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官民矛盾，同它历史上作为改朝换代的基本动力的官民冲突既有相同之处，又有重要区别。利益冲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双方的矛盾焦点，但制度意义上的冲突才是今天所特有的，而且它反映了两者之间更为根本的厉害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官民冲突中，并没有制度冲突的含义。制度内容的介入是一个现代现象。在对外开放30多年后，中国与世界广泛接触，逐步融合，使我们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在器物层面上，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十分迅速，交通和通讯的现代化基本上与世界同步。思想和文化层面的融合在加深，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现代民主思想快速普及。
世界潮流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面貌。在世界潮流中，“中国特色”将是没有例外地被它改变，还是成为一个永远都不可改变的特例，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但这仍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虽然它最终需要事实来证明，不过在事实到来之前，在相关事实依据之上进行推演和证明还是非常必要。在问题面前，不管是谁，仅仅只是宣称“决不”怎么样或“坚决要”怎么样是虚弱无力的，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潮流怎样形成
人们常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它说的是世界潮流改变制度和现实的两大特性，一是方向的同一性，一是力量的不可抗拒性。它断然地没有给不同地区自成体系的制度留下存在的余地。要观察和分析这一脍炙人口的名言所包含的真理，我们今天处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有利的地位上。一百年前，当革命先驱用它来展现民主共和改变中国的历史大趋势时，世界民主潮流还处于发轫之初，虽汩汩滔滔有勃发之势，但流速尚缓，覆盖面不广，而今它却在全世界奔腾涌浪，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和政治实体都实现了民主制度或正在民主转型的途中。
探究民主力量的扩散机制，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口。它把选择机制作为制度变迁的来源，生存斗争将迫使人类群体去搜寻和选择更有竞争力的制度，并改变不适应竞争的风俗和习惯，保留有效率的制度，放弃低效率。被人们选择的必定是那些优良的制度，而不是有特色的制度。中国妇女放弃裹脚这样非常富有特色的习惯，显然是由于效率原因，扭曲的审美观在效率面前作出了让步。一个企业要努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采用与实现这个目标相一致的管理体制，不采用这种管理体制的企业将最终被消灭。
一个好的制度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甚至是某种历史的偶然，实际上，它是某个问题的有效率的解决方案。人类社会的制度选择与生物界自然选择遵循同样的原理——适者生存原理，有所不同的是，有思想的人类在选择时有明确的目的性。
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最佳方法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因而制度的地区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如企业都普遍地采用公司制，上市公司还有更严格的统一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必须出局。
在制度选择机制中，试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试错与道路的探索有关，也于创新实验有关，人们常常是在通过试错来学习并获得正确的知识。现在人们经常提及的法国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出现的两次代价惨重的试错。法国大革命受到美国革命的激励，但它并不打算效仿美国的制度，在法国革命者看来，美国的联邦体制包含了自我分裂的种子，在法国共和政府，人民必须拥有至高无上的一切主权。雅各宾派不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有自己利益的团体或党派，而是把自己视为不可分割的人民公意的化身，反对它，就是反对革命，反对法国。
俄国1917年革命同样也不是解放的曙光，尽管在革命之前就有人预言了俄国的罗伯斯庇尔——列宁的危险性，但无法阻止他登上历史舞台。列宁尖酸、暴力的语言是罗伯斯庇尔式的，列宁的不宽容是罗伯斯庇尔式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用恐怖宣告自己的诞生和新纪元的到来。
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由于一度取得了表面上的辉煌成就，如快速地建立了国家工业体系，修建了更多的铁路，更是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不但刚刚独立的国家（如印度）纷纷效仿苏联采用计划经济模式，而且在二战中失败、处于美国保护下的日本也采用了苏联经济模式。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以他的学识和洞察力撰写文章传播自由竞争的市场观念和反对计划经济的愚妄行为，但这无法阻止新兴国家对计划体制的热情。人们容易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眼睛常常会被表面现象所欺骗，却不易听从忠告。计划经济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浪费严重和经济短缺，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所共有的现象，要等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大厦倒塌之后，世界才重温并聆听这位巨人的教诲，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
历史在某个时候作出某种选择，并不代表这种选择就是正确的，不可更改的，它只能视为一个试验的环节，一个试错的阶段。但在事关很多人生命和幸福的政治制度实验上，绝对应该拒绝轻率从事。它完全不同于实验室里的科学探索，前者失败所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甚至祸国殃民，因此保守主义和遵循经验的指引在政治探索中是一剂良药。美国人建立共和政治的探索是一个极佳的典范，开创者极其审慎地对待他们的事业，把创新和先例、理想和经验完美地结合起来，使他们创立的政府体制既具有道德理想的高度，又有坚实的现实土壤。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由于社会群体利益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人们并不都是知错即改，甚至可能明知故犯。在经过试错后，个人比集体更容易放弃错误，经济上的错误比政治上的错误更容易放弃。坚持错误的所有后果如果由个人承担，他会立即放弃错误。如果坚持错误的后果由集体承担，纠错的过程就要相对缓慢得多，中国1960年代的大饥荒花了3年时间才扭转局面。如果坚持错误使一部分人承担后果却使另一部分人获益，是否放弃错误就要根据相关利益方的博弈情况而定。
社会制度根据人类不同活动的特点和需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追求效率的部分和追求合意与公平的部分。经济制度要求效率，政治制度要求合意与公平。经济制度只有两个大类，有（高）效率的和无（低）效率的，政治制度也只有两个大类，合意的、公平的和不合意、不公平的。当人们说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时，是将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在高效与低效之间选择，阻力一般会小一些，更有可能是主动行为。在公平与不公平之间选择就会复杂得多。公平是一种平等状态，而不公平是一种特权状态，不公平的制度通过损害一部分人的正当利益以服务和保障另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它得到特殊利益人群的全力维护。改变不公平的制度是对立利益间的博弈，通常情况下，只有当追求公平的力量压倒维护特权制度的力量时，制度的改变才是可能的。
但优良的制度必定会得到推广，并流行开来，因为它会被众多的人模仿和学习，劣质的制度必定被淘汰，因为它没有或少有被模仿。一种制度由于没有人模仿和学习，走向式微，相对于流行的制度，它就成为一种特色。正是人类强大的学习能力，使公司制度取代行会制度成为潮流，也使民主取代专制成为潮流。
开放产生奇迹
人类最大的能力是学习的能力，包括学习善的能力，也包括学习恶的能力。当环境良好的时候，善的力量占据优势，人们学习善的能力得到发展，它又会进一步促进环境的改良；当环境恶劣的时候，人们学习恶的能力就会增强，它于是又为恶劣的环境推波助澜。
今天，绝对利己主义主宰了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这是人性的自我否定，社会的自我否定。社会是人的共处和利益的共处，它要求人们对利己之心进行适当限制，把它规范在合理的范围内，使之成为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健康因素。一旦人们普遍放任自己的利己之心，丛林法则支配了人的行为和心理，人就不再被自我所支配，而是被欲望所支配，成为欲望的奴隶。一个人人极端自利的社会，也是一个互相损害的极端社会，社会整体利益因此而遭到巨大破坏，不仅我们的自然环境受到毁灭性的污染，精神环境的污染同样是毁灭性的。
圣经上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凭着它们的果子就能认出它们来。人们根据现实之果来判断制度之树，造成精神污染的不是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权力自由化。特供制度是一种很坏的制度，比它更坏的是制度特供。特供制度使一部分人获得某些特殊商品和特殊权利，它使特供的享受者更加专注于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使他们放弃了应有的责任。制度特供是为一部分人制定一套制度和法律，为另一部分人制定另外一套制度和法律，一套是用来保护特权的，另一套是用来限制社会其他成员的权利。通常情况下，在限制一部分人权利的同时保护了一部分人的权利。
在地球村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是我们的邻居，我们邻居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太平洋彼岸的选举，还是地中海周边的风云，都受到关注。任何一个有希望的社会群体和民族，都不可能对优良的制度无动于衷——即使它同自己的历史传统背道而驰。在民主的海洋中，制度孤岛不可能长久保持。一种特色制度的安全性只有在封闭的环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证，就如某个稀有物种要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保存一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真正具有特色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朝鲜的制度在二十一世纪无疑非常富有特色，但它们都只能在一个巨大的封闭容器中进行自我复制和繁殖。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最好方法就是对外开放。国门打开了，人们与世界开始交流和接触，国外大量的信息涌了进来，在短暂的时间内颠覆了很多人的思想，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奴隶们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梦想立即破灭了，他们发现自己才是真正要解放的对象。关于政治的观念，关于领袖的观念，关于政府和政党的观念，有了与原有的观念截然迥异的看法。仅普选的观念和纳税人观念，对大众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就难以估量。在一个大多数国家都完成或基本完成民主转型的世界，中国人耳之所听，目之所及，都是有关民主的信息。正是这种耳濡目染的学习，重塑了多数国人的政治观。
对外开放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当时提出实行对外开放的人所觉察到的意义。政策制定者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不曾想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最大的威胁。威胁既来自权贵集团，它的迅速腐化是对社会主义最彻底的背离，也来自民主观念不断加强的民众。我们社会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了解民主的理论和民主的全部知识，不清楚美国民主与英国民主的区别，也不清楚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区别，不能详细地讲明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印度总统、日本首相、英国首相产生的程序和他们的权力大小，但他们能轻而易举地知道优良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他们凭常识就能判断：
公开选举与暗箱操作孰是孰非，人民授权与小团体授权孰是孰非，言论自由与言论管制孰是孰非，政府廉洁与官员腐败孰优孰劣，约束权力的制度与放任权力的制度孰优孰劣，可以问责的政府与不可以问责的政府孰优孰劣，说服的政治与拳头政治孰优孰劣。
环境的力量
民主潮流在世界形成后，民主就是世界的环境。
环境塑造人，人们常说的这句话道出了一个重要事实：人类是从环境中获得教育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对环境的教育作用作了极为出色的阐述。就象水是鱼的环境，社会就是人类的环境。上一代人通过环境把知识和经验传递给下一代人；人们通过环境交流观点，环境会强化一些看法，削弱另一些看法；人类的行为习惯受环境的影响，人类共处的生活使他们学会相互理解。环境教育也包括相互教育，通过环境，社会群体和个体可以取长补短，完成自我更新。
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不是人们被动地接受环境，而是主动融入的结果，人们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带入对周围环境的理解中，由此而获得新的观念。
世界环境的力量不是体现在对中国实现的直接改变上，它改变的是人们的观念世界，也为中国提供了历史的方向。人类行为不但受利益的驱动，也受思想的驱动，观念的改变必定导致行为的改变。违背社会大多数人的内心思想的体制和制度是无本之木，它与大众联系的根须被斩断，它无法再吸取养料，只好枯萎下去。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表现的新气象是在观念的变化上，无论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愿景，还是“忠于宪法”的誓言，都是对一般民主原则的认可，上一届政府总理呼吁自由的声音在新一届政府会更加响亮。来自上层的民主要求与来自大众的民主要求交汇和相互激荡，中国就会加速形成不可阻挡的民主潮流。
一国的现状有它的历史原因，今天是从过去走来的，但如果过于强调过去对今天的作用，恐怕有失真实。习惯是顽强的，但环境会改变已经过时陈旧的习惯。过去也有自己的环境。人们和环境的联系更加直接，和历史的联系相对间接。民主国家的总统选举对当代人中国人的影响肯定要大于中国古代皇帝世袭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人们把皇帝世袭当作历史知识来了解，但总统选举制能帮助他们发现现代的价值观。学者们更喜欢从历史事实和细节的发掘中去试图发现未来的密码，比如，从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中，从俄国革命的历史中，甚至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获取中国明天的信息。这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今天中国所处的环境以及从环境中产生的问题，都是当代的，与百年之前、几十年之前已经只有很少的可比性，它们的不同点远多于它们的相同点。从国内环境看，大学教育的普及与百年前的文盲国度已不可同日而语，民主思想的普及与那个多数国人的思想中还保留着辫子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世界潮流不可抗拒，其实质是环境的力量不可抗拒。
国际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上一次社会转型——从辛亥革命到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垮台——的特点。正值一个古老国家艰难转身的时刻，国际环境波云诡谲，异常恶劣，西方宪政思想只对少数精英产生了影响，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极权主义，从欧洲到亚洲，喧嚣一时，并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日本的全面入侵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政治和生活轨道。在影响此次转型的国际因素中，暴力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国际暴力与国内暴力结合在一起，形成盲目的破坏性力量，毁掉的不仅是一代中国人的幸福，而且是几代中国人的幸福之基：中国的宪政梦。中国再次进入转型期，积极健全的宪政思想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它深入到城市和乡村，深入到普通中国人的内心，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绝不可等闲视之。
从社会环境入手，在现实环境中，才能找到理解中国必然命运的钥匙。没有一个社会群体能自外于环境而生存下去，能抗拒环境的改造。社会是人类共处和共同生活的形式，是各种利益群体利益互动的场所，一个小集团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为了自身特殊利益拒绝融入民主的世界，拒绝与其他利益群体互动和平等交流，它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如果它的我行我素不影响社会其他人的利益，社会可以容忍它的特立独行，可以把它作为社会的多样性加以包容，但它的特立独行如果侵害了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为所欲为，社会就不可能包容它的行为。它不是体现丰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正如身体上的肿瘤不是体现多样性，必须通过外科手术予以摘除，或者被体内强大的正能量所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