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日，在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举办的“地方政府创新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上，长期研究国家治理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作了题为《转型中国的结构性稳定与体制变革——以国家治理为视角》的发言。

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传统国家治理中自上而下的治理手段在处理这些新问题时因其弊端遇到挑战。他说，在向多元化社会的转型中，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意识不断强化，国家政策涉及到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时，就会激发相应的大众参与。传统的国家治理手段在新时期就会显得滞后。如果问题和矛盾积累多了，长期得不到解决，国家治理就会出现危机。

在研讨会间隙，就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等诸问题，本报记者对徐湘林教授进行了专访。

1.通过不断地改革来完善和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

深圳特区报：您在研讨会上提到，现在我国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和政府治理难题是快速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既不能用过去的老办法来解决，也不能用激进的制度变革来解决。怎么理解？

徐湘林：要理解这一判断，我们有必要先界定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危机的区别。转型危机是指经济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而产生各种价值和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危机；国家治理危机则是指政府（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无法有效地对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控制和管理所产生的治理能力的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同时社会急剧变化产生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多。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推进市场化取向的现代化转型有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原来相对封闭单一的社会，向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转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进行的一个过程，而且速度很快，也是带来大量新的社会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起因。因为原有的经济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协调社会经济关系的传统的道德价值发生变化，传统社会规范也不再有约束力。这样，人与人之间、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难以自我矫正，需要国家及时干预。

深圳特区报：但政府相关政策和体制机制滞后使其治理能力不能有效地应对新的形势，如何看待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滞后的问题？

徐湘林：面对经济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确实显得有些滞后。但这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常态。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主动性，也带来了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人们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关系也变得复杂而多变。竞争性的多元化社会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过去单一的价值判断，对原先共同遵守的一些社会规则没有了共识，矛盾和冲突也自然会增多。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只有在出现问题时才会被意识到，也只有被意识到之后才可能进行体制改革。解决政府治理能力滞后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重构的过程，不应该简单地看作是应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权宜之计。

针对出现的上访、维权、环保等群体性事件，我们有些分析习惯用“干群矛盾”、“官民矛盾”来界定和解释，这其实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也只能是过去的老办法。这些办法也许短期内能解决某些问题，但很难长期有效。因为这些问题属于转型危机的范畴，只有通过国家治理的体制性改革和重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转型期的国家治理危机。

2.民主化道路应由每个国家依据本国国情一步一步走出来

深圳特区报：只要社会上出现一些负面事件，有些人就会习惯性地将其归因于制度不合理，“制度决定论”在一些人中也相当流行，对此您怎么看？

徐湘林：如果把社会上出现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于现行制度，或者是某种制度的不合理，以为换一种制度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那就过于简单化了，既缺乏一种历史感，也不客观。我提出的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的两个理论概念以及两者的递进互动关系，也就是想说明转型社会治理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一蹴而就，要通过不断地改革来完善和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

深圳特区报：一些学者对西方文化会有取舍，但一谈到民主，便会对西方的民主化理论范式推崇备至，但您认为国家治理的理论范式高于民主化理论范式，怎样理解？

徐湘林：民主化理论范式是指美国比较政治学领域较为普遍运用的一种研究范式，其主要目的就是研究非民主国家如何向民主国家转型，如何巩固民主。该理论范式往往带有很强的价值优先和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以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要求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政治体系推广到全世界，较少考虑这些国家实际的治理问题。国家治理的理论范式并不抵制民主化问题，而是从转型社会国家治理的实际问题出发考虑民主化可能产生的作用。如果按照民主化理论范式提出的民主形式和标准来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肯定是不客观的，也是存在问题的。

深圳特区报：那么，根据您的研究，西方民主化范式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徐湘林：第一，民主化理论范式是建立在西方主要国家历史经验中的一元现代化解说，否定了多元现代化和民主发展道路的客观事实。第二，该理论范式有很强的价值优先设定，将民主化看作是用一种所谓的优良政治制度替代不良的制度，忽视了民主发展的渐进性。其实，现代西方各国的民主制度和形式也是根据自身政治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第三，西方民主化范式成为了一种话语霸权。什么叫民主、怎么样才算民主的话语权由西方民主国家所掌握，并被用来对很多所谓的非民主国家施加压力，民主化实际上成了西方国家一种外交和政治干预的手段。其实，民主化道路是由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依据本国国情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现代化进程扩大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提供了民众参与的条件。各国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治理的需要扩大参与权，可以采取适合于自己国情的民主制度和参与形式。民主化应该是注重吸纳政治参与的能力与效果，而不应该只强调特定的参与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在经验层面上，西方民主化范式在一些发展和转型国家和地区有成功的经验，但在更多的国家也带来了经济倒退甚至崩溃，以及社会混乱和政治长期不稳定的后果。究其原因，民主化道路不能简单地以政权更迭或制度替换的方式来实现。

3.现代的国家治理实际上是政府和社会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

深圳特区报：转型时期，政府在公共决策中要转变既往不同程度存在的闭门决策现象。那么，国家治理怎样才能克服其本身的滞后性问题，或者至少使该问题有所缓解？

徐湘林：要解决国家治理方面的滞后问题，需要不断地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转型危机的产生是一个动态过程，社会大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需求的增加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前社会公众参与程度还不够深入，所以要增加国家与社会互动。现代的国家治理实际上是政府和社会之间不断互动的一个过程。只有政府与社会之间产生了良性的互动，才能长期有效地实现好的国家治理。在相关行政管理体系改革配套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和组织的积极参与，实现畅通而有效的互动，缓解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冲突。如当前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强调，突出了其本身不仅仅是强化管制，还需要政府体制的决策和执行层面和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

深圳特区报：您在研讨会上简单地提及了国家治理的体制性变革与结构性平衡，能具体谈一下您的想法吗？

徐湘林：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构想，它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基础。我所说的结构性平衡，是指构成国家治理结构的六要素之间要保持相对的均衡。这六要素包括核心价值体系、决策权威体系、行政执行体系、政府和社会互动体系、经济发展机制和社会保障体制。这六个要素都能发挥作用并相互间保持一种均衡，国家治理的结构就不会崩溃，而同时，这六要素在面临社会转型危机时又有调整自身体制以适应变化的灵活性。例如我们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提高效率、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文化建设等。当然，我们推动的各项改革应该是体制面对社会转型危机所进行的适应性调试，是针对实际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体制调整的一个过程。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冲击下始终保持了政治稳定，其经验可以归纳为国家治理的体制性改革和结构性平衡的发展模式。总之，国家治理的体制性改革是对经济社会转型的一种渐进式的适应过程，即“治理适应型的渐进式改革”。

学人简介

徐湘林 1955年生于湖南湘乡，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7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留学，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96年回北京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从事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代表著作

专著：《寻求渐进政治改革的理性：理论、路径与政策过程》

论文：《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

深圳特区报见习记者 尹传刚

来源: 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