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4日上午，华东师大出版社）
主席、各位学者：大家早上好！
拜读了这本书以及朱杰人教授的书评，非常感动。我谈五点：
第一点，总体上的肯定。曾亦、晓东、丁耘等一拨年轻的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对儒学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做了充分的说明。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不一样，它的确有过去很多老前辈讲到的特点，它的延续性，它跟其他文明不一样，和而不同，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它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独特的方面。那么在2500多年以来儒家文化成为一个主导。儒家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它和其他的文明有什么不同，它的独特性在哪些方面，那么这本书确实令我们耳目一新。我们讲中国文化在器物层面，在制度层面，在观念层面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它绝对不是一点点贡献，是很多很大的贡献。最近去世的撒切尔夫人，她代表西方的政治家，她说中国人不能给世界提供价值观，那么从张彭春先生这个例子至少说明，我们可以说有大贡献，在更早些时候，当时中国文化西传的过程中对于欧洲文明有大的影响与贡献。我们的文官制度，我们科举制度对他们文官制度的影响，还有很多价值理念，仁爱、恕道、和平等对于欧洲启蒙的影响，这些应该都是我们为世界提供的价值，特别是儒家思想所提供的价值观。《何谓普世？谁之价值？》这本书的作者们从普世价值这个角度分梳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些什么东西为世界做出了贡献，从“仁爱、忠恕、礼义、廉耻”等很多价值说起。人类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它总有一些共通的方面，即普遍性，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存在体验，一些独特性。这些方面的阐明，我觉得是这本书特别值得我们推崇的。此外，本书关于文化安全的意识，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今天西方的基督教（广义的），当然是很好的宗教，在我们湖北农村，在其他的一些地区传教传得很厉害，农村老百姓接受，有很多的理由，有社会层面的理由，有终级性寄托的理由等。这也说明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与宗教，包括民间宗教资源调动起来，有一些缺失。这本书提到文化安全意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所以总体上我对这本书持一个肯定的态度。
第二点，细节上的肯定。就是说曾亦教授、晓东教授等，他们这些年轻的学者，虽然很年轻，但是他们经学方面的书读了不少，比方说他们对于《易经》、《春秋》、《公羊传》都比较了解，对于《仪礼》等三礼也比较了解，所以从他们虽然是率尔而言的发言中，我们看到他们很有智慧与知识，很博学，比如说丧服制度这些都很清楚，对于中国文化的基本概念“忠孝节义”，它何以出现，它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都谈得比较清楚。还有专门一部分就是谈到制度层面、科举这些制度建构的问题。我想这点更为重要，还有乡约乡礼。中国传统社会长期是一个大社会，小政府。我们19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以后变了。苏联的制度并不是很好的制度，在制度文明上有很多缺陷，我们把传统制度文明中优秀的东西全部丢掉，结果现在弄得从上到下五套班子，四套班子，用很多民脂民膏养政府，养官吏，实际丢掉了我们传统社会性很强、自治性很高、民间社会空间大、各民族与社群整合很好的一些非常好的治理的经验，都被抹杀掉了。关于亲属容隐制度方面，刚才童世骏教授也说了，现在我们在新的《刑诉法》里面有了一点点改进。但是它只是在呈堂供证的时候，有一点回避，其实应该是立案调查的时候，一开始就允许亲属拒证并保障亲情权。现在是调查取证的时候没有，只是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可以缄默，而且只是核心家庭直系亲属之间，不是传统的直系亲属的五代，旁系亲属的三代这样大的范围内。那么现在“亲亲相隐”的范围是极有限制的。在促成修订《刑诉法》方面，我个人也做了小小的贡献。我请我们院里的同事、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教授提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是2007年提交的，我起草的。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等几个机构都回函，说提案很好，促使他们下一步研究怎么把亲属容隐制度放到我们现行的法律制度中。有关《民法》、《刑法》、《民诉法》、《刑诉法》，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查法》，以及一系列有关的法律条文中都没有保障亲属容隐权，都在鼓励亲属间的相互告发，我们都指出了具体哪些条文有问题。但是这次的修订、改动还是很少的，只在《刑诉法》上动了点，当然这次迈了一大步。在理论上关于孔子的“父子互隐”与孟子有关舜“窃负而逃”“封象有庳”的讨论，现在还有很多意见分歧，仍在讨论，包括我们儒学内部，像人民大学的梁涛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还是回到邓晓芒、刘清平的那个观点与立场，即孔孟儒家是腐败之源。他还自诩是所谓“孟子专家”，他对孟子的理解都尚且如此，他还是认为孟子论舜中有大量的支持腐败的言论。对于儒家的经典，对于孔子讲的“亲亲互隐”，对于孟子论舜的几段文本，怎么解读？我们还是要有更大的智慧，要有生命体验，不能只是情与法、情与理、公与私的简单对立，非此即彼与直线性的思维。这个问题还关涉到对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本身的总体评价，这一场讨论对历史资料的解读，在理论与现实上都有意义，本书也涉及到了。总之，我看这本书许多细节上也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点，我也想提出一些供作者参考的意见，有些意见与陈来教授在几个场合也讨论过。关于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我想是不是最好不用左派、右派的分法，这个太简单化了。当然，因为大家是率性而言的讨论，不可能冷静、全面。但深刻的片面应走向深刻的全面。书中，右派好像等于西化、自由主义；左派等于马克思主义。这个也是很简单的，恐怕要做一些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官方意识形态，有现在的毛左派或新左派，其实有不同，你把它们都说成是左，都和马简单地等同在一起，这个恐怕还要分梳。还有西方思潮也是复杂多样的，西方思潮是不是只有自由主义，或者西方就是右，就能简单的打等号？我觉得这些方面，还是希望能够细分。像陈明教授在第3页里面，把右与西、左与马直接等同起来，我觉得这还是需要商量、分析。还有，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我觉得也需要分析清楚。哪些是理论层面的问题，哪些是实践过程当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博大精深的，西方各个流派、思潮的理论也是博大精深的，那么它们在中国实践过程中又跟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与文化相结合，这个也是需要分析的，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一个更加系统的分析。
有一些提法我觉得还是可以商量，昨天我也和曾亦教授交换过意见，像17页、55页，曾亦教授提出鸠占鹊巢，拒斥西方，首先要拒斥西方，排斥异端等。中西有几百年、中马有百多年在中国交融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有百多年实践的历史。而现在的时代，又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当然肯定儒家思想，或者中国文化。当然中国文化本身很博大，不只是有儒家。我们在与西方，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进一步地把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彰显出来，要走渐进的路。其实我们在现代的话语中，就已经不清楚了，哪是中、哪是马、哪是西？曾亦教授讲，排斥异端，然后才能真正融合外来文明，这个恐怕不是这样的。晓东教授在35页说，现在左右两派都是鸠占鹊巢，就是要把左右两派都踹出去，把房子修好以后再请回来，这当然就是刚刚曾亦教授讲的因为是青年人团体内部的，没有出版打算的，这些讲话是率性而谈的。我们也看到，的确有他们的合理性，我们如何彰显自己文明的长处，不至于老是匍匐在人家的下面，这都是很好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在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国民对美国，对西方的了解比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了解更多，那么，我们如何来做，如何可能。还是要慢慢努力让中国文化再植灵根！
第四点意见是如何评价现代新儒家？我个人认为这本书里面有好多话反映出少壮派的儒家学者对现代新儒家有一点不屑一顾。现代新儒家大概有三代四群，包括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钱穆先生、方东美先生，更不用说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先生等等三代四群的十五六位学者，也包括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教授等，我们怎么评价现代新儒家的三代四群的贡献，是不是他们只是说西方有的，我们也有，那么民主，自由是西方有的，他们说我们中国传统也有，宗教是西方有的，我们也有，是不是只是这样的贡献？其实还不止。也就是在全盘西化的思潮中，从五四时期起，现代新儒家崛起，后来像1958年宣言，包括广义的现代新儒家这些人物对于儒家价值的提炼，整合，而且能够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精神的方向，把它在现代存在的价值都提出了。当然不可避免，他们以西方文化为参照，说西方有科学，西方有民主、西方有宗教，我们也有。1958年宣言他们特别强调宗教，这是西方文化的根本，我们也应该有这些东西，如宋明心性之学，就相当于宗教，因此他们提出这些辨疏。还有从学理上他们有多少缺失，昨天朱高正教授也讲到了牟先生有一些理论上的缺失。这些东西都存在，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作为一个过程中的环节，我们作为当代的中国儒家学者对于前辈，我觉得还是要更加体验他们的处境与贡献。比方说，唐文明教授讲到儒家价值以人伦为核心，这个当然很好，但是现在新儒家的思潮，很多专家，他们对于儒家价值系统，理念的东西，仁义礼智信等及其现代性，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开展很丰富，值得肯定。像钱穆先生讲的一个是大厚本，一个是大宗纲，大宗纲是心性之学，道德文明，内圣学，大厚本是他的社会基础，他的外王事功。这一点讲得非常好。他们有很多的贡献，恐怕不一定就只是按照西方来讲，他们不得已要讲这一层，但是不只是这一些。比方说曾亦教授第10页关于公羊家讲夷夏之辨，把没有受到文明教育的都当作夷狄排斥，其实这个讲法恐怕也是有问题的。现当代新儒家讲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这个理念的时候，这个讲法更接近儒家原典，有利于民族和亲与和谐世界建设，恐怕是讲得更好一点。关于孔子诛少正卯，我看徐复观、唐君毅讲得比曾亦好。牟宗三先生爱极端地讲，其实他的哲学智慧与贡献很了不起。还有从熊十力、梁漱溟到杜维明、刘述先等的文化比较、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工业东亚、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全球伦理、生态环保等论域的展开，及其与各宗教文明的对话，对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及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中的普世价值的提炼，都讲得很深刻。所以我觉得对于现代新儒家的评价上面，是不是要更加公允一点，更加客观一点，还是要肯定这些前辈的贡献，要继承而弘大。
最后想说一下这本书的中心----普世价值的抽绎及其普及的问题。有的是政治层面的普世价值，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层面的，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东方人、西方人、古代人、现代人，都有一些普遍的诉求；还有更深层次的普世价值，如人的归宿感、终极关怀等。本书里面也讲到了，有政治上的普世价值，也有更加深厚的普遍性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既然是地球村的村民，都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你很难说民主、自由、人权、博爱不是普遍的追求。那么这样一些东西怎么解释，还有一个我们自己内部文化中有没有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类似的东西，我们当然有，我们还有更好的东西，我们有更深层次的精神信仰系统。把与这样一些核心的价值，可以与西方、现代沟通的东西，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很多东西，可以提炼、转化到成为人类普遍性的东西，如仁、诚、忠、恕等，好好地总结出来。同时，这个还需要在实践层面，在文明对话中加以推广。我是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民间儒学的新开展。本书也有很多处谈到书院的建设，民间文化的建设。其实中国当下最需要的就是国学、儒学进家庭、社区、学校。我们的城市，乡村，社区，以及企业，机关，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的文化中，儒家文化、中国文化十分薄弱，体制内的教育有很大的问题。那么作为儒家学者，我们如何动心忍性呢，把儒学向社会的政治法律的层面推进，这个书里面讲到了，还要推进到社会，创造性的转化，还有民间文化的转化。像朱杰人教授出版的，吴震教授翻译的吾妻重二教授的《朱熹家礼实证研究》。朱熹写的那个《家礼》现在怎么样再适度地复兴，还有城市儒学、乡村儒学如何结合社区来建设。朱高正先生把我带到郑州，那里有一个本源书院建得非常好，亲子在里面读古书。我是觉得现在儒家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儒家学者，我觉得我们，及我们的学生要这样做。我们在湖北推动一些书院的复兴，但更重要的是，建起来以后要有活动，要对社会起作用。现在佛教、道教的道场很多，有的也做得很好，还要感谢佛教的高僧大德，《弟子规》在中国大陆的流行是靠佛教推动的。儒释道三教，中国文化内部，民间文化与宗教内部，也是互相推动的。实际我们从文化安全考虑，或者从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来考虑，我们都要更多地把儒释道、传统的文化与民间宗教复兴起来，把民间文化复兴起来，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抵制，或者说成为一种新的宗教文化的良好的生态平衡。在城市乡村发展儒学不容易。现在城市居民把门一关，对面、楼上住的是谁，都不知道。乡村现在也凋敝得很。颜炳罡教授最近在山东的泗水县推动乡村儒学，和老乡一起读《论语》，效果很好。恐怕我们还得从民间普及上多做一些工作，多下一些力气，要有更多的志愿者、志工、义工，去推广国学、儒学。我们老是说基督教怎么样，基督教教士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们的那种苦行僧的，动心忍性的那种传教的精神，布道的精神。我们儒家学者要学习，需要有到民间去推动的毅力与实践，让更多民众了解我们自家的文化。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能面世是我们的福音，期盼这些年轻同仁有更多的创造性。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