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了旁逸斜出先生的《细节透视：总体品质的或者见微知著的》这篇文章，谈到了中国人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上的种种细节，可谓旁征博引，见识不凡。可惜美中不足，文章只是对“当代中国人”或“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作了整体的刻画，而未及分别出体制内和体制外，既得利益者，掌权者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样子笼而统之的看中国问题，把责任归咎于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或亿万人的国民性身上，恐怕只有让所有人都绝望，而且也容易忽略真正的问题所在。

果不其然，文章最后将问题归结为“文化恶习陋习”，似乎又掉入了五四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和国民劣根性的窠臼里，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不是空洞的呼吁人心向善，便是很容易落入自暴自弃的陷阱。好在作者还是乐观的，选择了前者。为此开出的药方是：

“中国人应该为自己的文明进化能力感到自卑自耻自怜自悲才是。如果我们真的有那么一点点认真有诚意的精神，只要从一个一个细节做起，那么今天的中国就不会还是这么个样子。”

先来谈谈“细节”问题。要言之，细节可以理解为专制下人们生活中不经意接受的侵害，养成的种种不自觉的培植专制土壤的习惯，也可以理解为，为了打破专制，人们需要在微观的，个体的生活细节中表现出觉醒与不合作，乃至明确的抗争意识与行为。显然，《细节透视》着力的地方在于揭示专制中国的种种不正常的，背离现代民主社会的细节现象，然后又把解开制度死结的关键放在每一个人都“只要从一个一个细节做起”。那么，文化，观念或国民性的问题，可以解决中国的制度转型困境吗？

拜读之后，觉得可以顺着神了旁逸斜出先生提出的思路做一点延伸，把多年来一些习以为常的观点拿出来讨论，于是草成此篇。既然我们谈到的是制度转轨过程里，制度和国民素质谁决定谁，谁其主导作用的老问题，遂以“鸡蛋问题”为文眼。

的确，在“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这个末法时代，人们总是希望有真正的英雄出来救世。在过去，我们曾有过宽衣博带，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家士人，也有过“民国衣冠”，即追求现代学统建构和以新儒家，自由主义等新道统批判政统的民国知识人。无论在哪个时代，或长或短，都有真正的大丈夫，士人君子挺身出来，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践行一种入世的，同时又是理想主义的正义事业。而不幸的是，来到现在，则是专制荼毒无孔不入，深入人心的普遍犬儒化的时代，而尤其以体制内知识分子为甚。这和过去的中国，及外部的现代民主社会里知识人的独立批判角色，恰成最尖锐的对照。对此的批判，可以参见胡平先生的《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

从国民性上批判，可以透过表层看底色，看出坏制度之下人心可以麻木扭曲堕落败坏到什么程度。不过要直接对国民性进行改造，却不容易着手。比如在神了旁逸斜出先生举例的全民腐败潜规则下，要求个个人做道德完人，结果还是等于走德治的路。而人心是不可靠的，需要外在制度和环境的制约与引导。所以还是那句话：在文化（国民性）——制度——人的专制铁三角里，文化，人心太形而上，看不见摸不着，而且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改善也要积久之功，需要长期的反洗脑和公民教育，我们要和专制的强大洗脑体系赛跑，时不我待。相反，若把握根本要素，从可见，可控，可不断修正的，有明确的阶段和目标的制度转型上着手，比较有把握。

这里姑举一例。同样是民主转型，台湾没有经受过大陆这样整体性又长期性的，深入人心的专制荼毒，不过台湾在威权时代，也广泛出现过大陆这样的毒奶粉事件，贪污腐败渎职，公权肆意侵害私权，还有铁道等基建安全的公共事故等等。柏杨先生到八十年代还在批判丑陋的中国人，实际上指的是台湾人。可是之所以今天台湾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结合得很自然，社会开放，公序良俗井然有序，令大陆的旅游者和学者感到羡慕嫉妒恨，依然是在民主转型之后，经过反黑金，经过政党轮替，经过媒体独立监督和政治领域的广泛竞争，才得以为台湾的第二次民主或曰实质性民主提供制度性保障的。

要想在儒家大传统被连根铲除，而现代制度又付之阙如的大陆实现两者的建构与良性互动，单单指责虚幻的，没有具体主体对象的国民性是不够的；单单呼吁人们从内心的善出发一改前辙，清者自清是不够的，要求自己或少数政治，知识精英有担当固然不错，从普通大众来看，就未免苛责。人性本就如水就下，通过先觉者，先行者的力量来鼓荡风潮，来激起民间反思，来推动社会前行，到时自然有更广大的呼应力量出来。而一旦能够结束一党独裁，能够开启民主制度通往现代公民社会的桥梁作用，我想游戏规则一旦改变，中国大陆的国民性自然有明显的改观。

很多朋友抱怨外部民主世界的朋友不够义气，背叛了世界民主和人权事业，在其国内搞民主，而在面对中国大陆时则唯利是图，和共产集团苟合，其实也是犯了类似的毛病。自助者天助之，自己都不觉醒，不抗争，有什么理由和资格要求别人来为一群奴隶流血撒钱？

从台湾的《自由中国》，《文星》，到中坜事件，到美丽岛事件，江南事件，到郑南榕事件……还有美国的独立战争，东欧共产阵营的民主浪潮，阿拉伯之春……民主本来就是一个从少数人到多数人，从精英到大众的推广与聚变过程。国内的思想批判和维权运动之所以长期困顿，局限于一个个被围困的孤岛和小圈子里，就在于人们无法就基本政治诉求达成共识。总是将希望寄托在体制内高层或别的人身上，寄托在每个人都从细节做起，而不是在政治上提出基本共识并且通过组织化，公开化的行动和言论来推动之。想要从普遍的，国民整体人心上彻底结束专制的毒害，实现“非暴力求合作”的天鹅绒过渡，无异于数千年来，儒家执迷不悟的希望从内圣开出外王，结果是根本没有实现的路径。理想固然很高远，终究于事无补，不切实际。

即便的确每个人身上都有不自觉的国民劣根性的遗留或遗传，那么我们也有必要对主犯与从犯，即专制的制度，独裁者集团，与被迫洗脑和裹挟着无法自拔的底层百姓做出原则性的区分。而不是一概而论，模糊主次，以“每个人都是体制”来为真正的凶手辩护。何况在我看来，很多“刁民，暴民”云者，不过是当局的污蔑与妖魔化，人有最基本的维护自身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正当权利。既然不可能像毛那样，将整个国家的人或整整一个阶级都毁灭，然后在“白纸上画最美最新的图画”，那么就只有当机立断，剜除专制的毒瘤。简单说：没有你，才最重要。在从根本上批判制度，要求结束制度的同时，也要求对此制度的操纵者，维护者，得益者给以道德和法律上的审判，追究其经济赔偿与刑事责任。在具体的操作上容许妥协，在正义原则上却不容丝毫的姑息。

在谈到制度和文化，或国民性的问题时，人们最常争论的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为什么要分先后呢？专制的鸡，红旗下的蛋本来就是既定现实，是一体的，先驱逐了坏鸡，癌症鸡，瘟疫鸡，即先结束专制，停止专制的毒害，再用好鸡来生蛋，即用民主制度来孵化一个良性循环的现代公民社会，不是简单有效得多吗？历来的民主革命，不都是以结束专政为基本前提，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吗？何况我们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黑暗，最无情又最贪婪的黑暗专制？当局根本没有妥协的意愿，反而用花言巧语和暴力镇压的手段，希望万世一系的维持这个高度自利化，黑社会化的体制。当此时，尽快结束之才是当务之急。既然如此，何必站在理论的彼岸，为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风动，幡动还是心动”而争论不休，把自己绕进逻辑与意识形态的迷宫？恐怕很多持“素质论”的朋友尚未意识到，这等于延误变革时机，也在为自己逃避自由的天职卸责。

再简单问一句，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底定，能出现马英九在二二八纪念会上的屡次鞠躬道歉，代表国民党的公开忏悔吗？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底定，能够保证《窃听风暴》里那无数个零件化，碎片化，完全异化的窃听者在真实的集权制度下勇于抗争和悔悟吗？如果没有民主化，我们能彻底的发掘历史真相，远离罪恶，洗涤人心，走上真正的复兴之路吗？这正是我在《受难者的觉悟》一文里表达的意思。

总结全文，我的看法是：无论从任何方面批判专制之恶，无论开展自我启蒙，维权运动和民众联合，都是好的，都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不过百川归海，在各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诉求，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尽自己一份心力的同时，目标始终应当明确，就是勇敢打破制度依赖，尽快结束罪恶的制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