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的非正式会晤上，都表达了要建立不同以往的世界级大国之间合作关系的愿望，习近平强调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提出中美建立新型合作关系，虽然表述不同，但双方希望跳出传统的世界大国零和博弈的愿望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次非正式峰会在战略共同点的确认方面是成功的。
但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或者说目标是什么，双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笔者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并非寻求在所有或者大部分问题上的一致，而是要让中美关系更具机制化和可预测性。
承认和尊重双方的分歧
必须认识到希望中美尽可能多方面达成一致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愿望，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对方的特殊性和国内政治，在承认双方分歧的基础上扩大可能合作的空间，而不是希望改变对方。
美国要认识到在西藏、钓鱼岛、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过度的压力并不能带来其所盼望的效果，因为中国有自己的逻辑，而不可能根据美国的喜好或者外力来改变，更重要的是这些要求是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不可能承受的风险，也是他们无法向国内政治交代的内容。美国指责中国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会阻止中国保持强大国有部门的意愿，因为北京清楚地认识到，除了国有企业中国的其他经济部门不具备多少国际竞争力，而放弃国有企业更意味着政府资源的锐减。
在国内政治上，美国的说教没有意义，美国连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国家建设和民主进程都推动不了，怎么有能力来改变中国这样的国家呢？习李新政府清楚中国需要各方面的改革，但他们不是戈尔巴乔夫，稳定是任何改革的前提。同样，在温室气体排放，人民币汇率升值等问题上，美国的过度要求也不可能得到中国领导层的让步，过度减排和汇率升值将会带来大量的失业和社会动荡，这是不能够接受的政治成本。美国如果采取点名批评中国过度地强调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将会牺牲中美在国际金融合作、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反过来，中国也要认识到不可能希望美国更加“理解”中国或者按照中国的逻辑行事。美国首先不可能放弃在亚洲的双边安全网络以及对其亚洲盟国的承诺，亚洲的美军基地和驻军被认为是美国在亚洲前方存在的具体体现，是美国全球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其亚洲利益的具体体现，任何可能被亚洲盟友认为美国在向中国“示弱”或者抽身“亚洲”的信号，将会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连锁负反应。
对于美国领导人来说，任何可能被认为“美国衰落”的信号在国内政治上都是“禁忌”，奥巴马多次告诉美国人那些说美国在衰落的人，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胡说些什么。在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上，要让美国不发出声音也不符合美国的传统和价值观，这是根深蒂固地潜入在美国人精神中的认同。中国也需要警惕不要把美国的所有外交政策，都看成是防范甚至遏制中国的表现，有些政策不是美国“强硬”的表现，而是美国“示弱”的暗示。例如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很多中国专家认为是美国经济上围堵中国的新步骤。
不能否认，美国希望借此来抑制中国在本地区日益提高的经济影响力，但一个目标建立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的地区协定，可以包容越南等经济体却排斥中国，其前景并不乐观。可以预见该协定的谈判将充满坎坷，达成协议的日期一拖再拖，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领导人在面对中国发展的情况下“做一些什么”给国内和盟友们看，让他们心理上得到安抚美国的实力仍然在，至于实际效果并不一定是最主要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对自身实力的不安和不自信，否则美国应当更加大力地推动由它创建的全球框架世界贸易组织，更加广泛地完善和推广这个多边机制，因为这最符合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美两国都有先天性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意识根源，双方都有自身行动的强大逻辑和合理性，谁也不能希望魔术般地改变对方，更不能把希望改变对方核心利益的失败看成是自身实力低下的标志。尽管中美双边依存程度日益提高，双边贸易额从1985年的77亿美元到2000年1160亿美元，再到2012年未5360亿美元，但是中美关系决不能仅仅依赖在相互依存的层面，而需要首先承认和尊重双方的巨大分歧和不同点，这是保证双方战略关系顺利发展的前提。
从此次习奥会应当说为中美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开局，双方相互罗列了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也列出了可能合作的领域，但没有针锋相对的责难，不给对方施加对方不能够实现的或者现阶段无法承受的压力，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关系逐渐成熟的表现，也正是战略性的体现。
新型大国关系机制化可实现预测性
中美关系机制性的建立对于双方国内政治，亚太国际关系甚至整个世界格局具有重大意义，最重要的就是提供可预测性。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可谓是风雨不断，从“六四风波”到“台海危机”，从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到2001年的“海南岛中美撞机”危机频发，但是仔细回顾过去10年里，虽然中美矛盾不断，却没有再出现过上述的重大危机，很大的原因就是中美关系比以前机制化了。
上个世纪90年代中美元首互访还是相当偶发性的，而进入新世纪中美元首会晤已经经常化，特别是在国际会议场合，胡锦涛同奥巴马在短短四年时间里会晤十多次。2006年开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提升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则为双方提供了全面沟通的高水平正式平台。到现在为止，中美关系中尚缺位的是中美最高层的机制化沟通平台，此次习近平与奥巴马“不打领带”的“别墅会晤”，为双方领导人定期的，机制化的会晤框架建立提供了可能，据报道双方已经商定下一次奥巴马将访问中国，在某处别墅再开非正式会晤。
长时间的非正式会晤向两国和世界传递了中美元首重视实际效果，而不拘泥于形式的重要性。正如白宫的高官所说：“此次会谈并不是在预先准备和设定的框架下进行，而是为了创造真正能够对话的环境，这点做到了”。1972年，尼克松（尼逊）正是在同毛泽东的非正式会晤和讨论哲学问题的情况下，开启了20世纪最伟大的外交行动，此次会晤体现了双方的战略眼光，而奥巴马再次当选，习近平一次性完全权力交接为双方建立友好关系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否则错过了可能很久都等不来这样的机会了，双方都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中美元首定期会晤机制建立将为世界提供极大的安心信号，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冷战中美苏的首脑会晤至少减少了人们对于核战争爆发的恐惧。就在习近平和奥巴马会晤前，朝鲜派出了特使表示愿意回到六方谈判框架，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朝鲜宣布重开韩朝对话。虽然不能指望中美的元首会谈能够立即起到解决朝鲜问题的作用，但这至少提供了通向问题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催化剂”。
还有人认为中美之间问题矛盾堆积如山，尽管元首会晤体现了“亲密”，但只不过是“同床异梦”，中美之间的很多问题是因为双方相互联系和依存增加后产生的，反过来说越是接近问题也自然越多，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关系发展中的烦恼。即使在被美国点名批评的所谓的中国政府军队参与网络攻击美国的问题上，美国政府通过军情系统进行的大规模监控活动的丑闻，也显示了在这个新的领域里只有通过合作才能逐步建立规范解决问题，相互指责无助矛盾的缓解。
一个守成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处理，从来都不会是容易的，也不会没有风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就是要承认和尊重对方的逻辑，国内政治需要和可承受的代价的基础上提出要求，建立从元首到各层级和更领域的定期沟通平台实现机制化，特别是最高级别的通常沟通，实现双方关系的可预测，较少风险，管控危机。
美国要认识到在西藏、钓鱼岛、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过度的压力并不能带来其所盼望的效果，因为中国有自己的逻辑，而不可能根据美国的喜好或者外力来改变，更重要的是这些要求是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不可能承受的风险，也是他们无法向国内政治交代的内容。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来源: 联合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