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的发展正在迫使我们全面接受全球化这一概念。伴随着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来临，西方价值观向全球扩张的趋势愈加明显，然而，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反思性和批判性力量，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样向全球散播，它在西方文化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也唤醒被征服地区的文化自觉，支持非西方文化反对文化全球化。如果我们需要继续延用全球化这一概念来描述当前整个世界的形势，那么，全球化就必须是一体化和多元化的综合。它在物质层面，如在经济、技术、信息交流上追求一体化；而在精神层面，如在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上追求多元化。当然，要想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正常进行，人们就不得不在精神层面寻求某种文化间性，以此作为人们普遍认同而维系交往的原则。这是一种现实的情境，任何源自西方现代性传统的叙述实践都不得不与此适应，同时也要参与当下社会情境的演化。世界历史写作作为一种叙述实践的行为，它曾经描绘出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力量，表达作者的世界观，并定位不同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逐渐得知，重构世界历史的思想包含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要素。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学问题，事实上，连历史学本身也从来不是某种超脱现实的学术活动，世界历史的重构必须直面现实，回应现实对历史学的要求。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种世界历史，读者会意识到，每一种世界历史都是围绕着它自己的主题构造而成。这种主题有的记录帝国的兴起（如波里比阿的《历史》），有的表明宗教信仰的力量（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有的确立自我中心（如伏尔泰的《风俗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苏联科学院的《世界通史》），有的证明某种交往体系的形成（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世界历史的表现多种多样，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一位新的世界历史叙述者都在重构世界历史，希望读者按照他/她的叙述来重新理解世界。这样，当我们将世界历史编纂视为一种叙述实践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世界历史编纂者事实上就在争夺一种话语权力，每时每刻都在现实世界中为自己所代表的力量争取前进的有利位置。作为一个反例，中国世界史界曾经普遍接受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这无疑证明了西方世界历史编纂曾获得的巨大权力。
如今，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要求解构现代历史叙述中那种追求一体化的世界历史，这并非是说它们不应存在，而是它们不应自认为是唯一性的存在。任何世界历史叙述都不应具有绝对权威。人们或许会这样理解，世界有多种面貌，任何世界历史叙述不过是表现了其中的一种，以此来反对某种试图一统天下的世界历史或普遍史。其实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来认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观念，它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概念性存在，既然我们按照某种形式、结构、体系来接受并唯有如此才可能接受的世界历史都是历史叙述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从来不存在客观的世界历史。这同样是在说，世界原本没有什么现成的、等待历史叙述者去发现的面貌，任何世界历史的叙述都是在建构某种世界的面貌之时来展现这种面貌。
认识到客观的世界历史是由历史叙述建构而成，这将有助于我们摆脱世界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客观化幻象，也是承认世界历史多元化的首要原则。据此，我们将意识到，有多少个建构世界历史的心灵，就将出现多少种世界历史，并且，只要我们承认人们有进行历史叙述的自由，就应当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承认每一种世界历史具有的存在的权利。
个体性世界历史理应是世界历史存在的基本形态，只有以此为基础，人们才可能追求获得更大认同的世界历史，如主体间的或文化间的世界历史。鉴于每一部世界历史都会有自己的主题，而且，这个主题总是反映出叙述者的利益所在，因此，我们不能要求作为个体的世界历史叙述者超越自我中心，撰写一部他人的世界历史。在当前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必定是以多元的方式存在，这不是因为人们刻意要排斥一元性的世界历史，而是因为人们尚未对某个主题及其体现的价值形成全面的认同。我们若是将表现世界大同视为世界历史的终极理想，显然，只有在世界大同实现之时，这样的世界历史才有可能真正出现。
这样，我们可以构想世界历史的存在形态，即将它描述成一个连续统：连续统的一极是个体性世界历史，另一极是表现出世界大同的理想化世界历史。我们已经见识过多种世界历史，但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所体现的叙述实践描述成一种连续的、合目的的行为链中的一环。这也就是说，我们当前所接触到的叙述世界历史的实际经验，还无法在连续统的两极之间建构起一部进步的历史，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证据表明普遍人性或世界大同是每一次世界历史的叙述实践暗含的目的。我们可以将世界大同作为一种理想，我们可以预先将现实中的世界历史叙述构想成实现这种理想的艰难历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必须清楚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为此，在现实情境下重构世界历史必须采取某些适宜的策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策略？我们要将世界历史重构成怎样的？带着这样的疑虑，我们很容易将目光集中到世界历史叙述者身上。然而，在我们明白了客观的世界历史不过由历史叙述建构而成，每一位叙述者都有权编纂他/她自己的世界历史之后，现阶段有关世界历史之重构的核心问题就不再只与世界史家相关，它更是有关世界历史接受者/读者的问题。一旦接受世界历史的读者意识到，他/她所面对的世界历史，是世界史家通过其主观构想对处于混沌状态的历史经验进行概括与综合的产物，世界历史曾经拥有的客观性以及由此具有的权威性便将还原成世界史家个人具有的权威性，而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种个体权威性的质疑并非不可能之事，这样就为世界历史编纂的大众化开辟了道路。在精英文化主导的世界历史编纂中，重构世界历史的目的在于征服，即以文本中表现的单一的价值观念征服世界，种种体现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文本便是例证；而在大众文化主导的世界历史编纂中，重构世界历史意在丰富，即自觉表明世界历史文本中的主观性，尽可能多地丰富世界历史文本，令读者可以按照培养自身世界观的需要不断进行选择。这样，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仍然可以在其编纂过程中围绕单一性主题进行，更多在文本内部具有单一性主题的世界历史共同构成了多样性的世界历史呈现并被接受的形态。一方面，它符合后现代主义对多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仍然满足了世界历史或普遍史概念本身对于单个世界历史文本提出的要求。
通过在认识论层面上对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构成的揭示，世界历史编纂将处于一种全面的竞争状态，它们都想表达自身的价值，不过这些价值是否成为普遍价值却依赖于读者接受的程度。物质层面的全球化将为传播蕴含了不同价值观念的世界历史提供技术支持，最终使得某种单一性世界历史成为更多读者的可选项，也为某位读者提供更多的单一性世界历史文本供他选择。于是，即时、低廉并触及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传播方式将造就一种世界历史观念的自由竞争状态，世界历史将伴随着现实的发展，在读者的心灵中进行不断的交流、碰撞、重构，诸多单一性世界历史内含的主观叙述动机，客观上将通过交流，促使世界历史叙述成为寻求主体间性、文化间性的一种有效的叙述实践。
由上所知，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并不是指以某种单一性主题及其代表的价值观为中心来重构世界历史，从而取代原有的单一性世界历史叙述，它事实上旨在以更多的单一性世界历史叙述丰富已有的世界历史叙述，并将选择甚至重构的权利交予大众，避免某些文化精英假借客观性世界历史之名，行垄断世界历史解释权之实，最终令世界历史叙述重新回到现代性的阴影之下。
在人们对历史叙述具有更多自觉的情形下，我们重构世界历史还将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我们不再否认西方中心论、东方中心论、人类中心主义等等观念主导的世界历史在现实中具有的合理性，因为我们目前还不可能要求这些世界历史的叙述者成为那种普遍人性的替身。如果上述世界历史可以视为集体性世界历史的话，个体性世界历史可能仅仅表现个人眼中的世界。这种世界历史可能只表现他对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看法，也可能表现他就整个人类历史的个人观点；它可能只反映空间范围内的局部地区，也可能包括全球任何地域；它可能只是呈现历史上某个时间片断下（如某一年、某一个时代）的全部世界，也可能描绘生命起源直至现在的历史，甚至还以预构的未来作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目的。世界历史将被重构成何种形态，这完全取决于在叙述者的概念体系中，世界历史的观念是什么，就好像巴勒克拉夫仅仅将他所确定的当代史视为全球史或世界历史。这样，只要作者认为这个历史文本表达了他对世界的看法，我们都可以将它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
在我们认可多样性世界历史的存在之时，表现世界历史的权力分散了，这是在全球化时代破除绝对中心、破除绝对权威、破除迷信的方式，我们将不再接受哪一种力量以自命不凡的方式宣称自己代表了世界的潮流。如果说我们仍然将世界大同预设为重构世界历史这种叙述实践的终极理想，那么，多样性世界历史的存在，便是我们追求那种理想切实可行的现实策略。这种策略将赋予读者选择和接受的权利，叙述和实践的权利，而不容许人们具有遏制这些行为的权利。
（原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