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流与非主流之变
法国革命时期，人权宣言是革命主流，但是也存在遗留问题，就是克鲁泡特金所谓经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合众国独立宣言’从1776年以来就很著名，视为民治主义信仰之表现，这个委员会也就仿照办。不幸它里边的缺点也抄来了‘国民会’也像聚集于非拉得尔非亚议会之美国宪政党一样，于宣言中把民间的经济关系抛却了，它祇确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民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政治之权，以及个人之宪法自由。法国的宣言之所以对于财产，祇注意去规定‘不可侵犯的，神圣的’性质，并且说，‘未经法律明定由公家所取，或未付公平而预缴的赎金时，个人财产得以保全。’这就明明是拒绝农民对于土地权的权利，而不会废除于那源于封建的追索。”“……由于封建制度及独裁的王权而建立的财产权利，动也不能动。”（克鲁泡特金 《法国大革命史》）
这个情形的改变，是以后出台了《宪法序言》，从而取消了所有王室贵族特权。克鲁泡特金的意思是，是人民而不是资产阶级促成了“各国进步之目标”。而在这个促成者群体当中，共产主义者成为法国革命时期共产党活动的主要目的。何以“共产党”这个词汇出现在克鲁言及之法国革命时期，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稍后的绍述中，他说：“比洛发棱于1793年发表一本论着，公开的攻击大财富”——“后来（他的观点）被国际劳工会于巴勒开大会时所采用。”
他说，“1793年之共产主义还不是个完全的学说，……不是由私人研究所得，是起于当时运动之需要。”尤其关注土地问题。他认为，此时的共产主义高于1848年之社会主义，“它直接攻击生产之分配。”（他提到普鲁东的“互助论”和“人民银行”论——“银行盈利倘有余利，应该归还给全民。”
“在1793年的宣言中却已形成了共产主义之三个主要方面：土地共产主义，实业共产主义，商务信用共产主义。”
以上关于消灭私有制度的共产主义，在革命实践中，被反对之的主流派罗伯斯庇尔等人弹压，排除；但是，并未能完全消灭之。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带来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成为日后共产主义依然盛行的原因。于是，建制和理论基本完备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治经济结构，还是为西方非主流之马克思派所罔顾和曲解——当西欧国家比较顺利实现自我调试和建立资本法治秩序的时候，俄国之未能如此做法的资本主义准政权，就面临斯托雷平农业改革以后的混乱局面而导致十月革命。所以，主流之外，非主流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列宁主义，即可乘虚而入，成为非主流之变，变成列宁主义主流、社会主义共识（当然，齐头并进的，还有资本主义世界反对布尔什维克之另外一个主流）。
两个主流对峙的结果，大而言之，是资本主义占据上风；俄国和中国之反对资本主义力量成为非主流，是经过了将近百年多的斗争和博弈。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带来了正面的革命效益。他们“踢开腐朽之门”，创造了人权价值涵盖经济公正的主要面向。虽然，这个经济结构在30年代再度遭受挫折，遂使罗斯福主义新政出台而导致后来凯恩斯主义的滥觞。但是，究竟是罗斯福主义拯救了美国，还是战争使其经济改观，却是一个争议之课题。在二战中，极权主义政府和欧美民主政府之间的合作，却在新时代带来主义之争。
美国普世价值的世界化，丘吉尔在罗斯福死后提出的“铁幕”揭示；乔治。凯南提出之“遏制政治”，马歇尔计划和日本民主化等课题，遂是这类普世价值的普及和努力。大转型甚至在理论上，开辟了哈耶克等人的自由主义新局面，而凯恩斯亦向哈耶克表达其中赞同之意。但是，风水轮流转。中国崛起和苏联瓦解，使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再度泛起，暗波汹涌；中国价值论和普世价值论，重新争宠于世。实际利益、国家利益的考量，使得旧有罗斯福甚至丘吉尔绥靖斯大林的面向再度出现。于是，二战由于反对希特勒组成的价值之非的同盟，转变成为中美两国的、几乎是两极对应。老欧洲和日本，在这个极轴的价值取向上表态非常模糊。中国内部之普世主义者，遭受一种暂时的重创。
于是，短暂出席的中国价值，似是而非论，影响不小；和历史上绥靖哲学观两排即合，一时张狂，似成强势。遮蔽了人们的眼光。
为此，我们再次回顾罗斯福主义，在杜鲁门主义改革之后如何式微，走进历史；而杜鲁门主义，在争夺自由话语权和实际控制权上，既有西欧马歇尔主义的胜利，也有对待中国问题的忽视于挫折——加上韩战之不败不胜——造就了眼下的局面。
这个中国“不通”问题，遗留迄今，并未能够解决。一种估计是，美国普世价值可以克服眼下的困境，走出谷底；另外一种估计则是，美国实力就此式微，不得不与中国价值论犄角对峙，和平共处。
什么样子的智慧，能够最终诠释出一个合理明智的答案，确实要看现实经济实力如何走向，要看罔顾普世价值者，是不是和前苏联一样，并不能解除对抗普世价值，最终导致崩溃的命运；而促成这样的结局，美国“同舟共济”政策，是不是罗斯福共处斯大林之政治结构的重演。这些问题，一看时势走向，一看人为之意志和努力。
二，斯大林的“牧师面目”
二战时期，罗斯福主义出台其“免于恐惧之自由”之《大西洋宪章》，主导人权主流价值。但是，罗斯福乃至丘吉尔对于斯大林所抱之幻觉，可谓人权主流之叉，成为斯大林是所谓“牧师”本质的一种歪曲写照。也就是说，“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和相对认可斯大林和苏联相辅相成的一种世界政治观——这是一个十分滑稽的现实，一个十分荒唐的原则——就和现在美国人对待中国政权很类似。罗斯福的这个观点十分有名。
“罗斯福向其内阁谈论斯大林说，‘除了他的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特质外，还要某种特质。’他认为，这个特质可能和斯大林早年受的是要当传教士的教育有关，‘我想，他自动感染基督绅士如何举止的教育。”（基辛格 《大外交》）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美国人甚至害怕斯大林这个“温和派”下台，“如果斯大林不测，我们不敢预言结果应是如何，我觉得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理性。敏感和了解，但是，我们永远不敢确信克里姆林宫他背后的人是何种人？何种事？”（同上/霍普金斯语）
人们或许要问，如果罗斯福不是很快死亡，以其力对峙斯大林，是不是可以呈现伟人制约伟人的超级呢？是不是可以排除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态势而走向苏美共治，且以人类共同的价值和道德作为原则呢？国家利益和独裁人格，是不是可以像70年代基辛格和尼克松对于毛、周的赞扬一样，化解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之异呢？他们是不是可以在恪守“新边疆”的界线以后，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呢？所有这些民主对极权、对专制的政治考量，是不是要让位于伟大的罗斯福和伟大的斯大林之间的、伟大的个人关系呢？是不是战争既可以反对拿破仑，又可以容忍塔列朗呢？
这些政治课体极赋诗意，却是一派妄言空想。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根本就没有对于意识形态的关怀；他们祇是一些极端残酷的现实主义者——斯大林懂得罗斯福，罗斯福却不能像丘吉尔那样了解斯大林（虽然，丘吉尔最后也会犹豫）。以后美欧苏联走上冷战，说明罗斯福理想的湮灭。
伟大的罗斯福至死也没有厘清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是不是可以被西方主流之价值控制，说服和改变。很可惜，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没有兑现或者认可罗斯福主义和《大西洋宪章》之丝毫。他在波兰起义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请求苏联红军出动，以解救受到纳粹力量灭绝的波兰起义部队，受到斯大林断然拒绝）和卡廷惨案上的举止说明，斯大林不是什么牧师，而是地地道道一个屠夫。任何美国式抽象价值成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嘲笑和亵渎的对象而无其他。
在短暂允许匈牙利等国家实行联合政府（非共产党亦参加）后不久——他甚至并未及时镇压波兰出现的骚动——“多党治”之捷克，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旧制度即告让位于新民主从而完结。（这个启示让人想到毛式“联合政府”这个词汇的某种由来。）
为此，罗斯福将中国北方划归苏联于此会议。
为此，罗斯福主张战后世界由四大警察国家维持和平秩序：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基辛格认为，“罗斯福构想不能实施，是因为没有从战争中产生真正的权利平衡，因为斯大林一旦去掉德国这个心腹大患，已经毫无顾及要推进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甚至不惜与昔日战时盟国反目对峙。”
他们共同防止塔列朗（新译塔列兰）之流出现在战后会商中以争取德国利益。
罗斯福“不想以驻军欧洲来抗衡苏联。”（同上）
罗斯福反对老式殖民主义，要放弃菲律宾，而反对丘吉尔的殖民主义坚持——以后在苏伊士运河问题，美国人继承其旨，反对英国。
罗斯福反对老欧洲“均势”外交，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提出联合国构想；在布雷顿会议上讨论世界金融体系；……
更早时候，罗斯福和艾森豪维尔将军直接反对盟军独占柏林（斯大林诳骗艾森豪维尔，“两个星期”——原说一个多月后——就发起战斗）和拿下东欧的战略，使得苏联可以在东欧制造苏联殖民地。
当一切国际公共议题接近完成的时候，“他企图争取斯大林信任的手法之一，即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他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说，‘温斯顿脸红气胀地邹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约瑟夫‘。……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
他说，斯大林是“俄国心灵纯真的代表。”（同上）
那么，对待这个斯大林，丘吉尔是不是坚持到底？不是。在晚些时候，就连丘吉尔也说，他也可以和这个独夫“兄弟般相处”了。
是的，美国人并未继承伟大罗斯福的“凡是”。但是付出了时间长和成本高的惨重代价。
三，人权宣言和其载体之矛盾
战后联合国所谓《人权宣言》之出台，比照法国革命《人权宣言》和《大西洋宪章》之情形，一点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主要弊端，就是秉承了罗斯福战后美、苏共治的原则而使得苏联具有仅次于美国之地位；是为战后两极统治世界战略构思之形成。苏联在联合国具有否决权。从理论上说，这个否决权，就否决了人权的百分之五十。加上中共政权代替蒋介石专制主义政权加入之于70年代，使得联合国继续成为不单一个极权，尚有两个极权政权参与的国际组织——加上无数罔顾人权的苏丹索马里朝鲜伊朗之类人权涂炭国家的王宫贵族混迹其中，形成数人头的多数妄政，联合国究竟是什么东西，业已无需赘言。故此，我们所谓正是联合国罔顾联合国人权宣言——即指此种人权主义的荒诞戏。
70年代初期，非洲专制国家君王把中共迎接入之，更是联合国和美国罔顾人权的一个劣迹：那时，中国正在经历最最涂炭人权的文革。几百万，几千万人继大饥荒以后死亡；毛不单破害民众，就连其官员也进行杀戮。联合国对此置若罔闻，祇是用一个民族主义代替了民族民主主义——这就是我们所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对于民族民主运动的悖项和亵渎——这种使得西方殖民主义陷入被动地位的民族“不民主”解放运动，正是列宁主义和毛主义陷西方主流价值于万劫不复之地的一个宝贵。因为，不单毛主义这样看待老牌殖民主义，就是美、英之间（如，对待苏伊士运河问题等），美国罗斯福主义，也是以反对殖民主义为其新美国世界观。所以，在反对丘吉尔老殖民主义上，罗斯福的做法非常奇怪：他反对殖民主义，却更加反对丘吉尔之反苏主义——甚至，丘吉尔最后，也被所谓斯大林的鬼魅所惑，以为和魔鬼也可以兄弟相处了——更加甚者，正是这个丘吉尔，在麦克阿瑟要打击中共军队后方之鸭绿江时候（韩战时期），他跳出来予以反对，以成全东、西柏林为代表的“新边疆”政策。
在叙述整个中国被毛占领的某些书籍中，比如，基辛格之《大外交》，关于杜鲁门放弃蒋介石中国之原委，几近呈一字皆无之怪现状——因为，他要正面肯定其与尼克松朝仪毛泽东的“正确性”——所谓跨越历史和跨越世界之时刻。这样，基辛格这个犹太人像历史上很多犹太人一样，成为依附西方主流喉舌的附庸、丧失了所谓实事求是之风格。因为，当基辛格十分清醒和十分精彩地叙述过罗斯福和丘吉尔，如何被斯大林主义欺骗于股掌之上的篇章；在叙述不能让塔列朗式的人物，主宰二战以后之命运，一如其主宰或者部分主宰了维也纳神圣同盟之于拿破仑后一样。整个西方社会忽视了他们所谓非主流地段的防卫和考量，竟然把整个中国和韩国抛弃于美国视线之外，成为朝鲜进攻汉城的直接导因。
“李普曼批驳凯南认为苏联社会含有自我灭亡的种子的假设前提（见其苏联”一旦变故，即会变天“论——自立注。）他认为这个理论太冒险，不能作为美国政策的基础。”
“李普曼强调亟需建立评估标准，以界定在何种地区抵抗苏联扩张行动，攸关美国的重大利益。”
而华莱士更说，“杜鲁门把苏美冲突看成民主与独裁的对峙，纯熟虚构。”“俄国人今天享受的自由比以往大多了。”
还认为，“美国和其共产党对手之间在道德上并无高下轩轾之分”。
在此层面，美国实际上业已调整到世界警察（其实是“一个”警察，不是“四个”；剩余一个不管用；另外两个，是警察加土匪）之作用，之地位。（“白帽人接受黑帽人彻底洗心革面，才会出现外交接触”——凯南说。而华氏缓和和亲苏论完全破产；他被杜鲁门彻底抛弃——……最后，是以苏联本身的破产为证：华莱士是一个错误）。于是，和李普曼说法刚好相反，不是美国不应该管控非重点地区，反而是因为其管控失力和顾左不顾右（东方）之做法，造成韩战之先声。这个教训一直延续至今。所谓苏联解体，中国崛起，美中“同舟共济”之战略，正在延续罗斯福丘吉尔所谓斯大林牧师主义之绥靖、之演化。所以，当人们祇是看到人权宣言所鼓吹的、各个时代之西方主流价值的时候，他们往往忘记了，在每一个时期，人权宣言之后，所隐匿的人权不得声张和人权被其他主义取代，遮蔽和涂炭之历史。
法国革命在拿破仑复辟时期以后，自然成为既不要绝对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之法典时代。但是，正是因为所谓经济问题之未解决或者未完全解决之，革命遗留的社会“解放”课题，成为一种新革命之悬机。这个新革命就是俄国革命——而克鲁泡特金，正是从这个契入点着力，证明俄国革命为法国革命之延续，之补充。列宁和克鲁泡特金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并未镇压无政府主义，且为克鲁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克鲁泡特金返回俄罗斯，1917年6月，75岁高龄的克鲁泡特金返回圣彼得堡受到热烈的欢迎，他拒绝了临时政府为他提供的教育部长职务，致力于写作伦理学史，1921年在莫斯科附近的季米特洛夫村逝世，葬于诺沃德维奇公墓，成千上万的人打着无政府主义的黑旗为他送葬。为了纪念他，苏联政府将远东的一座城市命名为克鲁泡特金。”（援自“维基百科”资料）
正是因为列宁重视这个主义毁灭传统，实行极权，大规模杀戮面向等等，而完全罔顾无政府主义绝对反对权威这个面向。所以，在工人大众于1918年号召重开议会的时候，列宁向工人大众举起屠刀。红旗和尸体一起落入彼得堡的阴沟。
在德国，正是因为俾斯麦对于社民党人马克思和拉萨尔具有众人皆醉他独醒的敏锐眼光，故采纳某种宪政（议会道路）和福利政策并举之道，排除了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萌芽。
在法国，早在夏多布里昂的言谈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思潮对于个人权益的威胁甚至戕灭。（见夏氏 《墓后回忆录》）。
在英国，边沁，穆勒等人倡言之自由主义，更是继承了中世纪西方国家汉撒同盟和自由市的自由、独立传统，使得英国自由主义在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找到了良性互动的代议制政府模式。
在日本，情形也差不多。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被议会道路和（对内）民主取代，使得日本主流知识分子和政客共襄反革命之举，硬是把片山浅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潮消灭于萌芽。
所以，人权之状况，所以能够出现在以后的西方朝野，正是因为他们摒除了人权不足之处，使其人权内涵并轨于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同时开放反对党运动，证实反对党地位，重视反对派作用——称其为“敌国”之制衡——于是，西方主流才不致于走上无政府主义攻击的软肋和社会主义觊觎的隙罅。
四，天赋人权和上帝之死
二战后期，所谓从敌方弱点进攻之战术，即从南欧而不是从法国沿岸攻击纳粹，旨在遏制苏联占领东欧之战略，即丘吉尔主义，遂告失败于西方主要国家。
罗斯福主义的孤立主义和大西洋主义，虽然呈现了罗斯福说服美国人民走出孤立主义柩穴，但是，罗斯福每每久托不决地对待丘吉尔的求援，使得英国人付出了极其重大的损失。
罗斯福在日本轰炸珍珠港以前，以及何以希特勒向美国宣战（而非相反，由美国向希特勒宣战于珍珠港事件以后），据基辛格说，是一个不解之谜。（见 《大外交》）
资本主义的东方软肋和隙罅——中国和俄国，受到列宁、斯大林、毛的无情攻击——东欧亦成为斯大林的卫星国。于是，人权之内涵无法和整个国际战略和世界“均势”脱离关联。国家，政权，美国和苏联的政权体制，恰好成为人权坚持和废黜的两个榜样。人权之个人主义前提，现在不得不和国家、社群、集体密切联系，甚至是互为前提。在任何一个国家体制中，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国家主义”，成为人权诉求的前提和条件。
这就是我们所谓人权诉求之第一个观察点，是看人权处境和国家性质的关系。
第二，才是纯粹个人诉求之意义，之价值。
三，这个意义和价值关系，往往不是取决于个人争取之之愿景和意志，而是取决于政权（专制和极权）之改革，之改造。等等。
人权宣言之所谓，在此刚好证明了阿伦特主义群社论和个体论的集合，正是因为她反映了以下两个面向：1，所有个体主义争取人权的诉求和斗争，每每是以群社之建构具体呈现的——也就是说，每每一个人，每个人，所有人的自由诉求，都是以群社建构作为争取之，争夺之，（为之）斗争之之前提。所以，结社自由最后归结到个人自由之载体——而不是以个人自由为诉求，最后还是回到个人自由。（言路自由，也绝对不是回到家里骂街而无能于公共媒体。）如是这样，那就既没有个人自由，也没有群社自由。这个道理，往往被人忘却和误解。
2，争取个人自由，往往被说成是争取个人心灵自由。他们说，你祇要在古拉格群岛里自由想像而并不废弃古拉格，也是一种自由，是心灵自由。而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是如是操作。他们的主义，建筑在近代国家体制之民主或者半民主甚至专制主义载体之上。这个历史大家有目共睹。到了现代以后，南非，印度甚至美国的自由，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了曼德拉，甘地和金的自由——那是自由的大、小问题，不是自由的有、无问题——在希特勒德国和日本殖民地中，大自由、小自由皆无。祇好战争解决。这是一个常识。
3，所以，混淆甘地主义曼德拉主义金主义，硬是要不问前提，把类希特勒主义也说成是不服从、反抗运动，和平、和解运动的同类，无疑是罔顾事实和前提。
在无法完成这样一种以社群为个人自由前提和条件的人权诉求中，人权之经验和超验的规定都会退步到形同虚置，流域空洞和伪善。在她驳斥了英国学者伯克的人权不最好（不如英国特权好之）观点后，呈现了这样一些层次分明的论述。（同上）首先，她认为界定人权与神权，天赋人权说之不同——“18世纪《人权宣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法律的来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历史的习俗，而是人。”（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固然，“人权宣言无视历史赐予某些社会阶层或某些民族的特权，显示了人从一切监护下的解放。”但是，“在此之外，宣言的起草者们并完全意识到另一层含义。宣布人权，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里有一种迫切需要的保护，因为个人在这个时代里，不再能安全保有出生时既有的财产，作为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也不再得到肯定。换言之，在新的，世俗化和解放了的社会里，人不再确信这些社会权利和人权，而直到此时，这些权利还是政治秩序之外，不是由政府和宪法来保障，而是由社会的、精神的、宗教的力量来保障。因此在19世纪，一致的意见是，每当个人针对国家的新统治权和新专横而需要保护的时，就必须提出人权。”（同上）（这是一个创新的见解：天赋人权变成上帝已死。）
然后，她指出人权观念在西方对东方（主要是中国、朝鲜等国家）国家里，实际遭遇的窘境——她说，“人是自己之本，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之本。另外，没有哪一种具体的法律必然保护他们，因为一切法律都取决于他们。就法律而言，人是其唯一的主人，正如就政府而言人民被宣布为是它唯一的主人一样。人民的主权（有别于君主的统治权）并非上帝恩惠所赐，而是以人的名义宣布的，所以很自然，人‘不可分离’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并且变成人民自治主权中不可分离的部分。”
她的意思是，人权一直以来总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结果，而非相反——“如果说一个部落或一个‘落后的’社群并不享有人权，那是因为她作为一个整体，明显还未达到文明阶段，未达到人民主权和民族主权的阶段”。“由于人类自法国革命以来一直相信世界各国是一个家庭的幻象，渐渐地，人的形象应该是民众，而不是个人，成为自明之理。”（同上）
再是，她揭示国际组织和国家政权之间，对于人权操作的不同样式——阿伦特总结说，“更糟糕的是，为保护人权而建立的一切团体，为达成一项新的人权法案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尝试，都被一些边际人物—— 一些没有政府经验的国际法学家，或者由理想主义感情支配的博爱主义者——嗤之以鼻。……没有一个重要人物有可能认真对待它们”。“人权的含义获得了一种新鲜的解释；他们变成了无权利者的保护人的标准口号，一种附加的法律，一种对于无权者来说别无选择必须依赖的例外权利。”（同上）
这样一来，事情所证十分清楚。西方主流社会主流见解，使得人权影响备及，天人共在，成为历史，成为现实。但是，西方民主遗留的幼稚病并未完全解除。其中国政策表达的后罗斯福主义，后斯大林牧师主义，还在继续起作用。这个作用可谓不大不小，正是一种援之即大，削之即小的逻辑——换言之，就是不应该放弃对于中共政权的价值批判和正当施压，而非因为种种几近不可完成的另类问题之层出不穷，而日日拖后延宕甚至几几取消对于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和抵制——含省视和批判“贸易与欢乐与死亡共舞”（阿伦特语），唯利益论和国家利益论。如果不然，虽然西方主潮浩浩荡荡，但是，其支流，其湾流甚至逆流，会冲击主流，形成曲折，延长自由的时间，加剧自由的成本，使之延宕甚至倒退。我们看见冷战结束，价值胜利，美国壮大——但是，所有历史的教训正是因为呈现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而一误再误——现实与合理，其实就是不合理与改革、改变甚至革命。因为现实是变动不居，没有时间刻定和范围桎梏的——他们是不是现实，是不是合理，就看辩证法在其中如何搞鬼作祟。这也是一个常识。如果黑格尔永远停留在古希腊、埃及抑或中世纪，哪有什么历史哲学呢？所以，现实是合理也不合理。美国现实主义政策是不是要取消长远的眼光而呈现鼠目寸光和病态利益论，是解释罗斯福主义正确与否之至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