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王小波的朋友大概都知道他还有个兄弟，叫做王小平。自从1997年4月11号凌晨，王小平的兄弟王小波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单元房里，在一个人的孤独和痛苦中，临死前用十个手指头抠着墙壁，在上面留下了斑斑血迹，接着像野兽一般嚎叫几声以后心脏停止跳动，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四个年头了。
十四年，不长也不短，正好够当年当日出生的七千多个中国孩子在今天满十四周岁（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婴儿出生，而一天有86400秒，那么一天就有7200个12秒，也就有7200个人出生）。然后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从幼儿园开始收看《新闻联播》和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在小学光荣的戴上红领巾加入少先队，因为学习成绩或家庭背景或过年过节的红包而被学校班主任排在前面的少数优等生和好孩子，将在今天正式获得加入共青团的神圣资格，从而为将来的入党提干打下坚实基础。抚今追昔，想到在那天吐出最后一口气死去的那个人和同时对这个世界睁开眼睛发出第一声哭喊的新生的孩子们，这正是我今天写此文的初衷。
这个在爱人李银河“心目中，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家”（《悼小波》），这个生前陪着伟大的共和国一起尝尽了酸甜苦辣但总是毫不起眼，无论是在贴大字报的青砖墙下的红卫兵还是云南的红泥巴甘蔗田里的知青，又或是如东逝之水滚滚而去的大龄留学生，把他扔在人堆里除了高一点谁也不会在意的把自己叫做王二的家伙，这个上帝因为嫉妒而令他骤然离世的正常人和天才，从他去世的那一天起，直到今天，开始用自己的正常活着和非正常死亡惊醒和影响了这个国家里更多非正常活着而又尚未正常死亡的人。值得缅怀的是，当年在无数喜欢和追随王小波的文艺青年当中，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叫连岳的人。只不过当年的我既不是王小平，连岳也不是连岳，他的居民身份证上面除了印着1970，还有个比较本份的原名，叫做钟晓勇。在成为国内著名的专栏作家和网络写手，意见领袖之前，他是记者，在成为记者之前，他曾当过老师，做过检察官。
虽然当年的我和钟晓勇，都还不是你后来看到的那个样子，但我们的身上一度都笼罩着王小波的影子。时光流逝，从王小波到杜拉斯，到卡尔维诺，到奥威尔，到罗素，到黄仁宇，到许倬云，到余英时，到儒家和新儒家，到苏格拉底，到《圣经》，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黄色小说，到欧洲当代艺术电影，到日本AV，到汉娜阿伦特，到米勒斯，到弗里德曼......我们开始跳出了处心积虑的教科书和僵死颓败的经院学术所划定的禁区。虽然这个最初的影子逐渐淡薄，但无论你如何去淡忘或小心掩饰，影子已经像一把神秘的万能钥匙，刻进了我们各人的灵魂里。他又像一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然后在各人的身上自由延伸，变形和扭曲。他变成了生命之树上的烙印，随逝水流年几度枯荣，却再也挥之不去。
到今天，十四年了，墓木已拱，而我们这些一心要做“门下走狗”，自以为“程门立雪”的人，在干些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比他更进一步？或只是在原地踏步？甚至至今只能对他瞠目结舌？说实话，在这个苦闷的停滞时代里，我对这个问题感到迷惘，因为我不知道正确答案，或是不愿意接受正确答案。所以下面我只能把王小波门下中的佼佼者连岳请出来，作一个参考坐标，让各位自己去对照一番，判断其中的优劣进退。但就我自己来说，有些时候，却不免感到和王小波死前同样的孤独和痛苦。好在我近年烟抽的不多，酒也喝得少了，除了像丢了玉的贾宝玉一般，偶尔发点失心疯或曰痴狂之气，我想当年为自己定下的那个一定要活过他，活过四十五岁的目标，大概总不至于半途而废罢？
自从牛博变成阉牛，再也不能在牛栏里勃起之后，自从于厦门散步中幸存下来之后，自从只针对四川地震预报和速报的争论（而有意的忽略了更大的人祸）不了了之之后，连岳就开始专心为平面媒体写起了他的情感专栏，以便在一个不允许搞思想启蒙的国家里开展性启蒙，在一个只能有一种顺民道德的国家里开展其关于性自由的道德和性灵教育。如此的曲线救国，苦心经营，难怪连岳近两年来，已经很少写博客了。
的确，在一个上半身没有自由的国家里只能从追求下半身的自由起步，在一个没有个性解放的时代里只能从性解放出发，在一个没有革命高潮的地方只能从性高潮谈起，这真是连岳的悲哀，也是我们多数人的悲哀。我不知道在《外滩画报》、《上海壹周》上面那些大胆而直露的性话题，是否鼓励了更多的女大学生和白领和我党的领导干部去积极追求性自由，去搞一夜情和包二奶，然后两个人或一个人静悄悄的去大医院小诊所流产和堕胎，验DNA，但如果是，那么他至少用自己营造的短暂的性福，来填补了官方那个永远在风中飘扬的关于幸福的答案，同时也减少了强奸案的发生率和提高了计划生育罚款收入，这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功德？
不过信息时代汇集亿万人的智慧，虽然略显驳杂，但它的创新与创意是无穷的。博客虽然主动的或被动的不再更新，但微博起来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算我们的空间如此逼仄，脆弱，岌岌可危，但在魔鬼降临之前，总还是要竭力伸张一番的。就微博来说，要想在区区一百四十个汉字里找出颠覆或煽动颠覆，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就和古代的皇帝和他的特务侫幸们千方百计构陷不听话，不得宠的士大夫的文字狱一样，要想把莫须有办成铁板烧，要想把千古奇冤办成千古铁案，要想它上得台面，过得大堂，以堵众人悠悠之口，以绝万民腹诽之心，的确是一种很有智慧含量的脑力兼体力工作。光靠满清十大酷刑屈打成招或我*与时俱进，后来者居上的那些现代刑求，恐怕还不够。它需要深厚的典故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而且尤其需要足够厚的脸皮和足够黑的心肠。更难得的是举国一致，上下一心，让所有人都信口雌黄，就此咬定青山不放松。
花这么大的代价，对付金刚怒目，有一说一的冉匪尚可，对付风花雪月，绵里藏针的连岳则未免小题大作。至于从经济问题着手，希望政治问题经济化，司法化，那更是少数艺术家或党内干部才有资格独享的待遇，自然也轮不到孤家寡人的连岳。而从党媒异形（Alien）《南方周末》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连岳，又是出了名的机智，善于打擦边球，俏皮话说得宣传部哭笑不得，也难怪他的微博虽然总是含沙射影，让人不能拿来大口吃肉，大碗佐酒，却又总是能让人会心一笑。
连岳毕竟是多年来从体制内的教育和司法体系里面历练出来的，锋芒本来就很少展露，近年更是回到了常识普及班的教头身份，我们且来略举数端。比如他最新的微博是这么说的：“我不赞同流行的“情感代入法”：“如果你是受害者家属，会如何？”，各自用不同的角度观察与判断，最能还原事实与正义，受害者家属希望最严厉处罚，是正常反应，药家鑫的家人希望最轻处罚，是正常反应，旁观者各有立场与观点，是正常反应……人人都入戏成受害者，反而是有害无益的不正常。”
上面的话，在任何正常的朋友听来，似乎都有点儿八面玲珑，两面讨好的乡愿姿态。因为我们谁也不是天生的受虐狂，我们也没有自我修身到孟子那种从“人皆有恻隐之心”上升到道德形上本体高度的准圣人状态，我想没有谁愿意平白的主动入戏，去做事实上与己无关的，想象中的受害者。我们之所以不能甘于沉默，只因为从历史到今日的整套制度和人事，在在都足以让任何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或家庭随时随地的失去最基本的法律保障，直到失去一切———包括连岳本人在内。如果我们不在本就有限的言论空间里尽力的为同胞争取公平正义，那么恐怕到最后我们连勉强自救的权利与机会也将被冠冕堂皇的剥夺了。
虽然胡适早年曾提倡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而鲁迅也以“肩着过去到未来的黑暗闸门”的自觉，曾对“青年们”抱着无限的期待，但他们都遭遇了幻灭。固然“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争别人的自由”，而反过来想，争国家，争别人的自由，何尝不是在争自己的自由？两者之间，本就缺一不可。没有制约的专制特权，就像失去控制的癌症一样，其本性就是疯狂噬人与自噬，直到整个健康的机体都完全溃败，再也无法起死回生。从数十万一厢情愿的读书人到堂堂国家主席，从一拨拨专制特权的鹰犬打手到一代代鼓唇弄舌，文过饰非的文胆，从披肝沥胆的开国元勋到坚守底线的律师，记者和无数维权者......不正是一次次的在冷漠无视甚至亲手制造同胞的苦难命运与生存绝境之后，自己跟着跌落陷阱，重蹈覆辙吗？
好在连岳毕竟曾为山西黑砖窑的奴工呼吁过，他和那些庙堂里除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满足自己的欲望之外根本无动于衷的僵尸，或是各类别有用心的用宗教性道德来代替甚至取消社会性道德（参见李泽厚后期著作），居高临下的用意识形态的迷雾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专家学者们不同，他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民愤，什么又是真实的民意。所以他马上在下一条微博为自己澄清：“没人能当“哲人王”，平等一些好，民众听我的，我就是引路人，启蒙者，民众不听我的，民众就是暴民，我就是独醒者，还是不占这种便宜为好。终究每个人只是对自己负责的吧，不高于他人，也不低于他人。”
你看：说得多好！人嘛，都是两条腿夹一个鸡巴（女同志也免不了），最好谁也别装B，装B被雷劈啊。为此他又给自己加了条注脚：“马克斯· 韦伯此话值得一再转述：“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往往不是由于其民众落后，而在于其精英落后。”——为那些动不动指责民众落后、爱撒娇的精英再转一遍。”
我们联系连岳最近集中讨论的药案来看，似乎他把自己划到了非精英即大众的一边，就算他是精英，那也不是动不动指责民众落后，爱搂着道德圣母撒娇的那种伪精英。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亲民作风，的确值得大家的敬仰。除了给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自诩的精英们打点退烧药，连岳也深明鲁迅先生当年痛打落水狗的春秋大义，会时不时的把那些被曝光的局部的地方的政府官员拿来当消遣的对象。当然，如今没有落水狗这一说，就算被内部清算或抛弃，那也是死老虎，毕竟是吃过活人的，这就需要比安全的躲在且介亭里，对着纸老虎们疵牙咧嘴整天作横眉冷对状的鲁迅有更大的勇气。
比如他还有这么一条：“海峡都市报：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被判死缓后，目前阜阳“白宫”改门。张在任时，大门朝南，如今改面朝东了。大门外还架了一座新桥，目的是为了换换风水，走出背运。拱桥名为“紫薇桥”，寓意“紫气东来”。——这两任风水师都不行，其实只要升起星条旗就行了，不然白宫无旗，兆头是亡国之君嘛。”
这个段子，非连岳君不能想到，简直令观者绝倒！其实中国这个山寨版的白宫，造价，规模，气度已是远胜其原版，除了里面的县官在名义上没有人家的总统大，在年收入，权势，家族根基，统治期限———亦即没有期限———等其它方面早已超英赶美，不在话下。即便“白宫”这个名号，本来也只是中国人以己度人，意淫而来。它在英文里也是普通的“WHITE HOUSE”，直译过来就是一座“白房子”而已。如今中国的白宫要升星条旗，更是体现了我们党要代表美国人民，为美国人民当家作主的远大理想，为“试看将来的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作预演，其苦心孤诣，更是让我们这些整天对着祖国母亲和党妈妈挑眉竖眼———这么说太抬举我们了，只能说是挤眉弄眼，就差道路以目了———一味崇洋媚外的洋奴才肃然起敬！
无论我们是喜是忧，连岳的文章已是和射完精的鸡巴一样，越来越短，越来越软，离现实的黑洞也是越来越遥远。拿民国刊物来比，这就相当于从胡适的《独立评论》派跳槽到林语堂的《人间世》———两杆子加一袋子之下，如今国内的时评能做到八十年前《独立评论》的胆识水准已算过人，至今没有能和当年的《新青年》，《新华日报》，《观察》堪比的———手法愈加精炼老辣，却已经有点力不从心。
他这么讨巧的把精力用到微博上来，固然其聪明才智反而由此彰显，更见出彩。但是我在为连岳兄的妙语佳言击节赞叹之余，却总是感到一种短暂兴奋过后的长时间的悲哀。因为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当年的钟晓勇，和他供职的那个《南方周末》已经一起消失不见了。勇气就像拂晓的雾，本来就稀薄不多，现在干脆换了招牌，只能在自我审查之后，战战兢兢的，皮里阳秋的做点花拳绣腿的工夫，变作了“合纵连横两不误，三山五岳皆兄弟”的连岳。想一想，这么聪明，博学的一个人，这么让我佩服的一个人，过了不惑之年后，到今天反而被官府折腾得锐气渐消，除了谈性说爱，只能给我们不断的重复一些公民常识和名人格言，发挥一点旁敲侧击的小聪明，小智慧，却再也没有堂堂正正的挺拔姿态。以至从整体上来看，我们至今还没有跳出王小波当年感叹的，谁都能谈，且最容易最不费脑筋的“明辨是非”这个伪智慧的幼稚园阶段。
需知王小波早已对自己的散文有过界定：和小说艺术不同，人间最有力的不是说些复杂高深的，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的接头暗号，而是向身边的普通人一五一十摆事实，讲道理。所谓“理就在那里，径直说出便是”，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当然应该从书斋到十字街头，以便求得广泛共识，结成组织，付诸行动，卒之共同进退，一点一滴的在有效积累之中，改变现实，达成理想。可惜复可悲的是，在冉，艾之后，连岳这个众望所归的民间意见领袖已经算是吾人中的翘楚。在死去了十四年的王小波的浩繁作品，丰厚精神遗产和黑色墓碑面前，我想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后来者，真的是太不争气了。
你看，王小平在这里像九斤老太一样的苦口婆心，自怨自艾，不用你出声，我自己撒泡尿照了照，已经有熊培云兄所谓“铡刀落在自己的脖子上最重，落在别人的脖子上最轻”，站着说话不腰疼，加入装B党之嫌。当然，我的本意却并不是单单苛责连岳兄今不如昔，我有自知之明，绝不敢也无资格来轻易否定他持续十多年来的勤奋思考和勇于著述。也许连兄对公共事务的陷于插科打诨，只是为了抽出时间来写更多像《格列佛再游记》或《神了》这样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好书。如此，则我等幸甚，对他个人也未尝不是一个更有趣，更有激情的选择。毕竟在中国谈时政，除非你是外交部发言人，可以整天声色俱厉，信口雌黄且不用负任何责任，那么终究是件被人视为别有用心，百般刁难防患，至低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只是眼见得面前的残山剩水，江河日下，眼见得昔日同伴的悄然退隐，风流云散，心里不禁升起仿似当年唐朝白头宫女“遥想开元盛况”的几许幽怨。更不能不扼腕长太息者，乃是我们身处的世界，形势明明紧迫到日甚一日，但更多的朋友却习惯了在所谓“温和，理性，持中”的政治正确的调子下，步步倒退，自我麻痹，甚至甘愿交出仅有的思想自由和涣散了反抗的勇气。对那些稍不从己意的异端，反倒逞一时之快，作种种诛心之论，群起而攻之，甚至对迫在眉睫的民间苦难，也径直转身，以玄虚的，自欺欺人的学理或伦理做一叶障目，掩耳盗铃的法宝，高傲的掉头无视。此情此景，真是让人有“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唐/李华《春行即兴》）之叹！
当然，本着罗素老先生的自由理念和伯林的消极自由，我尊重掌握国内话语权的各人从自己的社会阶层，地位，职业，身份，教育背景，学识或所处的制度内外等级，政治经济环境出发，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现实选择。平心而论，既然身处“被时代”，我们连自己的人身自由也是朝不保夕，谁也没有权力干涉别人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为他/她自己选择的路。就像刘邦不但闭关自守，还要和项羽来分他自己刘老爹的肉汤来吃一样，成大事者，自当动心忍性，视他人性命如草芥，有所为有所不为。
但问题是如果人人都作如是观，人人都在消极忍耐和等待中袖手旁观，消磨生命，那么所谓的“历史规律”，“世界大势”就真的能日久自现，水落石出了吗？唐德刚之“历史三峡”，黄仁宇之“数目字管理”就真的能从纸上空谈变成现实场景吗？试想一下，如此众人自愿昏睡，任少数人浑水摸鱼之下的白日梦，画饼充饥，竟然能像菩提老祖那串葡萄一样自天而降，落到你的手里，这样的好事，也未免太轻巧，太得来全不费功夫，太不可思议了吧！没有耕耘，何来收获？没有审判（将心比心的道德和公正独立的司法），何来宽恕？没有不合作，何来非暴力？如果一切好事就这样凭空降临于这个国家，就这样凭空发生在你身上，你信吗？你敢接受吗？如今日甚一日的中外合谋，黑暗高压，以至动辄得咎，道路以目，阁下又怎能一边推卸责任，一边盲目乐观？焉知将来的中国，不是积久日深之下，专制淫威深入国人骨髓与灵魂，以至吾国吾民病入膏肓，再也难逃此永世之劫难？
好在中国的人口基数毕竟够大，死一个小贩或村长不够，那么接着死呗，抓一群异议者不够，那就接着抓嘛。做清醒的，投机的奴才或糊涂的，甘愿的奴隶的人，固然数不胜数，但按照概率论，总还有几个异类时不时的冒出来老鼠过街一番。这不，就连逐渐沉潜下去，眼看要臻于圆融无碍境界的连岳也一再的提醒我们说：“当他们用“大家都是这样......”、“爱情不过如此......”等等句式来折磨你，说服你，让你和他们一样时，你最好不要放弃。“和他们不一样”，正是一个人的可爱之处，正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处，正是一个人逃脱“多数人命运”之处。”
试问，当做一头王小波笔下的“特立独行”的猪也不能见容于当世，当这么一个无限美好，令吾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褒义词，也被《环球时报》拿来作“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藉口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做到如连岳所应许的“和他们不一样”？又怎么来奠定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又如何能够逃脱在现代极权之下被驯服被奴役的“多数人命运”？
所以我不禁要问：单单靠少数个人的觉醒和坚持，这就足够了吗？我们竭力把自己从沉船里救出来，就能独善其身，避免船毁人亡的悲剧命运了吗？单个人如豪猪相互取暖，又能改变封冻的寒冬多少？从在狱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控诉了当局对她的残酷政治迫害，却终于在上海被秘密枪决的林昭，到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死刑的遇罗克；从众叛亲离，为避免她在公众场合呼喊口号，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刺穿成一体绑缚刑场的李九莲，到被割喉的张志新，到家破人亡，孤独终老的顾准；从密探密布的民主墙，到自命纯粹清高，拒绝民众的广泛声援与参与，且将同路之人主动扭送于对方镣铐之下，直到自己孤立无援，坐以待毙的混乱广场......外在力量的种种压迫，当然不能做我们全体主动屈服，彼此互相辩解的借口，但一代代人散乱，内耗的无用功，我们的确已经做得太多，耽误得太久，我们究竟还要付出多少无谓的代价，作出多大无谓的牺牲才能减少一点彼此的卸责？才能在绝望的等待戈多中前进一步？我们如果不想再这样因循重复下去，陷入又一个的恶性循环，那么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大家的重视。所谓“痛未定而思痛”，为了避免此类的惨剧和悲剧一再上演，只有当机立断，作出一番适时的反省，更进一步做知与行的配合调适。
也许这里面千头万绪，的确有太多的主客观因素，以至我们谁都是有心无力，谁也无法扭转乾坤———又也许，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更不应该那么的复杂。《孙子兵法》也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王小波活着的时候，尝总结自己一生为文，不过是有性（爱），有趣，有智这“三有”而已。我们即便没有他那支生花妙笔，写不出文革时代或是反乌托邦小说那种惊心动魄的性与爱，也没有他在《红拂夜奔》，《红线盗盒》,《寻找无双》等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智性淋漓,天马行空；我们即便天资平庸，学识浅薄，做不到有趣和有料，至少可以做到冉匪所说的有心，有种。
很多时候，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的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想想十四年前的今天，那个死掉的人，想想那一颗曾像打桩机一样咚咚的响着，后来又停止了跳动的心脏，想想那曾在深夜狠狠敲打过自己的灵魂和键盘，最后又抠墙壁抠得指甲翻过去，鲜血淋漓的十个手指头，我们这些尚还活着却整天故作崇高，一本正经的自我阉割，结果只好自乱阵脚，一败涂地，连老本加底裤/卫生巾也快要输光的家伙，也就没有什么好计较，好顾忌，好辩解的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