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2年4月11日是王小波去世15周年，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回忆录即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授权南方周末独家选发片断，以飨读者，并纪念王小波。
成方街
在我芜杂的童年回忆里，成方街是个频繁出现的地名。那儿有个旧北京的四合院，前后两进，当年属于何人已不可考，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是教育部的财产，住进了许多人家，所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杂院。那地方应该在复兴门一带，后来在拓宽马路时被拆掉了。王小波就在1952年出生在这里。更准确的说法是：他出生在附近的医院里，几天之后，才随着我妈妈回家，在不停地哭叫之中，被抱进这个院子里。
那个院子，用任何标准来看，都是不够雅观的，绝非一个诗人培养浪漫情绪的地方。那儿的住户进京时间不长，还未接受城市文明的教化，虽然名义上已经是中央部门的官员，仍未摆脱乡野本色，操着嘈杂的各路乡谈，把各种棍棒杂物很不得体地排放在屋檐下，在视野所及的范围内造成了大量丫丫杈杈的尖角和驳杂的线条。他们出身草莽，带着终身难以去除的土气，没人懂得什么是和谐的视觉美感，生活在杂乱刺目的环境里，从未感到半点不安。那个院子，是一个从早到晚充满噪音的世界，人们不息地奔走，器物撞击，门户启闭，大人激昂地训斥，小孩烦人地哭叫。每次想起那儿的时候，我都捎带着想起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杈子叉，扫帚走，儿孩气断妈娘吼。”这说的本来是“瓦普几司之夜”，不知为什么，我印象中的成方街就带有这样的气氛。这对我们儿时的故居相当不敬，但想起当时的生活，似乎确实带有类似的狂乱风格。当时不讲计划生育，家家都生有一堆孩子。在我们家，小波已经是第四个，但父母还远没有收兵的意思。加上姥姥、大舅、小姨，一共九个人，都住在西房的两间屋里，其拥挤吵闹可以想见。在忙乱达到顶点的时候，除了还没骑上扫帚之外，也够得上一场狂乱的聚会。
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即小波的幻想气质绝非在这种狂乱环境中养成。反过来说，如果小波继续住在那里，并在那里长大成人的话，他一定会习惯于那种忙乱和噪音，变得感觉迟钝，艺术上的敏感一定大打折扣。
在四合院的中间有几棵树，其中有一棵和小波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他几个月的时候，他被放到这棵树下，放在一个毯子上，由我父亲照下了他一生中第一张照片。顺便说一句，我们的父亲虽然是八路出身，但当年受过教育，心思活泛，有不少闲情逸致，属于土八路中的秀才。他会书法，会篆刻，并且对一切时新的洋玩艺儿都有至高的兴趣。他甚至是个未成功的发明家。按照小波后来的评论：各种奇思异想像兔子一样在他的头脑中繁殖。当时苦于天气太热，他就在屋里拉了一条铁丝，在上面挂了八个大葵扇，用绳子连接，让勤务员往来拉动。从空气动力学角度来看，这是个十足蹩脚的设计，所以很快就被放弃了。
他告诉我，他的照相机是在济南用八袋洋面换来的，可以说是捡了大便宜。当时兵荒马乱，什么都不值钱，得了钱也没什么用，只有粮食最金贵。他作为共产党干部，定期得到粮食作为津贴，可以用来换东西。除照相机之外，还用粮食三文不值两文地换了一轴郑板桥的字，一个宋碗，几个春秋年间的刀币，一个上镂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微雕象牙版，以及一些不明来历的字画，不明材质的雕塑之类。其中有一个刘海戏金蟾的雕塑，不知道是木头还是电木的，一直摆在他的案头。那个照相机确是个好货，是德国蔡斯的120相机，有个皮老虎，可以折叠。我们家的一切早年照片都出自于它，在清晰度上无可挑剔。这相机后来一直被用到七十年代。
从照片上来看，小波不是一个结实的婴儿。他坐不住，懒洋洋地躺在那里，双腿内蜷，像个出水的青蛙。这张照片从此使他成为被取笑的对象。我姥姥说，小波从小没骨头，趴在席子上，浑个疥巴子没两样。这是胶东话，疥巴子就是癞蛤蟆的意思。他确实从小没骨头，经医生检查，他严重缺钙，患了佝偻病。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除了小波以外，都没有缺钙的毛病。因为我们吃的是母奶，而吃母奶的孩子一般是不会缺钙的。小波虽然也吃母奶，但他吃的母奶与我们不同。在他出生前两三个月，我们家遭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我父亲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按我母亲的说法，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只是遭受无妄之灾，被教育部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并且丢掉了党籍。此后多少年，我母亲总是对我们絮絮不休地辩解，列举事情的来龙去脉，力图说明处理是不公正的，听得我们很有些不耐烦。在我们看来，那个近乎疯狂的泛政治化的时代是一场梦魇。在我父亲之后，几百万，几千万人相继遭受同样的厄运，已足以说明他遭受的是无妄之灾，所以一切辩解都是多余的。
我父亲承载着九口之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母亲终日以泪洗面。这种悲哀会无可避免地影响腹中的胎儿，所以小波生下来的时候，带有一系列先天不足的特点，有些特点影响到他的一生。他软弱无力，天生平足，所以远行时容易疲劳。在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经常姗姗地跟在后面，有时还要坐下休息片刻。他没有一颗强健的心脏，时常嘴唇发紫，似乎是心瓣闭锁不全。他后来因心脏发病英年早逝，毛病在胎中便已落下。
市民心态
教育部大院位于西单，当年是清朝的郑王府，里面有两重巍峨的大殿，还有花园和假山。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说它是花木葱茏也不过分。但这是六十年代的旧皇历，如今花木已被刈除净尽，因为是古建筑的缘故，大殿还没被拆掉，但已被高层建筑围起，像徽钦二圣一样坐井观天。
这个世界提供给我们的东西，除了表层的符号外，还有一些深层的实质性的东西。表层的符号多半是浮光掠影，无足轻重的东西，就像一件物品或一个人的名号，对事态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当然，如果一个名字的构成戏剧性地影响了情节的变化，记住这个名字也很自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光是名号，同时也介入了实质的层面。
不知为什么，世界上的人很少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他们对于偶然形成，无关痛痒的表层符号感到更大的兴趣。我有一位同学，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了对于官场人物的极大兴趣。我听过他兴致勃勃地列举政府里够得上级别的大员，他们在何部何委任何职，出身何处，他们历史上的升迁，种种官场掌故，种种人际关系，如数家珍。
我一点看不出记熟这些东西有任何意义，看不出从中可以归纳出任何有意思的结果。一个叫某个名字的人在某年某月坐在某个官位上，好像是一件极为偶然的事情，记熟这些东西，和记熟后院哪一片树叶落在台阶上，哪一片落在墙角，哪一片落在塘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可是在我们学过的一些学问里好像就充斥着这样的东西。譬如历史，记录的多半是一堆皇帝和权臣你上我下，相当于一个官场掌故的集成。特别是政治，讲述的无非是一些处于社会较高层次的人偶然形成的一些观念，好像池水上浮起的一层泡沫，很少包含必然的成分。所以我们对政治总是提不起兴致来。当年高考，我和小波别的考得都不错，惟有政治考得一塌糊涂。
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两种人，假定他们一起来到一个地方，平生第一次看见一个电话系统，第一种人首先想到的事情是记熟所有的电话号码，第二种人想到的则是弄清楚隐含在这些装置运作中的潜在精神。第一种人喜欢并能理解的是一个目录索引的层面，第二种人的思想则常常脱离目录的层面，沉溺入一种无法拿到桌面上看清楚，隐伏在意识深处，甚至在意识的盲点中穿梭运作的胸中感觉。从拓展真正的智慧而非貌似智慧的花式的角度来看，第二种人显得好一点，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大量的第一种人。
比起人民大学来，教育部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文化。那时这儿的官员好像已经被岁月磨蚀，变成了一种毫无棱角的圆滚滚的物体，沉没在灰色的凡庸生活中，没有激情，没有出人意表的灵感。每天除了在办公室里等因奉此，侍奉官事，就是回家做饭吃饭。当两个人在路上相遇时，除了说两句“吃饭了吗”、“今天晚上有电影，要不要去看”，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使人觉得他们的心理活动极其贫乏，有点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或者像笼子里的小白鼠。这个笼子里的每一根铁条都包上了柔软的棉花，它们就在其中无痛无痒，毫无感触地生活着。我猜他们或者是在一种平庸无趣，扼杀想象力的小市民生活中泡得太久，泡掉了激情和锐气，因而变得未老先衰；或者是已经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到如今心灰意懒，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新凉好个秋。
由于这种温吞绵软的蠕虫般的性格，教育部的人在“文革”时代没有干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按照小波的说法，放屁都放不响，惟一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屁股展览。有一天有一派的几个人被另一派抓住，施行了体罚，体罚的方式是打屁股，屁股上被打出了青紫之痕。为了控诉打人者的野蛮暴行，被打的一派找了一间屋子，让几个受害者趴在桌上，把裤子褪下，屁股撅起来，露出伤痕，并贴出海报让全体革命群众参观。据说参观者颇为踊跃，幸亏被打者没有女性，否则恐怕要挤破了门。这件事弥漫着一种暧昧难明的怪异气氛，无论是参观者还是被参观者心理都有点不健全。就说趴在桌上撅起屁股给万人观看，就不大像一个须眉男子干出来的事情。
还有一件趣事，也足以证明当时在教育部的干部中，有一种与性意识相关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心理。有一回，一个派别的派众发现另一派的一对男女经常在一个黑屋子里幽会。为了革命的利益，有必要抓住这个机会，从道德操守的角度对另一派进行抨击。于是他们暗中布置了对这对男女的监视，设下了金钩钓鳌鱼。有一天，这对男女又进入黑屋厮会。他们在门外耐心地等了一段时间，算定了这对男女在里面恋奸情热，多半已经入港，就大叫一声，破门而入，把他们双双擒获。然后就大张旗鼓地宣扬他们的革命捉奸行动的伟大胜利，把另一派攻击为藏污纳垢的淫乱团体。
另一派经过调查，发现那对男女乃是未婚青年搞对象，虽不合孤男寡女共处暗室，但并无实质性的越界之举。为了洗刷名誉，动员那位女青年到医院妇科做了检查，发现她仍是完璧。这下可有了反击捉奸派嚣张气焰的炮弹。他们把医生的诊断书描成大字报大小，贴了出来，引来无数行人围观。只见上面用拳头般大字写着：“兹证明某某某系未婚女性外阴。”我觉得这句话除了惹人遐思外，还有点搞笑的成分。因为从字面上理解，那位白璧无瑕的女青年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外阴。
另外，这场伟大的革命竟然会以如此匪夷所思的方式与一位女性的外阴建立了联系，或者说，一位纯洁的女性用自己白璧无瑕的外阴反击了革命的破坏者的猖狂进攻，从而为革命作出了贡献。这实在令人有点忍俊不禁。小波在《黄金时代》里有一段李先生把自己龟头血肿的诊断书抄成大字报贴出来的故事，我猜它准保是从上述未婚女性外阴的故事变化而来。
作诗
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正赶上全民作诗的时代。我经常看人大校刊上刊出的大人写的诗，觉得呆里呆气的，一点不见出色。有一次，老师让我们也写些诗，放在黑板报上。我一时心血来潮，仿照人大校刊那些诗的样子，作了四首十六字令，觉得比大人写的一点不差，就交了上去。这些诗完全是虚张声势的套话，没有真情实感，所以后来全忘了，只记得有一首的结尾是“革命烽火赤”之类。没想到又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审问了一通，问我是不是从报纸上抄袭的，使我感到极大的屈辱。
这段作诗的事情我跟小波闲聊时提起过，为此没少受到他的嘲笑。他把这段大跃进年间写诗的故事写到了自己的文章里。按照他的说法，有一天他在废纸箱里偶然发现一篇我的诗作。这首诗被糟改为：“共产主义，来之不易，要想早来，大家努力。”他看完之后就毫不犹豫地用它擦了屁股。这使我有一点愤愤不平的感觉，因为我的诗再不好，也没差到那个程度。再说当时朝野的诗人满坑满谷，无非也就是我的水平，凭什么他们的诗就可以登在报纸上，从收音机里放出来，而我的诗就只能填进茅坑？这个道理找谁说去？
回想起那年月作诗的事，完全是一筐子笑话。多少胸无点墨的人自以为压倒了李白杜甫，实际上给人家提鞋手指头都嫌肥。那时候昔年的大才子郭沫若摆出了老莱娱亲的架势，作出一副天真的模样，好像要让大家都看见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土老帽，这大概就是他的韬晦之计吧。那时候缺心眼的粗人比较吃香，处处站在领导岗位上，心思细腻的人好像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十有八九要倒霉。
记得我七十年代下煤矿的时候，有一天在礼堂开大会。一个头头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匍匐前进”，我们在台下拼命忍住不敢笑，把脸都憋紫了。我猜对他来说，“匍匐前进”是一个音调铿锵的字眼，所以铁定是一种无比豪壮的前进方式。他绝对猜不到它的真正意思就是趴在地上爬行。
对于不通文墨的粗人来说，作诗和编顺口溜完全是一回事。有一年，矿领导钦点了几个人编写煤矿工人诗集。这对这几个人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可以摇着芭蕉扇在外边晃荡，不用下井了。书成之后，我们哥几个一边看一边笑。篇头的序言里就有这样幽默的句子：“我们（指编者）编写和杜撰了这部诗集”，这句话想来是在“我们编撰了这部诗集”的基础上叠床架屋而来。看来画蛇添足实属要不得，见好就收才是硬道理。书里的诗句光是粗陋不文倒也罢了，有这么两句是：“车车乌金堆成山，滚滚流向中南海。”试想如果堆成山的乌金滚滚流进中南海，将置我们的中央领导于何地？写诗的人真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碰上有人举报麻烦就大了，打成反革命是起码的，弄不好还要蹲监狱。
死亡
如果把人生想象为一个巨大的团块，在这个团块上就有两个凸出的东西。一个是情欲的感受，另一个是死亡的谜团。毕竟繁殖和求生，是进化在人身上安排的最基本的动机。对于梅拉尼（英国小说家安吉拉·卡特小说《魔幻玩具铺》中女主人公）来说，情欲和死亡具有无与伦比的刺激，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成分，她甚至在对死亡的种种幻想中体会到情欲的快感。
在小波的身上存在着同样的倾向。小波的作品中有不少性心理的描写，为此被很多人视作格调不高。对这种批评他完全听而不闻，因为他只是忠实地写下了生活中他认为美好的东西。他以一种证道者的态度探索着宇宙之道，记录着生命中浓烈动人的成分。小波的《黄金时代》在香港发行时，被列入风月小说，并改名为《王二风流记》。这固然是为了商业炒作，但把它看作色情小说，实在是有眼无珠。
在小波的作品涉及情欲时，我觉得他只有一半陷身于内，另一半浮在空中，以一种批评者的眼光进行挑剔，甚至冷嘲热讽。正因为这种一半陷身于内、一半浮身于外的态度，他笔下的情欲和《金瓶梅》、《肉蒲团》性质完全不同。即使在情欲膨胀几欲决堤时，仍然维持着内心的堤防，保持对情欲的反省，有点在道心的坚持中经历风浪，不肯随波流去的意思。
回想我们童年的时候，死亡的念头好像令人厌憎的阴影一样盘踞在心中，如同一个开放的创口，传来丝丝痛楚，令人不敢正视，又难以避开。一想到人生是一个末端开放的管道，我们最终会从那里漏出去，堕入恒久的长夜，就怎么也快活不起来。死亡的不同形式也令人陷入迷思。死亡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但如果这件事情带有一种美好纯净的本质，毕竟也算是一种安慰。“质本洁来还洁去”，不光是属于林黛玉的梦想。梅拉尼在昆虫尸体和风干的小动物身上发现了洁净的死亡，这和人化为泥泞的腐烂本质完全不同。
在我们童年的冥想中，这类事情也曾千百次在心里萦回：死亡的腐烂面目是一种痛心的悲哀，而像昆虫一样洁净羽化则使世界蒙上了一层温和动人的色彩。在这类事情上想得太多也许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试想如果你有一天看见一个孩子愁眉不展，你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如果他说考试没考好被爸爸揍了一顿，这是个正常的孩子。如果他说他正在因为将来终归难免死去而难过，你会怎么看待这个孩子，会不会把他当成个半疯？但我们就在这种半疯状态下度过了许多时光，专心地沉溺于有关死亡的令人泄气的思考。
死亡就其本质而言无色无味，决非一个负面的东西，由此可见对死亡的恐惧完全是违背逻辑的。与死亡相连的情绪，事实上是造化为生物设立的樊篱，就像牧羊人在悬崖前设立的电网，防止羊儿落进深渊。但有些特别的羊也许就爱上了电击的滋味，在电网上挨挨擦擦，乐此不疲。“临刑前的示众场面，血迹斑斑酷烈无比的执行，白马银车的送葬场面，都能引起我的性冲动。在酷刑中勃起，在屠刀下性交，在临终时咒骂和射精，就是我从小盼望的事。”这虽然是小波小说中的片段，未始不是他真实的想法。想起梅拉尼轮番使用吊索、手枪和毒蘑菇激发死亡的快感，就感到人们灵魂的相通之处，不管他们是生活在东方还是西方，是男人还是女人。
小波的心脏有先天性的缺陷，这是因为我母亲怀他时遭逢变故，日日以泪洗面，持续性的悲伤造成了小波发育异常。他和那位梅拉尼走向生命的终点的方式十分类似，都是单独死在一个房子里，其后被人发现。而死因也相同，都是心脏衰竭。这些雷同之处使我长期以来抱有一个怀疑，就是有些特别的心理素质是不是和心脏缺陷存在某种关系。譬如说，有缺陷的心脏会不会释放一种非正常的心电信号，或者分泌什么特别物质，使人在想到死亡时，就产生一种神秘的悸动快感？
小波对自己的心脏毛病心里有数，我猜他早就感觉到自己的寿命不会很长，所以他一向散布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人生只有四十岁以前才值得活，过了四十岁，就是一个缓慢的受捶过程，所以后半截不如不要。他结婚以后，坚决不要孩子，我想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去世前不久，他肯定从心脏那儿得到了十分不祥的信号。他在给我的最后一个e-mail中说：他感到情绪灰暗，觉得自己是个worm，也就是洋拉子一样的蠕虫，什么都做不好。他还和一个北京的朋友说：他觉得他要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他的心肌炎肯定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但是大家都没把他的话当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