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做客人要有礼貌”。我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所以不懂香港”。我完全承认“你们台湾更糟糕”。所以，讲这个题目还真的“我有压力”，套一句“巴士阿叔”的真情告白。但是，我也相信香港人的开阔，容得了善意的直率。

添马舰有故事

“添马舰”这个名词的来源是什么？我问了10个香港人，发现10个香港人都不知道。

于是做了些研究。添马舰，HMS Tamar，是英国海军一艘军舰，建造在1863年──太平天国闹得正凶、美国正在打南北战争的时候。这是一艘3650公吨的三桅运兵船，1897年以后，留驻维多利亚港内，成为驻港海军的主力舰。在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中，日军入侵，英军退守港岛，港府下令炸毁港内所有船只以免为日军所用，添马舰也被炸沉。在一个海军战俘的网页上，我找到那个奉命炸沉添马舰的士兵的日记：

十二月十一日，海军忙碌不堪。所有船只都开往九龙，接驳撤退的部队……十九点整，上尉下指令要我驶往昂船洲接运伤者。昂船洲已经被连续轰炸了24个小时。我运了三个担架伤者，还有一些勉强能走的伤兵。二十一点，奉命炸沉添马舰……夜特别黑，一点光都没有，发射鱼雷风险很大……我发射的第一颗鱼雷，没击中。

在同一页上，还有一个短信，作者的祖父当年是添马舰的水兵。他问的是：“我的祖父一直在添马舰上，可是最后却死在里斯本的灾难中。六十年了，有谁可以告诉我他在添马舰的生活？”

战争结束后，港府打捞添马舰，一部分捞上来的木板，据说就做了圣约翰教堂的大门。

沉没水底的战争残骸，竟然转化为仰望天空的的宗教情操。

一旦知道了“添马舰”有这样渗透着血和泪的历史以后，就很难对添马舰保持漠然。

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这些历史，仿佛不在乎自己的历史呢？恐怕也不是天生的冷漠，而是因为在殖民教育中成长；殖民带来物质成就和现代化，同时也剥夺被殖民者对于历史的细微敏感和自尊自重。

强势政府，弱势社会

今天的添马舰，原来当然是海水，当年的军舰添马舰就停泊在这里。填海之后，就是中环到金钟海岸线核心区的一块多出来的空地，以“添马舰”为名，纪念香港悲壮的烽火岁月。在它“暂时无用”的几年里，添马舰“意外地”成为香港的市民广场：一万四千个人在晴空下围坐着吃盆菜；五千个人聚在一起泡茶；四千个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一起看露天电影。这样一块“自由放任”的地，在讲究精算的香港绝不可能长久。政府决定在这里建总部。4.2公顷的地面上，2公顷要辟做“文娱广场”，另一半要建四栋政府大楼，每一栋大约30到40层高。那到底是多大呢？总建筑面积，相当交易广场第一期和第二期总和。建筑费用？52亿。

在关于添马舰的辩论里，让一个旁观者最觉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么重大的、影响城市景观和生态结构的工程案件，竟然可以如此轻易地“过关”。如果是在纽约、在伦敦、在柏林、在东京甚至在香港人挺“瞧不起”的台北， “添马计划”有太多问题会让人大喊“未解决”，要穷追猛打了：

譬如问题一，为什么政府总部要搬迁？人均办公空间是否真的“严重不足”？它的人均办公空间“不足”是以什么标准在衡量？跟其他城市的政府空间做过评比吗？结果如何？跟民间的人均工作空间相比又如何？这些讯息若是空白，如何证明它的空间“不足”？

譬如问题二，假定数据证明空间确实“不足”，那么高科技电讯沟通系统是否不能补足？当视讯、网路如此发达而且一天比一天发达的时候，传统的所谓“办公空间”的需求是否应该有全新的定义？是否做过调查研究？是否充分举证了科技亦无法补足空间需求？

譬如问题三，假定人均办公空间的“不足”有了科学的证明，那么究竟应该继续租用私人商业空间，还是扩大原有政府设施，还是干脆迁址新建，针对各种选项是否做过彻底的分析比较？三种选项的经济效应、环境影响、永续发展的评估等等是否可以摊开在阳光下供学界挑战，请媒体监督，让社会检验？

譬如问题四，假定前述分析比较的结果确实是迁址新建为优，那么，哪一个地址最为适合？为什么不是亟需建设的九龙东南？为什么不是资源分配偏低需要关怀挹注的新界？为什么不是使用率低得离奇的数码港？为什么不是废弃已久的西环屠房？为什么一定得是添马舰？科学的理据和说服在哪里？

譬如问题五，如果政府总部决定落在添马舰，那么九龙东南的规划是什么？那么政府山古迹群的未来是什么？那么新填海中环滨海长廊的具体规划跟添马舰之间的呼应关系是什么？那么西九龙又将如何？西环屠房要作何处理？

从政府已经披露的资讯来看，这些根本问题都没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答案，但是52亿的款项，立法会几乎没有异议。各党派，除了公民党，很快就不说话了。少数民间团体，只能要求政府在厂商提出标书之后，把模型拿出来展览。政府既不需要回答对根本问题的追究──因为反正也没什么人在追究；也不必做任何白纸黑字的承诺。答应展出招标事后的模型，还强调这是“破例”，而且人民不能给意见，政府已经给人民很大“面子”，做了“让步”了。

香港政府真的强势有为。

挖土机你为什么这么急？

我无意说，政府强势一定不好。很多政府可能对香港政府充满羡慕：预算超高（香港政府预算是台北的8倍），主导性超强。强势政府尤其喜欢在工程上展现魄力，因为工程是最容易看得见的政绩。

香港政府的“励精图治”企图是很明显的：政府刚刚公布了中环新海滨规划方案，宣称要“缔造令人向往的消闲休憩用地及海港和商业中心”，要“发展成为象征香港的世界级海滨”。天星码头旁将兴建三组商厦建筑群，包括28层高的商厦、18层高的“无敌海景酒店”，以及9层高但是长400多米的“摩地大厦”。除了这“世界级海滨”之外，西九龙40公顷的工程在规划推动中；添马舰将有政府大楼群等等，还不必谈及大屿山的开发以及各种跨界大桥的规划。

政府强势不一定不好，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励精图治”的政府时，当强势政府像一个巨大的挖土机在横冲直撞时，社会不能没有一个深思的心灵和长远宏观的眼睛。我们可能必须在轰隆作响、天翻地覆的挖土机前，放上一朵脆弱、柔软、美丽的小花。

脆弱、柔软、美丽的小花提醒的是：城市规划是牵一发动全身的。

以维多利亚港来说，中环滨海长廊的建筑，势必整个改变“香港的脸”──举世闻名的浪漫维港景观。想象你站到水中央，往维港四周缓缓做360度的观览，从西九、尖沙咀、尖东、铜锣湾、金钟、中环、上环，一路流转回到西九，维港的整体景观，色彩、光影、山脊线与天际线的交错，海港与建筑风格之间的相辅相成协调之美，是否有整体的预想呢？或者还是让每一个海滨工程孤立地、局部地、偶然性地依一时一刻之需而发展？

政府山的古迹群，是香港唯一的一片完整殖民建筑风格了，这些古迹若是有一天铲除了，又变成以金钱计算平方呎的地产价值，香港人能够忍受这样对待自己的历史吗？如果保留了，添马舰52亿的大洞，你又如何填补？

如果这一切都还没想好──那么，挖土机啊，你究竟为什么这么急？

香港跟谁比？

当主事者总是用“世界级”、“地标”、“香港精神”来描绘自己“励精图治”的企图时，我们能不能听见一个小小的、安静的声音说，为什么香港需要“地标”？“世界级”是跟谁比？比什么？“香港精神”又是什么？

西班牙的毕尔包怎么能拿来跟香港比呢？毕尔包需要Frank Gehry的古根汉美术馆作为地标，因为毕尔包是个极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个标新立异的特殊建筑作为地标来突出自己。香港却是一片璀璨，地标如云，当地标被地标淹没的时候，你还看得见地标吗？地标还有意义吗？

如果说，像毕尔包这种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筑的城市需要现代建筑来作为地标，那么地标簇拥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沉淀，小街小巷老市场的珍爱呵护，让“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伟的所谓“地标”。

至于“世界级”，又是跟谁比呢？又是纽约伦敦巴黎柏林之流吧？问题一，为什么要跟他们比？香港的基础建设比他们都好。香港的国际感，超过柏林。香港的治安，纽约不能比。香港的传奇历史，比伦敦还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级”，哪来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级”来给自己壮胆增威？问题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这些城市比“世界级”的，仍旧是硬体工程吗？什么时候，你终于要开始跟人家比“内涵”呢？为什么不去和巴黎伦敦的古迹、老街、旧磨坊、人文荟萃的河左岸、车库厂房里的艺术村去比“世界级”呢？

然后，代表“香港精神”的，仍旧是“无敌海景”的酒店？仍旧是已经满城皆是的购物商厦？这种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谁”下的定义呢？地产商？还是湾仔、西环、屯门、大埔、深水埗的人民？

一个谦抑朴素的政府

添马舰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灯光一亮起，香港的妩媚姿态光彩动人。请问，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摆到舞台上去吗？

封建时代，贵族以金钱和绝对的权力打造宫殿，宫殿成为城市的中心。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政府是服务市民的“公仆”──它是人民的库房、机房、厨房、账房、屠房，也就是一个service quarter，服务区。谁会把服务区放到舞台上面去？谁会把库房机房账房厨房屠房，放到一栋房子最重要的前厅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个指标：一个城市政府大楼如果富丽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这个城市是个政权独大的体制。如果主权在民，公民力量强大，政府大楼通常建得谦抑朴素，谨守“公仆”服务的本分而不敢做权力的张扬。纽约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伦敦的市政府，我们知道在哪里吗？他们占据城市的核心舞台吗？

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代表一个城市的“精神”的，绝不可能是一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它可能是歌剧院，譬如雪梨；可能是博物馆，譬如巴黎；可能是艺术家出没的村子，譬如纽约；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庙老树，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条沧桑斑驳的老桥，譬如布拉格。但是，什么样的城市，会把市政府── 一种权力机构或服务区，当作精神标志？

中环的维港是全世界看得见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风情万种。香港希望让世界看见的，难道是市政府大楼？

把政府大楼放在添马舰，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有一种权力的不知谦抑，不知收敛。

真正的“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万个市民在晴空下围坐吃盆菜，反倒是五千个人开心泡茶、听音乐，反倒是四千个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看露天电影，一起哭，一起笑。当世界看见的香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厦，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筑，如果世界还看得见香港的“人”──快乐的、悲伤的、泡茶的吃饭的、散步的追风筝的，愤怒示威的、激动落泪的，彼此打气相互鼓励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个有生活内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级”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会的进步，钱，不是唯一的指标。一个4公顷的广场，或许失去了以平方呎计算地产的金钱，可是一个面对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币或美金来计算吗？市民，因为在广场“歌于斯，哭于斯”而凝聚出来的深远文化认同和社群意识，能用一平方呎多少来计算吗？

2004年11月9日，在同一个地点，我提出对西九龙的质疑。当时有这样一段话：

在香港，经济效益是所有决策的核心考量，开发是唯一的意识型态。“意识形态”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固执的信仰，人们不再去怀疑或追问它的存在逻辑。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你觉得香港很多元吗？不，它极为单调，因为整个城市被一种单一的商业逻辑所垄断。商厦和街道面貌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还是太古广场还是置地广场，一样的建筑，一样的商店，一样的货物，一样的品味，一样“欢迎光临”的音调。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见物品看不见人，物品固然是一个品牌的重复再重复，售货员也像生产线上的标准模。连咖啡馆都只有标准面貌的连锁店。

如果仅只在这些大商厦里行走，你会得到一个印象：香港什么都有，唯一没有的是个性。

两年过去了，西九龙前途未卜，中环海滨正准备大肆建筑，添马舰箭在弦上，政府山古迹群处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可是，社会里关心的人却非常非常少。两个月前，我曾问一班大约50个大学生，他们是否知道添马舰的事情，答复知道的只有一两个。

关心香港本地的永续发展，关心香港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香港，是更关键的文化主体性的意识呈现。

陈冠中有一篇文章叫做《我这一代香港人》，我觉得是香港人了解自己、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读的。他是这么描述现在四五十岁这一代，也就是社会主流的：

我们整个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们爱钱。

“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的思维，或许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碍了宏观的、长期的、永续的思考。“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的顺民习惯，或许可以赢得个人的事业领先，但是牺牲了社会整体的进步。

我不怀疑特首的爱港之心，但是他的决策可能是错的，龙应台的意见更可能是错的，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公民参与，是公民辩论，是香港人何时敢挑战短视和功利主义，是香港人何时敢把香港的未来抓在自己手里，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产财团决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运。

公民以香港为家，对香港负责，这，才是“文化主体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