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个人所作所为的自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今天这简直不可想象。

当时的人并不像今天似的把宽容视为一种软弱，而是把它尊为一种道德的力量。

“你记得哪些事？”

1989年末出生的菲力普问我。

我们坐在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里聊天。一个穿黑西装、系蝴蝶领结的白发绅士正弹着钢琴，从门口射进来一缕午后阳光，刚好照亮了坐在入口的诗人雕塑。这个咖啡馆，曾经是雨果、弗洛伊德、托洛茨基来回流连的地方。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

“你先说你记得些什么。”我说。

“我记得911，”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在操场踢足球，然后有个伙伴隔空哇啦哇啦喊叫了一阵，听不清楚，大家汗淋淋回到更衣室，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得2004年马德里的火车恐怖袭击，当场炸死了大概有两百人，比昨天的巴黎攻击还惨。我也记得2011年的‘茉莉花’跟叙利亚爆发内战……”

他二十六岁的眼睛，那样清澄——是的，他出生时，柏林围墙已经倒了，东西欧边境的铁丝网拆掉了，苏联正在分解为很多个独立小国……他没见过冷战，没见过分裂的德国。

轮到我说，“我记得1984年我在写《龙应台评小说》，85年同时在写《野火集》和《美丽的权利》，《野火集》写完，安德烈出生。”

《野火集》圆神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讲正经的，”菲力普说。

“好，我记得第一次海湾战争，”他张大眼睛，显然兴趣来了，我慢慢地说，“1990年8月初，伊拉克占领科威特，11月底联合国通过决议，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前撤军，否则联军就要开战。我记得大家都很紧张，平常不看报纸头版的德国主妇们到了超市买菜打招呼的问候语变成：不会打仗吧？”

“我记得1月17日清晨，很冷的冬天——你才十四个月大，还在吃奶，睡在我手臂里——我朦胧中被一种奇怪的、铺天盖地而来的低沉嗡嗡声音吵醒了，然后发现床也在震动，像我熟悉的台湾地震，但是德国没有地震啊。半睡半醒中突然明白是轰炸机，大批的轰炸机队低空掠过我们村子的声音。‘沙漠暴风’行动就从离我们三十多公里的美军基地上路了。”

菲力普听得很专注。

就在前一天上午，菲力普和我拎着两大袋食物，走进维也纳火车站——难民网页每天会公布当日难民最需要的物资。走向接收物资捐赠的营帐时，听见扩音器不断地用德语广播：“德国边境封锁，德国边境封锁，开往德国的火车全部停驶。”

一面墙上满贴着寻人启事，一张一张亲人的照片，丈夫寻找妻子、妈妈寻找孩子，一家人在海上翻船时散失……

送完物资，路过帝国饭店，饭店前架着数十台摄影机，众多媒体紧张守候。针对叙利亚战争的多国外长会议马上要在饭店里展开，这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首度坐上谈判会议桌。战争的忧虑笼罩维也纳。

当晚我们在一个充满维也纳浪漫气氛的酒吧里聊天时，巴黎爆炸了，法国宣布边境管制，全国警戒，这是1961年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第一次。菲力普忙打开手机，脸书已经塞满了巴黎朋友们纷纷发进来的现场报告，很多人卡在外面回不了家，巴黎人透过推特开放自己的家给路人避难。

2015年11月13日晚，在法国巴黎市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32人死亡。

弹钢琴的人走了，我们也起身离开中央咖啡馆，到歌剧院看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金碧交辉的歌剧院座无虚席。我的位子刚好对着整个管弦乐团——法国的Les Musiciens du Louvre Grenoble。开演时，很不寻常地，导演和指挥竟然联袂上了台。指挥低沉地说：“昨夜的屠杀发生在一个音乐厅里，我只能用指挥家伯恩斯坦曾经说过的话来表达感受：

我们心无恐惧，绝不退让，唯一要做的，就是比以往更用力、更美丽、更无怨无悔地创作音乐！

人们纷纷站了起来，为亡者默哀，《马赛曲》悠悠响起。距离我一步之遥的提琴手眼泪潸潸流下，因为手里拿着琴弓，一时不知怎么擦拭泪水。

散场后，和菲力普走在夜寒渐深的马路上，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两旁宫殿和城墙庄严组合的历史长廊里有点过度地清脆。

这里曾是奥匈帝国人文荟萃、繁华靡丽的首都；维也纳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看着它从19世纪末的充满对自由、进步、文明的乐观追求到几年后纳粹兴起时的肃杀、仇恨以及整体社会的堕落。1941年，当全世界杀红了眼睛的时候，他回想不久前的日子：

当年的报纸上，还不是媒体都充斥那种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派与派之间的仇恨，它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彻底隔离；那种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老百姓的情绪也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得令人讨厌。

那时候，个人所作所为的自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今天这简直不可想象。

当时的人并不像今天似的把宽容视为一种软弱，而是把它尊为一种道德的力量。

面对“一场猛一下就使我们的人性倒退近一千年的灾难”，茨威格选择的是自杀。1942年2月，《纽约时报》，在战争的新闻满坑满谷的时候，以醒目的头版报导了茨威格和妻子双双自杀的消息。他的选择，让同样流亡在外的托马斯·曼相当不满。托马斯·曼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说，茨威格“不应该送给纳粹这个胜利。而且，如果他对那个政权的憎恶和蔑视够强烈的话，他根本就不会选择自杀”！在托马斯·曼的心目中，茨威格表现的是面对强权的懦弱。

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在巴西旧都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彼特罗波利斯听到新加坡失守的消息，心中无限痛苦，和妻子双双服毒自杀。

“你对未来的世界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呢？”我问这个21世纪初期二十六岁的人。

他皱着眉头说，“不能说悲观，但至少是非常忧虑。你想想看，现在德国说是要张开双币接纳难民，但是只要一次恐怖攻击在德国发生——一次就够了——德国一定全民向右转，转向民族主义，排外的右派会得到人民支持，赢得选票。那样的德国，会是一个我绝对不想看到的德国。”

“那么你认同托马斯·曼对茨威格的批评？”

“认同啊。德国曾经有过那样不宽容的历史，对于不宽容的趋势是一定要抵挡的。我有一个同学刚刚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要对德国的PEGIDA提出诉讼，正式告发他们违宪。”

PEGIDA是2014年在德累斯顿成立的“爱国欧洲人反西方伊斯兰化”组织。

“你要不要捐款？”菲力普认真地说。

2015年12月20日，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