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友马国川的新书《看中国》集合了他历年来对基辛格、傅高义、福山、科尔奈等国外思想家的采访，话题集中于大师们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看法和建议，我注意到，不止一位采访对象都提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问题：英国前副首相曼德尔森将中国比作一艘巨型油轮，"然而它正在驶过的却是一条条狭窄的海峡，而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些狭窄海峡的岸边"；著名汉学家傅高义则认为中国如果处理不好"鹰派"的问题，就会产生很多矛盾，甚至和外国发生冲突；马来西亚经济学家胡永泰"最担心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具备融入世界的能力"。显然，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和世界特别是西方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而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这个问题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虽然相比西方已经落后，但并不自知，依然夜郎自大地生活在"朝贡体系"这个自创的小圈子了，自我感觉良好。1842年鸦片战争的战败和《南京条约》的订立，使得中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动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和敌意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不但原有的优越感不复存在，而且几千年来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被动挨打的loser。这种痛苦的自我意识摧毁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西方什么都好的观念几乎成了全民族的无意识，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此后历经辛亥革命、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它们的意识形态各异，统治者的个人风格和理念也不尽相同，但整体而言，中国面对西方时在实力和心理上的弱势并没有多少改变。而且由于兵荒马乱、闭关锁国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和学习并不系统，其中包含有大量的迷思和误读。中国真正开始全方位和西方打交道、了解西方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政治体系如何运作，经济情况如何，社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两党制、华尔街投行、同性恋权益，等等，这些资讯的普及其实不过是近30多年的事情。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旅游、留学或居住，中国社会关于西方的信息虽然仍然不免受到意识形态宣传的干扰，但正在日益走向丰富、多元和中立。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实力和自信也在快速增长。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遭遇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冲击，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连西方舆论也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伴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人看待西方的视角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一百多年来习惯性的仰视开始逐渐转向平视甚至俯视，在外交策略上，也不再愿意无原则地迁就别国。从历史的脉络来看，这总体而言是好事。

但中国需要避免走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认为中国过去受了太多气，现在应该扬眉吐气，由别国来迁就中国。这种"万邦来朝"、试图恢复"朝贡体系"的心态，说明中国的国际观还停留在过去。事实上，中国今天的实力还远没有到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步。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仍然存在，体制的稳定性依然很强，社会仍充满活力，远没有我们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日薄西山，走向衰败。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并不意味着中日经济实力对比的全面转变，在人均GDP等诸多领域，中国依然大大落后于日本。因此，在未来很长时间里，西方对中国仍然有全面性的优势，中国对西方的学习尽管越来越少膜拜的成分，但这个进程不应停止。

一百多年来，被中国人奉为圭臬的一句话是"落后就要挨打"，而"落后"又被片面解释为经济的不发达。这种发展主义哲学体现在外交上就是：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经济上的不够发展所致。因此，不管国际上如何风吹浪打，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这种思维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我们为了强大和崛起可以不计代价，造成了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上的失衡；另一方面，我们用"不发达"来为外交上的无所作为和应对失当辩解，并试图用金钱和订单来平息一切的敌意。

此外，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和西方的所有冲突都是西方的错，他们亡中国之心不死，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在这种"有罪推定"之下，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我们眼中都是"恶意的"和"挑衅的"；就连美国把"庚子赔款"返还中国办学也被看成是更为阴险的"文化侵略"。这种思维方式把一切的不幸归咎于西方的迫害，在受害者的道德优越感作用下，我们往往放弃了对自身错误的追究和剖析。在很多国家，这种心态往往被统治者利用来转嫁矛盾和失误，我们对此不得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