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柳之歌》（即将出版）一书的主编殷建资先生托人找到我，要我为这本书作序。我主持的《故事湖南》电视节目曾经介绍过老殷的长沙知青修筑枝柳铁路的故事。那些事迹让我感动，也勾起了我的回忆和共鸣。我是老三届，1968年插队黑龙江，五年知青生活中有两年在张广才岭和大兴安岭深处参加民工建勤筑路、建桥，曾被评为黑龙江省筑路先进个人，并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火线入党。对于殷建资的记述，不仅感同身受而且思绪万千。对无偿征发民力搞基本建设，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那个时代的思考，心头萦绕了几十年。得也？失也？是也？非也？一时不知从何下笔。

枝柳铁路建设代表的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战略和经济建设的一项决策。建国初期，中国公路通车里程仅为8.07万公里，铁路2.26万公里，到1978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89万公里，铁路营运里程4.6万公里。新生的共和国以民工建勤和专业施工相结合的办法，以极低的成本，加快建设公路铁路网络，打通旧社会壅塞机体的血脉，建设新国家孱弱身躯的骨架，应付百废待兴、内外威胁的需要，这实在是自清末民初以来几代人自强的梦想，是国家民族安全不得已的选择。这是一种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选择，是自鸦片战争以后，无数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从基本建设和国家安全讲，那段岁月是有国家和民族意义的，

中国自三千年前的周代始直至民国，征发农民服徭役，徭役包括力役和兵役。新中国继承和规范了这一做法，把力役叫做“民工建勤”，主要用于修筑维护道路。农民像缴纳皇粮国税一样，视为古老义务，并无异议，除非过度征发。民工建勤是农耕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农民、社会与个人关系的一种契约。农民的血肉之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的支撑，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支撑，也是新生共和国的支撑。而自古以来农民的徭役是没有人详细记载的，仅仅是徭役而已。普通人的悲剧铸就民族历史和文化辉煌，这是古代历史的规律。我们常常把人民（在过去的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挂在嘴上，例如“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的历史书中往往看不到人民，他们通常只是一个数字，除非他们变成了帝王将相。亿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始终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种文化的血肉机体。我们在讲前三十年历史的时候，不要否定人民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枝柳铁路长沙知青集体留下来的文字，为小人物存史，为老百姓立碑，具有宝贵的价值。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外部环境恶化，内部极端困难，国家以反修防修、备战备荒为背景，加快了交通建设进程。无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加入到民工建勤的行列中来，在中国落后荒凉的腹地战天斗地、架桥铺路。知青与农民不同，他们没有农民身份的认同和那种徭役契约关系的认知，要同时跨越脑体、城乡、时空几大差别，价值观和社会角色都被迫转变，所以参加民工建勤对他们和社会的冲击都比较大。长沙知青到湘西的深山老林中修筑铁路就成了湖南有很大影响的事情。在原始次森林中的工地上、工棚里，六、七千个十五、六岁到二十一、二岁的青年男女学生，离别学校和家人，过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接受革命意识的灌输，经受劳动关和生活关的严峻考验，留下了难忘记忆，打下了永久的络印。由于他们是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对于崭新的体验，火热的生活，种种迷惘和忧伤，有文字记载有理性思考，这是他们与民工不同的地方。五、六十年代，数千万饿殍和几十万右派，留下的文字记录天壤之别，这就是有文化没文化的区别。

随着知青出身的习近平等人登上中国最高领导岗位，对知青运动的思考热、文学热和影视热将会再现。《枝柳之歌》给我提供了一个发言的机会。上山下乡对知识青年的人生影响是不同的。总的来看，这一段对于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保尔和牛虻的革命精神和钢铁意志成了他们的榜样，组织性纪律性得到培养，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劳动人民感情，普遍具有吃大苦耐大劳的品质，做事情脚踏实地，熟悉社会和人民，了解农村和农民。这些东西让他们终生受益。这些东西深深的影响了我，我在写自传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写到我对知青岁月无愧无悔。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理论与实际要相联系，知识分子应该熟悉社会熟悉人民熟悉农民，不要随便开黄腔，劳动和劳动价值要肯定，省吃俭用不会过时，这些非常重要。90年我在长沙西区当区长的时候，曾经宣布，廉政的第一条标准就是吃多少点多少，不要剩饭菜。下乡的时候，我读高尔基的三部曲，《在人间》、《母亲》、《我的大学》，我更知在落后国家，这些东西弥足珍贵。但是，获得这些东西的代价是否过大，值得研究。不少知青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方面出了问题，恋爱婚姻家庭问题遇到严重挫折，更重要的是几千万学生中断学业，蹉跎岁月，磨灭了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留下无数伤痕和悲剧。如果按一个正常的成才的比例来看，知青中成功的成才人数应该是相当少的，失落的大多数是沉默的大多数，我的同学同伴中，大多数人命运不太好，“长身体的时候挨饿，该升学的时候停课，毕了业全下乡，回到城里没工作，结了婚只生一个，晚年病老没有着落”。知青中只有少数人脱颖而出，他们或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或有偶然的机遇，有幸搭上了改革开放的头班车，当了工农兵学员或赶上了恢复高考，补上了耽误的文化课，之后或从政、或留学、或经商，成为了知青中的幸运儿。其实他们即使不下乡，也会成功的，就像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与知青经历关系不大。对上山下乡的正面意义，不可过分解读。

放到当时大背景里来考察，知青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当时决策者既有经济层面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追求。这场运动在政治上是文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继续革命”理论中关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理论的一项实践，是“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措施；知青运动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在思想上是提倡盲从、维护专制的，背离世界民主自由的历史潮流的；在文化上是反智的，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潮泛滥的产物，背离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规律，背离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从根本上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相抵触的。

放到大历史中来考察，知青运动是一场“继续革命”的运动。革命的意义何在？革命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万不得已而为之；革命是下策，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下策也是一策，但是有路走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革命。革命是暴力悲剧，破坏性极大，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过程，是人类应该尽量避免的，至少是不应该无条件歌颂欣赏的。革命精神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管用，对一部分人管用。建国初期，困难时期，主要用革命精神搞建设是对的，在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如果无休止的运用革命精神搞经济，没有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带来的死亡和贫困的激励，这种精神就会蜕变并走向反面，与掌权者的利益相结合，变成官僚主义和腐败堕落的借口和装潢，变成民族与国家的负能量。

“知青”、“反修防修”、“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等等，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都不关心、也听不懂了。老知青们也陷入失落和迷惘之中，他们在寻找记忆、情感和价值。失落的时候就是寻找的时候，寻找的时候就是寄托着希望的时候，中国人，中华民族在寻找求索中生存与进步。怪不得殷先生像“留春不住”的小姑娘一样，怀念挽留那一段岁月。是史诗还是悲歌？人类理性的最高法官，正在审视这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