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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打之声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理由是充分的，事业是正义的，情绪是激昂的，但是“英语帝国”疆域还是在不断扩展。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世界语”，这个地位已经不公平地给了英语。而且从趋势看，“英语帝国”，在21世纪，只会更加扩大。
最近有两个事件使这个问题又成为报刊标题：一是德国几家大公司——西门子、德国电讯、商业银行——宣布以英语为工作语，哪怕开会在场的都是德国人，也必须坚持用英语。此事没有引发什么波澜，几个公司谋求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而已。德国人自从战败后，一向轻易放弃民族尊严，尤其与生意经有关时。要到德国旅行，连“男洗手间”，“女洗手间”这两个词都不必学。老百姓的英语，有几个古怪发音习惯，但是不比英国地方土话难懂。经理与学者的英语，几可乱真——我的一个学生，一直到毕业那天，我才知道他是德国人。
另一件事却弄出大波澜：2000年3月，巴黎戴高乐机场，决定空中调度全部使用英语，哪怕驾驶员和地面调度都是法国人，也坚持使用英语。原因倒不是让双方习惯英语，而是其他国家驾驶员一直抱怨，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心里有点烦，视出入戴高乐机场为畏途。这种抱怨没有道理，戴高乐机场每年起降46万架次，一直用双语，从来没有出过危险。但是空难太让人害怕。上个月俄国客机与瑞士货机因高度调度误会而对撞，人们第一个怀疑就是语言障碍：“讲错了”或“听错了”。
机场如果出于纯技术原因只用英语，不会有太多异议，毕竟人命关天。《华尔街日报》很不明智发表了一篇文章，嘲笑法国官僚到今天还为这种事情伤脑筋，意思是他们不识时务。此文引起加拿大魁北克省语言部长大怒，声明“七百万魁北克人决不向语言帝国主义投降”。
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语言是神授的，甚至诸神或上帝也使用这种语言，因此民族语言人神共享。难道现在全世界的神礻氏 也得学英文？已经让出天空，还得拱手让出天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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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帝国主义”，是丹麦学者费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在1992年的同名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英语使用范围扩大到如此地步，原因在于英语国家的“外援”，很多用于“支持”第三世界的英语教学。他认为这是个大阴谋，因为越“支援”越“依靠”，英语霸权结构化。 我认为这位丹麦学者的指责，很有道理。丹麦与其他北欧国家，一向英语学得最好，说得最地道。20世纪中叶最权威最详尽的英语语法，是丹麦学者叶斯帕森所作，他们对英文并无偏见，批判也没有激忿情绪。
英语国家学者，也出来指斥英语帝国主义。澳洲学者潘尼库克(Alistair Pennycook)认为英语是“制造殖民意识形态的场所”。 需求与供应互相扩大，出版商与语言学校形成“共谋利益集团”，英语教学把非英语国家变成了“语文市场”。尤其是，英语成为“通向成功之路”，会不会英语，俨然两个阶级。
的确，英语的成功，已经远远超出历史上任何曾经当作“共同语”(lingua franca)的任何语言。先前拉丁语曾是欧洲教会与学术界的“共同语”，俄语曾是共产主义阵营的通用语，阿拉伯语至今是伊斯兰世界的僧侣通用语，但是都没有成为世界共同语。
克利斯塔尔1996年所作《作为全球语的英语》统计出：在20世纪末，全世界使用“流利或合理的”英语的人口，已达四分之一，即12亿至15亿。这个数字会引起误会，因为汉语使用者也达到全球四分之一。英语是70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100多个国家作为首选外语。除了美英澳新南非等英语母语国家大约四亿人口，其他近十亿英语使用者，不是普通人，而是每个国家社会上最活跃的那部分人。
目前全世界的经济贸易、商业文书、政府交往、学术论文、旅游交通，基本上都用英文，科学界几乎完全用英文交流。电脑软件程序用英文写成，网址域名注册为英文。据说互联网上的材料，90％左右是英文。
绝大部分国际学术会议，能用英语必用英语，除非有外交上的不便，国家荣誉的牵涉，或者像穆沙拉夫、阿拉法特等人演讲，英语与本民族语交替使用，结果是给国际上听的一套，向自己的百姓说的是另一套。当然他们知道这两边词对不起来，对自己的形象没有好处，但是先要把眼面前的危机渡过去，无妨内政外交各用各的语言。
我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到一位法国教授坚持用法语，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法语水平，不够讨论学术，能读能说，但听不懂复杂题目。全场尊敬地保持沉默，说完后，有礼貌地鼓掌。只有一个鲁莽的女研究生吼了一句法语：Je ne comprend pas!(我听不懂），顿时全场哄笑。那位法国教授涨红着脸站起来想抗议英语帝国主义，看到是个一脸天真的笑容的女学生，不太像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犹豫了一阵，只能无可奈何地坐下，又引起全场一阵哄笑。这位教授使用法语就是一种抵抗姿态。经常就落到一场笑闹的局面。 有时候，语言冲突落入的绝非笑话。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绝灭，就是发生在讲法语的胡图族，与讲英语的图西族之间。图西族只有总人口的14％，但是比较富裕。两个族群的大规模冲突从1958年独立起就绵延不断，终于在1994年4月至6月发生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大屠杀。当图西族军队打回卢旺达，几乎整个胡图族出逃国外。这个国家仅700万人口，据国际红十字会估计，100万人被杀，400万人沦为难民。这个惨剧，与英语法语的对立有多少关系，至今没有见到详细讨论。法国政府事后曾发表调查报告，检讨“反应不够及时”。
我认为语言不能对这样的惨剧负太具体的责任，不然我们谈的“语言帝国主义”，就太切实了，真要动刀枪火炮来解决。本文讨论的文化政治问题，在历史的尺度上，更为重要，意义更为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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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故事，是关于人类语言起源的巴别塔故事。至今让德里达、斯坦纳等关注语言的哲学家遐想无穷。目前世界上使用的“活的语言”，据语言学家说，有6701种。已经死去的历史语言，当然无法统计。要平等对待如此多语言，事实上不可能，很多语言只是“活化石”，只有语言学家感兴趣。有很多种族的人，想离开村子，就必须学一种“外语”，想走一段旅程，就必须学几种外语。语言之间，本来就有文化地位差异。就像中国的方言之间，有无穷的权力关系讲究。
于是，很多人想回到巴别塔之前，回到全世界说一种语言的美好大同世界。
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各种“人造世界语方案”，看起来对每个民族都公平。19世纪末出现的人造语很多，有Interlingua、Ido、Novial、 Volapuk、Occidental等。
所有的人造语，实际上都是以欧洲语言为基础，虽然只有Occidental明白声称只想统一西方语言。其中流行最广，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运动的，是Esperanto，中文借用日文译作“世界语”，原意却是“希望语”，是1887年由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把拉丁系诸语言打混后消除复杂语法的产物。规则简单明了，可以搭建。由于所有的西方语言本来就保留大量拉丁语源词汇，几乎不用记单词，用几个小时就能“学会”。Mi havas bona amiko。受过较好教育的欧洲人，无论是否学过世界语，都能猜出这意思是“我有个好朋友”。
如果不是欧洲人，还是得记忆词汇，但是Espiranto通用词根只有二千。一个语言，没有标准发音，标准用法，没有变格变位，没有经典文献，没有成语惯用语，甚至没有“优劣”之分，如此共同语，真是个大解脱大自在。
无怪乎世界语首先吸引了两类人物：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匡互生、蔡元培、年轻的巴金。蔡元培1912年任教育部长，提出把世界语列为小学课程，虽然未果，后来还是有不少学校，把世界语作为必修课。民国初年，以函授方式学习世界语的中国人已经有七千，可以说是民初最大的“民间文化团体”。
胡愈之是世界语在中国最持之以恒的推动者。他于1920年发起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据说是全球世界语运动历史最长的团体。而且他亲身实践，创造了一个“奇迹”——用世界语走遍天下。1928年胡愈之留学法国，当时他不懂法语，全靠“世界语同志”帮助。1928年，作为中国世界语代表，参加在安特卫普召开的世界语联大会，后来又参加牛津大会。世界语联每年开会，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中也拒绝暂停。常有千余自愿参加者，一律用世界语交流。
1930年，胡愈之归国，想顺陆路访问各国。在德国和波兰，一路有“世界语同志”接待。苏俄当局没有给胡愈之签证，但是在莫斯科站台上，竟然看到挥舞着世界语绿星旗等着他的两位女“同志”，俄国世界语者轮流陪他参观访问。胡愈之的“世界语之旅”，给不少人的印象是世界语真能通用天下。
俄国的流浪盲诗人爱罗先科1916年到中国，北大聘请教授世界语，鲁迅周作人兄弟第一次有机会直接与东欧作家交游，并参与成立北京世界语协会。此后多年，鲁迅一直关心世界语，鼓励从世界语翻译东欧文学。
中国与日本，实际上是世界语在东方最重要的基地。中日世界语人士互相鼓励，互相访问，共同反军国主义，在三十年代，此种超越爱国主义喧嚣的理想精神，难能可贵。 “世界语”最盛时，“使用者”曾超过十万，我在70年代末读研究生时，同学中还有北师大的周流溪等，依然热心于世界语。随着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全面退潮，恐怕这是最后一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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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世纪文学批评起了最大影响的英国理论家，应当说非瑞恰慈莫属。他在二三十年代写的七本美学与文艺哲学著作，在文学理论中引入了语义学和心理学。
1929年瑞恰慈夫妇第二次来北京，在北大做访问教授。那时他已经投身“基本语”（Basic)运动，这个运动目的是创造一种简便英语作为世界语。其方法是把英文词汇压缩到500到800简单词，清除英语中残存的变格变位，由此成为“有文化依托的世界语”。
1930年代初，基本语运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在25个国家设点推广。但是瑞恰慈认为需要一个政府支持的“全国运动”试点。他认为中国是最理想的国家。1935年赵元任、胡适等人参加基本语的中方委员会，使瑞恰慈大受鼓舞，1936年4月他雄心勃勃地来到中国，以其辩才说服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合作，第一步是训练几千基本语教师。
这不完全是语言乌托邦，“基本语”仍是英语的一种变体，即使能让另一个民族接受，几乎等于文化殖民。幸亏，在具体实施中，只是在速成训练大批英语教师。瑞恰慈的天真，很难说给中国造成损害。
不料很快就是七七事变，京津诸校南撤。基本语运动所依靠的中国语言学教授们，也走向西南。瑞恰慈不愿意就此放弃，听说叶公超、陈翰笙等基本语运动中方人士集中于长沙，坐长途汽车追去。随着战局恶化，他们也沿桂林、南宁内撤，最后在昆明站住脚。这一程，虽然地方大员张治中、白崇禧、龙云都表示支持，各省教育厅主持大规模演讲训练，但战时气氛，戎马倥偬，已经抹尽了乌托邦的可能。他回到西方，在哈佛工作20年，基本语运动也萎缩成成人扫盲教学法的一种。
1950年，中国内战结束。国情的稳定，使瑞恰慈再度来到北京，试图重振旗鼓。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梦想不再可能。 1978年，85岁的瑞恰慈退休寓居剑桥，突然接到北大校长周培源代表“前同事们，前学生们”寄来的礼物，欣喜若狂。当时他水肿病已很严重，靠利尿剂维持，却依然决定重返中国。“四十年前耕耘，终于能清点一下成果”。
次年5月瑞恰慈到桂林、杭州、上海、济南诸大学周游演说，坚持再谈基本语的理想。6月初终于在青岛病倒，用火车送到北京，已经昏迷。护送回英国剑桥，但是瑞恰慈一直没有醒过来，9月终止呼吸。
如今，英语果然成了世界语，但是这种携带着美国俗文化霸权的英语，与基本语的设想相去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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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现在竟然有了一个世界语，多少代的梦想成真。奇怪的是，听不到欢呼，只听到埋怨。尤其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本是语言大同最积极推动者，现在却是英语帝国主义的最强烈批判者。
应当说，英语与各种人造语相比，有很大缺点。语音相当不规则，残留着某些不必要甚至不规则的变格变位。
但是与其他语言相比，英语也有好处。其中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文化政治上的：由于使用的国家与地方太大，英语正在失去学习者使用者必须尽量靠拢的“圭臬”。不少人认为“美音”应当是今日的标准音，但是美国音中，波士顿一带的新英格兰口音，与中西部口音，与南部口音，相差很大。拿腔作势的英国贵族口音“女王英语”，曾经是标准英语，盛行在王室鼻子底下的伦敦土腔，一如阶级地位，世代相传。
五六十年代的广播电视，发展出一种比较均衡的BBC口音，成为“受过教育者的标准口音”。但是现在的BBC电视，简直成了“口音大展览”，几个主要播音员，分别说的是偏苏格兰，偏中部，偏爱尔兰口音，节目主持人，则有偏印巴口音，偏牙买加黑人口音等等，很难想象中国的电视台采取如此方针。甚至有的公司认为某种口音“时髦”，或是有“本地产品风味”，有意雇带口音的电话接待员，使我这样的外国人不胜其苦。
20世纪初萧伯纳剧中的卖花女，一开口就是下等人，今天情况依然。只是当年的卖花女，要靠语音学教授细细训练，才能出落成窈窕淑女；如今的卖花女，说不改口唱不改调，而且以此骄人。
不仅是语音，连风格的允许范围也在不断变化。现在公认英语最出色的大作家是特立尼达的奈保尔、爱尔兰的希尼、印度的阿伦达蒂罗伊。这很有点像中国作家最讲究语言的，反而是来自南方的方言省份。
查尔斯王太子自称是个“老派人”，说话爱咬文嚼字。有一次在语言教育会议上“作指示”，呼吁改进英文教育，却拿他日夕相处的卫士们开涮，说他们讲的是“孬英文”（bloody English）。报纸马上笑话他，说是既然王太子演讲都能用“孬”这样的俗词，也就怪不得卫士英文孬。
在电子时代，英语更加“走形”，许多英语作家抱怨，说互联网是英语的“屠宰场”。平面出版物经过职业编辑规范化，网上五花八门的怪词怪句，成为人人乐用的新时髦。当然，落进网络杀场，所有语言都遭殃。既然英文在网上占绝对多数，创伤更为巨大。 应当承认，英语成为世界语，不是靠本身的各种“优点”。无法否认，英语是靠了两个帝国成为世界语——19世纪的大英殖民帝国，20世纪的美国实力帝国。目前淹没全世界的英语，的确带着美国的世界霸权意识。像法语这样优美的语言，竟然被边缘化，真是非常可惜。
那么怎么办？是搭车，还是挡车？
我认为应该挡车，因为任何既成体制，都必须严格批判，任何“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都必须加以阻滞，不然必定会酿成灾祸。眼面前的问题，就是英语帝国的全世界征服，正在摧毁许多民族文化。必须提出多元文化并存，来对付“同化一切非我文化”的趋势。本文举出的一些学者对“语言帝国主义”的犀利批判，对把全世界变成“语言教学市场”的抨击，证明知识分子一直明白他们的社会责任。
同时，也必须承认，只是关心文化批判的知识分子应当肩负这个责任，不能要求全社会“不准搭车”。这不是知识分子“革命不彻底性”：批判的目的，不是完全彻底地打倒某种体制，那不可能做到，即使做到，也会落入另外一种体制。因此，假定某些批判英语帝国主义的文章，用英语写成，批判讨论会，用英语作会议语言，也不见得是知识分子“虚伪”。
我的一位朋友9岁的孩子，发誓学好英语，因为要玩“原版电子游戏”。我在此“小事”中发现许多值得文化批判者警惕的问题，但是我不会去阻止这个孩子。哪怕是我自己的孩子。
英语国家成为英语帝国的“中心”，并非只有诸般好处，没有一点负面影响。
英美两国人，平均来说，恐怕是世界上外语学习能力最差的。到任何地方，他们都等着别人说英语，做大部分学问，资料足够，能翻译成英文的，全译了。甚至，这两个国家，尤其美国，不耐烦读翻译作品，觉得英语不够味。每年的文学类出版书籍，竟然只有2％译自外语，而且销行大都很差。只要用英文写的，就觉得是上品。最明显的是海外中国人用英语写的回忆录，例如《鸿》、《叶落归根》、《中国灰姑娘》等等，“回译”成中文，中国人读不下去，琐琐碎碎，毫无文采，很一般的口述家史，在英美成功到当作教科书的地步。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吃亏的地方。当代中国小说最杰出的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英译本，往往被其他语言的翻译者用作“参考”。西方的汉学家，英文还是比中文好读，尤其是文学作品。至少两相对照，省了翻中文字典（一项很耗时间的劳作）。葛浩文为全世界的译本垫了底，却毫无报酬，因为凡是有点自尊的出版社，绝不会承认从英文转译中国小说。他为此恼火，但是无法可想。
本文无意用此类小事为英语帝国主义作粉刷。笔者只是想指出：除非我们回到人造世界语的乌托邦，不然总得有一个选择。哪怕我们干脆放弃共同语这个念头，我们还是无法避免语言之间的文化政治冲突。语言之间，方言之间，从来没有平等过。现在首先要争取的，是保存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不让英语的洪水淹没。
有人预言，如果目前这个趋势不加控制，到2200年，只有中文和阿拉伯文能够残存。哪怕这预言成真，也不是我们可以放弃批判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