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希罗多德《历史》（汉文新译本），所获多多。其书涉及，从人到神，从神谕到命运，从战争到和平，内容甚多，涵义甚大，不可一言蔽之。此只举一，就是希氏写到波希战争中一段：大流士等所谓“七人帮”（奥塔涅斯——他让女儿暗查居鲁士的假儿子没有耳朵——为政变正名；加上地位显赫的阿斯帕西涅斯，戈布里亚斯，殷塔佛涅斯，麦伽毕佐斯，海达涅斯——最后，大流士加入。共七人。他们废黜了居鲁士假儿子的皇位），发动政变上台，再行议政，论权：是不是要施行民主制度——含寡头制度和君主制度之选择——最后，大流士主张的君主制度占先。

姑且援引之——

奥塔涅斯主张，应该让全体希腊人全都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他说，“我认为再不能实行一个人的统治了。……当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的时候，君主政治何以能够把国家管理得秩序井然呢？任何被授予这种权利的人，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也会使他的心态偏离正轨。一个人得到这种权利，以及随即得到的多方面的好处，使他的傲慢油然而生……他们嫉妒其臣民当中最有道德的人们，希望他们快点死；同时他们却喜欢那些卑鄙下贱的人，并且更愿意听信他们的谗言。君主政治最大的坏处在于，他任意废止国家的法律，不经审判而任意处死他人，并且强奸妇女。另一方面。民主政治，首先在于他享有最美好的名声，他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他可以避免一个国王所惯常犯下的种种暴行。各种职位都由抽签决定，工职人员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而对于他们的评价则取决于人民大众。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废除君主政治，扩大人民的权利。因为人民是最重要的。

麦伽毕佐斯第二个发言。他主张建立寡头政治。他说，他同意奥的主张，只是觉得”没有什么比难于驾驭的乌合之众更加充满了变数。我们设法从一个反复无常的君主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却又使自己陷于桀骜不驯的粗野乡民统治之下，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不管君主做什么事情，他至少大概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事，但是那些乌合之众连这一点知识都缺乏……让波斯的敌人去选择民主政治吧；让我们从我们的公民中精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治权交给他们吧。

大流士说些什么呢？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选择，即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这三种政体……我的意见是，君主政治要远远强过其他两种。什么样的政治能够比一个由全国最优秀的人实行统治更好呢？这样的人的决策，也同样是全国最高明的，因此他统治民众，民众是心服口服的……”他认为寡头政治容易滋生派系斗争而民主政治政治容易“玩忽职守”；他说，“既然单单一个人就给了我们自由，那么。我的主张就是要保留这种君主统治形式。况且我们也不应该更革我们父祖们的优良法制，因为那样做是不好的。”

总之他认为实行民主就是让河流泛滥。让河流泛滥，不好！

“七人帮”中有四个人赞成实行君主制度。于是奥塔涅斯说，同志们，既然如此，我自己不受所谓国王约束——六个人同意他的意见，“直到今天，在波斯只有奥塔涅斯这个家族仍然是自由的。”（同上书）

那么，这六个人如何决选谁是皇上呢？遂采取谁的马第一个嘶鸣，谁即是国王。大流士的马夫想出一个点子，让前一夜，大流士的马和母马交媾，再让这匹马出现在第二天的赛马会上。二者一见如故，公马即刻大叫。于是，大流士这个“全国最优秀的人”，就做了皇帝。这也同时否定了这个所谓“优秀论”的全部根据。

于是，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大流士帝国，遂实行了君主制度；但是，

这个君主制度是在碰撞了僭主（寡头）制度和民主制度以后，方才得逞和实行的。这个事实使人感到，世界历史上民主讨论的悠久和深入。虽然他一时失败于波斯，却未亡于希腊——虽然很多希腊人，斯基泰人或者拉栖代梦人还是更加喜欢僭主，不喜欢民主——但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选择，已经成为希腊民主乃至世界民主文化的一种选项。大而言之，希腊和波斯人议论民主，成为这个地域先验和后验政治学、神学和人伦学的一种已然存在。只是大流士和他的前辈、后辈，没有做出实行民主的确然选择，让其与之擦肩而过。

这个历史现象说明，西方神义和希腊（含波斯神灵）并不完全拒绝民主之事实。其文化扩张和后来亚历山大之扩张一样，也是到达印度为止。上帝和宙斯毕竟没有在千年时间里（含公元前后几千年）到达中国——按照希书所言，他们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再往东，就“荒芜人烟”，乃至不比企及之地了。但是，其实在东方，发生着和希腊各族一样的民众和宫廷政治。那些结构类同的阴谋和阳谋，奇迹和尘事，几乎没有不同——不同的，就是中国这里没有发生大流士们讨论的民主——中国这里，也没有产生民主论和自由说。但是，在希腊和波斯却产生了；虽然波斯没有施行之。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非常简单而明显的。东、西方文化中，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那个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一直涵盖着印度以西的人群，政治家甚至皇帝；而在中国和日本，本来就没有民主的国家和政权，即便发生了很深刻的政治变化，让他们和大流士们一样讨论民主，简直在梦想之外。

所有民主之外的所谓正面政治经验和政治统治，对于东、西方的人们，对于东、西方的政治家们并不陌生。其正面含义往往带有，其一，圣君，其二，清官，其三，稍似民主的皇权让度——大臣的权限（有限权利论），如，奏折权，言说权，选拔权等——这个权限至少在中国是日益退步的——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言，如，言论权和上书权，就是“清不如明”。清所设文字狱也达到“明不如清”。但是，其中圣君说，在考量其扩大疆土，制造繁荣和GDP增长方面，确实做到了民主体制之外的成绩。其文化建设和文字狱齐头并进，使得清朝汉化或者化汉之举，颇为成功。这是任何所谓盛世政治必须秉承的原则，就是某种政治和文化宽容——这个宽容，不可废弃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和《四库全书》之建设——就是这样的文化有限论的产物。换言之，专制和民主既是文化的起因，又是文化的结果——没有文化的民主和没有民主的文化并不对位——专制可以无民主，但是，却也可以不无文化。到了极权主义，其本质，就是消灭和阉割所有传统，所有宗教和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政治文化。于是，在这个方面，中国人一直以来没有民主，却有文化，而且是伟大文化；这个进程在49年以后完结。

我们说过，希特勒和纳粹文化就是对于西方整体文化的消灭——其整体消灭的路径和西方国家的形成史，恰恰相反。在查理曼帝国以后，无论是实质上形成的德、意、法国家雏形，抑或是德国神圣罗马帝国，还是其选帝候乃至后来的拿破仑帝国和俾斯麦帝国，其民主文化和帝国文化都是萌芽其中，不死不活，发生影响的（如其《南特敕令》和《黄金诏书》，就是宽容之见，《大宪章》，更是早就“社会主义化”的最早文献——他认同贵族，皇权的守恒等等）。所有的迪斯累里们，梅特涅们，塔列朗们乃至拿破仑、俾斯麦们，都是民主观念的掌握者而不是陌生者。他们可以一时消灭民主操作，解散议会甚至镇压革命，但是他们知道，民主观念的要素就是社会存在的要素。所以，俾斯麦和社民党人过从甚秘，他和拉萨尔几乎要达到政见一致之地步（见《俾斯麦传》）。至于拉萨尔推荐的马克思，则不为“铁血”宰相重视和喜欢。所以，只有希特勒枉顾了这个专制加民主的西方传统，把蕴涵在德国人里的极权主义国家观念发展到极至（

我们可以重温洪堡对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说——他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观念，成为德国官僚主义的一个根据——就跟尼采的超人，成为希特勒个人迷信和崇拜疯癫一致）。所以，大西方民主观念在其发展成为现代民主和现代自由之前，本来就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以后，也不会不存在。一个区区希特勒，当然不能扼杀之于永久。

问题出在哪里——对于从“七人帮”到“四人帮”的解读，究竟要区分怎样的文化异同和民主有无论呢？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简单一分为二。一个区别是，毛极权，没有任何西方民主的因素，也几乎没有任何中国专制主义政治的积极性和正面性，其存在，不但落后于希腊体制和波斯讨论，简直就是后退于，反动于任何皇权专制。所以，四人帮倒台以后，绝对不会在官场上层，出现大流士们讨论的关于君权和民主之优劣论，也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政治见解的人群载体和国家载体。所有中国人，对于一次政变带来的既不是专制，也并非民主的改变，以为是上到天堂之路，他们欢欣鼓舞，忘乎所以——当然，毛政权之死，四人帮之死，是值得高兴的，但是，事隔三、四十年，人们如果还是陷在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专制的政治大概念中，讨论问题，这样的总结，有何意义呢？不必请教亚理士多德，就是去请教“七人帮”，他们也会为中国人政治观念之落后西人两、三千年，而感到意外！

以后发生的一切，基本上，也是在重复“七人帮”讨论的问题——是在千年以后的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波斯和希腊人，耳熟能详。蹊跷的是，这些阿拉伯人，伊朗人和中国人一样，不知道他们的前辈，早就对于民主做过分析，哪怕是否定的分析。而中国人，在讨论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在褒贬老华同志的时候，却少于讨论“七人帮”讨涉及的民主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启示，就是中国人应该“言必称希腊”——因为所有的民主和文化之东、西对比，东、西参照，都蕴涵在这个判断式中了。

毛无知，却因为感觉到什么，做了希腊否定式。毛对“言必称希腊”的批判，应该抛弃！扔进茅厕！

8/31/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