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伊始，红卫兵和受难者之间的一场新的博弈，以王老的声明作为大致的结点，成为历史上文革批判，乃至后文革批判的一个记录。这场博弈，可从卡马的红卫兵文革电影作为肇始，引来了对于宋，叶（维丽）等人歪曲文革历史的批评；这个批评和反批评，又在网刊《记忆》和某公司赞助宋、刘（进）等人进行的所谓“五人谈”中，达致高潮。致使现在广为人知的、红卫兵“抢救”卞仲耘和工作组“秩序论”而为惑一时，乌烟瘴气；（殊不知，1966年6月份，宋、刘“刘记”红卫兵就和工作组沆瀣一气，批判和殴打卞仲耘于校内——成为毛所谓刘、邓时期“白色恐怖”的一个血状——而后，毛代替刘、邓继续这个杀人游戏，至八一八其拉开血幕。宋、刘，于是成为“毛记”红卫兵而无疑（她们本来就是毛记红卫兵，该兵匪成立于七月份）。于是，毛所谓的“两次发动”—— 一次战略——成为他既打倒刘、邓，又重新洗牌，继而完成成刘、邓白色恐怖为红色恐怖的“要武”行径。众所周知，“八五事件”发生后，毛，刘，周等处，按照CP情治系统的常规，他们是绝对知道内情的。（而住在谢富治家中的宋，得以上天安门和给毛戴红卫兵袖章，是CP文化，官僚等级和文革战术的一种反映。）那么，刘、邓对于红卫兵打死校长和毛对于之，分别应该负有什么责任？历史在此课题上没有完结。人们将继续探索和巡迹这些线索。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是在充分得知八五事件内情和卞校长惨死的情形下，发出“要武”指令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于是，红卫兵和毛，成为这次八一八后大规模屠杀的道德涂炭人和罪恶执行者，完成的、并非只是所谓“平庸的恶”带来的“受蒙蔽无罪”和受迫害活该（“好人打坏人活该！”）——这个外来语词所指之罪行，之内涵；恶，不等于罪；更不是平庸可以囊括的；只是平庸在衬托和助纣与之。王老声明中所说要点就是：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盖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 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基础文章。其中王老声明和红卫兵“和解论”带来的广泛课题，却拉动了人们如何估计、研究和反思中国极权主义运动，体制和政治之讨论。这些方面的进展，迄今尚未充分展开。就像人们研究纳粹德国和其他极权主义体制一样，人们更多地着重于探讨极权主义如何窒息自由和控制群众。但是，人们很少分析这种群众分裂带来的具体效应和他的前景预估。我们知道，和解进程，在很多东欧解体和转型国家，业已成功完成。一如中国公知津津乐道的南非转型，似乎也是在所谓专制主义的和解进程中完成的。（至于东欧国家的转型和哈维尔主义，并无切实提出推倒胡萨克政权的具体战略，而只是提出了对于政治和“非政治”的辨正反思和道德批判。这是他的无政治的政治，无权力的权力之解释。但是人们在极权主义体制中，真的只是依赖这种无权和无治，自可以解释问题，实践与兹吗？这个问题迄今没有得到回答。）而文化反思并不等于政治解决；就像宗教原则不等于政治准则。这个批判，适逢其会，与苏联解体，成其巧合——于是，哈维尔“不战而胜”——这个不战而胜之战法，是不是可以被国人依赖，回答是否定的。
何况，中国没有哈维尔遭遇的自由和不自由……——至于苏联极权主义解体，也不是所谓和解进程的表现：首先，冷战期间的苏联压力全部来自美国和西欧。这个压迫不是和解而是不和解，是战争；虽然叫做冷战——也不乏热战于越南，古巴等地——故此，苏联解体是美国价值论作用的结果——就像捷克解体是苏联解体使然。而苏联解体的第二个原因，是苏联经济的崩溃。（苏联的所谓“资本状态”－反资本（主义）状态，和中国之现在状态迥然相反。美国和欧洲，基本上和CP资本沆瀣结构，完成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资本状态全新和异样的属性；而对于这个属性，全世界并无一种有效说法。这就使中国转型的外部促进归于0状态而让人迷懵。）加上战争（苏在阿富汗）的失败，让苏联重蹈俄罗斯国家失败，源于战争失败－革命发生之逻辑，之因缘——1905年旅顺之战败于日本之乃木，和马六岛海战败于东乡，使其国家，革命和战争互相联系——就不要说十月革命和世界大战之关系了。日本造成的两次革命，最后，让苏俄和CP得逞。这都是转型的大背景。不看这些背景，只是让所谓精神元素和道德元素兀自称大而忽略政治路径之具体，之细节，那么，这个细节，就会出现在布尔什维克的细节之中——也就是魔鬼在细节中——而那些失去细节者，就会变成一钱不值的空想家。
那么，是不是可以如此套用这种和解模式于中国，与文革（后文革），与红卫兵呢？这是极权主义研究的新课题。这个课题，相系于如何估计中国极权主义发展模式。首先，我们排斥了把南非模式和中国模式等同对应的思想。这些观点，业已有所论及。其间，主要区隔就是：南非不是一个极权主义制度统治国家的政权，而是一个几乎等同于民主国家和带有种族歧视制度的专制主义内涵与一体之国家。这点判断和评估至为关键。这样，我们在确定了这个前提以后，如何评价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就会比较容易。再有，曼德拉的抗争效果，完全取决于他的战友姆贝基在南非乃至全部非洲范围内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抗争。而曼德拉，不过是坐享这个暴力抗争的结果，而在胜利后（或者说胜利在即之时）放弃了暴力主义——就像人们在粉碎四人邦以后，没有必要再施行文革。这是国人往往忽略的一点。（退一步说，即便南非是一个和平转型之模式——其实，和平也是在非和平抗争以后出现——和平转型是不准确的说法——是转型和平和转型后的和平。那也都是曼德拉和图图主持的和解和审判——而不是由德克勒克抑或英国人主持之。难道南非CP可以主持之？（南非如果也有一个）三K党主持之？那就是荒唐和滑稽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次道歉，就是由红卫兵主持的。也是中国特色？！）
这样来书，是比较客观的——换言之，如果没有姆贝基的抗争和影响，只是依赖曼德拉把牢底坐穿，是毫无指望南非转型成功的。这个问题带来我们针对中国转型和和解的推论。逻辑的推演是这样的。中国政权转型是不是有着南非政权内部的、带有德克勒克专制－民主机制的，加之姆贝基式的反对派实力人物和实力派的，武装的和和平之战，以促其成，其促其变？（比如说，在“道歉”言论中，全中国（海外除外），几乎只有一个人的声音、王老的声音，在抵抗红卫兵——这就很成问题）。在红卫兵如薄熙来一类人物掌权的情形下，广大民众争取曼德拉和姆贝基式的自由之可能性，几乎等于0；自由尚如此，和解又如何呢？ 广而言之，在民主和专制皆备的体制中施行转型的必须条件，是社会的存在；社会的存在是以社团的存在为前提（如历史上的自治，团契，城邦，如现今的长老会，兄弟会等等）；而不是在一个社会敉平的0存在状态中突起一个前红卫兵组织作为社会存在的条件，而望达致，而望实现。这是违背常识的天下笑谈。其他的条件，加之宗教之，政治之，舆体之，不一而足。没有这些元素，转型和和解都是谎言。这不是本文主题而止之。
于是回到王老声明。
他给予人们的提示是：
一，瓦解和抛弃那种在红卫兵掌握的情形下，施行“和解”之幻觉——这种只有红卫兵，没有反对实力在场的抗争游戏，往往只能以掌权中人的高高在上的恩赐，给予结束——而这类“和解”，和人们之前以毛为准绳和体系，施行造反和反对造反，其间没有本质区别。
二，文革是一场各种势力企望在中拔高和实现自身梦想的游戏；于是，有所谓大学和中学团队势力争夺文革主动权，和施行以毛为旗帜的各种抗争。但是，这些抗争，莫不以自陷自毁于文革，作为结束。但是，其中值得商榷之处就是，作为北京红卫兵势力的“联动”，却可躬逢其后，予以免罪，成为最后的“君子”之泽，之势，之 “领导者”。
三，于是，文革中毛捉－放联动的举止，颇为耐人寻味。因为就像捉放曹一样，曹操最后说了一句，宁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从而完成了所谓那个时期的中国道德解构论和机会主义论；（这就好比毛最后还是回到要天下人服从于他的CP世袭制度，除此无他；而世袭者，还是他抓－放的那些红卫兵……）——是的，毛一来抓捕联动，而后释放之，之后，又促其得势，得权，得道，得法，最后，到今天，其还要得道于“道歉”，得法于“忏悔”——这就不单要得世俗社会之认可，还要得宗教领域之点头；其不可谓野心不大，不可谓其所为不狠也。而红卫兵接班具体政策，是由毛死后陈、邓具体完成的——这就是，红卫兵“直接接班人”课题之研讨。）
四，于是，就像北京中学当时有四三，四四两派那样，四三秉承批判十七年；四四秉承保卫十七年——最后，成为毛之既要批判，也要保护之“辨正法”之完成；而并不了解这个辩证法的北京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却迫不及待地帮助毛，打倒刘（再由邓打倒大学造反派）……诸如此类的游戏说明的，只是国人在毛戏法的圈子中转悠，而转不出来；含，人们眼看着打倒四人帮和完成官僚资本的红色积累，真可谓是双管齐下，而无可如何（人们不知道吹嘘华，还是捧歌邓，其实，都是为皇室做了吹鼓和点缀，并无其他。）
五，于是，人们和红卫兵中人一样，似乎急于求成地要完成根本不具备任何和解可能进程的和解——这是为什么？其实，回答十分简单。是文革官方否定论导致的，并不追究红卫兵责任论；在否定文革的CP决议中，不见任何谴责红卫兵的字句——2，在并不追究“直接接班人”合法与非法程序之外，施行“在红卫兵领导下的”任何和解——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和解呢？于是，3，群众和红卫兵组成的极权主义政治结构，不但要施行文革红卫兵不被追究论，还是施行在红卫兵领导下的和解，这是一种类似由希姆莱来领导施行忏悔犹太大屠杀的荒诞游戏。
六，可惜，北京师大女附中中人，除去王晶垚，都去参加了这个由“希姆莱”运动的和解。这不是一个荒诞，一个悲剧和一种可耻吗？反而观之，如果德国总理勃兰特的语汇是这样的，你会如何感受？1，我本人没有参加纳粹屠杀。2，我们反抗希特勒分子在德国还是占据道德主流，德国不该受到谴责。3，在纳粹统治期间，也有很多人没有参与支持纳粹，甚至挺身犯险。4，我们德国人对于抢救人类于二战期间，还是做出贡献的；比如刺杀希特勒。5，我们还是维持了欧洲资本主义秩序和资本运作如克鲁伯，西门子公司。……如果他是这样道歉的，他还算做出道歉吗？
七，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后极权主义特征笼罩下的，对于人们施行新式洗脑的游戏特征。这些特征是，1，他们/她们并不象前极权主义之毛，之刘、邓那样，以毛作为道德基准和法制原则；她们开始松口——就像政治人物开始认可人权和普世价值……云云。她们要占领一种话语霸权。她们要把谴责文革和对于毛偷梁换柱的游戏进行到底。2，以前，她们呵护毛的要武，现在，她们呵护毛的完整和准确……——但是，她们为了保险起见，绝对不会对毛施行清算和批判（宋，还要和毛妃一类人把盏颂毛，猥亵一场……）。3，这样，在确定文革非法和毛并不正统上，她们开始戏弄机会主义模棱两可的游戏。就像她们愚弄八五事件群体那样，把八五事件中人，再一次抓来亵渎之，驭使之，侮辱之。
于是，在基本上完成了掌权者乐意看到的和解游戏之后，红卫兵们弹冠相庆于所谓群众，学生（老学生），老师们的首肯和屈从。王老曾经说，现在，文革没有结束；那些人恐怕接触我有危险……（大意）——换言之，道歉也好，忏悔也罢，是在一种几乎强迫的政治压力下施行的。是由红卫兵权力语汇、乃其至其所谓“正确”主义歪曲的“道歉”行为——这种行为，确实是比较文革时期红卫兵绝对正确论有所改变和修正。因为她们也知道，顽固坚持红卫兵正确论是过时的；所以要坚持红卫兵不正确论和对于不正确论的，由她们判定的是非——这个东西，和东欧与解和南非和解进程，由瓦文萨和曼德拉作为主要审判者的历史，迥然两样。其异议所在是，红卫兵现在的道歉，却也起到了迫红外围再一次围绕其周的、另一种新文革景观——而对于这道景观，以王老为代表的知识人群体风起予以反驳，如王友琴，张敏，陈破空，亦虹，裕雄，……等等。这是人们看到的，对于后极权主义文革观之解构（也是正面讨论极权主义“和解”之不－可－能之尝试）。是的，我们的估判是，如果没有王老挺身而出发表声明，那么，这次较量很可能是双败——但是，王老作为受难者一方出来说话，让事情的比重变得有利于良心一方和道德一方（虽然，我们对于政治几乎无力改变），从而完成了道歉之双方任何一方都不可缺乏的游戏结构和解构。因为，“被道歉者”的正直力量业已击败了主持道歉的红卫兵力量（她们终于没有拿到“和许云峰捧杯的照片”！）。这是一个可喜的进展。以后的发展，就看人们仍旧如何估计这个转型正义必须得到的、人们也许会加以创造的各种条件和机遇了。这是真正的和解进程的难点而无法回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