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时候，我不知不觉闯进这片墓地(红卫兵墓园)，当时大门是敞开的，我信步走进去，墓园很清静，但视觉上的震撼对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么大的墓地规模，有这么多人死了埋在这里。墓地荒草丛生，树木倒下来压在墓上，墓碑上是厚厚的青苔，跟今天完全不一样。两边的草有一人多深，非常荒凉，想看那些墓碑，非得要扒开浓密的荒草。我看到那些墓碑以后，心情很沉痛。

想起来，他们这些死者中，很多是跟我同龄的人，有的还是我的同学，他们在“文革”中，无端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其墓碑今天依然冷寂地伫立在这片陵园之中，碑文中“烈士”的称谓和现实中被有意、无意的漠视，凸显出他们的身份在历史定位上的尴尬和无奈。那么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是不是应该本着自己的良心、本着同学之情为他们做点什么。我当时就下定这个决心，要对这片墓地(死者)资料进行力所能及地搜集和整理。

烈士的墓园

我搜集资料是从2003年12月开始。现在，绝大数的墓我都搞清楚了。死者的姓名、年龄、死亡的时间、为什么死、怎么死的、死在哪儿等，这些就是我想收集整理的资料。

这块墓地实际上很有来头，历史上叫做复元寺墓地，因为这块墓地后面原来有个小庙——复元寺。严格地讲，这片墓地原来属于饶国模的私产。饶国模，1895年生于四川大足县国梁乡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兄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其弟为川军将领，抗日战争期间率军出川参战，战死沙场，曾埋骨于此墓地中。1922年，她随夫携子到重庆，因不愿在家当官太太而创办三友实业社，成为重庆著名的女实业家。1930年，她买下重庆郊外红岩嘴的土地开办大有农场，并购置紧邻沙坪坝复元寺的一片贫瘠的土地，建立公墓，即复元寺墓。1939年，她将红岩村的房屋“租借”(未收取租金)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先后在红岩村养老时，得到了饶国模的照料。他们逝世后，由饶国模操办安葬在复元寺墓地中(现在他们的墓都迁入重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

建国以后，这片墓地埋的是重庆市党政军因故死亡的要员，曾经埋过曹荻秋(重庆市第二任市长)的弟弟曹心哲、重庆市首任财政局局长汤俊成等地方高层，军队的领导死亡后都曾埋在这里。

1959年，重庆出现了为发展农业生产平坟的事，将坟地复耕，对死者的灵柩、遗骨采取了就地深埋的措施。周恩来总理以身示范，派人来重庆处理他父亲和邓颖超母亲遗骨的善后事宜，附带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抗战期间死亡同志(共13位同志)的遗骨，一并迁移到了沙坪公园旁边一个叫滴水岩的地方。在那儿挖了一个深坑重新掩埋。上世纪70年代初期，修建襄渝铁路的时候，铁路的路基要经过这片墓地，不得已，重庆市政府又出面把那些烈士的遗骨迁移到重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现在在红岩村看到的那片墓地就是从这儿迁到滴水岩，从滴水岩又迁到红岩村的。

1959年迁坟之后，这片墓地还保留着重庆驻军部队的一些中高级将领的墓。这些人为什么埋在这里，估计是因为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埋在这里的缘故。所以，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片墓地一直是重庆地方党政军要员的墓地，因此也被称为烈士墓。由于重庆已经有一个名扬天下的烈士墓，为了区别起见，附近的老百姓就把这片墓地称为小烈士墓。这是这片墓地建国初期直至“文革”前的状况。

重庆的武斗

“文革”开始后，这片墓地最后演变成重庆八一五派武斗死者的墓地。重庆的武斗应该是1966年的12月4日爆发的，这也是“文革”时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大的武斗。武斗是在重庆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发生的。在这次武斗中，重庆市的保守派被造反派打得溃不成军，武斗结束后，保守派的组织就消亡了。所以，重庆后来发生的武斗是造反派内部的斗争。

重庆的造反派，原名“八一五革命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重庆造反派内部发生了观念上的分裂，分成了两大派。比较温和的一派觉得现在他们已经夺权，造反成功了，就成立了“重庆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激进的一派则认为革命尚未成功，“革联会”不是大联合的产物，拒绝承认这个“新生红色政权”。于是造反派就分裂成了两个派别，分别叫砸派和保派。砸派要坚决砸烂“革联会”，保派就誓死保卫“革联会”。随着两派的观点越来越不可调和了，斗争也逐步激化，逐渐产生了许多小规模的武斗。

1967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到重庆来接见两派。接见后，重庆的砸派便将名字改成反到底派。砸派改名后，保派的名字失去了对应性，保派也就恢复为八一五派。重庆后面的武斗就变成了反到底派和八一五派之间的斗争。

在“文革”武斗中，重庆可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重庆是一个江城，是以码头文化为主的城市，巴人尚武，史料记载周武王克殷的时候就是用巴人作为先导。重庆人继承了巴人的许多传统，性格耿直、勇猛好斗，遇到争执时互相不容易妥协，这应该是重庆武斗激烈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此外，重庆是中国最重要的军火工业基地，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国民党所有重要的兵工厂基本都迁到了重庆。这为重庆发生激烈武斗提供了外在条件。

重庆武斗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1967年7月、8月、9月这三个月。武斗死了不少人，当时气温非常高，尸体无法保存，怎么办？八一五派运到重庆大学保存，他们想以此作为秋后算账的罪证。但后来重庆大学容纳不下了，最后他们就把尸体埋到沙坪公园里来。他们刚开始在沙坪公园到处埋人，很凌乱，不只是在现在的这块红卫兵墓地。

反到底派的墓比较分散，主要埋在重庆两路口体育场，在现在看到的贺龙雕像下面。后来这些墓都被推掉了，据我所知，反到底派到目前为止在重庆找不到一座墓。

修墓的攀比

武斗进入9月份后，重庆的武斗在中央的《九五命令》制止下，停止了下来。两派上交了武器，社会秩序恢复了相对的平静。这时候，八一五派各基层组织，以所属单位为主，开始修建大的坟墓和高大的墓碑，以示纪念。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些建筑很单薄，但是当年绝对是高档的建筑。说一个笑话，什么叫“洛阳纸贵”，重庆市当时修这些墓的时候，用水磨石和水洗石装饰，修建中需要大量的方解石。方解石是一种大理石颗粒，当时是一种非常高档的建筑材料。为了修这片墓地，重庆的方解石石料全部被拉到这块墓地上用完了，甚至出现修墓的组织相互偷盗方解石的行为。

这片墓地，最早在这儿修墓的单位听说是重庆29中，时间大概是1967年的7月底。武斗在9月结束后，各个单位都纷纷效仿，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烈士陵园”。为什么在这里埋葬，因为“文革”以前这里埋葬着享受烈士待遇的军人的墓。八一五派肯定认为自己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士”属于烈士，所以埋在这里逻辑上很容易理解。

修墓不是八一五派自上而下的组织行为，这块墓地的形成实际上是互相效仿、相互攀比的结果。那个单位修了，我这个单位也要修，他们那个单位看到了也要修，因此这片墓地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非常混乱。墓的面积有大有小，有的非常豪华，有的仅仅是一个土丘堆。

一般来讲，谁占有的社会资源最多，谁的墓就修得最高大、最豪华。当时占有社会资源最多的单位一个是兵工厂，墓修得最豪华的也是兵工厂的八一五组织；还有就是财贸部门——当年控制最多社会生活资料的部门，财贸八一五战斗团修建的墓，气势宏大、装修精美。现在进到墓园，两个最豪华的墓，一个是空压厂的“八二三烈士纪念碑”，另一个就是财贸八一五的“烈士墓”了。

很多的墓就没有这么有背景的单位，比如说，我们学生的墓。我的两个同学埋在里面，他们的墓很普通。这些学生的墓，是学生们一起来搬搬砖、运点水泥，然后请校工来砌好，因此这些墓就不可能豪华。而且常常连砖和水泥都没有，怎么办？扛着枪、开着车，看到哪儿有砖头、哪个厂房有水泥就搬走。人家也敢怒不敢言，因为同学“牺牲”了，为了寄托哀思，给“烈士”修个墓，大家都是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做事，没人敢说什么。

当时这片墓地在修建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攀比之风。方解石一时“洛阳纸贵”，全部被整光了。最笑话的是两个小型学校——石桥铺中学和石桥铺民办中学，武斗中两个学校死了5个学生。石桥铺中学的“燎原兵团”和石桥铺民中的“育新纵队”两个学生组织联合在一起修一个合葬墓。他们当时立了一个雄心一定要修一个这片墓地中最豪华、最高大的墓。于是他们就在石桥铺街道，抓了几个“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用枪押来修墓。他们往往文化层次较高，见多识广；经过多年的改造，手也很巧。但当合葬墓修到一半时，因为找不到修墓必需的原材料，修不下去了。

几个学生着急的不得了，修墓的“黑五类”们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眼看修建的墓成了一个半拉子工程，怎么办？这时一个修墓的“黑五类”就给学生出主意：我们没有材料继续向上修建墓碑，可不可以修一个庑殿顶式结构，这样可以节约不少建造材料。那人在地上画了个图，学生们看了以后，觉得还可以，于是乎就修了。庑殿顶式结构是中国最高等建筑物中最传统的一个样式，在当时那么一个“革命”的年代采用这个样式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文革”初期，一直在破四旧、立四新，破除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庑殿顶式结构是旧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但年轻的红卫兵不知道这正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要破除的对象。所以，学生们最后修出来的墓，被称作是“最革命的革命者和最反动的反动者相结合的产物”，整个墓园中具有传统形式的就是这个墓。

1968年的10月15日以后，墓地的修建进入尾声，而且结束得非常突然，因此今天走进这片墓地，会看到有很多处未完工的墓。因为这个时候，重庆两大派奉命进行大联合。10月15日，两大派达成协议，解散两大派的总部。总部一解散，下面的分支机构就纷纷瓦解了，正在修建过程中的这些墓也就突然地停工了。

1968年12月，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始上山下乡，与这片墓地有关联的学生们都走了。因为地处偏僻，这片墓地也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沉寂下来。

墓地的危机

“文革”后，1985年，有人向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沙坪公园里的墓地，理由是“这是文革派系斗争的遗留，不利于团结”。这是这片墓地面临被拆除的第一次危机。

这件事发生后，当时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接到上级来信，要求重庆市委处理。如果他大笔一挥，拆除这个墓园，是一件既简单又没有任何政治风险的做法，但廖伯康没有这样做。《红岩春秋》副主编何蜀曾到成都采访廖伯康，问他当时为什么没拆掉这片墓地。廖伯康讲，他当时带着市委常委一干人来到墓地，当时的墓碑还没有风化，他看见一个女孩的墓碑，具体名字他记不清了——这块墓我也没找到，女孩13岁，于某年某月某日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事业而壮烈牺牲。廖伯康说，这块墓碑对他心灵的撞击很大，觉得这是一段不能轻易抹去的历史。因此，他回去以后，针对这个问题在重庆市委常委会专门开会研究，作出了一个决定，对这片墓地采取三不政策：不撤销、不开放、不宣传。这块墓地原先是没有围墙的，如果要执行这“三不”政策就有个技术上的难题，于是重庆市委就专门拨了几万元钱给沙坪坝区，给墓地修建一堵围墙，这基本上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样子。

墓园在1990年代还经历过一次危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重庆市学习深圳。深圳有个“锦绣中华”主题公园，重庆就依样画葫芦，把沙坪公园修建成“世界风光”主题公园，因此造了很多模仿国外建筑物的建筑，比如，美国自由女神像、古罗马竞技场、比萨斜塔等。在建造的过程中，就有人提出把这块墓地平掉。由于毁掉这片墓地，要层层打报告，不能随意说毁就毁。当时沙坪坝区政府议而未决，谁也不敢为这件事拍板。党内、政府内的有识之士也提出反对意见，毁墓的事就搁置下来。

2009年年底，这片墓地被列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变成一个省级文化保护单位，这应该是一个德政。主张将此墓园申请为文化保护单位的是在美国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庆人张跃宏(现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他常年关注这片墓地，每次回国探亲都要到墓地去看一下。2007年清明，他得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文革”期间的文物列入普查对象。他说，这是一个契机，应该推动保护这片墓地。

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要是由我们民间人士提出来，显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于是，当时就想到建议沙坪公园作为申报主体单位。重庆出版社的陈晓文在网上下载了申报的表格，拟了一个草稿，我们几个人商讨修改之后，由我用邮件把该表格传给沙坪公园的秦本志，再由沙坪公园报上去。过了两年申请就批下来了，墓园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这个结果让我们大喜过望，因为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就相当于省级(重庆时已经升为直辖市)。当年我国被列为省级文物单位的墓地有两个，一个是曹操墓，另一个就是沙坪坝公园的墓地。但曹操墓是否为真，现在学术界一直还有争议。

我认为本墓地定名定得不够准确，定成了“红卫兵”墓。这个名字留下了陈晓文研究的印痕，因为他在1993年勘察墓地后，曾编撰了《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群碑文辑录》，所以他在草拟的申报表格中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一称谓。其实整个重庆的武斗，参加的主要是工人，这片墓地里面的死者也是工人居多，红卫兵在其次。但我想名称不是最重要，保留下来是最重要的。让后人通过这片墓，能够了解这段血和泪的历史，这个是我们的心愿。

墓园的现状

1993年，墓地是封了的。陈晓文翻墙进入这片墓地，他对墓碑上的文字进行记录、整理，记录这片墓地有墓114座，保存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2003年，当我开始进行收集、整理资料时，墓地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大门缺失，园内枯树蔽道，杂草丛生。2004年，我统计有127座墓，有些墓碑被人为毁坏，还有一些墓碑经自然风化而坍塌，墓址已被野草覆盖，但仔细观察仍可以看到墓基。经多年的搜集整理，我现已发现这片墓地目前有迹可查的墓至少132座。

有一种历史说法，这片墓地埋的八一五派武斗死者570多人；陈晓文对这片墓地究竟埋了多少人用统计学方法进行过测算，结论是有500多人；以往也有群众团体搞的一些统计，但这些说法都缺少翔实资料佐证。因此，我就开始田野调查，长期跟踪收集有关资料。沙坪公园开放后，游人慢慢就多了，我根据到这片墓地来的人收集资料，对这片墓地里的每一个墓、每一个死者，姓甚名谁，年龄，家庭状况，死亡的时间、地点、原因进行采集、整理。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做完。因为资料收集很难，有时候可能一天收集到几条信息，有时候可能几天、甚至几个月收集不到一条信息，也许这片墓地中掩埋的死者人数，将成为历史之谜。2008年5月，这片墓地重新被封了起来，我的调查工作进展也大幅度变缓。虽然我没有进行最后的统计，但有迹可循的肯定不到500人。

墓地命名为红卫兵墓，本身稍有不妥。因为这里面红卫兵人数少于工人是不争的事实。这里面埋葬的学生中，大学生四川外语学院有一个，重庆工业学院有一个，解放军有个院校有几个，其余绝大部分是中专生和中学生，也有小学生。死者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个8岁的孩子，在1968年被流弹打死，埋在这里。死者中年龄最大的61岁，是重庆空压机厂的一个老工人，在1967年8月被流弹打死。

这几年春节和清明节期间，都有死者家属来祭祀，对外开放，包括我们这些收集资料的和游人都可以进去看。今年清明节，因为媒体的一篇报道就不对公众开放了，我们也没法进入墓园。

现在这块墓地是文物保护单位了，我收集整理资料的初衷部分得到实现，这是十分值得宽慰的事情。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后世前来这片墓地参观的人们，能通过我们今天所收集到的资料，了解这段历史，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而避免这样的历史悲剧再次发生。

作者:曾钟/口述，宋学鹏/采访整理

来源: 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