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对中国近年来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有所了解的人，都一定会同意这样的判断：官民矛盾是目前中国最突出的矛盾，也是仇官情绪、拆迁血案、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的根源。
事实上，官民矛盾并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在世界上，凡是没有实现民主法治的社会都存在这种矛盾。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延绵不绝的也并不是官方所宣扬的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而同样是官民矛盾。只是那时的官员多出身科举考试，其产生的合法性比较充分；再加上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化，软化了很多人的抗争意识。但即便如此，农民起义和周期性的王朝更替仍不可避免。
到了今天，中国老百姓早已不相信孔子及儒家，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自己的不幸是命该如此；官员的任命制早已让人们的敬畏感荡然无存；互联网革命和民主法治意识的普及，更让很多人对社会现状感到愤怒和不耐烦。官僚体制对时代的变迁却反应迟钝，不受约束的权力带来的优越感和对国家机器的迷信，使许多体制中人相信现有的一切会永远延续下去。这两方面的严重对立，使得官民矛盾愈演愈烈。
于是乎，人们对官方的一切行为和说辞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导致“阴谋论”盛行，也就是所谓的“宁信民间谣言，不信官方真相”；官员这个群体更被贴上了“道貌岸然”、“道德败坏”等标签，被普遍同特权、贪污受贿、官商勾结、包二奶、欺压良善等丑恶行为联系在一起；官员和老百姓发生纠纷，人们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官员有错；如果是两个官员之间的纠纷，那就是“黑吃黑”，谁也不值得同情；如果官员或其家属遭遇了不幸，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活该”和幸灾乐祸。
在这其中，当然有不理性的成分，有暴民和冷血的因素在。但归根到底，官员的所作所为，为这种带有偏执色彩的意识注入了充足的养料。当官员无所顾忌的霸道行为随处可见时，当地方政府在发展主义冲动下，变成与民争利的掠夺型政府，你就很难指望民众的理性和冷静。当非恶性后果无以引起上级部门介入与干预时，把事情闹大就成了理性选择。官方的危机处理方式是能捂就捂，能瞒就瞒，能压就压，只求事件尽快过去，而不注重对危机的修复，更缺乏制度层面的纠偏纠错与自我更新。因此，同样的事情一而再地出现，同样的过程一而再地重复，现有体制已经基本失去了纠错能力。
显然，在官民之间，官因为掌握各种信息和资源，是天然强势的一方；民因为表达和资源的受限，则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官民矛盾是一种必然。要把这一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需要做的就是改变双方的博弈能力：限制官员的权力，也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赋权民众，让民间强大起来，也就是建立公民社会。唯有如此，势均力敌的双方才有可能达致妥协，官民矛盾才可能缓解。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止步不前，官民矛盾才成了几千年来困扰中国社会的痼疾、并在近年有激化和失控的趋势。
如何让官员进“笼子”
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对人性的假设不同。西方认定人性恶，因此想方设法地从对权力加以制约，就像杰弗逊曾经说过的：“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于是衍生出了普选、三权分立等影响深远的制度创新，驯服了权力、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也就成了西方政治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东方文化则假定人是善的，因此中国历来只强调和宣传统治者在笼子外不伤人和爱人的保证和善意，而不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一劳永逸。一心为公、爱民如子就是这种假设下官员的最高境界。
但从过去30年的事实看，由于权力不受约束，或者受到腐蚀，中国执政党自我纠偏的能力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尤其是当权贵集团企图挟持现有体制和权力机关的时候，这种能力就更显得捉襟见肘。尽管最高领导人决心“把权力关进笼子”，但没有人对此事的前景表示乐观。
和中国今天遭遇的很多困难一样，驯服权力并不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案，而是缺乏实施这些方案的政治勇气和魄力。世界上公认的行之有效的驯服权力的方法，无非就是普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一系列制度。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也是被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和媒体千百次重复过的常识，他们不断鼓与呼，设计了各种“稳妥推进”的方案，苦口婆心地进行着劝说和诱导，只是收效甚微。到了今天，情况甚至出现了倒退——这些“大路货”的东西甚至被纳入到“七不讲”的范围里，其合法性都堪忧。只是，如果这些常识不能变成具体行动，无论是道德感召还是严刑峻法，都对驯服权力于事无补。
值得关注的是，官员权力的不受约束，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官民矛盾的激化，更可能会自上而下、静悄悄地改旗易职。这已经被苏联解体的历史所证明了。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官僚特权阶层才是苏联共产党的掘墓人，西方的和平演变只是外因而已。
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形成的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公认的人数在300万左右。他们享受着一般人难以想像的特权，却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据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说，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有过一次民意测验，调查苏联共产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结果，被调查者认为代表官员、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3%，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20世纪俄国史》写到：“80年代中期，新阶级实际上已最后形成。已经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自由管理，而后变成自己的财产、个人的私有财产的途径。”影响巨大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也认定在官僚阶层通过权力完成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后，已经不需要社会主义这块遮羞布，因为资本主义更能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因此苏联解体是他们所乐见的，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赋权于民
低素质的民众缺乏表达利益、参与社会的能力，这一向被解释为中国现行政治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所在。这样一种把进行反抗的民众妖魔化为刁民的观点，在今天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各国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素质与其说是权利的开始，毋宁说是拥有并能充分合法行使权利的结果。
今天中国部分底层民众在维护自身权益时的激进化和极端化倾向，实际上和素质关系不大。它的根源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严重失衡。一方面目前正式的社会表达渠道还很不顺畅，弱势人群的表达权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强势利益群体已经构成实质上的利益集团。他们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因而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励下被放大。事实上，弱势群体在采取自焚、跳楼、刺杀等极端方法之前，往往已经奔走呼号了很久，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极端的维权方式只不过是被逼无奈之下，弱者绝望的反抗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维稳、自上而下地赐予一些优惠政策、释放一些善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赋予弱势群体在维护自身权益时能切实有效加以使用的权利。以此观之，要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赋予他们罢工和集团谈判的权利，要比直接规定最低工资是多少来得长远有效；要改善农民的困境，明确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肯定也比简单的访贫问苦来得实在。显然，前者更为根本，也更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被赋予社会稳定器功能的中产，同样处于紧张和不安的状态中，政策的变化、工作的变动、身体的疾病困扰、住房以及子女上学就业等压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一旦有了天灾人祸，往往迅速从中产跌落到赤贫。很多人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感，有了钱也千方百计转移到国外，根本没有发挥社会稳定的作用。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稳定必须依赖于两方面的稳定，其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完备，包括社会职业制度、社会救助体系、医疗住房养老体系的基本完善；其二是对私有财产切实的尊重和保护。要实现这些，同样是一个赋权于民的过程。
以此观之，驯服权力和赋权于民，是缓解官民矛盾的一体两面。舍此无他途。
来源: 联合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