个故事产生以后会对多少人的心灵产生震荡，这些震荡过的心灵又会萌生、触碰出多少生命的火花一样。况且我们消失的不只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成系统地、有计划地阻遏或改编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好故事。多到难以计数的主人公，我们自己的矿工、矿工的未婚妻，被匿名在了生活的背后。历史就这样成了一堆枯燥无味的大事记，成了权势者的历史。
在我们的国家，有时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时间仿佛停滞不前。在我们每天必须面对的时间之流里没有“故事”附着在上面，时间成了一本昼夜交替的日历。人们从一个无聊的节日过度到另一个无聊的节日，而在两个无聊的节日之间充斥着大量的更无聊的“日子”，这“日子”没有先后，没有上下，人们仿佛回到了盘古开天辟地之前。但时间是可以征服的吗？谁能阻止它如永生般的顺流延续？简单地说，它不随人间任何极权者的意志为转移，倒常会转移极权者的意志。具体到现在，后工业时代的消费狂潮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成为一块自外于世界的飞地。代替“你吃了没”的古老唱喏，在我们国家，人们的见面问候变成了“最近忙什么”？一般情况下，我总是按礼从俗地回答：“没忙什么”，但回答得多了，我有时会愤怒地问自己：为什么我总要“去忙”或“被忙”？一个我所认识的川剧演员，每当人们问她“最近做什么”时，她总是朗声回答“没做什么，只做爱”，这可以看作是对这种“为做而做”的反动。也就是说，在我看来，“忙什么”比“忙”更重要，事件的数量小于事件的意义。而在所有原创的动力都消失以后，人们恰好是用事件的数量来填充意义缺失之后的虚无黑洞的。政客用官级的高低来看待事业的成败，商人用资产的多少来衡量成就的大小，学者用著作的数量来判别学问的高低，甚至强奸犯、流氓、暴发户、腐败官员也用包养情人的数目来显示魅力的有无，所有的人都把自己降到了马铃薯和蜜蜂的水平上。
但生活本身并不会屈从于任何一个巨型组织或领袖。从长远来看，一个小故事可以打败一个帝国的君王。表面上看，极权主义和它的官僚体系把生活变成了各种“计划内事情”的简单叠加，即使偶有变化，也都是物理变化，而不是化学变化。时间完全被国有化了。当局至少在形式上安排好了所有子民从出生到死亡的一切活动。不，甚至在出生之前，当局就通过户籍制度安排好了怀中胎儿的前程和命运，以后的入学、就业、结婚、葬埋更是事无巨细，有条不紊，甚至连发放避孕套这样的小事当局也要亲自过问。东方的极权主义领袖毛泽东，曾在1973年12月的一次计划生育工作会上，专门指示它的官僚机构：“避孕药物和避孕工具不要钱还不行，还要送货上门，不然群众不好意思去拿。”可谓用心良苦。但生活结构的纷繁复杂，人性之流的曲径通幽超出了任何一个计划单元的理性能力。从长远来看，整个社会不可遏止的利益和要求才是决定历史的动力。人性本身反抗虚无，反抗压抑，反抗一切与官僚主义秩序相匹配的整齐划一，最终必然要将生活拉回到它本然的自组织结构中。不过，当它积聚起自己的力量掀开长期覆盖在它身上的伪历史包装时，生活发生的就再也不是故事，而是事故。
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人死于各种安全事故。相当于每年有66艘“泰坦尼克号”沉没，30起“9·11”爆炸事件，每两年一次唐山大地震，每三年一次南京大屠杀，每一年发动256场海湾战争。
从本质上讲，没有故事发生的地方，必然有事故发生，而且经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在官方的日历上故事被删除得越彻底、越干净的地方，事故突然侵入的程度和深度便愈为严重。而且最令当局恼火的是，所有事故发生的途径没有一条是计划内的。
由于长期对生活实行宵禁，当局也使自己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值更人。从长远来看，一个有机体一旦脱离实际的生存太远，就必然要走向自己的反面：丧失对纷繁复杂又变化不居的生活的应变能力。就像动物园中的老虎斗不过雄鸡一样，任何突如其来的变故都超出了计划者的想象。大致说来，每当一个重大事故袭来时，我们习见的应对方式不外乎以下几种：1，封锁现场，掩盖真相；2，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事故领导小组，自任组长；3，停业整顿，展开百日安全大检查；4，表彰先进，奖励抢险英雄，惩罚责任人（象征性地）。尽管这样，死亡的气息还是像涓涓的细流从陈尸所或尸体被掩埋的地方传来。这时，连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知道，领导的事后重视，即使再“高度”也不过是“作秀”而已。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可计划当局缺乏的恰恰是与生活进行实质性的事前沟通能力。
民主的、开放的社会不是不存在事故，而是事故发生以后他们不会单纯依靠“领导的高度重视”，民间的各种救援组织会立即投入到处理善后中。他们的总统也不会搂着遇难者的老婆痛哭流涕，因为怕人家告他性骚扰。事故就这样被故事充满。一个“9·11”涌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恐怕永远说不完。与极权社会不同，民主社会也不敢“封锁现场，掩盖真相”。高度自由的媒体迫使行政当局，必须回答由舆论机关提交给他们的所有问题；否则，就必须到法院去回答。他们不会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们不会像极权社会的领袖一样，努力让生活和自己保持一致，而是自己努力和生活保持一致。
故事是人类认识自身以及生活的基本手段之一，而极权社会的言论控制则堵死了人类从外部观察自身的最佳通道。人们反思自己以及所处的社会主要通过小道消息和直接经验。这样，大部分的来自生活深处的隐患就得不到关注，只有等到酿成了大祸，官员们才飞奔现场，假装悲痛，胡乱指挥一番。而在民主社会，开放的言论保证了这个手段的畅通无阻。各种精彩绝伦、奇绝骇人的故事一览无余地向公众呈现。这些呈现出来的摇曳多姿的故事必然会寻找在气质、态度、个性方面与自己有“同构效应”的代理人，不同性质的代理人也通过媒体寻找在情节、逻辑等方面与自己投合的好故事。这样，故事与故事、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通过一种自然生发的游戏规则展开各种各样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生活本身的自我调整、自我修复功能得到了加强，故事与故事、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离合、对接成了社会最好的减压器，功效之大远胜过十万道童的祈禳消灾。
即便是这样，不幸和悲惨的事情还是会随时发生，但发生的机率、处理的能力已经大大不同。与民主社会天灾多于人祸相比，极权社会不会有单纯的天灾，即使是纯粹的自然灾害，也会因救援不力、行动迟滞和贪污腐败演绎成巨大的人祸。简单地说，民主社会通过开放生活把事故变成了故事，极权社会通过否定生活把故事变成了事故。
2005年8月14日 酷暑中作于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