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涉嫌轮奸的案件，其社会影响之大让人乍舌。不仅李天一被冠以“银枪小霸王”的诨名遭到口诛笔伐，连他的父母、为他辩护的律师和所有为他辩解过的人，都成了过街老鼠，遭到网民的“人肉搜索”和辱骂。显然，因为李天一“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双重身份和令人侧目的言行，此事成了当下中国社会“仇官”“仇富”心态的最大宣泄点，也凸显了社会阶层分化对立加剧的严酷现实。
李天一案的发生和其个人经历也许有其偶然性，但其所代表的“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种种劣迹，中国人却早已耳熟能详：要么有家族产业可以闲吃一辈子；要么依仗父辈庞大的关系网，还没毕业就开始吃空饷并能获得“火箭提拔”；再加上醉酒超速，撞飞行人，威胁记者，殴打行人，炫富斗富，口出狂言，不一而足。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是家庭教育的失败，“官一代”和“富一代”为官为富不仁，满脑子特权思想和“有钱就能摆平一切”的意识，造就的必然是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目中无人、冷酷无情的“二代”，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如他们的父母所愿，在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的。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二代”每日耳濡目染的就是托关系才能办事、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现实，又如何能期望他们敬畏法律、敬畏生命？
“官二代”和“富二代”的骄横，对应的是“穷二代”的悲催。在1980、90年代，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只要上了大学，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但是现在，即使他的父母砸锅卖铁供他上了大学，大概只能在城里做蚁族，挣每月一、两千的工资，住在地下室，而且似乎永无出头之日。因为很多时候文凭已经不管用，人家关心的是你爸是谁？所以毫不奇怪，每年有上百万的高中生放弃高考，大学里农家子弟的比例不断减少。社会上升渠道被堵塞，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而“中产二代”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他们与父母两代人很可能都被房地产绑架了，不仅要付出全部积蓄，还要背上多年的债务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未来并不确定，一旦没有了目前的工作，连缓冲的积蓄都可能没有。不时有媒体报道，月入万元以上的中产不敢要孩子，看似难以置信，但在一个拼爹、拼娘、拼资源、拼关系的年代里面，因病因失业沦为屌丝（中国流行网络用语，泛指穷人）的中产，并不在少数。
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结构
中产趋向于屌丝，屌丝则不知何去何从，对这两个阶层来说，社会阶层已经不是固化的问题，而是普遍在下沉。阶层的差距产生生活的隔离和心理的不平衡以及情绪的对立，于是仇富心理蔓延，报复和泄愤事件越来越频繁。但问题是，在美国和欧洲，贫富差距同样很大，比尔•盖茨和一个纽约流浪汉之间的差距之大，可想而知，且据《人民日报》的说法，美国德国也有拼爹的现象，还有人指出盖茨与巴菲特也是“富二代”，并非白手起家。但即便如此，并没有见美国或全世界有人声讨这两个“富二代”，也很少人拿布什家父子总统的“官二代”现象说事，这是为什么？
首先，中国的竞争环境极度不公平，竞争还没开始，就有人已经输了，有人不战而胜。这样的环境下，富者恒为富，官者恒为官，“富二代”和“官二代”主要借助父辈的荫蔽占尽好处，获得权力提供的各种利益和机会的“特供”，并试图复制“三代”和“四代”，其上位和个人的素质关系不大，只要有背景，说你行你就不行也行；而穷者恒为穷，上升的通道堵塞，学习改变不了命运，勤奋改变不了命运，有技术也改变不了命运，花了18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和人家坐在一起喝咖啡。这样一来，仇富仇官就成了必然。而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家世显赫可能让你少走一些弯路，但归根究底，你的成功是因为你个人的能力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得到了检验。盖茨的母亲是IBM的董事，但没有办法命令全世界人民必须使用微软视窗操作系统；巴菲特的父亲是国会议员，但不可能给他提供股市内部消息；小布什看起来智商不高，但毕竟是美国人民选择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但前者不会骄纵，后者不会绝望，社会氛围也不会到如此剑拔弩张的地步。
其次，中国的社会保障和职业安全感严重不足。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认为，中国五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计划生育保险）缴纳社保一般占到工资的40%，高的达到50%。“全世界没有其它国家比中国更高，社保缴费负担非常重。”但就是这么高的缴费比例，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中国人享有的社会保障负担之重，水平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从职业的安全感上看，早年的终身雇佣制被妖魔化为“大锅饭”和国企效率不高的罪魁祸首，在1990年代初的“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中基本被废除。中国企业的民主化程度普遍很低，几乎每个机构，无论是民营还是国有，都是一个个专制的堡垒，老板说一不二，员工低头哈腰。这样的社会和工作环境，让大多数人都处于莫名的焦虑和不安之中，人们对不公不义的容忍程度自然降低了很多，某些时候的情绪化难以避免。
最后，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还遗留大量封建化和人身依附成分，个体的独立和尊严，在大多数人的价值位阶中，是远远低于升官发财的，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富二代”“官二代”身上，表现为他们依赖父母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表现为他们的“衙内”做派；也体现在“穷二代”和“中产二代”身上。这些人往往憎恨腐败和寻租，但一旦获得机会上升为“官一代”和“富一代”，却又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去制造他们之前痛恨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显然，“富二代”“官二代”“中产二代”“穷二代”哪里都有，但前两者和后两者之间隔离和对立的程度之深，恐怕以中国为甚。这背后，是社会优质资源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的残酷现实，也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要改变现状，既不是渲染富人的不仁，也不是指责穷人偏执，而是让富人得到约束，让穷人得到关怀。而驯服权力，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