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一书中所提出的“公民文化”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因受当时特殊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存在诸多理论和经验方面的问题和技术性“漏洞”。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已经对这些理论问题和技术性错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批判，随之使该领域的研究回归到对政治文化更客观和更广泛的探讨中来。本文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阐述，试图说明对“公民文化”这一带有明显政治伦理价值取向的特定范畴进行理论和经验性反思的学术意义，并认为，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规范价值和经验性解释之间的张力，只有在严谨的学术规范批评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并推动学术研究的完善和发展。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回归，为我们研究政治行为和现象，以及更深层政治制度和结构问题，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方法和理论视角。
关键词：政治文化；公民文化；行为取向模式；规范价值；经验性检验
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在美国学术界经历了短暂的赞誉之后，就陷入了备受各方批评的境地。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在美国政治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行为主义学派和多元主义学派都成为了《公民文化》的批判者。前者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两位作者有关政治文化的概念，以及实证研究中行为抽样调查的具体方法和数据解释方面的种种问题；而后者所批判的则是该书着重阐述的有关公民文化类型与稳定的民主制度相关性的理论解释。国别研究专家随后也加入了这一批评者的行列，尽管他们在研究方法和视角方面都深受《公民文化》的启发和影响。
1970-80年代对“公民文化”理论的批判与反思，为随后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之后的政治文化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用来论证什么样的文化类型更适合民主制度的运行这一相对狭窄的价值判断领域，而是更多地关注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之间的更广泛的互动和影响，其成果对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更加多元的和经验性的解释和阐述。
一、对“公民文化”的理论反思
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的研究中，第一次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来进行政治文化的跨国比较，并试图用实证研究的数据来考察和分析有关民主稳定性的复杂理论问题。而在1980年，作为《公民文化回访》 的主编，他们再一次携手将各类批评者中最具代表性和理论方法深度的成果汇集出版。这一敢于面对各方学术批评的治学态度，不能不说又是一项学术创举。书中除了阿尔蒙德对公民文化概念的思想和理论渊源所作的解释性阐述以及维巴对批评者的体面回应之外，其他论文都是对《公民文化》的批评多于褒扬。批评者对《公民文化》的批判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从方法论上指出《公民文化》在理论构想和实证检验之间所存在的各种严重缺失，其二是以对各国更为深入和丰富的政治-社会-历史知识和后续调查数据，来论证《公民文化》跨国比较分析中各种简单化、概念化所产生的错误结论。
在《公民文化回访》一书中，阿伦·利普哈特、卡罗尔·佩特曼和杰兹·J·威尔特三位作者对《公民文化》相关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评价和批判。在理论和方法论上，首先遭受挑战的是《公民文化》作者的政治文化影响政治结构的因果关系这一基本理论假设。《公民文化》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上的，即一国政治文化越是具有公民文化的特质，其民主制度就越稳定。因此，在这一理论假设指导下展开的五国政治文化的比较和分析，大有为其他民主发展中国家提供盎格鲁-美利坚政治文化楷模的意味。作者在阐述美国和英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和民主制度的表现，以及解释和评价其他三国的政治文化特征和制度绩效时，这一种观点表现的尤其明显。然而，批评者指出，《公民文化》的作者在五个国家的选择上已经为其理论假设的论证预设了必然的结果。英美两国作为老牌的民主国家，自然是优质公民文化和稳定的民主的典范；而德意两国作为二战战败后重建的民主国家，则自然是公民文化欠优和不稳定的民主的样本；墨西哥也当然地被作为是非西方国家不稳定民主的案例。有批评者甚至指出，把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自由和民主概念作为衡量标准来评价一切制度的民主程度，并企图找到新兴国家模仿西方民主的条件和障碍，这是作者擅自把一些意识形态假设当作了半实证性的研究结论。因此，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文化最适合于民主政治制度的这一事实，并不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结论，而是一个界定民主方式的结果。另外，作者关于政治文化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而政治行为方式进而影响政治制度的绩效这一理论推论，客观上将政治文化看作了相对稳定的自变量，而忽视了文化可塑性和变化的事实。与此同时，政治结构对政治文化的反影响力，或者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事实，也就被忽略了。例如，卡罗尔·佩特曼就质疑“公民文化”与政治系统的关系，认为政治文化更可能是政治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而物质主义者杰兹·J·威尔特更认为文化只不过是依附于内在事实的外在符号。
第二个主要的批评涉及到阿尔蒙德和维巴给定的公民文化的概念和包含的内容。批评者认为，公民文化在概念的界定上是含糊不清的，而在实证调查的测量上有“个体谬论”的嫌疑。首先，他们在《公民文化》开篇把公民文化描述成“民主的政治文化”，但民主本身的涵义却始终没有得到论述，而只是将英国和美国的政治文化想当然地定义为“民主的”，在随后的种种陈述和分析中则不断地重复着古典民主理论的规范表述，近似于教课书式的古典民主定义，缺乏一种历史观的批判和实证民主理论的剖析。因此，书中除了一些关于英国公民文化渐进出现的极其普遍的评论外，几乎没有涉及公民文化的发展或“公民文化”概念本身的发展。这种论述是抽象的、反历史的，因而缺乏一种理论视角，无法把公民文化的现代概念置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批评者还认为，阿尔蒙德和维巴把政治文化界定为分布于整个国民或亚群体的对政治现象采取的认知、情感和价值的取向，由此提出了一套测量公民文化程度的指标。但在测量公民文化水平时，他们并未能提供一项综合指数。公民文化被描述为一种包括了“若干重要成分”的“文化模式”。但无论是这些成分的经验指标，或是其对整个文化模式的确切份量，都未被准确地说明。阿伦·利普哈特就认为，公民文化概念的延伸不恰当地包含了一般社会的和人际的关系，而这些都超出了政治的领域。从政治文化的各个构成要素到五国政治文化接近公民文化的程度之间的分析论证，则存在着“观察或计算的对象小于做出推论的对象”的“个体谬误”的弱点。 另外，由于作者有意忽略了对社会经济背景和亚文化特征的考量，因此，其从个体主观的心理反应到整体文化特征的论证的这一“惊人的飞跃”，实在是缺乏中间的衔接过程，因此很难让人信服。
第三个主要的批评是针对《公民文化》一书中所体现的对“规范”民主理论和实证民主理论争论的折中的理论解释。二战后在西方学术界曾开始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规范”民主理论和实证主义“科学”民主理论的辩论。实证主义理论学派排斥自由主义的“规范”民主理论，认为这些理论过时了，尤其是其理论具有非科学性。而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则希望捍卫“规范”民主理论的传统，指出实证主义的那些所谓的科学研究方法几乎得不出重要结论，并警告实证主义者，不要以为借助实证性调查研究提供的数据，就可以撇开传统民主理论，独自解决现代民主政治所遇到的问题。
《公民文化》的研究正是试图解决这样的理论冲突。例如，该书强调个人政治态度和行为的数据对研究“规范”民主理论的重要性，并试图用折中和平衡的办法来连接实证主义者和规范理论家的不同诉求。它在方法上具有实证主义理论的特色，在理论解释上则是“规范”民主理论的，而连接两者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公民文化的特征和符合这些特征的“适当的”公民角色。一方面，阿尔蒙德和维巴通过受访者的公民身份意识和对民主政治体制的一般性支持的数据，来说明民主基本信念和价值对民主制度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则通过村民取向、臣民取向和公民活动和参与取向相关数据，来证明公民“平衡的”或“可管理的”实际政治行为对稳定的民主体制的贡献。 然而，将公民文化解释为一种混合型的政治文化的这种努力，似乎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阿尔蒙德和维巴论证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人对本国政治制度具有普遍的信任，但又将相当程度的普通公民政治冷漠和超脱态度解释为有利于精英有效治理而加以褒扬。这种将价值和现实契合为一体的公民文化理论反而招致了多方面的批评。
批评者还指出，《公民文化》在理论上试图阐明公民文化与制度结构之间的关联性，但这一研究目标是不成功的。这是因为这种理论的假设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规范民主理论的基础上，而忽视了阶级或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和“参与性”政治取向等与政治行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虽然《公民文化》一书对阶层与公民取向之间的相关性有所叙述，但仍然只是以个人主义的规范民主理论假设为前提，因此，仍无法从问卷中发现的结果，对有关态度模式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给出令人信服的阐释。
二、“公民文化”的经验性反思
《公民文化回访》一书的另一个主要部分，是对阿尔蒙德和维巴所研究过的五国政治文化进行的追踪回访研究和再分析。丹尼斯·卡瓦纳等五位作者作为区域政治学者和国别政治分析专家，对所研究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的结构和政治局势发展动态，具有更丰富的知识和深入的了解。结合后来的跟踪调查研究和相关数据的收集应用，这些作者对《公民文化》研究中的数据采集分析及其结论进行了重新的分析和评判，并对该书对五国政治文化研究中的缺失进行了批评指正。
首先，这些国别研究专家发现，《公民文化》一书出版后，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在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四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原因除了学术传统上的差别之外，就是其所涉及的各国政治文化特征的讨论分析比较肤浅。在这些国家，《公民文化》所提供的分析多数只是一般性的常识，而且在有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误解和扭曲。这些误解和扭曲，在对墨西哥公民文化数据的调查收集和解释中显的更为突出。在经历若干年后，随着调查研究方法的传入和运用上的发展，对这些国家的相关研究才开始被人接受，新方法的运用使得这些国家政治文化特征在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和更深入的认识。
其二，在对《公民文化》所提供的数据和结论的重新检验中，学者们对政治文化抽样调查的具体操作、对数据推论出的结果以及公民政治态度特征与稳定民主的界定等，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批评。通过新的调查分析方法和新数据的再分析，批评者提出了对受访者回答数据必须置于当时特定政治社会环境进行重新解释的意义。二战之后，与英美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相比，其他三国都刚经历了重大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变革。这些变革必然会影响到受访者的政治情绪和价值偏好。然而，这些在特定时期得到的调查数据，最多只能是政治文化连续体的一个横切面，很难作为一国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特征的可靠证据。因此，在《公民文化》中阿尔蒙德和维巴所采用的解释战略，被批评为具有很明显的时间的局限性。
其三，有学者明确指出，《公民文化》就五国政治文化所得出的结论，有着罕见的非政治和非历史的性质。受宏观文化理论的影响，阿尔蒙德和维巴过于相信政治文化连续性的理论观点，将公民文化看作是具有稳定性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他们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人们的政治取向，并试图运用人们的政治偏好的具体指标衡量公民文化程度的时候，却多少忽视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对这些心理偏好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学者的研究指出，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普遍出现的政局变迁和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五国民主政治的稳定性格局事实上也随之出现了变化。例如，英国政治文化的品质经常被作为解释民主政治系统稳定性和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而长期以来，这种品质被公认为是政治精英的实用主义和温和态度、对政治程序的广泛共识以及对统治者的顺从。而德国的政治文化则被认为缺少民主传统和公民文化的历史积淀。然而，丹尼斯·卡瓦纳的研究指出，70年代以来，关于英国政治系统及政治文化的固有观念，受到了经验型验证的激烈挑战。而阿兰 I. 阿布拉莫威茨则发现，随着频繁出现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美国政治状况已经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相对平静时期，进入了一种意识形态和政策争议不稳定的时期。这些学者对美、英、德、意四国政治态度的跟踪研究发现，60年代初期美国和英国公民对政府充满信任和支持的“公民文化”已经在衰落，而当年阿尔蒙德和维巴所描述的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持冷漠和消极态度的德国政治文化，已经转变为70年代和80年代赞同民主的、政治的、倾向参与管理的政治文化。阿尔蒙德后来也认识到，这似乎证明了“政治文化是一个明显受历史经验、政府和政治结构以及它们既定成就影响的相对软的变数”。
三、政治文化范式的回归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西方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政治学的衰退，以及社会学、文学评论和历史学等学科在文化研究方面的新进展，政治文化再次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这一阶段的研究注重于在更大范围内探索政治文化（而不仅是“公民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涉及的领域，以及可适用的理论解释途径。
首先，第三阶段的研究在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和研究范畴的选择上更为广泛。例如，研究英国政治文化的学者理查德·罗斯就认为，政治文化含义既包括传统行为主义认为的公众对权威、规则、政府责任、权利的观念和态度，也理所当然地包含公众的“价值、信仰和情绪”等影响政治的文化要素。 而理查德·托夫则把政治文化定义为人们内心道德命令（lived moral order）的表现形态，而不仅仅是阿尔蒙德的“行为取向模式”(pattern of orientation)。 布莱尼·葛欧文则打破了阿尔蒙德的按照政治发展阶段划分政治文化类型的历史分类法，而是在横切面上将政治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他认为政治文化分别在宏观的民族国家认同、中观的政治集团归属和微观的个人心理倾向三个政治层次上发挥不同的作用。 其次，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更趋于多元化。例如，一些学者将国家主义作为研究政治文化的理论视角，认为国家认同作为想象中的共同体的一种文化象征，也具有政治文化的特质， 尽管文化象征如何驱动人们对特定政治秩序采取支持或反对的行为还有待经验研究的验证。还有些学者从更宽泛的文化概念上，将政治文化与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大众文化对政治过程有一种“情感性”（Affective）影响，并为影响政治行为的感觉、情绪和理由等提供了政治话语和政治认同； 而意识形态不仅是人们解读政治利益的依据，更是人们表达自己利益的路径。 第三，对政治文化形成的解释也更趋多元化和精细化。例如，一批英国学者关注于政治文化如何被塑造的具体过程。瓦特斯发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社会党人为抵制商业化文化就成功地构建了替代性的英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他认为，这种文化并非自然地被人接受，而是社会党人成功地塑造和营销的结果。 另一些学者则注重探讨政治文化是如何被知识分子和大众媒体所调节（Mediate）的事实。例如，安东尼·斯密斯认为知识分子是塑造国家认同和国家主义的核心角色，他们成为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进行调节者。 奥杜德则认为，知识分子在形成诸如符号、仪式、想象等政治话语的社会化过程中至关重要， 而佩克农则认为，传媒技术和大众媒体在现代社会制造和销售各种政治想象、政治符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进而塑造着大众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行为。 这些对政治文化形成的研究和解释，比阿尔蒙德教科书式的政治社会化理论解释要更加深入和更加细致，尤其是在亚文化的研究中。在阿尔蒙德看来，政治文化的特征是个人在成长环境和工作场合等社会化过程中自认形成的。而瓦特斯等的研究则揭示了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以及大众媒体在塑造大众文化和亚文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当然，政治文化和民主制度之间关系的跨国比较，仍然是这一时期一些实证研究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新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修正了《公民文化》中的许多理论判断和结论。例如，英格尔哈特等人对公民价值观的滚动调查发现，20世纪后半期以来，发达工业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政治文化的变。在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一种“后物质主义”的政治文化正在兴起。由于经济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人口基数的代际更替和大众媒体影响的扩大，物质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正在被一种强调平等权利、自我表达、生活品质、人道主义的后物质主义政治文化所替代。而随着政党、工会“精英主导型”的政治参与模式的衰退，“挑战精英型”的非常规形式的政治参与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文化变化导致了新的政治分裂和政治行为方式，也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政治。 英格尔哈特认为，后物质主义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政治发展蕴涵，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由 “经济发展促生民主政治文化，民主政治文化扎根并促进政治民主”的过程。政治文化正是民主政治实现的先决条件，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中介变量。 英格尔哈特对“后物质主义”文化的发现和政治文化因经济社会变化而变化的阐述无疑修正了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的理论的假设和解释。政治文化不再是一种稳定的文化现象，而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是，英格尔哈特仍然继承了阿尔蒙德对公民文化--政治参与--民主制度的线性因果逻辑的理论假设，以及概念操作化和控制变量设定误差中的错误。
缪勒（Muller）和塞利葛森（Seligson）利用27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重新检验了英格尔哈特的公民文化理论。他们发现，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和亚文化多元主义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对民主化的影响最大，而大多数公民文化态度对民主水平并没有显著影响。人际信任不仅不能成为民主水平的原因，反而似乎本身便是民主水平的结果。而唯一能够保持解释力的公民文化要素是公众对社会渐进改革的偏好。虽然这一改革偏好对该国的民主改革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该偏好的形成与一国既往民主经历并无明显的关联性。因此，他们对英格尔哈特修正了的公民文化理论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首先，公民文化与民主程度之间可能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不只是公民文化影响民主水平；其次，英格尔哈特将公民文化操作化为一个由生活满意度、人际信任、不支持革命性变革测量的组合指标，但生活满意度是否构成公民文化的要件仍然值得怀疑，因为三者对民主水平的影响可能并不完全一致；第三，英格尔哈特未加说明地将服务行业就业比重作为决定一个国家民主水平的宏观结构性因素，却遗漏了达尔提出的收入不平等和亚文化多元主义等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到，第三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并非是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的简单“复兴”，而是突破了他们所设置的价值范围，回归到对政治文化本身的客观含义及其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政治文化不再是按照其在政治价值中的地位来进行分类，而是根据其存在的形式来进行定义和分析。
四、政治文化研究的价值学术理性与学理
政治文化的概念及其在政治运行中的作用早在《公民文化》出版之前，政治文化的概念就已经出现，并被美国的一些政治学者被部分学者提出运用于对政治行为的观察和探讨过。但是，政治文化作为其成为政治科学学科中的重要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视角延绵至今，则是阿尔蒙德和维巴的贡献。他们的贡献就在于第一次系统地将政治文化的概念纳入到政治系统的研究之中，把政治文化看作是联系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个体行为和系统行为的桥梁，并用此来解释和说明民主政治体系运行的绩效差异。这极大地激发了那些热衷于二战后民主化进程的大批学者的关注和追随。然而，随着公民文化研究的发展，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来，并引发了学术界对公民文化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正如《公民文化回访》一书所体现的那样，这些反思主要集中在对以“公民文化”为核心价值的理论界定所产生的种种质疑。这些质疑既有在理论上的阐述，也有在方法论方面的重新验证。
总体来讲，《公民文化回访》的核心是对由阿尔蒙德、维巴所构建的“公民文化”概念和理论提出的学术性批判和反思。该书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提示了一个政治文化研究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方法问题，即规范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如何平衡的问题。正如戴维·伊斯顿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经论述的那样，在政治研究中，围绕着平行而多样的价值，已经形成了多种规范性理论。而由于政治伦理的原因，民主政治成为人们所偏爱的一种政治系统，并使得许多学术研究出于追求民主价值特定目标的达成，偏重于民主政治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各个方面。他也中肯地指出了这种以某种特定政治伦理价值为出发点的学术研究可能带来的片面性：
今天的学术研究，包括大多数理论化的努力，其主要动因是要更好地了解民主系统及其产生的方式。这些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和不容置疑的假定是，民主研究的最快和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把民主系统作为一种研究类型，或把民主当作一种潜在的楷模，来对其他系统进行检验。但是，即便是因为民主政治生活的成就和持续的存在就应该明确接受这种假定，并把它当作一个规范理论的主导价值来组建理论，我们还是需要扪心自问：这样是否就能确保我们对民主的形成和运行方式有最可靠的理解吗？除非我们能发现一种可以广泛适用于对各类系统进行分析的概念框架。实际上，许多致力于科学阐释的研究已证明：抵达目标的最长路线，终将证明是最快捷的路线。
当然，伊斯顿的这段阐述并非是针对《公民文化》的研究思路的，他只是在理论方法的层面上指出了当时西方政治学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和可能存在的理论问题。阿尔蒙德和维巴对“公民文化”的研究无疑也多少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和问题。作为构想中的政治文化的一种类型，“公民文化”有着明显的道德价值判断的倾向。这种道德价值在当时乃至当今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公民文化”将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引导上了阐述民主政治如何稳定运行的特定目的，而且这种民主政治的类型也是特别指定的。这就给我们理解政治文化的性质，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客观作用，发生演变的条件和原因，以及与制度的关系等，带来相当程度的片面性。
应该看到，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是一项开发性的重大研究项目，并受当时特殊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因而不可能不存在比较多的技术性“漏洞”和价值取向上的困扰。而且，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学科状况的变动，以及随后学术界对研究五国政治态度的成果进展等，学者对这项探索性研究提出批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新开辟的学术研究领域，只有在严谨的学术规范的批评中才能不断完善和发展。《公民文化回访》的发表正是这一学术领域完善和发展进程中的逻辑体现。如果说《公民文化》开创了政治文化系统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的话，那么，《公民文化回访》对“公民文化”的理论和经验反思则标志着这一领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如果说《公民文化》是把政治文化研究引导到“公民文化”这一带有明显政治伦理价值取向的特定范畴的话，《公民文化回访》则是对这一导向所产生的理论误区和经验性解释缺陷给予了必要的揭示。更重要的是，这种批判与反思为第三阶段的政治文化研究走出“公民文化”的藩篱，重新找回政治文化研究的学术范畴，奠定了基础。 可以认为，在重新找回政治文化研究范畴的第三阶段，西方学术界除了拓宽了研究领域之外，还在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中，对如何处理政治文化的规范价值和经验性描述之间的张力方面，显得更加趋于娴熟和客观。他们所涉及的一些新的概念和研究领域，为研究各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更有参考价值的方法和理论视角。
中国学界对政治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受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至深。西方学界对“公民文化”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批判性反思政治文化研究学理性复兴，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众政治心理的经验性研究开始成为学界的关注领域。因此，关注和研究西方学术界在该领域的学术发展过程以及学术批评所取得的成果，对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无疑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此外，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始终都会存在着规范价值和经验性解释之间的一定张力。这种张力所带来的学术含义，只有在严谨的学术批评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并推动学术研究的完善和发展。西方政治学在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回归，为我们研究政治行为和现象，以及更深层政治制度和结构问题，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方法和理论上的启示。
* 作者感谢李国强、孟天广为本文文献收集所给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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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政治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