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湖南衡东县去扫墓之前，心中计划要做的，是坐在满山盛开的野杜鹃丛间，静静地思念一下走了不久的父亲。车马困顿到了乡下之后，杜鹃是开着，但是我没坐。
大哥的家旁有一个水塘，水塘四边是稻田和油菜，参差着美丽的红砖农舍。水塘的水清澈照人，日落时黄牛从田埂经过，身影和红霞映在水中。暮春的油菜花一片放肆，粉蝶轰轰其上。
水塘对面，建了一个药厂，听说是采用驴皮提炼胶质，胶质可以美容。药厂的厂房逐年扩展，愈建愈有规模，水塘里的清水，今年竟然是一片深紫红色，像肿胀蓄脓的猪肝。水面一层浓密黑色泡沫，卷起不明物质。田埂犹在，菜花灿然，但是那水塘，已是一幅鸟尽兽绝、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
幼小的孩子在塘边追逐公鸡，孕妇在农舍前织毛衣，男人在塘边挖井找水。
水，放在杯里，被主人奉到我面前，但我不敢喝。屋外一阵一阵令人作呕的气味飘进来，是制药厂将驴皮渣成堆地摊开在公路上曝晒；剥下来的驴皮，即使绞成残渣，散发出来仍是尸体的气味。
「这是台商开的工厂吗？」我问。人们回答说「不是」时，我发现自己还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匆匆离开父亲的家乡，不忍回头。
然而我可以离开，那玩耍的孩子、编织梦想的孕妇、找水的农民，可以到哪里去？
自然会想起八十年代的台湾，那个滨海的小镇叫湾里。一年又一年，婴儿出生，却是无脑的婴儿。很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是焚烧电缆所产生的戴奥辛，污染了空气和地下水，毒化了整个社区环境。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又以什么样的代价在进行交换呢？
一个小小的水塘，又算什么，如果和一条江比起来。浙江的鳌江，一江清澈的水，引来了成千的皮革工厂，造就了百万富翁和乡镇的富裕，但是每天吸入超过八万吨的工业污水，江水变成水质劣五类，所谓江，已经是一条江的尸体，就好像湖南原乡的水塘，已经是一个蓄脓的水泡。鳌江畔的「中国皮都」水头县政府开始每年编一千万元的预算治理水污染，专家说是杯水车薪，而同时，患肝癌、肝肿瘤的人多了。多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孕妇肚里的小生命会有什么问题，还没有人去研究。像湾里一样，总要累积到无脑婴儿数量够大了，成人才会有破釜沈舟的觉悟。
一个水塘，为什么会化脓？一条江，为什么会死亡？因为有人将自己经济的利益建筑在对社区、对环境、对后代人的掠夺和侵占的基础上。或许说，这是不得以的饮鸩止渴。但是，是什么人、什么制度容许，甚至鼓励了这种掠夺？是什么人、什么制度合理了饮鸩止渴的政策？决策者又是否了解饮鸩止渴的后果，准备了后果的承担？
或者说，有这么一种制度，层层迭迭，架构繁复而权责不清，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听命于人的小螺丝，拼命转动却不问为何而转。譬如一株巨大的树，每一根旁伸的枝干上都有人费尽力气在努力，但没有人知道下面主干有巨蚁侵蚀，已经腐蚀大半。
所谓公民意识，不过是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栖息在同一株大树上，不得不关心下面那主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不关心的结果可能是，大树轰然倒下时，还以为自己那一支照顾得葱绿可爱，挺有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