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群都需要并产生思想，但不同的民族需要并产生何种思想，在思想的博弈中哪种思想能够胜出，或者说人们“能够”思想什么与“应该”思想什么，则取决于各民族特殊的生存环境、文化心理和历史境遇。而即使时代亟须思想的突破或创新，但民族性一旦形成，它又会从目标和规范各方面限制思想的活动，形成这一民族特定的思维方式及惯性。
我们知道，自西周以降，至所谓“轴心时代”，由六经演化推展而来的中国传统思想，究极天人、纵横古今，道术大体完备，支配了后来二千余年的民族生活。那么，这其中的合理性与问题何在？
其一，中国传统思想整体上适应并维护了先秦之后所形成的小农生产和家庭本位，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发达的农耕文明。儒墨与法家，在春秋战国各呈其能，以不同的取向和方式，或支撑社会良知，或推动社会转型。隐而不彰的道家，则在亟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汉初得以盛行，迨至文景天下富庶，而内外的矛盾和问题也多了起来。汉武帝为了强化帝国的统治，三次策问天下贤良，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为合法性来源，确立了君主在世间的至上权威和孔子在思想上的素王地位，而又以帝王君临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以政治整合文教，由董仲舒提炼而成的“三纲”“五常”，也就成了所有中国人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最高法度。中国人的思想自此成了笼中鸟，只能在笼中扑腾，休想飞出后来谭嗣同所要冲决的“网罗”。但这一网罗也不可能如恢恢天网，儒家思想的平实、庸常和董仲舒提供的“杂儒”的多维性和包容性，以及借助道家思想形成的道教和后来本土化的佛教，既给了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以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也给了那些不满于家庭、朝廷和社会的庸俗、不公与黑暗的个人，以出家出世为精神解脱，使意识形态之网网开一面，因此滋生、保留了一些另类思想，让华夏文化在主色调之下有了多样性。
其二，后人公认，中国人的思想不管如何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其创造出的经史子集包含了多少令人赞叹的奇思妙想和远见卓识，知识论和逻辑学却一直未能发达起来，所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皆发育不良，即使被誉为“近代民主启蒙先行者”的明末清初的顾黄王，其意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著作，在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和设想方面，与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相比，固然文化特色鲜明，而思想的纯粹性、解析力和预见性，多少都有些逊色，他们虽然猛烈地鞭笞了君主专制、重视百姓之“私”乃至主张工商皆本，但是对于整体主义的宗法社会问题，却缺乏反思和批评。只是到了在乾嘉朴学中突出经世致用之义理的戴震，不仅为人欲张目，且如金观涛所说在中国历史上率先对“家国同构”提出质疑，戴震既得益于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也直接基于他本人自幼就很突出的怀疑和分析的理性意识。然而，顾黄王与戴震，都不属于当时社会思想的主流。
由此，笔者认同李泽厚以“实用理性”所表达的中华民族的思想特征和文化性格，并认为至今仍处于艰难褪变之中的中国社会的思想活动和生产，有四个相互联系的特点：
一是伦理性特点，家庭本位、移孝为忠的政治文化，和以道德世界为思想终极目的的儒学，共同造成了国人思考问题的伦理化取向，无条件地将德性之知置于见闻之知之上，尊德性优越于道问学，更有甚者，乃至把愿望当真理，明知虚伪也要将“真实的虚伪”进行下去，这与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也是分不开的。对于非伦理因而也是变相的非政治，则想都不敢想。如嵇康阮籍之“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言论和举动，必招致当权者的迫害和世人的不解，嵇阮之下被认为持异端邪说而备受打压的特立独行之士，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名单，直到当朝，只不过当朝在否定了传统的伦理之后，又树立起把党和人民“统一起来”的新的政治伦理。与此属于同一思维方式而表现相反者，则是至今许多人在否定法家助纣为虐的同时，仍然拒绝他们对人性和社会给予的理性分析与洞见。
二是艺术性特点，无论是儒家出于情感的认识，还是道家出离情感的认识，古人的思想往往伴随着艺术的审美，或诗性的意味，这与汉语方块字一开始就是象形、形声的，书画同源，且后来农耕生活重视实效不重程序、讲究心意却不求精确、习惯具象不喜抽象的特点有关，加之摆脱劳碌而又繁琐的日常重负的需要，让世人不是对语言文字给予抽象化，而是艺术化，由此在发展出书法和篆刻的同时，反转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偏于形象化或情境化，所以，“田园牧歌”的意象，“得意忘言”的微醺，在中国文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却鲜见严谨清晰的条分缕析和对思维与语言逻辑的专门研究。此外，由于艺术具有把永恒当下化、把过程目的化的性质与功能，所以，中国人思考和论说问题往往富于联想和跳跃，点到为止、不求甚解甚至模棱两可。李白吟出“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可谓对严肃的“圣贤”思想与浪漫的“饮者”情怀之区分的点睛之笔；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年青人的吸引力，除了“造反”的精神，就是他在诗词和书法中表现出的不羁才情。
三是经验性特点，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认识源于“接”（触），并且倾向于把真知归结为自己的直接经历，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自己亲身经历的才是最可信的。但这不是说人们只相信自己有限的感性认识，对直觉、推理不以为然，而是认为任何思想认识都要从直接经验出发，并为经验所理解和契合。由于经验总是与具体的时空相连，所以，以经验为依据的思想也往往是特殊的，并容易把特殊本身当作普遍，所以“经验”一词几乎可以囊括中国人全部的思想观念。钱穆先生尝谓：“中国人所谓之经验，国家民族大群之盛衰治乱兴亡，人之贤奸邪正，祸福忧喜苦乐，鉴古知今，为法为戒，所谓通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者是矣。”崇尚经验和常识，虽然让国人在正常情况下不会走火入魔，但一旦遭遇超出自己有限经验的“神灵”、“权威”或“强力”，弱势的民众又往往会拜倒其脚下，陷入迷信甚至狂热，历史上的教案、大跃进时的“放卫星”和文革时的“造神”运动，都是显例。
四是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如果说前述伦理性主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取向，艺术性形塑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那么，经验性则决定着中国人的思想力度。上述三大特点，又都与整体主义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涵括。人类自身和人的生活世界都具有整体性，但整体性总是相对于个体性而言的，在家国同构的中国社会，整体性则发展为整体优先、个体从属的整体主义，人们思考问题往往从整体出发，力求面面俱到，使各方面辩证统一、相互融合。所以，中国人一向强调思想、学问与生活的密切结合，这便有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理解。如果谁对问题打破沙锅问到底，或只知按原则做事，就会被嘲笑为“钻牛角尖”、“不通世故”。整体主义也是一元论的，但此一元包罗万象，说是“一体主义”或更贴切。在一体之中，所有的器官或元素都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差异互补也好，尊卑等级也罢，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人们会考虑各种关系，注意综合。但发生关系的各方并不平等，谁处于整体的关键部位，或谁代表整体，谁就具有对整体的主导权甚至主宰一切。在传统中国社会，皇帝不止是最大的家长，是天下整体的维系者，还是所谓替天行道或代天行政的天子，即天下整体的占有者，所谓“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只是对于帝王来说才是可能的，既然是“一家”“一人”，当然就不允许有异见、有二心，政治与伦理由此对世人的思想实施了双重限制，愈演愈烈的文字狱更是让读书人噤若寒蝉。本来，由于人们对构成整体的无数个体、局部或细节所知有限，又要做整体性把握，必导致空洞浮泛，于是，思考问题重视主导方面或关键环节，就成了整体主义思维的一大途径，而在专制社会，人的思想有意无意地倒向支配性权力，以纲常为思想的边界，也就在所难免。而一旦养成奴性或依附性人格，就休谈思想而只能做朝廷围剿思想的帮凶或看客了。
上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性质和特点，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想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差异（--如整体主义一元与西方前现代的绝对主义、本质主义一元），可以说有利有弊、得失参半，其利弊得失且是一体两面，如思想的整体主义，一方面可通向思想的“圆润无碍”，另一方面则属于思想的“封闭自限”。到了西方人强行打开中国长期关闭的大门时，既悖于宗法伦理，又缺少田园情趣，几乎完全超出国人历史经验的异己和陌生的“他者”及其文化，打破了中国人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古老的帝国自上到下土崩瓦解，社会开始大分化、大分裂，中国人的思想受到强烈刺激，渐次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兴奋期、活跃期。然而，这一活跃又始终被一种紧张的氛围和矛盾的纠结所笼罩，注定了中国人的思想必定经历一个充满曲折和反复的长期的变化过程。
说到中国近代社会及思想的巨大变化，当然首先要提到西方对中国构成的压迫和示范，致使中国人左右为难。但是，如果中国自身并无变革要求，只是被动适应，则中国人不可能激发出主体性和新的价值观，更谈不上文明复兴。而事实上，自夏以来的中国一直存在着两大矛盾，一是民族内部的上层统治者与下层民众的矛盾，所谓舟与水的关系，其实是“家天下”与“公天下”的矛盾；二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矛盾，除融入华夏版图的民族之外，中国人一直以“夏夷之辨”加以表达。这两大矛盾自南宋帝国走下坡路，非但未能缓解，还愈演愈烈，突出表现就是辽金元明清五朝，除大明外都可谓蛮夷入夏，而夏不敌夷，满清入主中原时还处于奴隶社会初期，虽然采取汉文化以制汉，却使中华文明大大退步，并进一步加剧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这两大矛盾，在传统社会无法解决，只有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也就是建立融入现代世界--新“天下”--的民族国家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使命就是如梁启超先生所言由“亚洲之中国”进而变为“世界之中国”，所以，中国在西方影响下的全面现代化进程，正是中国为自身所寻找的出路，这一出路在政治上就是从传统家国，经过党国，到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为公”和关于“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勾画出了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基本走势。
然而，这一基本走势只能生成于中西古今的各种矛盾之中并往往受到某些矛盾的牵制甚至遮蔽，尤其是中国近邻俄国所发生的变化及后来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对于现代中国人的命运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偶然的外因，毋宁说是一个必然的宿命，那就是在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推动的人类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民族利益的冲突和民族主义的对抗，某些民族甚至仍然以殖民、战争和强权的手段，扩大其势力范围；在工商文明主导的西方把东方作为野蛮落后的“他者”的同时，民族情感强烈的东方大国也同样把西方作为强权的“他者”。东西方既有时代发展之落差，又有民族利益之冲突，而苏俄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化，竟然建立起“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提出废除民族压迫、一切民族的自决与平等，要求“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对正在受着西方列强欺凌而不知何去何从的弱势的东方民族来说，是何等明确而有力的思想发动！
在欧美之外，正是列宁的俄国给予先后建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革命党”以强烈影响和实际帮助，而意识形态不同的这两党之间由合作到分裂，并终于走向你死我活的战争对抗，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中上层与底层的对立，于是有了中共建政后即加盟苏联集团成为冷战的一方、后来则走上对内“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外与资本主义世界“对着干”的极左道路，使“大分裂”、“大对抗”的政治思维，支配中国大半个世纪，直到改革开放才转入“和解”的方向。
在今天，中国传统的两大矛盾似乎以新的形式延续，困扰着国人的思想并继续影响着国内政治上的和解与宪政的确立，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现代革命与改革的矛盾和问题。荣剑的文章于此多有思考和创见，我于赞成之外，亦有如下补充和商榷。
我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的判断是，这是一个充满“悖论”即自相矛盾的转型阶段--虽然转型是后来逐渐认识到的；在西方对中国所构成的“压迫”和“示范”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固有的矛盾迅速激化，整个国家在地域和城乡关系上呈现为梯度式的严重不平衡，因而也就自然地区分为社会处境不同、利益不同、思想意识不同的阶层、势力和党派，围绕对西方的关系是学习还是反对、中国国情适合集权还是民主、是突出个人解放还是整体意志、是优先建构民族国家还是首先落实公民权利、是坚持文化自主还是文明转型等等发生争执。中国人思想世界的活跃和开放，既在于西方各种思想观念的大量涌入，亦在于国内分化开来的各党各派相互之间的批评与驳难。在中国整个的二十世纪，文化和政治是最活跃的两大领域，而在文化上主导性的是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话语，这套话语已经确立了正当性，在政治上则是反帝反封的革命主张和救亡所要求的统一指挥，两者虽有相通和一致之处，但存在的差异和对立也甚为明显。由此造成“说一套”而“做一套”的言行分裂现象也就容易普遍化，问题只在于各党派能否认识到它在道德和信用上带来的巨大负面问题，而逐步做到“循名责实”，在用一个标准批评对方时也能逐渐替代自己的“双重标准”。而中共在其统治的地方将文化变成政治的工具，建政后更是变本加厉，则不能不使以自由为其生命的文化与思想，枯萎如草零落成泥，并反转来使自己的政治变得寡头化、阴谋化和粗鄙化。
下面我们再具体讨论三个问题，一是革命的理论和实用主义问题。应当说，中国现代的革命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持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各有其理论，并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合法性依据。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比较明确，在大陆由于专制和腐败被中共打败，后来在台湾逐步得到落实。那么，如何看待中共的理论？思想更为激进的中共采纳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三方面功能，其一，给出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就是中国大同理想的现代版，这也是最有至上性和感召力的价值观；其二，共产主义的前身是直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基础，这就给出了中国要搞现代化的时代任务；其三，社会主义革命在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中国虽然工人很少，但整个中华民族都是“被压迫民族”，堪与无产阶级的地位相比，中国也不缺少与极权主义相适应的民粹主义社会基础，因而，原则上为中共指出了进行底层社会动员、壮大自己的途径，加上列宁的群众政党和领袖理论，使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模式。笔者所以说“意识形态”与“实用理性”是中共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中胜出的两大法宝，前者能够提供政治正当性并统一思想，后者则在应对实际中提出战略战术，就在于这两大法宝既有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马列这三大功能的体现。这三大功能在中共建政前后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挥，然而，由于陷入革命拜物教，不懂苏东和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并非“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陈独秀指出的中国只有资本主义大发展之后，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被弃之如敝屣，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迅速建立起一大二公的体制，迷信来自于历史传统的“群众运动”和“举国体制”，相反却教条化地拒绝市场经济，由此只能造成经济持续的低效与农民的贫困，而发生跃进的灾难和革命的反噬，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是改革的理论与不争论的得失问题。中国的改革是在十年文革浩劫，民不聊生，苏联则陷入僵化的老人体制发展“停滞”，欧美社会经济繁荣，中国周边四小龙则焕发出一片生机的背景下，不得不发起的，开始旨在解决极其严重的民生问题，让社会恢复一定活力，并在政治上平反如山一样的冤假错案，其由过去政治上的折腾到不得己的改革，固然可以说是中国人实用理性的恢复，但也反映出整个民族特别是执政集团整体上思想观念的僵化和近视问题，虽有政治意图明显的“真理标准”讨论，却没有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辩论一样，在思想理论上弄清社会的性质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所以，某些人由于思想被格式化而仍然停留于过去片面、简单且落后于时代的理论，对改革从意识形态上加以反对，也就不奇怪了。而邓小平为首的高层改革派也感觉诸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未搞清，争论起来不仅影响实干，在邓小平本人也强调“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第一大原则下，还未必能辩论过“马列”左派，于是“发明”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应当说实际效果非常明显，因为符合大多数中国人重经验讲实际的文化心理。在不争论的“保护”下，学者们不仅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对“农业的空想的粗陋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找到了“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世界普遍交往”，还有“三大社会形态”的论点来为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如李洪林等人还发表了重新看待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头文章，并且，在从事实务的政府工作中，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连同凯恩斯的社会经济主张，实际上都发挥了作用。然而，左的思想并未退却，却在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旗帜下，继续批判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搞所谓四个划清，导致思想界的混乱和混战。改革开放以来所开启的政治和解，也一直停留于半途。而由于缺少政治体制改革导致了普遍的腐败、贫富悬殊和严重不公，结果使得左派们反而获得了民粹的支持。学者孙立平等人不得不提出以“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替代“改革”的主张。
三是价值观与现代文明问题。历史地看，中国大陆当时走上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中西古今冲突中价值问题的回应。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分析英帝国与中华帝国的冲突时发现了一大道德的吊诡，这就是中华帝国不顾时势，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争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离奇的悲歌”。显然，在马克思看来，最现代社会的代表本来拥有最优越的文明和价值，他们即使对待落后民族，也应当显示出高贵的价值原则；陈腐世界的代表在道德上也是过时的，谈不上什么道义。然而，英帝国的文明只限于本民族，一超出这个范围它就显示出野蛮的一面，而业己失去历史合理性的东方皇权却在面临毁灭时浮现出一层价值的油彩。在今天，它不能不让我们想到类似萨达姆一类骄横的专制者的命运。--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国家主权的正当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即使对一个专制暴虐的政权的外部打击，也往往在使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陷入表面上悲剧的同时，导致对整个民族或深或浅的伤害。而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西方的欺凌和民族利益的竞争，加之中国民众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资本主义“丑恶”形象--既剥削工人又利字当头，于是，在向资本主义“学习”与对资本主义“反抗”似乎不能两全时，后者反抗的“道义”就势必会取代前者学习的“理性”，今天我们尽管可以说这其中有对资本主义的误读，也反映了国人盲目和狭隘的一面，然而，就象“义和团”在当时虽然被慈禧所利用，民众毕竟激于爱国热情且有来自于其生活环境的感受。
所以，很长时期，学习西方文明的必要性，敌不过我们对资本道德上的厌恶，中国人所以不懂社会主义而要搞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还有儒者更强调持守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这一“国之四维”，就在于它们提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理性--做人的道德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现代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文明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其价值意蕴，不明白来自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其实可以视为儒家和道家推崇的仁义、仁政、和而不同、自由自在等理念的现代推展现代形态，那么，我们的现代化就过不了现代文明、普世价值这一关，就不可能自觉地维护现代性的规则和秩序，走向程序正义。如果说我们过去在价值观和文明观上都有很大的教训，那么，这个教训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问题反思到位，没有真正认识到价值如果不以个人自由和平等为前提，无助于人的独立人格之形成和社会权利之获得，那么，这种价值观就既不可能占据时代的道德高地，也不可能与民族的生存优势形成正相关的关系；并且，这种表面上看来似乎温情和道德的价值观，在对普通民众的心灵给予安慰的同时，更会让他们安然于依附权力和强者的屈辱地位。
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就当代中国的问题而言，直接在政治，间接在文化。中国学者和领导者们的思想应当同时思考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文化当然要传承和创新，而文化中的文明则必须转换，让农耕文明主导尽快地让位于工商文明主导；政治则要改革，把领袖政治变成大众的政治，公开透明、讲求程序。“政治要下行，文明要上行”，决不能颠倒过来！毛泽东的问题与其说是政治的实用主义（正面就是实践智慧），不如说他要政治上行，却要文明下行！表面上他让群众都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是通过运动群众，将政治领导权都掌握在他一人手里，把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委员长、总理、国防部长等等，都变成他的权力的掌中物！而数千年文化则被他发动群众特别是少不更事的青少年摧毁，中国人的文明素养不是提升了，而是大大地降低了，不懂也不遵守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屁股决定脑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由此造成中国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各领域普遍的弄虚作假、坑蒙拐骗，上述说一套做一套的背反现象也早就常态化甚至正常化，严重侵蚀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心灵，使整个社会迟迟难以形成现代文明秩序。所以，笔者才认定中国的根本问题正是价值问题！
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思想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思想不是虚而不实、甚至误国的空谈，真正的思想敢于正视一切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包括出于执政者和人民群众的主义与行为，其思考是合乎逻辑的、系统的和彻底的，原则上完全能够先期预见到各种可能性，所以是正确行动的先导。苏联和中国过去犯的许多错误、走的弯路、歧途，从当时德国这个欧洲落后国家出身的马克思早就有深刻的洞察，欧洲那些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党首及理论家，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乃至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学者”的大家，也早就预言并警告过，我们自己的思想家如顾准等也早有认知和预见。然而在盛行世俗文化和专制政治的中国，思想者是孤独寂寞的，其思想并不能见容于当世，甚至往往敌不过颠倒是非的意识形态和人们眼前的利益！
今天，我们应当如实承认，马克思的有些思想仍然走在时代前面，有些理论则己落后于时代了；对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远没有现代西方学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述得更全面、更到位，因而也更具有建设性。如果马克思主义在执政者那里并不完全是一个招牌性的东西，那就应当记取儒学经学化的教训，让它放下架子，走向自由论辨的思想市场，认真地面对现代西方思想特别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面对中国传统儒道释及其近代以来新进展，相互切磋、相互驳难，激浊扬清、推陈出新。思想没有国界，我们没有必要在乎思想资源的出处，我们要求于自己的，只应当是努力实践、认真学习，广泛地汲取并批判地反思各种思想资源，创造出真正能够走在时代前面乃至洞悉时代未来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