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25日，胡适给韦莲司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1935年到1936年之间，我曾自愿担任驻日大使。但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个“独立的人”，我认真的话，却被视为玩笑！或许也有人不要我做这件事。

这个信息十分令人意外。这有违胡适一贯不加入政府，不“介入实际政治”的立场。国民政府高层、甚至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屡次要他“出山”，都遭婉拒。抗战中出使美国，他也百不情愿，一再表示是“逼上梁山”，是“战时征调”；慨叹“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为国家牺牲了”。那么，胡适为何“自原担任驻日大使”呢？

对此胡适未留只言片语。我们只能从他对日态度中，去探寻他的心理历程，发现隐秘其中的逻辑脉络。

“日本志在中国，中国存亡系于其手”

胡适留美期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乘机侵占山东，远东局势骤然紧张。1915年1月胡适有一次波士顿之行，24日归途中，读到《纽约时报》日本T·lyenaga博士的文章《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地位》，“论中国之中立”一段，狂妄地宣称日本侵占胶州湾是正当的行为。公然说：“胶州湾早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何况日本“冒极大风险与德”为敌，“付出了鲜血和金钱的代价”。胡适愤慨不已，认为这是“日人不打自招之供状”，完全暴露了狰狞强权的面目。

胡适在1月27日记中写道：

  中国大患在于日本。

  日本数胜而骄，又贪中国之土地利权。

  日本知我内情最熟，知我无力与抗。

   ……

  总之，日本志在中国，中国存亡系于其手

这当然不是他一时的感愤，而是长期观察思考的结果。

近代以降，日本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李鸿章早在日本“明治维新”初年就看到日本是中国的劲敌（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59页）。而胡适则在1910年代，在他24岁的时候，更看清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意味。

胡适留美初期演讲太多，这使他结交了英才，淬炼了思想，但占去了太多时间。1915年4月25日，他在日记中3次自戒不再演讲，在给韦莲司信中也表示戒绝。然而誓言尚在耳际，5月9日接到蔼尔梅腊城青年会作“中日之交涉”的演讲邀请，却慨然应允。化了2个晚上，写了52页讲稿，5月18日赴该城演讲1小时许，“为晚近最长之演说”。他的理由是：“当此危急之秋”，“余义不容辞也”；“特别境地，不能一概而论也”。——日本在胡适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和重量，表达得十分清楚。

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和野心，青年胡适不仅为祖国担忧，也看到了它对世界可能的危险。1915年3月28日给韦莲司信中，对中日解决青岛和胶州、对“远东问题最后的解决”表示乐观后，突然话锋一转，写道：“但愿日本能看到为下次世界大战播下种子的危险！”

1917年1月27日，他在费城黑沃佛学院校友会与美国前总统塔虎脱同台演讲，在题为《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的演讲中，警告说：如果美国不未雨绸缪，等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被大战削弱的强国，它就会称雄东亚。他举日本“二十一条”为例，说明日本在中国的野心终究会造成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第462-463页］。

胡适似有神喻般的预言，在20年后被证实。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1933年预言将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翌年又预言日美太平洋战争，只不过是当年一个中国留学生非凡远见的不期然的回声；或者说，他敲响的只是胡适近20年前所设置的警钟。而胡适对汤因比预言紧抓不放，大声疾呼，一再地重复它，也使我们在远因中找到了它的逻辑起点。

日本，日本，在青年胡适，乃至一生，占据了多么重要的、甚至是颠覆性的重量啊！

“日本人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

胡适14岁到上海求学，当年就读了《明治维新三十年》等一批介绍日本的书籍。他对日本的最初概念应该是深刻的，那就是这个蕞尔小国神话般的崛起。

1910年他去美国留学途经日本，曾表示了不屑与卑夷，但很快正视现实，转变观念。1912年他写了《非留学篇》（1914年发表），在这篇极其重要的早年著作中，对日本留学的成果有极大的赞扬：

日本之遣留学，与吾国先后同时，而日本之留学生已归而致其国于强盛之域。以内政论，则有健全之称。以外交军事论，则国威张于世界。以教育论，则车夫下女都能识字阅报。以文学论，则已能融合新旧，成一种新文学，小说、戏剧，都有健者。以美术论，则雕刻绘画都能自树一帜，今西洋美术，乃骎骎受其影响。以科学论，则本国学者著作等身者殊不乏人。其医学之进步，尤为世界所称述云。

而中国则是：

以言政治，则但有一非驴非马之共和。以言军事，则世界所非笑也。以言文学，则旧学已扫地，而新文学尚遥遥无期。以言科学，则尤可痛矣，全国今日，乃无一人足称专门学者……

颇有“百事不如人”的痛心。此时胡适，已把日本视为中国现代化最切近的榜样了。

他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和性格更是赞叹不已，并毫无保留地多次称颂。1935年8月1日，在给将去日本留学的陈英斌信中写道：

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日本人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他们有许多特别长处，为世界各民族所没有：第一是爱洁净，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二是爱美，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三是轻死，肯为一个女人死，也肯为一个主义死；第四是肯低头学人的好处，肯拼命模仿人家。

在信中他还嘱咐说：“既来求学，须知学不完全靠课堂课本，一切家庭，习惯，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人情，人物，都是时时在在可以供我们学的。”这种“生活的秘密要在生活中去发现”的实证的理念，既是胡适的经验之谈，也应该是他主动要求出使日本的重要原因。周质平教授说：“胡适从留学时期开始就矢志要了解日本，中年以后，我们看到了他在这方面的实践和努力。”窃以为，胡适要求出使日本，则是这种实践和努力的最高端。

“待到云开是几时？待到云开是几时？”

胡适无疑是个爱国者，但他从来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还是一个“世界主义”者。1935年胡适在日本《日本评论》上发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既告诉日本：中国化为焦土，绝非日本之福。同时又指出，他也不相信“日本的毁坏是中国之福或世界之福”。他称自己是“一个最赞叹日本国民已往成绩的人”，把明治维新以来六十年的历史称作“人类史上的一桩‘灵迹’”。然而这样美好的国家，却在武人专政统治之下“变成了一个最可恐怖的国家，在偌大的世界里只有敌人，而无友国”。他还引用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话说，日本当时的表现是“一个全民族切腹的行为”，希望日本国民“不可不珍重爱惜自己国家的过去的伟大成绩和未来的伟大前途”，能“悬崖勒马”，在无边的苦海中“回头是岸”。

1936年7月16日，胡适途经日本，从神户到东京，在火车上遥望富士山，深情地写了一首诗：

雾鬓云裾绝代姿，

也能娇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

待到云开是几时？

抗战胜利后，胡适将这首小诗发表在1946年12月10日《读书通讯》上，最末一句又重复一遍：“待到云开是几时？待到云开是几时？”这是如何的深情，又是如何的怨尤和期待！

周质平教授说“胡适对日本从未有过仇恨，或心怀报复。他对日本军阀近乎自杀性的扩张武力，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哀矜”。不知现在日本还有人会读这首诗吗？若有，一定不会无动于衷吧！

胡适在留美时期，看到日本的蛮横霸道，“在今日强权世界”，“都成确论”，而浩叹“世衰之为久矣”！发愿以“人道主义之说”，

“擒贼先擒王”，首先去感化日本。或有人笑他年轻，不免轻狂，但你能否认他“内心汪洋一片”吗？胡适很早就带着结实的游杖上路，步履坚实。中年胡适在日本有不少人脉和影响，他主动要求出使日本，应该有利用这样的条件，实现这一颇富理想主义的夙愿吧。（胡适在务实的外交活动中，渗进道义的宣播，在他使美期间，有淋漓尽致的发挥，为世人所共知。）

块垒在胸，“卞和献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仍然步步进逼，不断制造事端，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全面战争的鼓声已隐约可闻了。

对此胡适一直予以密切关注，有着自己明晰的思考。他的态度仍然是留学时期的“镇静处之”，“不能轻言开战”，以及外交上“伤害最小的选择”（1915年3月28日致韦莲司）。

1935年，胡适致王世杰3封信，全面表达了自己对日策略的思考。后两信虽然也谈到中国被抵在墙上，被迫应战，作出“绝大牺牲”，“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的决心。但他的核心立场仍然是避战，因为中国实在太弱了：我们“先做意大利”（妥协退却），“而后做比利时”（决一死战）。

给王世杰的第一封信因太急促而未存底稿，已佚。但胡适1935年7月26日致罗隆基信中，为我们留下了此信的大意：“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求得十年的和平，方法为有代价的让步”——与后两信的立场完全一致。

（甚至在参加蒋介石庐山谈话会，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宣布全面抗战后，胡适仍然幻想和平，致使他一度与汪精卫、周佛海等搅在一起，成为“低调俱乐部”的成员。胡适还准备了书面材料向蒋介石进言，“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主张作外交上的最后交涉。）

这有违大众激烈的迎战呼声，因此遭到最严厉的责难和谩骂。但他“闻谤不辩”，不在乎。这种低调避战的立场，是一个爱国心切的学者的最理智、最深刻的选择。战争毕竟是人类最酷烈的互残，是生命和财富的无量填充，特别是千千万万血肉之躯的殒亡。

但国民政府的表现却使胡适失望。1932年5月8日胡适在《上海战事的结束》一文中，就批评“政府一味敷衍民众，高唱‘抵抗到底’而实无抵抗的准备，高唱‘兼用外交’而实无外交方针”。1935年6月20日给王世杰信中，对“何梅协定”甚表不满，“此回事全是无代价的退让”。“若如此下去，岂不把察哈尔、河此、平津全然无代价的断送”？1936年6月9日给翁文灏信，以亲身经历批评华北军政要人“愚昧”、“又太‘予智自雄’”。“用人此是根本大病，我不能不深责蒋先生也”。“今日事势已近如火烧到头上，中央对此，仍无整个计划，真令人焦急死”。

于是他异乎寻地、出人意外地主动请缨出使日本，想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避免全面战争的发生。

不能说胡适是个行政干才，但他对大局把握的精准，对未来趋势的眼光和预见，是无可置疑的。我们还可以从九一八事变之后为数众多的对日言论，从他第一次知道汤因比预言太平洋战争后的兴奋，并最频繁地重复它、将它作为考虑时局的一个基点，看到胡适的智慧和识见。也许正是这种自信，使他块垒在胸，像“卞和献玉”般地、激情难抑地，打破成规，主动要求出使日本，介入实际外交操作。

胡适“自愿担任驻日大使”，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不仅对于研究胡适具有重大意义，对回顾抗战历史、研究现实对日关系，对日本反思战争罪责也不乏启示和价值。其中应当有故事，但现在还未发现更多的细节去丰富和充实；我们只能等待未来史料的出现。

（刊于《文史天地》）

主要参考资料：

《不思量 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

《胡适留学日记》（上）（下）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

《胡适年谱》（修订本）

耿云志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8月

《胡适书信集》（上）（中）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9月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夏侯叙五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

拙作《胡适与太平洋战争》

见向继东编《2015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16年1月

《胡适笔下的日本》见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