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变得越来越令人揪心。

前不久，老家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远房亲戚打来长途电话，求我帮助他。年初时，他从外地打工回家的儿子与邻居老太太为房屋占地的长期纠纷再次发生了争执，老太太在抓扯中跌倒，脑部摔伤，住进医院，他儿子因过失致人重伤被关押，伤者出院后被她的家人强行送到自己的家中，并向他索赔30万元。对方多子多女，是个大家庭，比他势力大，他只得离开家里，全家人无家可归。他要求我找媒体“曝光”。

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找我来的。我告诉他，这事不好“曝光”，曝光也没有用，但他坚持认为只要媒体介入，他的问题就能引起政府重视。我很难向他解释清楚其中的原委。之后“五一”回家渡假，我见到了这位亲戚，40多岁的年纪，看上去已经苍老。象所有上访者一样，他也写了详细的材料，一式数份。他了解了相关法律问题，第一，对方的行为构成了私闯民宅的严重犯罪，第二，他的儿子已经成年，儿子的事不应由父母担责，况且他儿子已经承担了法律责任。他找过镇政府、县政府、县人大，找过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要求政府干预让老太太从他家里撤走，但那些“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和人员都不出面解决他的问题。

他觉得他的事情只有靠关系了。对他来说，我就是他能找到的很亲近的“关系”了；对我来说，此时还身负另外一桩不能完成的“曝光”任务。我的一位在县城机关工作的老相识在去年年底的一个夜里因为行车让道与人争执，两个年轻人突然抽出凶器，对他前后夹击，身着数刀，捅成重伤，凶犯却逍遥法外，据说是因为其中一个凶犯的家庭在县里有钱有势，摆平了各种关系，他要求我通过媒体报道向地方官施加压力。我虽然深知自己无能为力，但对于无权无势的人们，抓住任何一根稻草都是一种希望，我不能直接地毁灭他们的希望，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关系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发挥重大作用，无论你是在机关，企业，还是在大学、科研单位，关系都是第一重要的资源。关系说到底是一种等量交换，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而没有什么可以与人交换的穷人和普通人也就没有关系，运气好的，他们也可以丰衣足食，运气不好的就只能辗转沟壑。

对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被普通的人们想象成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我没有感到高兴，而是感到悲哀。他们以为官员惧怕媒体，却不知道媒体其实惧怕官员。由于工作关系，我接待过许多上访者。他们都有多年上访的历史，背着塞满反映冤情材料的行囊奔波在省城和京城之间，有的要靠乞讨度日，一些人早已无家可归。就是这些受害者，这些有如蝼蚁的生命，被官方看成是威胁社会稳定的危险分子，成为政府监控的对象，每次要在经过一场猫鼠游戏后才能摆脱监视，再一次踏上申冤的征途，通常是在上访毫无结果后，他们来到新闻单位碰一碰最后的运气。事情不会有何改观。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他们的陈年旧事没有新闻价值，引不起记者的兴趣。在网上公开报料，他们的事并不耸人听闻，引不起网民的兴趣，在一个人们对各种腐败大案见惯不惊的时代里，只有王立军薄熙来的大戏、雷政富们的视频、高官充当主角的记实小说、刘铁男一类大人物的“谣言”、犯人在监狱躲猫猫身亡的传奇、鞭炮炸断立交桥的新闻才能刺激大众的神经。上访从一开始就是一条永远没有尽头、没有希望的路。让我永记不忘的一个上访者是一位身材瘦小的中老年男子，在我告诉他我没有能力解决他的问题时，他便用头朝墙上猛撞过去，意外而又突然，让我顿时慌乱不已。我彻底击碎了他的中国梦。若不是赶紧抱住他，肯定会是一次流血事件。

对家乡的爱就像一个过滤器，在把不愉快的记忆过滤以后，记忆中的家乡就总是美好的。当年，自己也是千千万万把“跳农门”当作最大人生追求的众生中的一员，幸运地考上大学，脱离了贫穷、卑贱、终年劳累而不得温饱的农村生活，进入梦想中的富裕、文明、干干净净的城市，可如今，城市里肮脏的空气，严重污染的食品，回农村度假、养老又成为城市人的新理想。只有在远离城市的农村才能吃上放心的饭菜，呼吸放心的空气。其实，农村环境也在普遍恶化。

我家门前的小河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那是带给我儿时很多欢乐的地方。那时，河里的水清澈见底，在浅水处，或涉滩而过时，能看到成群的小鱼。一到夏天，孩子们便成天在泡在河里嬉戏，抓鱼，或者捞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能见到孩子们下河玩耍，现在它却彻底成了一条龙须沟，水呈墨黑色，河底是深深的污泥，两岸傍水生长的树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废品。河边当路的地方，是一堆一堆的垃圾。洪水一来，相当一部分垃圾就会被冲走。村民把这里当作不错的垃圾场。以前，生活垃圾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焚烧，烧成灰烬后放到地里做肥料，现今的村民已经不再这样做了。河里早已不能游泳，听父母说，河水毒性大，下到河里的鸭子都不下蛋。

对家乡更感心痛的是无可挽回的公地悲剧，过去的大片良田如今变成了房屋，那些极不规则、高高低低、式样各异的红砖水泥房，丑陋地矗立在田地的中央，一片一片地蚕食掉原来最丰产的上好水田。在小河两岸形成的一条约1000米宽的田垄，呈梯状分布，一直向县城方向延伸，总长度约15公里。高低起伏的翠绿山丘相对而出，护卫在田垄两侧。我们的祖先从来都是依山建房，在千百年中完整保留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大片良田。说到底，这要归功于土地的私有制。买地置业是我们的先辈一生奋斗的理想，省吃俭用为的就是买田，先买薄田，等到家业殷实时再买好田，除非败家子，谁也不会随便占用宝贵的良田。合理的自利行为维护着共同利益，也一直是保持社会秩序的必要基础。可现在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村民们都竞相离开了靠山而建的祖宅，把住宅建进了农田。那些地现在是他们的承包地，他们只有使用权，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把集体的土地变为自家的宅基地，也就变成了实际上的个人占有。当城市周边地区，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占用国有土地并变成自己的利益之源时，农村地区的“国有土地”也由农民完成了用途的改变。

在半世的人生经历中，我目睹了家乡的巨变，最近20年中她的情况一步步变得越来越糟。但这绝不是说20年前的家乡一切都好。如果以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为界限，改革开放之前，吾乡被贫穷所折磨，也被政治折磨。乡民们终年辛劳却食不果腹，说话也得小心谨慎，一言不慎就可能遭受批斗，或者被关进公社的黑屋子。到青黄不接的季节，许多家庭都出现断粮现象。离我家不远有户人家，男主人喜欢拉二胡自娱自乐，只要肚子没有饿着，他就时常会拉上一段花鼓戏或京剧唱段，悠扬的琴声越过树梢飘来，格外动听。琴声表示他具有较高的幸福指数。进入春荒季节，那熟悉的琴声就沉寂了，他的幸福指数降到了最低点，要直到新粮出来，我才能又听到他的琴声。我们不能不惊叹人类个体不管在什么逆境中都能创造出快乐的超强能力。虽然我因为年纪尚小对饥饿没有深刻的感受，但知道那种日子不值得肯定和怀念。改革开放之后，吾乡则被苛捐杂税折磨，被污染折磨，被无政府状况所折磨。村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手里多了几个余钱，村民在物质上有了一定改善，但多年来也就一直止于温饱。住房普遍由以前的土砖墙改成了红砖墙，普遍都有了电视机，甚至电话也已经普及，在官方的新闻宣传中，这些都是表现农民富裕、幸福的基本镜头。将它们当成中国农民幸福生活的见证，未免太过浅薄。村民几乎没有享受什么医疗服务，小病靠扛，大病靠挺。几年前的一个春节，二弟带回一个菲佣，她也是农村出来，我特地让她比较她的家乡和我们老家农村的富裕程度，她告诉我，菲律宾的农村要更富一些，农民穿着更好一些，住房条件也好一些，更卫生一些。她结了婚，但还没有小孩，她丈夫是个木工。他俩都是大专毕业。顿时，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感向我袭来。我想她说的应该属实，我没有必要怀疑她受过菲律宾宣传部门的培训而向我宣传菲律宾的制度优越性，我也知道菲律宾没有宣传部。

对家乡的爱可能要算是人类最深沉和最浓厚的感情之一了，离开家乡越远越久，爱的感情就越强烈。对国家的爱不过是对家乡的爱的延伸，有了对家乡的爱，爱国主义才是具体的，才有感情的根基，它同政治和政府没有关系。这种爱绝不是空洞的，它不但包含着甜美的记忆，包含着深切的思念，更是包含着责任。当年一曲悲歌《在松花江上》就是通过唤起对沦陷故乡的感情激励人们去奋勇抗战。我爱我的家乡，我思考能为家乡做些什么，不是为了家乡的伟大复兴，因为她从来就没有伟大过，复兴自然无从谈起，而只是想为了让家乡回到正常状况，维护一些重要的共同利益，进而培养乡民适当的公共精神。我们兄弟几个也曾几次动过念头，由自己花一笔钱为河道清淤，恢复昔日的水质，然后发展养殖业，并通过养殖业维护河道的清洁。但很快我们就发现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在社会管理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新的污染源源产生，治污的所有努力都会是白费工夫。我们面对的不只是污染，更是一种个人无法改变的结构；面对的不止治理失效，更是治理的缺失。一方面权力资源被独占，但另一方面权力却不能行使有效的管理职能。腐败不仅腐蚀国家的肌体，同样也在腐蚀着乡村的肌体。停滞，混乱，没有生机，这就是家乡的现状。

我看不到家乡的未来，因为在这里我看不到对共同利益的维护和担责。环境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每个人却在肆意破坏环境；保护耕地事关子孙后代的利益，同样也是共同利益所在，但家家户户都为了眼前利益而毁掉后代的利益。

人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始终是社会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和共同体中，如果失去了共同利益的连结，共同体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我的家乡正在经历这样的空壳化。从国家层面上看，也很难说还存在可信的共同利益。对我的家乡，环境、土地、公正的秩序是最基本的共同利益，对我们的国家，环境、土地、公正的秩序同样是最必要的共同利益。今天的中国人对生活的要求已降低到只希望能得到一个良好环境的水平上，食品和饮用水要让人放心一些，空气不要有致命的污染。他们觉得已无路可退，为了保护生存环境，抵制严重污染环境的化工项目已成为全国性的公民行动。但抵制行动从未取得过成功，它们只是延迟了上马的时间或变换了一个地点，从甲地迁到了乙地，从沿海迁到了内地，从长江下游迁到了长江上游。共同生活的环境尚不能成为社会的共同利益，还能说这个社会存在着一致的共同利益吗？

特供制度是导致食品安全危机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的解释。在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决特供空气的情况下，官员和他们的专家暂时还只能和民众呼吸同样的空气，但这一仅存的“共同利益”也根本不能促使他们在环境保护上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于个别和少数官员，GDP可以为他们创造强有力的升迁资本，当地环境污染了，他们却已经高升，一走了之。GDP始终只是几个人的GDP，不但与大众无关，也于大多数本地官员和专家的升迁没有直接的关联，后者也必须与民众一道共同承担空气污染的后果，毫无疑问，良好的空气质量对他们也同样是重要的。

但空气对他们来说只是另外一种公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权力体系内，除了上级的意志，不允许有个人独立意志的存在，它以巨大的内部利益来消解个人意志。虽然GDP并不直接影响每个官员的升迁，但上级的意志却能影响每个官员的升迁，而每一次升迁，其含金量都十分诱人。正是这种诱人的含金量，使权力体系变成下级顺从上级的利益长链。长链的任何一处发生断裂，它利用它的的吸引力就会在断裂的地方马上完成链接，因此，即使某个地方的权力因为一桩大案出现大范围的崩塌也会很快得到修补，对这个体系而言，它就是重新换批官员而已，前腐后继，而不会对整体造成任何影响。这个国家缺乏大师，缺乏一流的科学家，一流的大学，一流的科研，一流的人才，缺乏创新，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但它却从来就不缺乏官员。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比较起来，总是处于次要地位，牺牲公共利益以满足个人利益是普遍的倾向。正是因为这样，人类才发明了政府，设立一个公共利益的专职管理机构，由一批人专门负责共同利益的管理，与个人利益领域进行分割。这批专职管理者则由社会支付适当的薪俸，作为他们照管共同利益的报酬。

可政府是由具体的、有各自利益的个人组成的，这就决定了政府完全可能偏离其公共利益的目标，并且蜕变为服务于个人利益的工具，它可能不但不能维护共同利益，相反还掠夺共同利益，损害共同利益，于是就有了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分野。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如何建立良好政府进行探索和努力，获得的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政府权力必须由人民授予，并定期回到人民的手中。离开了这条基本的政治经验，今天玩个“集体总统制”的概念，明天拾掇“禅让制”的古董，都是不值一提的小把戏。一旦政府把公共权力变成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社会的共同利益就被权力集团破坏殆尽，凡是在需要责任的地方，权力就隐身就消失了，凡是在有利可图的地方，权力就会极大地加强。

这时，整个国家利益就成了悲剧故事中的公地，疯狂的利己主义代替了理性的利己主义，公仆们挥金如土，权贵极尽掠夺之能事，贪得无厌的大人物尽可能多地损害国家以满足个人私欲。这是权贵的盛世。我每当回到家乡看到河边小山似的垃圾，就总是会为乡亲们不具备现代文明的公共意识而忧虑，并归结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足，但再看看被破坏得满目创痍的国家，我突然觉得我的那些不讲究衣着、仅仅粗通文墨的乡亲同那些大权在握、衣冠楚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起来，无论是在外在行为上还是在内在的精神和德性上，一点不输，比起大贪大盗，我的乡亲们占田修房就不算了什么大事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只是乱占了他们自己的田地。那些地块是其祖先遗产，无论以什么名义--国家的名义还是集体的名义--都改变不了实质上的私有性质。特权阶级通过掠夺国家和他人来获取个人的净收益，我的乡亲却在进行自我掠夺，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占据了国家的一块地，其实损害的仅仅是自己。无权的普通大众在参与一场利己至上的大游戏中，除了损害自我外不可能还有其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