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剧变中，沈从文自觉而明智地告别文学，把自己整个地交付给时代的一个“冷”地方——历史博物馆，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服饰，应该是很早的。据历史博物馆同事李之檀介绍，他一贯热心文物的征集与收购；“他收购的方面很多”，“尤以织绣、服饰最为丰富”。
沈从文（1902.12.28—1988.5.10）
沈从文敏锐地发现，中国古代服饰是座“富矿”，具有极大的学术研究和实用价值。当他发现日本学者已经占了先机，深感耻辱，发愿要写一部中国古代服装史。
他没有想到，这本开创性巨著，像个软木塞，要在时代的波涛上，颠簸那么久；在神秘的历史辗盘里，要经受那么严酷的磨砺。
周恩来安排任务
在历史博物馆，沈从文被认为是“反动作家”，没有受过“足秤科班”的训练，又在“不恰当的时候”得过“不恰当的病”；不仅不被重视，反而常常受到侮辱、作践，甚至公然的“训斥”，说他“不务正业”、“不安心学习工作”，“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在很长时间里，连个办公写字的地方都没有。
但沈从文不为所动，“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自言“人生是一种沉默的斗争或一个沉默的战场”——他明白自己及自己工作的价值，永远“都感觉到生命充沛热情”，不管不顾地工作着。
在“反右”后的一份检查中，他表达了想“集中精力摸摸丝绸，扎实搞几年服装史”的愿望。1959年7月，给大哥沈云麓信中提到，我希望“把服装史工作打个基础，好供全国使用。”翌年，给大哥信中又说：“近日正在草拟个服装史的计划。”——这表明，这项工作，沈从文正式着手了。
沈从文、张兆和晚年与两个孙女在一起
在此前后，沈从文为轻工业出版社草拟《中国服饰资料》目录，用到六七百种图像和石刻。还撰写了《从文物中所见古代服装材料和其他生活点点滴滴》《古人的穿衣打扮》《假若我们再演〈屈原〉——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服装道具如何古为今用》等文章。
届时领导人出访，甚至周恩来总理也是，礼品书竟然是小小一本《新华字典》。这与历史悠久的泱泱古国太不相称了。1963年冬季，周恩来与文化部领导谈起，常见人家有服装史、服装博物馆，我们能不能编一本历代服装图录送人。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回答说，沈从文正在研究。
至此，这项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折。历史博物馆建立起领导协调体制，调配美术组多人给沈从文做助手，另有相关人员配合。1964年初，工作全面展开，提出要赶在10月前出版，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
出现如此转折，沈从文又添了隐忧，写信向大哥吐露：“我的构思基本方法，和一般人又不大同”，“又照例得层层”送审；必须“迁就他人意见，说些和本书无关的话”，“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习惯话，反而把真正研究心得大量删去”。但“个人头脑”中的东西，终于可以“转为公共的知识”，他毕竟感到欣慰。
工作极端紧张，沈从文每天要写六千字，适当引申文献，综合分析比证，做出简洁的说明。届时他高血压和心脏病都很严重。但他已有大量积累，领导为了赶任务也“要求不多”，沈从文很快完成了任务。当年 7月，康生题了书名，郭沫若作了序，沈从文写了“题记”，出版社打出十部样稿送审。
但此时，社会上正在讨论毛泽东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批示。历史博物馆组织三人小组进行修改，事实上只有沈从文“能掌握轻重分寸”。但他已敏感到风暴在酝酿，“老担心将来出乱子”，甚至“早把出版理想放弃”了。1965年9月，给参加“四清”的张兆和信中设想，干脆把研究文字全部删去，只光禿禿出个图录。
大动乱开始……
风暴如期袭来，沈从文立即成了“牛鬼蛇神”、“反共老手”，屡被批斗，扫厕所，罚劳动；抄家八次，3间屋只剩1 间，余下书籍只能以七分钱一公斤卖给废品回收站。《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成“大毒草”，临摹的图像原稿，被造反派贴在大字报上批判，全部毁去。
齐燕铭因为支持沈从文编这本书，被红卫兵绑在历史博物馆小礼堂批斗7个多小时，沈从文因患有严重疾病，被绑在隔壁房里听“乱骂”。
“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说明稿校样
沈从文在给亲属和朋友信中表示，自己已成“浮沫”，“感到恐怖”，过去近二十年“耐烦热心”的工作，“毁去了”。
如此情势，《服饰》根本无法出版。出版社将稿子和图版，装麻袋拟作废品处理。同事李之檀他们得到消息，赶紧抢救回来。1969年11月1日，造反派发回抄去的照片、文稿、记事本，《服饰》改正稿也在其中。这使沈从文看了到一丝希望。
1969年9月，张兆和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不久历史博物馆领导也找沈从文谈话，动员他下放。11月16日，沈从文致信馆中领导，希望不要离开北京，继续研究，认为这更有意义。但没有用。
11月18日，历史博物馆决定沈从文等老弱病18人下放干校，月底前离京。沈从文心中很乱，两夜未睡。11月22日，给小儿子沈虎雏信中说：“一桌文稿，看来十分难过，虽允为好好保存，我大致已无可望有机会再来清理这一切了。比较难过，即近廿年搞的东西，等于一下完事，事实上有许多部分却是青年人廿卅年搞不上去的。也可能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人搞的。”
11月30日，沈从文由大儿子沈龙朱陪同登上南下火车。动员会要求下放18家，到欢送会前只剩5 家，等沈从文上车，才发现其实只有3家。到了目的地，才知“榜上无名”，“折腾了约四个小时”，才勉强安顿下来。
在咸宁五七干校两年多的时间里，沈从文住处迁移六处，使他惊魂不定和恐怖。当地潮湿多雨，住所房顶有窟窿，大雨过后，房内成了河，蟋蟀、青蛙、锦纹蛇的鸣叫声，“与窗外田蛙相呼应”，“形成一生少经的崭新环境”。他庆幸未开箱抄写《服饰》稿子，否则“可就糟了”。
但工作像一条斑谰的虹霓，永远挂在沈从文的天空，在家书中，几乎每信必谈。
1970年6月18日，给张兆和信中说：“特别是那一本总理同意编的《服饰资料》廿万字说明，内中对于近二千图像提出不少过去人还未道及的新问题，即仅仅对于鉴定旧人物画时代而言，就相当有用！”
1970年7月16日，给张兆和信中说：“我实忘不了近廿年业务”，“如《服饰资料》说明改正稿约廿万字……能破千年来帝王权威共同形成的错误和虚伪的”。“但这里无书核对材料”。沈从文似乎完全绝望，但顽强的信念依然鼓励着他：“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
他还写信在京的历史博物馆领导王镜如，要求回京治病，并继续文物研究。此信嘱在京的大儿子沈龙朱转交。沈龙朱将信转寄后，又去面谈了一个多小时。1970年7月26日回信父亲，告之王镜如的意见：回京治病可向干校提出（沈龙朱认为可能性很小）；你的文物研究几份资料，“还没有经过批判”，不能评价过高。
失望和艰苦的生活，使年近70的沈从文高血压和心脏病愈发加剧。1970年11 月13 日夜间，腹痛剧烈，转辗治疗后，诊断为肾结石、高血压、心脏病并发症，住院四十天后，生活自理已十分困难。
无奈之下，他又三次致信干校二十三连领导，请求“允许我暂时回北京治疗”，“我虽已迫近风烛残年，如能使病情稍有好转，尚希望到另一时，还可以能将近二十年所学文物点滴零碎常识”，“稍尽绵薄贡献”。
经过沈从文力争，1972年2 月，这个70岁的老人终于获准回京治病。
艰难地工作
回京后，沈从文以不断续假方式留在北京。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就买了不少旧图旧书，把一个小房填得满满的”。被占的房子讨不回，他也顾不上，一个人在小屋里工作，对《服饰》进行修改增删。他描述道：“为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许多较贵的图录，尽可能把它分门别类钉贴到四壁上去”，还“纵横牵了五条细铁线，把拟作的图像，分别夹挂到上面”。“不到两个月，房中墙上就几几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图像占据了”。
4月下旬，历史博物馆领导要求沈从文将文稿从20万字压缩到5万字。——他长期艰苦搜寻、稽索、钩沉、抉隐的材料，他用自己独特的生命感悟和独特的文笔熬制出来的独特心得，现在要大刀阔斧地自己砍斵，是怎样的一种锥心之痛。而且，但沈从文深感“压缩工作说来省事，作来不容易。非身当其冲而又有甘苦经验”，不可能体会，“不免有无可奈何感，但还是尽力为之”。不久，领导又改变了态度。
1973年约2 月，沈从文服了老友林葆骆介绍的蚕蛹偏方，身体出现了奇迹——多年的疾病症状全部消失，日夜工作不知累，如同“返老还童”。这样，他似乎得了“工作狂热症”。生活乱了套，不是忘了吃饭，就是忘了睡觉；三个月不理发。为此，老两口闹起了矛盾，沈从文写了万言长信解释、沟通。
这年5月7日，沈从文终于把修改稿交到馆中，并充满信心：“我大致还可望看到印出的这本大型新书！”还天真地想象，书籍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好评，再继续编十到十二册。
稿子交上去了，沈从文仍在思考修改补充；但从此稿子没有了音讯。沈从文请求退还原稿。——他万万没想到，这却是一个长时间令人心酸的过程。
也许领导难见，也许表示郑重；这年11月20日致信杨振亚、陈乔，几乎用哀求的口吻说，“盼两位领导能实事求是，让我来为国家赶赶工作吧”。“让我用我的稍稍不同于人的学习方法，即早把那个服装史完成吧”。
1973年12月、翌年2月，又分别致信领导索稿，以便重抄及补充附图。
1974年8月14日，沈从文眼病转为严重，紧迫感使他再次致信副馆长陈乔，要求退回稿子。
8月20日，又致信同事陈大章、李之檀请求帮助讨回文稿。
经过15个月的索取、哀求、等待，1974年8月下旬，历史博物馆终于将稿子退回；但同时告之，馆里抽不出人来协助工作。沈从文只好“独自为战”。
秋冬之际，沈从文视力有所好转，工作加快了节奏。为补充附图，特请社科院考古所、也是沈从文的“小朋友”王㐨帮助，把形象资料照相放大；又从荣宝斋、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寻求摹绘附图的解决办法。
1974年冬，沈从文在张兆和居住的小羊宜宾胡同的宿舍院中
1975年1 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杨纤如教授在图书馆偶识王亚蓉，便介绍她来帮助沈从文绘画。历史博物馆经过政治审查、业务考核决定录用。王亚蓉好不容易从原单位调出，却被告之不能做沈从文的助手，而在另一处摹画。王亚蓉觉得“不能让老人寒心”，决定拒绝，成了“悬空人物”。——失去工作单位，既没有收入，还成了“闲散人员”，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可怕的。但王亚蓉无怨无悔，全力为她崇敬的沈先生服务。虽然沈从文每月资助她20 元，但为了她的前途，仍焦虑不已。后通过王㐨，好不容易将王亚蓉调入社科院考古所。
（这个故事在王亚蓉的笔下，和众多的文字中，都一笔带过。笔者以为，一个姑娘有如此的侠义胸怀，可说是“义薄云天”，是当代学术史上的璀璨记忆，应当郑重书写！）
王㐨和王亚蓉每天下班后准时到沈从文家里“加班”。《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一书中三四百幅小画，多完成在这个时期。
沈从文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他描述道：
由于房中过窄，住处有个面板作成的小条几，天一亮我就把这份家具搬出到院子中，坐在从双溪带回的小竹凳子上，把我那份工作，照老办法一页一页翻看下去。直到阳光逼近身边时，再逐步退让到檐下。约十点半左右，檐下已呆不住时，即退到廊子下去。如此这般又过了一年。
1976年1月，在王㐨和王亚蓉的帮助下，《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新稿完成。沈从文开始校改。但能否出版毫无信心：“报废于刹那间的可能性已十分明显。”
拨乱反正后，《服饰》重新受到关注，齐燕铭多次问及。沈从文又燃起希望。
1976年地震波及北京，沈从文一家到苏州躲避。1977年2月，沈从文牵挂工作，独自回京，但体力下降，以他的说法，是“把人闲老了”；但工作仍然紧张进行。5月12日，沈从文给苏州写信说；傍晚七点半“觉得地下在轻轻移动”，“才下狠心，今晚一定暂得放下搁在桌上、压在心上那份廿万字的说明稿的清理工作”。还说：“经常是（稿子）看得脑子感觉到重沉沉时，才躺到床上去休息一会会，才又回复到桌边来看。”——从泥泞般的疲惫里爬起来，让生命尽力漫涨，这就是一个75岁老人的“蛮力”！
沈从文身体状况变坏，“真是警钟频敲”，紧迫感愈加强烈了。
8月，他上书邓颖超，反映各种困难。10月初得知王㐨要外出工作，立即去信希望见面：“有的事，应当告告你，和此后处理我那份资料，不成熟的杂稿有关。”——似乎要作最后的交待。
1978年，社科院历史所成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王㐨与王亚蓉成为沈先生的助手。
11 月18日，回复表侄戴思文信中说 ：“我是否还能看到《服饰资料》付印……已难估计”，“我的工作或许也快到了尽头”，“从某些人看来，我或已近于‘死人’”。
这些文字背后的辛酸故事，可能永远湮没。但《服饰》一书的修改出版困难重重是明显的。而且工作量巨大，沈从文以一己之力，或只依靠王㐨、王亚蓉的业余贡献根本无济于事。
胡乔木干预
据王亚蓉回忆，她调入社科院时，认识了社科院秘书长刘仰峤先生，由于她与王㐨的“吹嘘”，自1975年起，刘仰峤逐渐了解了沈从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工作困境，正式向社科院院长胡乔木作了反映。1978年4月，在胡乔木安排下，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但大动乱初歇和种种原因，服饰研究仍无法正常开展。
8 月，沈从文写信给张宇和夫妇，谈到在社科院，“传统史学考古都还排不上队”，《服饰》在“博物馆中工作中倒还有用，一离开博物馆，工作即不算得上‘研究’，而且材料也不大好办。给人印象或将是莫名其妙”。
9 月中旬，沈从文回复一位教师朋友信中说：“自己待结尾的工作，还因住处过窄，材料无法集中，近于无可奈何中，等待有个工作室时，才有办法。虽然所里院里都得到‘优先’允许，但事实上这个优先是不大容易转成具体的。”
9月13 日，情急之下，沈从文写信给胡乔木，要求：一是希望能调整住房，有个大些的工作室以便开展工作；二是调王㐨、王亚蓉。
从10月6日起，可能在胡乔木的干预下，社科院破例在友谊宾馆为沈从文租用两个大套间做临时工作室，在王㐨、王亚蓉、李宏等几个助手配合下，为《服饰》作最后定稿工作。由于工作量巨大，还借调在内蒙古煤矿工作的北大历史系研究生胡戟协助校对文献。夫人张兆和与侄女沈朝慧也一起上阵。
经过三个月连续紧张的工作，沈从文“无日无夜赶工作”，“忙得个昏头昏脑”，对书稿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增加了许多新的文物资料，新绘插图150幅，说明文字增加到25万字。
1979年1月10日，书稿终于完成，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消息传出，国外出版社赶来洽谈，愿付最高稿酬，均遭沈从文拒绝。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30年，工作很少得到支持，还受到诸多屈辱，“环境和条件极端苛刻”（张新颖语），离开时也相当绝情：“不是主要人才”，“要走就走”；现在却要求署名。沈从文发了犟脾气，说：你们署名，那我就不署名了。
书稿很快交北京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后获悉该社拟与日本合作，沈从文坚决收回了稿子。后转入人民美术出版社，但该社也计划与日本合作，沈从文再次撤回书稿；但发现文字被随意改动。这部稿子历经近20年，是沈从文神魂与共、拼却生命的结晶。沈从文十分恼火，不得不重看一遍，把改过的地方再改回来。
折腾、等待，一晃就是将近1 年，沈从文失去了耐心。1979年5月给小儿子夫妇信中说：“原说三月即可校印，如今已近六月，还渺无消息”。“也许直到我死去，还无从出版”。住处太小，来了校样，也无处工作，“反而觉得付印无消息压力较少为合理了”。同年11月则说：“这书已搁了十六年，折腾得精疲力尽，我早已厌倦提及。”
1980年1 月15日，沈从文无可奈何，只好将稿子交给社科院科研局，最后终于确定交给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该馆一拿到书稿，总编辑李祖泽神速抵京，到小羊宜宾胡同拜访沈从文，商量出版细节。小屋里只有一张藤椅，主客互让，不愿独坐。那天正值大雪纷飞，两个人站在院子里畅谈，任雪花飘落到身上。
这是中外文化史上少有的风景——他们谈的是国家一件“国礼”，民族文化的一件大事，人类物质文明的过去、又关乎今天和未来——当时留下了一张照相，破败的小院子里光辉灿烂。
1981年9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开本、文字25万、图像700幅的精装本正式出版。书中上起殷商、下迄明清，运用历代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对三千多年的各朝服饰制度和服饰工艺进行了广泛而精到的探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文史研究、古文诠释、历史画创作、历史剧演出以及服装设计均有重要参考价值。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立即赴京，往沈家送书。届时沈从文79岁。
从1964年算起，这部书的出版经过了17年的时间；如果从1960年草拟《服饰史资料》目录算起，则是21年；如果从1950年代中期，沈从文起念写这本书算起，时间就更长了。
这个初版本有300本特别签名本，定价800港币，书未问世即订购一空。出书后很快受到国内外重视，欧美来人洽商，以英、法、德文翻译出版，台湾出现盗印本。中国大陆作为国礼，先后赠送给日本天皇、英国女王、美国总统……
但沈从文为该书的增补、续编10册的工作仍在继续，琴弦仍然紧绷着，还将奏鸣。然而终于松弛了，永远没有人再听到他的声音了。
一九八八年，张充和为沈从文题写的诔文
——11年后，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初版本的增订本，由沈从文生前最得力的助手王㐨抱病完成。此时，沈从文离世已经4年。
——近30年后，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从晚清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海外华人学术名著，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学术检阅，《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名列其中。历史是张大网，网眼很大。但是，如果“做到了不可能的事”，注定会被铭记。
沈从文的这本大书，它“新鲜的、丰富的、结实的”学术成果，“姿媚转胜”的语言（黄裳语），是一个文学天才改业后的杰作，是历史的一个偶然。或许，它的学术成果终将会被超越，但其开山之功，以及沈从文“坚百忍而图成”的精神永存。
——沈从文是沉重的话题，高贵的骄傲，一个的寓言。
（刊于《名人传记》2020年第11期，有修改；此为原稿）
参考文献：
《生命流转，长河不尽：沈从文纪念集》张新颖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
《沈从文年谱》（1902——1998）吴世勇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王亚蓉编著 商务印书馆2014年10月
《沈从文的后半生》 张新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王业蓉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2 月
《沈从文家书（1966－1976）：离乱期的郁虑深忧》刘红庆编 新星出版社2012年12 月
《沈从文家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
《沈从文九讲》张新颖 中华书局2016年3月第2 次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