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叫做《卢旺达旅馆》的电影最近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上映，该片曾获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人民选择奖”、洛杉矶国际电影节观众选择奖，并入选美国国家评论奖2004年十佳影片。它讲述了一个“非洲辛德勒”的故事：米勒·科林斯旅馆的经理是胡图族人，而他的妻子是图西族人，当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展开大屠杀时，这个平日里欧洲游客和军界政要云集的旅馆却成了大批平民的“诺亚方舟”。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影不是对《辛德勒名单》的拙劣摹仿，它源自发生在卢旺达的真实故事。1994年4月6日，一架载着卢旺达胡图族总统和布隆迪总统的座机在基加利上空被火箭击落；4月7日，这场空难导致长期互相猜疑的胡图族和图西族展开了大屠杀。电影中的旅馆经理用尽各种手段保护了1268名平民，现实中的卢旺达却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百日之内，大约100万人死于非命。

当一个国家只有一家旅馆成为容身之地时，我们既会为这个寒冷的国家感到绝望，也会从旅馆的一丝暖意中汲取些许慰藉。不过，在大屠杀中能够遇到“卢旺达旅馆”的幸运者只是极少数，由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职责和能力所限，卢旺达军队甚至可以当着他们的面肆无忌惮地屠杀难民。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不幸者习惯寄希望于“历史的逻辑”和“群众的眼睛”。历史和群众有着它们不可替代的作用，分别承担着记忆和见证的功能。但有些时候，它们并不可靠：历史未必天然遵循正义的逻辑，而群众的眼睛也不总是雪亮的。

在20世纪，类似于卢旺达大屠杀的事件既不是“空前”也算不上“绝后”。各国对这些事件的处理逐渐摆脱了“血债要用血来还”的铁律，而是成立真相委员会，将被时间遮蔽的伤口重新呈现给世人。昆德拉在《笑忘录》开篇即提到：人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对“真相”的挖掘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却不是惟一的。与人们的善良愿望背道而驰，“真相”、“正义”和“和平”三个女神常常不能同时到来。英国学者瑞格比有一个让人失望却又不得不承认的结论：“需要真相、寻求正义和渴望和平的三个要求之间存在着相互拉扯的现象”。在大屠杀之后，卢旺达政府曾进行过一次调查，当人们被问到愿意记住还是忘却，他们回答说：“为了防止再度发生，我们必须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忘掉与之相联的感觉、情绪，只有忘记我们才能够向前走。”

按照常规的司法程序和体制，需要200年时间才能完成对所有涉嫌参与大屠杀者的审判工作。从2002年6月起，卢旺达政府启动“民间传统司法”（Gacaca）系统，对罪犯按四级量刑。除大屠杀的组织者、头目、极端杀人犯以及强奸犯等一级罪行由国家司法系统审判外，其余三级罪犯由民间推举产生的法官和陪审团审理。后者被称为“大树下的民主与审判”，一般在草山之类的地点召开，由村民来指证，在一个限定期限前坦白和服罪的犯罪嫌疑人将可以获得减刑。不难看出，人们想得知大屠杀的真相，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赦免那些责任者，通过宽恕获得和解。“真相”、“正义”和“和平”之间的关系远非我们想像得那么简单：揭秘真相可能成为新一轮冤冤相报的理由和借口，实施正义可能使当事人拒绝透露真相，追求和平又不能以完全放弃真相和正义为代价。除此之外，如何保证“民间传统司法”的程序公正，也是一个难题。

2005年4月7日是卢旺达大屠杀的11周年纪念日，纪念日经常扮演两个截然相反的功能：一方面它通过各种仪式提醒人们若干年前的惨痛事件，另一方面它又把那些惨痛事件缩小为一些仪式。纪念日的“周期性记忆”，很有可能导致平日的“固定性失忆”。卢旺达大屠杀不仅与种族灭绝罪有关，还与反人类罪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要的不仅是那些周年纪念日，其实每一天都是纪念日。不仅胡图族和图西族需要反思这个事件，在实践中探讨族群和解的路径；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无法回避它，需要进一步反思当年国际社会无法有效介入的瓶颈。（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