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何时成为一个权力符号？此符号，是在这几天召开的北京一所中学里面的道歉聚会上形成的。这里，文革余虐宋氏，刘氏（刘进）等人粉墨登场，涕流满面，说是她们开始对文革受难者开始正式道歉了。这个戏码的序曲部分，一个“西纠”中人首创的（但是，他完全没有为他的那个叫喊“降落伞”的父亲的很多其他行为，道歉，反思和否定……）。我们在此之前，就已说过，红卫兵问题不是他们是不是道歉，而是他们是不是掌权、是不是继续掌权的问题。这个掌权和道歉如果合为一体，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景观；掌权者不作任何动作如颁“罪己诏”一类举动，在权、财完全“合法化”的统治基础上，施行一种对于文革所谓的忏悔和反省。这样的举动，究竟含带多少历史意义和含金尺度？受到置疑，绝对在所难免。我们说，这是全然不顾基本政治常识的伪说和作假——就像中国作假普遍化一样，现在，“忏悔”，这个宗教名词，也变成一种伪称。之所以如此说法，就是因为宋氏等人，是在我们所谓罔史避实的文革谎言中，施行所谓道歉的。其中，她们陈词滥调地一再施行戈培尔式重复所在，不过几点：1，她们学校卞老师被打死，是“学生”责任（规避文革红卫兵和毛的责任）。2，宋氏们工作组时期地有效统治是“秩序”的代名词；红卫兵是打人以后组建的。3打人发生后，她们是积极的“抢救者”和“阻止者”。……诸如此类（其中细节，可以参考张敏，朗钧，刘自立等有关文字）。这些说法，罔顾历史的特征极其明确。
就其重复的谎言，我们同样重复说明与辨析之：
如果没有文革，没有所谓毛路线和毛号召，一般学生如何发生打老师打校长行为。如何高一三班一类年级和学生，忽然变成恶煞横行无法无天之人？为何此类暴行可以横贯校园而不被阻止——卞老师尸体停放几个小时无人过问！当然，这种行径绝对是一种文革行为，而不是在一般年代，一般环境和一般年纪之学生行为……这些看法，我们早有说明。
毛、刘之争，在关于派，撤工作组事情上，上层前后矛盾，破绽百出；说是工作组时期有着某种刘邓革命秩序，是宋氏们的一再重复之谎言；1966年6月，卞仲耘就是因为被有组织批斗，殴打，以至于几乎遇难——这难道就是宋氏们的秩序？
毛从南面回到北京且撤销工作组，但是，这个由刘进，宋彬彬把持的校方专政机构的人头，并未改换——批判刘邓路线和继续毛路线成为宋氏机构权力一体化操作之基础；更因为后来八一八宋氏登上天安门，刘邓中宋，又一时得逞而和一般学校工作组势力式微，完全不同——宋，成为工作组帮凶和毛氏无工作组主要元凶，二位一体；呈现绝对的文革权力操纵者的双料面面，且继续把持校政。
于是，六月份宋、刘殴打卞老师和八月份所谓“学生”（其实是红卫兵）殴打卞老师，成为刘邓路线和毛路线交叉，混合和殊同一体。这是人们几乎完全忽视的历史。而这些说法正好是所谓“道歉者”遮蔽历史和偷梁换柱的行为实质。
道歉们一再所说的红卫兵是8－5事件以后成立的说法，一言蔽之，就是要遮蔽和摆脱文革罪恶行径之主要特质。这个特质，就是在政权煽动下施行人人反对人人的，看似群众运动，实际运动群众之运动——而这个运动方式，就是由红卫兵中人先书面，后武力施行之、大字报加打死人这两种基本方式予以完成的——而权力作用，在于把卞老师等等一干老师和校长，定位敌人（四类干部），从而失去人权和生命权。这不是简单一句“高一三班”如何如何可以一笔代过得。
6，红卫兵何时创造，成立和作为，人们为文也多。只是一个文革常识要强调清楚。不管这个名词（红卫兵）细节如何，人员如何和行事如何，她们都是红卫兵实质的承载者。而宋所在学校红卫兵成立时间业有多人研究明确之，是在1966年7月底成立的。这符合毛回到北京之时间。这个时间巧合是有逻辑考究的。因为毛要排除官方文革形式（如镇反，反右，四清……），要别出心裁地搞一个民粹新招——所以他发明或者说支持了红卫兵。于是，凡是按照这个意志组织的任何组织，都是毛式红卫兵（——并且接合刘邓红卫兵的最先出现——在毛播发北大大字报以后。）所以，宋，刘之所以期望淡化和规避8月5号以前就有红卫兵之组织和活动，就因为她们既要开脱毛，也要开脱刘、邓。
以上是宋、刘道歉的基本情况，和她们继续罔史欺世，蒙蔽社会、尤其是蒙蔽那些不懂文革的人群之罪恶之继续。
“道歉”，不过是她们变换文革暴力威吓为诱惑和蒙蔽之手法的、另外一种荒诞游戏。
可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却不只是宋氏把戏，而是支持她们的，继续受蒙蔽的所谓群众（老师，校长和后代们）的，带有“平庸的恶”的那种可悲做法及其缘由。这个游戏居然从66年（也许，是从49年——或者19年或21年）持续迄今，而且丝毫没有觉醒的任何迹象。这恐怕就是中国特色的“和解”和“真相”之悲。在丝毫没有和解前提和提供真相之脆弱沙滩上的荒诞表演，成为中国公知们枉解南非和东欧和解真相的、对于中国转型的明吁和暗寓；但是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童话，完全无法适应中国现实。于是，在此道歉戏码的舞台上，一方面，是宋氏等权力中人企图依靠官方保障得到话语权和展开广泛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携带极其准确定义之“平庸的恶”的那些群众和老师，在符合这个恶轴而围其旋转。于是，阿伦特饱受争议的这个政治哲学论断，在21世纪的中国，居然被人们如此异类地，又行发挥一通。这个“恶”，分成两种。一种，就是阿伦特错误论证的艾希曼之平庸；这个说法现在完全不能成立。因为艾希曼具备的绝对不是所谓的平庸恶(无知，无思，责任，机械等等)——艾希曼是拥有罪恶，罪行和犯罪动机者，而且他的罪恶带来无数死难者；他是纳粹思想的主动有意积极和肆无忌惮的施行者，和平庸毫无关系——而所谓平庸，实际上就是含括包括那些纵容纳粹的，含括左翼犹太人在内的群众，乃及其社会基础（其实世界上的人们忘记了，这个平庸最合格的人选，就是英国首相张伯伦。而张伯伦主义之平庸，现在符合所有和“CP资本论”共襄一构之西方平庸主义者。）回到文革话题。之所以宋、刘可以把巨多受难者和老师、学生召集一堂，听取她们颠覆历史和歪曲文革之戏作，就是因为阿伦特针对的平庸人群，在中国基本仍旧存在。这就是平庸恶的今天的诠释和地道存在；这是中国极其可悲的极权主义现实之一种。
这样的推论也许是比较合意的。首先，平庸并不等于邪恶；平庸只是纵容邪恶和犯罪的土壤。
再次，要让平庸完全不受限制，就像让罪恶完全不受限制那样，在制度和法本的缺陷中无法施行。起码，在20世纪极权主义开始建立体制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平庸和罪恶的转化同样是有条件的。所谓法制－体制－无法无天，只是20世纪的产物。
第三，辨正看待平庸，在以往世纪之中，他发展和发挥成为由平庸而转向罪恶的可能性，是十分之小的；因为有西方传统政治，体制，道德和文化的保障——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之中，含集权主义之中的法统和道统，依旧存在，这就让文明有取代平庸的可能——只是极权主义将其彻底摧毁。
所以第四，只有在极权主义土壤上，才会出现平庸之恶和极权之恶之相加。这是一个短暂而完全悖理的道德毁灭时期（加上毛主义纯粹民粹之政治不可能性操作，毛也会适时放弃民粹，转为官僚体制）。
于是的五，在平庸＝邪恶（犯罪）之框架里面，从平庸走向罪恶并不是全体人群的必然选择——虽然，反向思维之，反平庸者，微乎其微；而只有占据广大的平庸人群之优势，文革罪恶才可以广泛施行；毛主义运动才得以实施。这就是我们所谓毛主义极权＋民粹的文革运动说。
第六，在此运动说的胁迫进行之下，依然可以发现极为少数的人，就像遇罗克和林昭那样，处在绝对优秀的不平庸地位。可是，广大人群，基本上处于平庸但不是犯罪之地位。
故此七，无论是阿伦特、还是其他哲学家要着重研讨的，是平庸如何和怎样走向邪恶和罪行——而那些大多数，何以又不是完全走向邪恶如艾希曼，而是就像现在的宋，刘支持者那样，依然处于平庸－邪恶之罅隙当中，无法自拔。于是，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平庸，是不是有时候就是邪恶的铺垫和拓路者？这是一个非常伤众的判断。但是，我们无法避开这个判断。因为，现实就是如此——反之，却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如果在没有言论，没有尊严和没有没有威胁恫吓和恐惧中产生的平庸，平庸也是不好随便裹身于人的。人，为什么要自甘平庸呢？她们并不愿意。这绝对不是一个判断智商的课题，而是一个判断政治和研讨历史的课题。
但是人们要问，如果第三帝国时期，人们开始讨论希特勒暴行，会有什么结果？那个结果，就是现在国人讨论文革历史的结果——结果就是恶果——这个所谓研究的不受监督和不受制约，大行其道，而越发转变成为无道之祟的罔史欺世行径，也许，有着某种有恃无恐的依赖，也不好说。至此，研讨思辨层面上的平庸。当然，我们说过，不能给艾希曼一个平庸的称谓；因为，他不是犯下平庸之恶，而是反下绝对不是平庸的滔天大罪者（平庸铺垫恶，但其本身不是恶）；这是纳粹罪比天大，恶比海深的那种人类灭绝罪——这个罪过，同样可以延伸到文革时期毛的天大、海深之罪（毛，当然，也不是平庸）。我们的问题是，除去现在人们讨论的那些平庸的恶之有限范畴，宋、刘们是不是属于平庸的恶？她们是艾希曼吗？她们的观点，组织，行为，超过平庸了吗？这是一种个比较难以回答的课题。因为，我们认为，她们属于半个艾希曼，半个非平庸；同时，她们的另外一半，也属于平庸的恶（而不属于直接打人者的暴行——她们是打人的官方机构背景中人和权力中人——而且已经是成年人）；她们在道歉书中百般歪曲的历史和今天，使得她们似乎平庸，也似乎并不平庸呢！这是一些基本概念，基本事实。如果人们回避这个事实，就像回避文革是由毛主义发动者发动的，且完全不去归类和分析何以出现八五，何以出现八一八，何以出现宋彬彬，那么，在此层面上，施行所谓的言说和道歉，就是袒护文革和极权主义的戏法。虽然，这个戏法可以让很多平庸的恶之背负者，再行一次类似犹太人纵容纳粹暴行的平庸之选，但是，恐怕她们一手遮天的可能性，业已变得十分渺小了。宋氏七千言自辨书出版在“猫眼”网页上，受到两百页嘲骂和否定，即为一证；我们的提法是，也许中国所谓公知们，业已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宣誓人群，以支持宋氏，但是，广大老百姓和一般民众对于宋氏们的表演，心怀嘲弄和嘻弄戏谑……他们的表态，说明了自从宋，刘（叶维丽，于伶，冯静兰）们“五人谈”以来，一直的努力和混淆之完败。（“五人谈”，见《记忆》网刊47期。）
最后，我们在极端抽象的意义上，也是赞成她们宋、刘们对文革平庸和文革罪行施行道歉的。因为这是一种把文革钉上耻辱和罪恶柱子的总体方向性选择——就像人们一开始置疑人权，后来，还是抽象肯定之而唯恐避之不及于不人权。这是一个总体上的进步；虽然伴随这个所谓的进步，有着更多含义不确的概念混淆与之；比如资本，比如经济，比如国家，比如外交……就是。这样，坊间很多人士认为道歉值得肯定，只有极端左、右两翼者否定。这是一个误解。我们绝对不是不支持道歉；也没有任何理由和可能，要对比如打死卞仲耘者，绳之以法；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只是反复强调，反思和忏悔的前提就是真相。这是唯一的前提，舍此无道。设想，如果有一天，宋、刘们不再坚持工作组秩序论，不再强调打人不是红卫兵论，不再强调打人后她们虚以尾蛇的抢救论，不再强调她们立象废史（该塑像下不作任何文字说明，就连卞仲耘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这种字样都没有……），让后人无言以待，不再强调毛刘邓责任的虚无化……这样，我们就会对之丝毫不加任何保留地支持道歉论。可惜，她们并未如此做法——就如对于西纠历史的回顾和真相，也是含糊其词一样，她们没有确凿交待，真切反省和翻然悔悟。所以，我们对此道歉高潮，基本上采取置疑和否定的态度。至于上述身载平庸之人，却也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难题。其中，很多耄耋之人和七老八十之辈，是不是因为年迈而清澈而完思而健康（思想上），事情也不是这样理想。我们显要提到的卞仲耘校长伴侣王晶尭老先生却和所有这些人物迥然不同。他是一位坚定的反对邪恶，同时，反对平庸者——他当然不会苟同宋、刘们的上述谬论。他的话语是，我绝对不会示弱！这是我们再先肯定的，优秀执着和坚定讨还历史真相之少数人之一。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国人怀抱希望之所在。还有很多那所中学里面的良知未泯者，也向我提出不同的声音，以严格区隔于宋、刘们。人们也许会关注她们的以后的说法。这一点，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文革研究到了今天，依然是坎途漫漫，不到尽头。这和人们研讨很多亟待争议的其他历史课题一样，国人何时可以予以善待和正答，也许和历史转变的到来，或可同位。在此之前的任何过多的期待，都是会落空的。
所以，人们说悲观者，乐观之动因也；因为悲观者没有可以依赖的现成答案，只能孜孜以求，因悲观而不懈努力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