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的国际关系中，欧盟作为具有超国家特点的国际组织，正日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国际格局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欧美关系在发生变化。欧盟作为一个日益扩大的联合体，份量越来越大，说话也越来越硬气。在欧美这两个原本是紧密的盟友之间，由于对世界看法各异，追求利益与目标各异，对外战略选择各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和。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争执，使得双方形同陌路。实际上，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都发出了与美国不同的声音。这种情况预示着什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也许，现在是需要对欧洲予以更多关注的时候了。

探讨欧美关系的变化，可以发现，尽管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与一意孤行是导致双方不和的直接原因，但欧洲在许多问题上敢于对美国说“不”，却也反映了其身份、地位的某种变化。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已发展成为一个与美国对等的经济体，通过推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它已成为了一个世界政治的新角色。这种新角色使得它能够把一些原本就不同于美国的战略理念转化为现实的对外政策行动。

关注欧洲国家在大国关系中的新角色，从战略的视角来讲，就应当关注欧洲国家的战略理念、欧洲国家在联合进程中所发生的力量变化以及欧盟的对外战略选择。

一、战略理念：欧洲人的统一梦想与对利益的判断

欧洲的变化是在统一进程中实现的。以1952 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为起点，到2004年欧盟扩大为25 国，欧洲人为实现“大欧洲”的梦想，已走过了漫长的路。当今的欧盟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性组织，已覆盖了欧洲大陆从北极圈到地中海，从大西洋到黑海的广大地区。它的不断扩展固然在改变着欧洲的格局，但更以其超级的份量改变着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

欧洲人能够实现联合的梦想，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长期以来，在欧洲一直存在着一种意识或观念，即欧洲人是属于一种基于希腊—罗马文化发展起来，并借助于基督教会的组织和精神力量而传遍欧洲的带有共性的文明。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认同，有两个根本的原因，一个是欧洲历史上统一帝国的世俗影响，另一个是基督教王国无处不在的宗教影响。就前者而言，亚历山大大帝建立马其顿帝国可说是创建世界性帝国的最初尝试，而罗马帝国的鼎盛则标志着这样一种文明达到顶峰。以后，在欧洲四分五裂的中世纪，基督教会又扮演了统一文明的推动角色。正是基督教会对欧洲的统治，实现了“一个上帝、一个基督和一个教会”的理想。这样一种统一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欧洲意识的基础。

在欧洲，人们对文明的认同，必然会发展出一种诉求统一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不单是对历史上曾有过的统一帝国的怀念，它更是对欧洲分裂现状的不满和对政治变革的追求。也许是一种讽刺，在这样一个具有文明认同的地域，千百年来却一直伴随着冲突与战争。单是20 世纪发端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就导致了数千万人的伤亡。二战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两大军事集团又是在欧洲重兵对峙。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战争阴霾，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分裂、仇恨、对抗和杀戮，使得欧洲人一直在憧憬着一个目标，即实现永久的和平。他们从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得到的启示就是，要想在欧洲彻底消除战争，结束兵戎相见的历史，只有走欧洲联合之路，即建立一个 “大欧洲”。

在欧洲的历史上，思想家和政治家很早就开始了对“统一”的构想。从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1265-1321）1311 年撰写《论世界帝国》倡导对欧洲的政治现状进行改革，1到法国的圣—皮埃尔（Charles Castel de St. Pierre，1658-1743）1713 年发表《给欧洲以永恒和平的方案》(Projet d’une paix perpétuelle)鼓吹“欧洲联邦”，2再到康德1795 年发表《永久和平论》倡导建立和平联盟，3“欧洲统一”的议题在不断地被提出和延续。从19 世纪开始，“欧洲联合”在很多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共鸣。1849 年在第三届万国和平大会上，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Marie Hugo，1802-1885）在致开幕词时提出了“欧洲合众国”的响亮口号。4这个口号的提出，无疑是受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影响。美国人独立后所建立的联邦，给了憧憬统一与和平的欧洲人以非常现实的启示。他们迫切希望能够模仿这样的模式。进入20 世纪，对“欧洲统一”的诉求已不再限于学术界了，谋求统一的现实运动已扩展到许多国家。尽管其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欧洲统一运动却生生不息。一战之后奥地利的里查德•库当霍夫—卡莱吉伯爵倡导“泛欧运动”，5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受27 国之托起草建立欧洲联邦的备忘录，都对当时统一观念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在二战期间，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出现了联邦主义运动。一些抵抗运动的代表认为，只有一个联邦制的联盟才能保证欧洲大陆的自由与文明。在未被占领的国家，支持战后欧洲联邦组织的运动更加活跃。6总之，在战前已有长久酝酿的欧洲统一观念，在战争的催化下真正成熟了，从而为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真正开始准备了条件。

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欧洲国家开始了推动统一的实际操作。在这个过程中，对每一个相关国家来说，都面对着战略选择的问题，即要不要参与，以及应如何参与的问题。在这里，对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的判断构成了最基本的要素。尽管在这个历史大潮中，欧洲国家似乎都认同“欧洲”理念，赞同欧洲统一，但不同的国家对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认识仍然是不同的。

在欧洲（西欧）国家的互动中，法国、德国和英国往往被称为“三驾马车”，因为它们力量强大，对欧洲事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就欧洲统一的进程来说，这三驾马车一方面是共同推动一体化深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们基于对利益与目标的不同认识又始终是欧洲勾心斗角的主角。尽管二战后的客观形势发展与人们的主观愿望推动它们先后卷入到欧洲联合当中，但它们登上同一辆车时的想法与目的是各异的。

英国的国家利益观与欧洲观，与它的岛国地理位置以及根深蒂固的帝国历史传统是分不开的。在地理上，英国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却与欧洲大陆不相连。英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欧洲其余部分称为“大陆”以示区别。虽然英吉利海峡最窄处只有32 公里，但这一距离对英国的历史命运却是决定性的。正是这种与欧洲的距离，使得英国在数百年里能够超然于欧洲事务，不断通过玩弄均势游戏而在欧洲大陆保持自己的支配性影响。对英国而言，这条海峡所产生的距离感，既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从另一方面来讲，英国的帝国传统也始终对英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发生着影响。在历史上，英国曾是强大的帝国，有遍及全球的利益。进入20 世纪之后，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英国的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霸权地位，但英国的帝国遗风却没有消失。英国始终认为自己与欧洲国家不同，享有特殊的国际地位。英国在对外政策上更愿意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青睐“大西洋主义”而不是“欧洲主义”。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一直孤立于欧洲而追随远隔重洋的美国，常站在美国立场上说话。正是基于这样的认同和选择，在欧洲一体化的初期，英国是不屑于参加。后来，当它想参加时，法国又以它只关心英美联盟、不关心欧洲为由而数次加以拒绝。因此，英国在欧共体门外徘徊了25 年。7

然而，欧洲统一进程的发展迫使英国最终不得不卷入这个过程。从20 世纪60 年代末到70 年代初，英国的对外政策完成了从大国全球外交到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81970 年英国开始加入欧共体的谈判，1973 年正式入盟。英国加入欧共体以后，虽然因时不时强调自己利益高于欧洲整体利益而被奉送了“坏欧洲人”的绰号，但“英国的前途在欧洲”还是逐渐成了英国国内大多数公众和政党的共识。英国政府很清楚，如果不加入统一进程，不但会利益受损，而且会失去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战略选择只能像撒切尔夫人所做的那样，在参与统一的进程中尽最大可能为英国的利益进行争吵。对英国的执政阶层来说，顺应一体化进程无疑是理性的选择，但确实又是感情上难以接受的选择。9

法国的利益观与欧洲观与它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也是分不开的。在历史上，法国作为世界强国曾称霸欧洲，但也曾数度沦陷敌手，蒙受耻辱。法国作为欧洲大陆国家，与曾数度结盟的英国隔海相望，而与宿敌德国则领土相接。一百多年以来，法国始终有两大忧患：其一是德国的扩张，其二是自己的衰落。10“由于对往日称雄欧洲的怀念和对七十年中三次战争（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丧权辱国的余悸，法国对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特别敏感。”11这一特点深刻地体现在了法国的对外政策行为中。

二战之后，面对经济、军事力量孱弱，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的现状，1944 年上台执政的戴高乐把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恢复大国地位确定为法国国家利益的中心诉求。实际上，这也是法国民意的体现。早在战争期间，法国本土的抵抗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行动纲领就规定：战后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恢复法国的强大实力、大国地位和世界使命。12

从法国现实的国际地位出发，要实现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目标，并进而恢复大国地位，法国只能把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放在欧洲。法国的政治家十分清楚，法国所面对的问题在欧洲，而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也要依靠欧洲。对法国来说，欧洲问题其实就是德国问题。法国在历史上遭受的主要屈辱，就是被德国所打败。二战之后，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重新崛起可能再次导致的战争，法国人选择了走欧洲联合之路。法国人认为，这种联合乃是解决欧洲问题的最佳途径。作为制约和套牢德国的缰绳，欧洲一体化能够消除战争根源，实现欧洲的和平发展，并且能为法国通向强国之路提供有效保证。

在欧洲要实现联合，第一步要实现的就是法德和解。1949 年戴高乐指出：“将来会不会有一个欧洲，就要看在日耳曼人和高卢人之间会不会直接达成一个协议。”1952 年欧洲煤钢联营的实现，迈出了两国合作的第一步。1958 年戴高乐再次上台执政后，与西德总理阿登纳确立了两国的密切合作关系。1963 年两国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全面和解与合作的实现。条约规定：“两国政府在就所有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首先是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任何决定前将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采取相似的立场。”13

在戴高乐之后的法国执政者，无论属于哪一派，在政坛上都执行了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这种具有连续性的对外战略模式，基于国家利益、主权和独立自主，在欧洲联合问题上的典型主张就是坚持“多国家的欧洲”而反对“超国家的欧洲”，坚持“欧洲人的欧洲”而反对受美国控制的“大西洋共同体”，坚持法德轴心和法国的领导地位，并且谋求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这样的一种欧洲观，核心是法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从战略上来讲是为法国实现大国地位服务的。14

德国二战后的国家利益观与欧洲观，与它从作为战败国进行重建的战略是相对应的。作为一个是地处欧洲腹地的国家，德国自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是欧洲群雄角逐中的主角。由于四周都有强国，边界易攻难守，因此德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扩张都不得不打一场多条战线的战争。为此，德国在历史上的传统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防止其他国家结成反德同盟。15在20 世纪的前半叶，德国带给了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在二战中，德国几乎统一了欧洲，但最终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重温了多条战线作战和他国结盟的噩梦。对于德国这样一个战败国来说，二战后进行对外战略选择的国际环境是极其严峻的。当时的反法西斯盟国对于德国这个战争策源地，首先考虑的就是怎样防止它重新崛起并再次肆虐。在四大国的军事占领下，德国失掉了主权、统一和国际地位，国家最后被一分为二。对德国来说，如何通过重建恢复国家主权、统一和国际地位，构成了最直接的利益诉求与战略目标。

在德国战后重建的过程中，自1949 年至1963 年担任总理的阿登纳起了关键作用。作为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阿登纳在近乎无法进行选择的情况下为德国的国家战略进行了正确的选择，即走欧洲联合之路。通过融入并推动西欧联合的进程，联邦德国恢复了经济，重建了军队，并且重获主权，成为了西方国家集团中的重要一员。

德国走欧洲联合之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法国问题。怎样实现德法的和解，特别是如何消除联邦德国建立后可能引起的法国的担心，阿登纳的想法是通过经济一体化重塑两国关系。1950 年，法国舒曼计划的提出以及随后欧洲煤钢联营集团的建立，恰好适应了德国的需求。对德国来说，参与一体化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选择。作为一个当时还不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德国参与欧洲联合的代价是微乎其微的。德国所失去的是不存在的权利，而得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主权。德国在联合中每做出一项让步，它在同盟中的自决权就增大一分。事实上，对于德国这样一个战败国来说，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等于获得了一种平等的地位，而且还得到了影响局势的机会。16

阿登纳在联邦德国建国初年所坚持的走欧洲一体化道路的战略构想，对以后德国的战略选择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在阿登纳之后的德国领导人，基本上都坚持了这样一条路线。20世纪80 年代至90 年代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科尔，曾这样阐述过促进欧洲一体化的意义：“德国历史有一些劣迹。这部历史使人们对我们国家始终有着强烈的恐惧感。只有在德国上空盖着一个共同的欧洲屋顶的情况下，才能消除这种恐惧感。”对于德国一贯的对外政策目标，科尔的表述是：“我们的外交及欧洲政策的核心在现在和将来都应该始终如一地推进欧洲的统一大业。欧洲统一的政策对欧洲和德国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实际上它也是关系到21 世纪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17正基于这样的利益判断，德国外交部在宣传德国对外政策时，一直把完成欧洲一体化进程列为“最重要的政治目标”。18

从三驾马车的利益观与欧洲观中可以看到，法国和德国对欧洲统一的理念远比英国要坚定和积极。如果说法德一直是推动一体化进程的轴心，那么英国则基本上是个若即若离的角色，一方面不得不顺应统一大潮，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地要进行“捣乱”。当然，由于英国毕竟也是欧洲联合的赞同者和参与者，因此尽管这三个国家步调不一致，但战略大方向还是大体一致的。

在参与一体化的进程中，三驾马车所表现出的战略理念，如前所述，其实都是政府意愿的体现。这样的意愿在转化为实际政策的时候，从长期来看，是必须得到各国民众的认同的。然而，如果考察各国的民意可以发现，尽管欧盟的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但各国公众对欧洲联合的认同仍然存在很复杂的情况，不但在政府层面与民众层面之间存在理念的差别，而且在不同国家之间民众的意愿也有差别，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别。

下面的两个图是2002 年欧盟对15 国所做的民意调查的统计，其中所反映的情况是具有参考意义的。

从图1 中可以看到，尽管欧盟15 国有62%的公民对作为“欧洲人”感到自豪，但各国的情况差别很大。三驾马车中法国感到自豪的公民占61%，相当于平均水平，德国占51%，刚过半数，而英国只占44%。对于做“欧洲人”不自豪的公民，在英国也占44%。这种情况与英国政府对欧洲联合的若即若离的态度是吻合的。相比较而言，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公民对“欧洲人”的认同都比较高。从图2 中可以看到，尽管欧盟15 国中有53%的公民支持国家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但并非所有国家支持成员国身份的公民都超过半数。三驾马车中德国的支持率最高，为52%，一向赞同欧洲联合的法国只有47%，而英国只有32%。相反，在中小国家中，多数国家公民的支持率都较高，最高的卢森堡达81%，爱尔兰为78%。

比较英法德和其他中小国家的公民认同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小国家的欧洲联合观有更深厚的民众认同基础，而三大国的欧洲联合观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基于利益的政府选择。从实际结果看，由于在总体上欧盟多数公民认同“欧洲人”和欧盟成员身份，而政府基于利益的选择都支持统一，因此欧洲一体化的事业会继续发展，而且越发展，个别国家就越难开倒车。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欧盟公民支持欧盟身份的比例并不高，特别是三驾马车中英国公民的支持率只有32%，法国也只有47%，因此一体化的未来发展不会一帆风顺。

二、欧洲国家的战略力量和资源

欧洲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所获得的越来越大的份量，构成了它的战略力量与资源，这种力量与资源包括它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等要素。

参与欧洲一体化的国家，无论是从国土面积还是从人口来讲，都属中小国家。面积最大的法国有陆地国土54.4 万平方千米，相当于美国的5.8%，人口最多的德国2003 年有8250万人，相当于美国的28.5%。然而，通过走统一之路，欧洲国家在联合中不断增大了自己的战略空间和人口规模。欧共体6 国时，国土总面积为127 万平方千米；欧共体变为15 国时，总面积为315.6 万平方千米；2004 年欧盟扩大为25 国之后，国土总面积达到了389 万平方千米，人口达到了4.537 亿。这样的领土和人口规模，在世界范围内绝对可称得上是“大国”了。如果再加上2007 年将入盟的罗马尼尼亚和保加利亚，以及候选国土耳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欧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形成一个拥有500 多万平方千米陆地国土和5 亿多人口的大联合体。19

从欧盟现有的范围和未来的发展看，一体化的扩大所造就的新的地缘政治格局表现了这样的特点：第一，欧盟的东扩已涵盖了西欧、南欧、北欧和中东欧的广大地区，并且连成了片，已包括了一大半欧洲国家。第二，从战略上讲，欧盟国家除了北冰洋，已控制了欧洲周边的所有海域，包括北面的波罗的海，西边的大西洋，南面的地中海和东面的黑海。第三，欧盟已扩大至俄罗斯的边界，这种战略上的接近，导致双方无论是合作还是发生冲突，都必然会形成极为密切的互动，成为面对面的对手。第四，欧盟未来吸收土耳其入盟，其地域将直接与中东产油国接壤，并包括里海原油外运通道所在地区。这种情况固然有利于欧盟获取这些地区的油气资源，但这些相邻地区的不稳定，也将导致欧盟不得不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承担维护安全的使命。

从欧盟已包括的地域上的人口状况来看，基本的特点就是人口密度大。欧盟每平方千米的人口是120 人（2003 年数字），相当于美国的4 倍。从人口总量来看，欧盟25 国的人口相当于美国的2.57 倍，日本的3.57 倍。20这样的人口规模，在世界范围内仅小于中国和印度，居第三位。作为一项战略要素，欧盟现阶段的人口规模能够为其发展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不过，在欧盟人口结构中，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即老龄化趋势严重。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预测数字，到2015 年65 岁以上老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欧盟15 国中有5 国超过20%，有4 国超过19%，而同期美国则只有14.2%。21这样的人口发展前景，对于欧盟未来的社会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欧盟所辖地域的人口多，意味着所需自然资源就多。对欧盟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地区来说，稳定地获得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乃是可靠地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在欧洲有最便利的北海油田，但这个油田远不能满足欧盟国家的需求，且已出现日渐枯竭的迹象。按照欧盟提供的数字，欧盟现在所需能源有一半要靠进口。今后的20 至30 年，这个数字还会上升到70%，甚至可能达到90%。这种对外部能源的依赖，是蕴含着某种经济和社会危险的。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2001 年欧盟15 国的原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赖程度分别为77%和43.3%。就石油而言，只有丹麦和英国是净出口国，其他国家都依赖进口，且依赖程度相当高。就天然气而言，只有3 国是净出口国，即丹麦、荷兰和英国，其他国家也都依赖进口，但依赖程度比石油略低。在表中有些数字超过了100%，是因为包括了能源的储备。

由于欧盟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因此拥有稳定的能源来源就构成了一个战略问题。从地理位置来讲，由于欧洲三面环海，且靠近北非、中东和里海，因此运输是比较便利的。问题主要在于欧盟与能源供应国的关系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欧盟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具体来源见下面两表：23

从欧盟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来源看，挪威和俄罗斯是最主要的供应者。这两者为欧盟提供了所需原油的45%和所需天然气的64.9%。从国际关系来看，欧盟与挪威不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可能发生问题的是与俄罗斯的关系。由于石油供应关系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因此欧盟必须处理好在一体化进程中与俄罗斯的战略互动。从未来双方的关系看，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对俄欧关系都有影响，不过北约东扩的影响更大一些。由于北约的欧洲成员多数为欧盟成员，因此俄欧未来的石油关系是有可能受到双方关系中政治和安全因素的影响的。

在欧盟的石油供应国中，除了挪威和俄罗斯这两个大户之外，还有范围广泛的众多其他供应者。这种情况表明欧盟除了就近依赖欧洲的能源之外，也在谋求能源来源的多样化。在这些供应国中，中东产油国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欧盟有45%的石油是从中东进口的，与来自挪威和俄罗斯的石油一样多。因此，中东局势的稳定对欧盟国家的能源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利益上的考虑也构成了欧盟国家更关注中东问题解决的原因之一。

从经济力量的发展来看，欧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它与其他政府间组织的最大不同就是实现了经济的一体化。经过50 年来制度建设的不断深化和完善，欧盟已基本上实现了成员国之间在商品、人员、资本和服务四个方面的自由流通，建立了统一的大市场，形成了共同的贸易政策和关税同盟，并且实现了货币的统一。原欧盟15 国中有12 国加入了欧元区。以欧元的流通为标志，欧盟的扩大和一体化已使它形成了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经济体。欧盟取得今天的经济地位，是经历了一个通过联合不断扩张经济总量的过程。1970 年欧共体6 国的GDP 总量为4953.52 亿美元，同期日本为2037.36 亿美元，美国为10115.63亿美元。欧共体相当于日本的2.43 倍，相当于美国的49%。1985 年欧共体10 国的GDP 总量为23469. 93 亿美元，同期日本为13432.73 亿美元，美国为40166.50 亿美元，欧共体相当于日本的1.75 倍，相当于美国的58.4%。2001 年欧盟15 国的GDP 为78898 亿美元，日本为41414 亿美元，美国是100653 亿美元，欧盟相当于日本的1.9 倍，相当于美国的78.4%。以欧盟公布的2003 年的数字进行比较，欧盟25 国的GDP 总量为97388.72 亿欧元，日本是38010.30 亿欧元，美国是97277.22 亿欧元。欧盟相当于日本的2.56 倍，相当于美国的100.1%。24

从贸易的角度看问题，欧盟伴随着一体化进程，其世界地位也在不断提高。1990 年欧盟国家的出口是3959 亿欧元，进口是4425 欧元。到2001 年，这两项数字分别达到了9853亿欧元和10280 亿欧元，分别增长了1.49 倍和1.32 倍。2001 年欧盟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所占份额为19.4%，已非常接近美国的20%；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份额为24.67%，已超过了美国的20.56%，居世界首位。25

从欧盟的现有实力来看，它无疑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与美国对等的力量。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欧盟和美国之间相继发生的贸易战，诸如香蕉战、牛肉战、转基因纠纷、钢铁贸易战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欧盟经济实力强大后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

欧盟作为一个多国联合而成的经济体，它的最大特点，或者说最大优势，就是在内部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并且有了统一的货币。在这个经济体中，欧盟成员国可以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发挥相互间的互补性，大力发展内部贸易。据欧盟发布的数字，2003 年欧盟15 国相互间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60.23%，其中卢森堡达到75.48%，葡萄牙为76.68%，法国为66.84%，德国为55%，英国为53%。2003 年欧盟15 国相互间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61.91%，其中卢森堡占86.68%，葡萄牙占79.17%，法国为62.31%，德国为55.50%，英国为56.26%。26这种经济特点，使欧盟国家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减少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再者，欧元的启动对欧盟经济也起到了保护的作用。欧元就像一道盾牌，维护着汇率的稳定，保护着欧元区的经济，使成员国能在较大程度上规避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欧盟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尽管从形式上看是联合体规模不断扩张的结果，但它的GDP能够达到与美国对等的地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在于这种联合是在发达经济体的基础上实现的。从单个国家的GDP 来看，欧盟国家在西方七国集团中占居4 席，以2001 年的数字为例，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总量都排在世界前列，在美国和日本之后，分列第三、四、五、七位。27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排序，欧盟15 国都在前24 名之内。其中名列前10 名之内的有瑞典、荷兰和比利时，从11 名到24 名，绝大多数都是欧盟国家。对这些基本属中小国家的经济体来说，人均GDP 能够更好地表明它们的发达程度。2001 年欧盟15 国多数国家的人均GDP（PPP）都在2 万美元以上。其中人口最少的卢森堡（40 万人）高达53780 美元。只有葡萄牙和希腊较低，分别为18150 美元和17440 美元。与美国同期的34320 美元相比，尽管欧盟多数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它作为一个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事实是没有疑问的。

当然，伴随着欧盟的扩大，它在获得机遇的同时，也面对着问题和挑战。2004 年10 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东欧国家的加入，就给欧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按照欧盟公布的2003 年人均GDP（PPS-Purchasing Power Standard）的预测数字，欧盟15 国是23270 欧元，而欧盟25 国则是21200 欧元。这表明，10 个新成员的加入使欧盟的人均GDP 减少了8.9%。就新入盟的成员而言，有3 国的人均GDP（PPS）低于1 万欧元，最高者塞浦路斯的17760欧元也远低于平均值。就欧盟的3 个准成员而言，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其数字就更低了，分别只有6350 欧元、6280 欧元和5750 欧元。28欧盟要“消化”由此而出现的种种问题，是需要动用更多的资源的。

实际上，欧盟在经济发展中除了要应对新成员入盟所带来的挑战外，还需解决自身体制中原本就存在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弊端，就是劳动力市场僵化。这种弊端的表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雇员的保护措施过多；二是失业补贴过高；三是社会保障水平过高。由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欧盟国家政府赤字和债务与GDP 的比率有严格限制，因此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最终限制了政府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可能。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这实际上使政府失去了刺激经济的手段。29

长期以来，欧洲经济还一直受到高失业率等问题的困扰。据欧盟的统计，欧盟25 国2003年的失业率为9.1%，比欧盟15 国的失业率高1 个百分点，比同期日本的5.3%和美国的6.0%要高出3 个百分点以上。这种情况说明欧盟原本就存在高失业率问题，在扩大后更严重了。

从欧盟的GDP 增长情况来看，与美国、日本相比，情况也并不乐观。2000 年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与美国大体相当，2001 年欧、美、日的经济都比较低迷，但欧盟的1.7%高于美国的0.8%和日本的0.4%。到2003 年，欧盟仍然低迷，低于1%。虽然按照预测欧盟25 国2004年和2005 年可以实现2%和2.4%的增长，但明显低于美国自2003 年开始的3%以上的增长。

有学者认为，欧盟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二者在科技投入方面的差距造成的。31按照欧盟的统计数字，1999 年至2002 年的4 年，欧盟15 国的研究与开发开支占GDP 的比例分别为1.92%、1.95%、1.98%、1.99%，虽然每年都略有增加，但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的投入。美国这4 年的数字分别为2.63%、2.70%、2.79%和2.79%。日本的数字更高一些，1999 年到2001 年的数字分别为2.96%、2.99%和3.07%。32

从劳动生产率来看，欧盟也落后于美国。按照欧盟的计算和预测，如果以欧盟15 国的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为100%，那么美国2002 年到2005 年的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则依次为122.0%、123.0%、124.4%和125.4%。如果计算工时劳动生产率，两者的差距要稍小一些。美国2002 年和2003 年的推测数字分别是115.4%和118.2。33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到，美国的从业人员不但工作效率高于欧盟国家，而且工作时间也长于欧盟国家。

按照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排行榜，2003 年和2004 年美国都位居第1，而欧盟15 国中，2004 年排在最前面的是丹麦、芬兰、卢森堡、爱尔兰和瑞典5 个小国，分列第7 至11 位，而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4 个大国，则分列第21、22、

30 和51 位。34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欧盟作为一个经济体确实已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实力，并且与美国的战略互动已开始了一个以对等为特点的新阶段，但它与美国在众多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军事力量方面，欧盟作为一个一体化组织，目前还只能说刚刚起步开始建设。不过，由于欧盟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科技力量，特别是欧盟成员国大多拥有可观的军事力量，因此欧盟事实上具有非常强大的军事潜力。近年来，伴随着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实施，欧盟国家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要有能够利用的可靠的军事能力。在冷战时期，西欧国家在防务上主要依靠的是体现大西洋联盟的北约体制。冷战之后，情况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欧盟开始了建立独立防务体制的进程。在欧洲新的战略格局下评估欧盟的军事力量，有两方面的情况需要关注，一是构成欧洲防务体制基本单元的欧盟各成员国的军备现状，二是欧洲防务体制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就军费而言，2001 年欧盟15 国的总和是1547 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同期军费3041 亿美元的一半。从军费占GDP 的比例来看，欧盟15 国的总体水平是1.96%，而美国则达到了3.1%。就单个成员国来说，欧盟15 国中只有希腊的军费占GDP 的比例超过美国，达到4.6%。其中的4 个大国，即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军费占GDP 的比例分别只有1.5%、2.5%、2.5%和2.0%。就新入盟的10 国而言，它们2001 年的军费占GDP 的比例也都较低，只有塞浦路斯和捷克超过2%，其他国家都在2%之下。在军事力量的构成上，欧盟国家只在军队人数上多于美国。欧盟15 国2001 年的武装力量总人数为160 万人，超过了美国的141 万人。35不过，在新军事革命的条件下，军队人数已不再是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决定性因素，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已占居了更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欧美之间的差距可以说在急剧扩大。有军事专家认为，在尖端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领域，美国与欧洲已拉开了10 年至20 年的距离。欧盟国家在军事开支上相对美国处于较低水平，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冷战结束之后，大多数西欧国家认为装备精良的敌人对西欧国家领土的军事威胁已大大减小，至少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是如此。面对新的形势，西欧国家认为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已转变为参与维和等新的国际活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战略判断，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20 世纪90 年代用于装备的实际开支减少了23%。36进入21 世纪，尽管一些欧盟国家承诺增强其军事能力，但从未来的发展看，不存在大幅度增加的可能。在这里，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国家的民众没有这样的意愿，另一方面《马约》对政府财政赤字的严格限制也起了某种约束的作用。对欧盟未来军事力量的发展进行评估，最值得关注的实际上不是各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变化，而是欧盟国家防务合作机制与体制的变化。

欧盟国家现在的主要防务体制仍然是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在欧盟15 国中，除了实行中立政策的芬兰、瑞典、奥地利和爱尔兰之外，其余11 国都是北约成员国。在2004 年新入盟的10 国中，除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外，有8 国是北约成员国。此外，2007 年将入盟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以及候选国土耳其，也都是北约成员国。反过来从北约的视角看，现有的26个成员国中，有22 国是欧盟成员或候选成员。所以，欧盟与北约是有很大程度的重叠的。然而，尽管两个组织的总部都设在布鲁塞尔，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一方面，北约是一个纯军事集团，而欧盟作为以经济一体化为主的组织还包括若干实行中立政策的成员；另一方面，北约作为美国主导的军事组织，体现的是大西洋主义的合作，而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包括逐步发展出来的共同防务，则追求的是欧洲主义。两者在主导权上是迥异的。对欧洲国家来说，在冷战时期它们服从美国主导的安全体制是因为自身根本无法对抗苏联集团的军事压力。然而，即使在那个时期，欧洲国家也想搞自己的安全体制。西欧联盟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的产物。西欧联盟的前身是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5 国1948年成立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1954 年该组织的5 国同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在巴黎签署《巴黎协定》，决定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改为西欧联盟。次年该组织正式成立。作为一个在防务上与北约保持一致的组织，西欧联盟更具有欧洲主义的特色。就成员构成而言，它与欧盟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在欧盟15 国时期，有10 国是西欧联盟的正式成员，其余5 国为观察员（主要为中立国家）。正是这样的构成，使得西欧联盟能够在欧盟与北约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1999 年，当欧盟正式启动建立独立防务的机制之后，西欧联盟的作用就逐渐淡化了。

在欧洲防务机制的演变过程中，1998 年的科索沃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事件中欧盟外交努力的失败，导致英国和法国发表了一个有关欧盟防务的共同宣言，认为欧盟外交的有效性必须要有可信的军事力量的支持，并提出了建立快速反应部队。1999 年欧盟决定在4年内建立一支5～6 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使欧盟能在不依赖欧洲之外任何力量的情况下，对在欧洲范围内发生的危机做出迅速反应。该部队的任务有3 类：自然灾害或疏散侨民的轻型人道主义行动；武装恢复和平的重型行动；避免发生危机的维和行动。2003 年5 月，欧盟国防部长会议宣布，组建总数为6 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第一阶段工作已经完成，这支部队已具备了行动能力。

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建立，从军事上来说只迈出了一小步，但从政治上来说却迈出了一大步，它标志着欧盟在冷战结束后进入了欧洲防务一体化建设的实质性阶段。欧盟在防务上的这种进展，与欧盟谋求与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总体战略构想是一致的。当然，欧盟建立自己的独立防务，尽管带有某种独立性的含义，但并非要与美国分道扬镳。在现阶段，欧盟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在总体上还离不开美国。而且，目前欧盟各国在推动共同防务的合作上也走不快，还面临种种困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欧盟国家就出现了严重分歧。在建立独立于北约的军事指挥机构的问题上，欧盟也难以达成一致。有人认为，如同统一货币经历了漫长过程一样，欧盟共同防务的建立也需要走一条艰难的路。37

三、欧洲的战略选择

1995 年，布热津斯基说过这样的话：“20 世纪是欧洲的最后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世界事务基本上取决于欧洲的利害关系和被缘出于欧洲的事件所左右。欧洲已经走出了它的顶峰期，它的全球战略地位正在下降。”38在21 世纪，欧洲在全球政治中的地位是否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会使其战略资源与力量发生怎样的变化，而且特别取决于欧洲国家将进行怎样的战略选择。探讨欧洲国家的对外战略，首先涉及的一个概念就是“欧洲战略”是指谁的战略。在欧洲学者的用语中，有“欧洲对外政策”（European foreign policy）这样一个术语。怀特（BrianWhite）认为，这个术语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欧共体对外政策（EC foreign policy），二是欧盟对外政策（EU foreign policy），三是成员国的对外政策（National foreign policy）。39这三者按类别来说，其实是两类，一类是欧洲联合体作为整体的对外政策，另一类是欧洲联合体中个别国家的对外政策。

就欧盟一体化的进展而言，它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国际组织，成为了世界舞台上的一个独特的行为实体。然而，尽管其成员国已将部分主权交给了它，诸如在货币、金融政策、内部市场和外贸等方面，使得它越来越像一个联邦制的统一体，但它毕竟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就欧盟内部的政治关系而言，成员国依然是各种条约和决策的最终裁决人，欧盟本身还无权在外交与安全方面行使各成员国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考察欧洲国家的对外战略就会看到，尽管欧盟已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同对外战略，但这种战略的构成是复杂的，其中既有欧盟层面带有联邦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特点的因素，也有体现各成员国利益、带有政府间主义特点的因素，既有体现欧美同盟关系的大西洋主义因素，也有体现欧洲独立性的欧洲主义因素。此外，作为欧洲战略的组成部分，除了欧盟层面的共同对外战略之外，各国独立的对外战略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欧洲未来战略选择的取向，取决于各种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

1、推进欧洲的联合——超国家主义还是政府间主义？

欧洲以往对外战略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趋势就是联合。欧洲的联合历经半个多世纪，能够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具有较强一体化色彩的体制和机制，无疑是参与联合的欧洲国家进行战略互动的结果。在这种互动中，谋求联合与统一表现为各方的共同点，但怎样谋求联合，或者说谋求怎样的联合，在各方之间却也一直存在不同的理念。

在欧洲联合起步之初，人们最热衷的模式是联邦主义，即把欧洲不同国家编入一个有坚固结构的组织，并建立一个真正拥有权力的欧洲政府。然而，由于各国政府不愿意在国家主权之上出现一个更高的中央政府，因此这种设想并未变成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统一的替代性选择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功能主义的最早倡导者是意大利人戴维德•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1888－1975 年）。他主张在各个功能领域建立国际组织，满足各国人民对跨国社会经济交流的需求，以此克服国家间的政治对立，促进国际和平。功能主义的思路就是要以经济统一为政治协定的达成奠定基础。40战后欧洲联合的历史表明，功能主义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1952 年建立煤钢联营，到1958 年建立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整个进程正是循着功能主义的设想进行的。

对于欧洲联合进程中所出现的这种不断扩展的现象，美国学者厄恩斯特•哈斯（ErnstHaas）在50 年代末提出了“新功能主义”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一体化进程将通过“外溢”(spill-over)的逻辑得到发展：与某个特定目标相关的行动，会带来一个新状态和对更多行动的需求，即原先的目标只有在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逻辑将使一体化从一个部门传向其他部门。按照新功能主义的理论，“外溢”不单是功能性的，而且还带有政治性，因为伴随着功能部门的一体化，政治将日益在区域层面而不是国家层面上进行。这样的政治外溢将导致人们的认同和忠诚发生变化，它会引发政治一体化，并最终导致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形成。41

欧洲的现实联合进程，确实表现出了这样的“外溢”，即从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扩展。在这个过程中，成员国的主权在一步步地受到消蚀。从形式上来看，功能主义作为联邦主义的一种替代，似乎是要避免触及国家主权，但当联合过程启动后，它就不可避免地会通向联邦主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超国家机构。面对联合不断发展的局面，参与联合的国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选择：要么让联合过程停滞甚至倒退，要么转让更多的主权。尽管实行联合之初，成员国都小心地把一体化限定在功能领域（主要是经济、社会领域），避免让这个进程扩展到其他方面，但随着联合进程的发展和“外溢”，欧洲联合的进程有可能最终走向政治层面的一体化。

由于一体化的进程会导致一系列超国家机构和决策程序的出现，导致主权受到消蚀，因此在参与联合的成员国之间必然会引发有关主权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战略选择上的表现，就是所谓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与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的争论。在这里，超国家主义是指“拥有超越国家边界或政府的权力与影响”。42作为一种体制，其中心特征就是对成员国具有约束性的决定可能在高于国家的层面做出。与之相对，政府间主义的本质乃是主权国家间的一种合作体制。在这种体制中，采取行动必须得到成员国全体一致的同意。从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各自的内涵来看，它们显然是有本质区别的两种战略选择。在欧盟的一体化实践中，这两种战略选择之所以成为争论的主题，是因为欧盟成员国在推动联合的过程中实际上已造就了同时包括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因素的混合体制。从欧盟的组织结构来说，代表欧盟共同体利益的欧盟委员会就具有典型的超国家主义属性，而代表成员国利益的欧盟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则具有政府间主义属性。这种“委员会”（Commission）对“理事会”（Council）的体制特点，正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两种战略选择并存的结构性产物。一般来说，在涉及联合的不同领域，这两种战略选择的份量和主导地位是不同的。

从经济领域来说，20 世纪50 年代《罗马条约》订立之后，欧共体就得到了负责制定对外经济政策的较大权限。《罗马条约》所建立的三个共同体超国家机构，即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都代表共同体利益，不向成员国负责。在欧共体享有排他性权力的问题上，包括关税同盟、货物贸易下的共同商业政策、不涉及人员流动的跨境服务等领域，超国家主义机制已居支配地位。

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情况则有很大不同。在20 世纪90 年代之前，欧共体的基本现状是只从事经济活动，防务与安全由北约和各成员国负责。1987 年《单一欧洲法令》签署后，在欧共体的条约体系中才第一次出现了政治合作的内容。进入90 年代，《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实施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进程才真正开始。按照《马约》的规定，该项共同政策“涉及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所有方面”，“包括最终制定一项可适时走向共同防务的共同防务政策”。

通过在联盟层面上实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成员国固然是为了利用联盟的力量来增进本国利益，但显然也担心损害自己的主权，而外交与防务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国家主权最核心的部分。因此，在推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过程中，一些国家，诸如英国，一直坚持保留成员国的否决权，坚持严格的全体一致原则。

从未来的发展看，尽管成员国会继续小心地维护自己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的主权，但伴随着欧盟的扩大和超国家主义趋势在欧盟整个决策体制中的强化，欧盟国家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也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趋向统一。432004 年10 月29 日欧盟25 国领导人在罗马签署《欧盟宪法条约》就是政治一体化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这样的走势，除非欧盟国家想停止一体化的脚步，否则就只能接受一体化进程在外交与防务领域对主权的侵蚀。从战略的角度讲，欧盟要想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作用，就不能改变这样的进程。当然，外交与防务的一体化过程将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不会像经济一体化进程那么顺利，但它的走势大概是不会改变的。

2、调整欧美关系——大西洋主义还是欧洲主义？

在欧洲的对外政策中，与美国的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对欧洲来说，对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就是如何对待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自二战之后，美国一直是欧洲（西欧）最重要的盟友和军事上的保护者。尽管在冷战期间两者也有矛盾，但在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情况下，西欧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

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伴随着冷战的结束，欧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方面，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和华约的解散，使得西欧国家原本面对的敌人消失了，这种情况使得西欧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性减少了。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使得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份量大大增加了。在经济上，欧盟已取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在对外事务上，伴随着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逐步实施，欧盟国家的独立意识也增强了。它们日益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极。

在双方的关系中，除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之外，在对外政策理念中的差异也凸显了出来。虽然双方在人权、民主、市场经济等方面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但在如何处理国际问题，特别是在如何使用武力问题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尤其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这种分歧更是导致了双方的严重不和。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理念强调使用武力、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而欧洲的战略理念则强调接触和对话，强调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多边主义。2003 年美国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借反恐之名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这一行动遭到了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的坚决反对，跨大西洋联盟因而出现了严重裂痕。

对于欧美之间不同的战略理念，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做过坦率的描述。卡根认为，在有关权力的所有重要问题上，美国与欧洲国家都观点相异。欧洲已超越权力而进入了一个强调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后历史的天堂，实现了康德的“永久的和平”。与之不同，美国却仍然陷在历史之中，还在无政府的“霍布斯世界”中运用权力，就这样的世界而言，国际法与规则是不可靠的，实现真正的安全和促进自由的秩序仍然取决于拥有和使用军事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主要的战略和国际问题上美国人来自于火星（Mars，亦指罗马神话中的战神），而欧洲人来自于金星（Venus，亦指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司爱和美的女神）：它们几乎没有多少共识，相互的理解越来越少。44

卡根认为，跨大西洋分歧的原因是深刻的，它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并且很可能是持久的。欧洲知识分子几乎都确信美国人与欧洲人已不再有共同的“战略文化”。在确定国家的偏好、威胁，界定挑战，制定和贯彻外交和防务政策时，美国和欧洲已分道扬镳。欧洲人认为世界是一幅复杂的图画，而美国人却喜欢对世界做出善与恶、朋友与敌人的划分。当面对现实的或潜在的敌手的时候，美国人通常青睐强制性政策而不是说服，强调惩罚性制裁而不是对更好行为的诱导，是大棒而不是胡萝卜。美国人对外交较少耐心，往往较快地诉诸武力。美国人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倾向于单边主义，他们不太愿意通过诸如联合国那样的国际制度行事，不太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追求共同的目标，在确信必要的时候更愿意不顾国际法行事。与之相反，欧洲人则试图通过微妙的和间接的方式影响别人，对失败更能容忍，当解决问题不顺利时更有耐心。他们通常喜欢对问题做出和平的反应，喜欢谈判、外交和说服而不是强制。他们往往较快地诉诸国际法、国际惯例和国际舆论以便对争端进行裁定。他们试图以商业和经济的纽带把国家约束在一起。他们常常强调过程而不是结果，相信最终过程能够变成实质性的东西。45

卡根对欧美关系的描述，尽管带有调侃的味道，但反映的却是双方不得不正视的现实。用卡根话来说，“现在已到了不要再假装欧洲人与美国人有共同的世界观，甚至处在同一个世界的时候了”。46显然，在新的欧美关系的条件下，欧洲必须就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做出恰当的战略选择，而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还是欧洲主义（Europeanism），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还是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的争论。

所谓大西洋主义，就是西欧国家和北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防务问题上进行合作。47 所谓欧洲主义，就是相信或支持欧洲的经济或政治统一。48所谓单边主义，就是国家在对外事务中有单独行事的倾向，其特征是与其他国家（包括盟国）只有最低限度的磋商。所谓多边主义，就是在对外政策行为中与两个以上国家（两方）协商行动。

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西欧国家奉行的是坚定不移的大西洋主义。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情况显然在发生改变。达尔德（Ivo H. Daalder）认为，由于欧洲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集中于大西洋联盟所共同关注的东西，大西洋主义实际上已经结束。现在双方所应做的已不是调整跨大西洋制度以适应新情况，而是必须找到双方关系的新基础，以免渐行渐远，最终离婚。49

韦瑟（Justin Vaisse）认为，欧美关系正从大西洋主义走向后大西洋主义。他指出，在旧的大西洋主义体系中，与美国领导作用相伴随的是一套密切磋商的制度和惯例，在这种体制中即使出现不一致，盟友们也能相互理解，并通过调整避免冲突。然而，伴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特别是“9•11”事件的发生，欧美关系已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这种新的结构，即所谓的“后大西洋主义”，通行的是完全不同的规则，这些规则来自于霸权而不是领导。它们实际上是布什政府自2001 年1 月上台之后所推行的。其模式是华盛顿单边做出决定，然后希望欧洲盟友一言不发地去遵守，有时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它要求盟友自动给予支持，不容许有不同意见。50

如何面对韦瑟所描述的“后大西洋主义”，实际上这正是欧洲国家处理欧美关系的一个中心议题。韦瑟认为，欧洲国家对于华盛顿所推行的这些新规则，可以有三种反应：第一种是根据这些新规则行事；第二种是坚持跨大西洋合作的传统模式；第三种是加强欧洲的团结和独立，奉行更适合欧洲集体目标和利益的对外政策。51这三种反应，如果把第一种称为“后大西洋主义”，把第二种称为“大西洋主义”，那么第三种就可称为“欧洲主义”。

在欧洲国家中，如何处理欧美关系，无疑是存在不同的战略选择的。一些新入盟的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比较认同“后大西洋主义”，在处理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最坚决。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可以视为具有大西洋主义理念，即一方面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另一方面认为欧洲和美国可以共同塑造这个世界，应该坚持跨大西洋联盟。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则具有明确的欧洲主义倾向，主张欧盟应发展成一支独立的、能够制衡乃至对抗美国的力量。在欧盟中地位举足轻重的德国，其态度似乎是介于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间，它一方面反对伊拉克战争，坚持欧洲的战略理念，另一方面又认为与美国对抗不符合德国利益，愿意修复与美国的关系。

从整体上观察欧美关系的现状并评估其未来的发展，可以看到，欧洲国家处理对美关系的战略选择有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一是欧洲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都承认欧美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危机；二是他们都认为欧美关系的重要性并没有消失。从这两点出发，欧洲国家或者说欧盟的对美战略选择的基本理念就是必须继续坚持跨大西洋合作，但必须重塑这种关系。它们希望这种关系是平等的，要求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加独立的作用，要求在处理方式上更加重视联合国等国际体制的作用，并且要求美国改变霸道作风、单边主义和动辄使用武力的做法。当然，这样一种新型合作关系是否能够行得通，关键还要看美国的态度。从美国的意愿来看，它一方面需要欧盟强大，但又不愿它真正强大。为了全球的“安全”和“反恐”，美国需要欧盟“帮衬”，但又不希望它拥有真正独立自主的强大军事力量。为了协调方便，美国有时也愿意听到欧盟用一个声音说话，但并不乐见它们恒久的团结一致。52当然，美国也清楚，无论自己的意愿如何，欧美关系的基础已经改变了。为了西方的共同利益和美国的自身利益，美国必须探讨重塑这种关系的新模式。

3、欧盟对华政策

在欧盟的对外政策中，对华政策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上来讲，两极对峙的消失，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和欧盟地位的提高，特别是欧美关系的结构性调整，使得欧洲国家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其他地区。亚洲已成为欧洲对外战略的一个新的关注点，而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的中国更成了欧洲外交的重点。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双方关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终结了作为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中国关系的派生产物，而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基于平等关系的战略伙伴关系。

欧盟自1993 年底正式成立起，就开始思考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长期政策。1994 年欧盟发表了题为《走向亚洲新战略》（Toward A New Asia Strategy）的报告，提升了东亚在其全球外交战略中的地位。1995 年，欧盟通过了《有关中欧关系的长期政策》（A Long TermPolicy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欧洲同中国的关系，无论从亚洲还是从全球来看，都是欧洲对外关系的基石。欧洲需要一个以行动为导向而非仅仅是宣示性的政策来加强这种关系。1998 年，欧盟又通过了《同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Building a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的政策报告，认为与经济、政治权力日益增长的中国进行接触，并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欧盟及其伙伴在21 世纪所面对的最重大的对外政策挑战。53

现行欧盟对中国的政策是以欧盟委员会2001 年5 月15 日采用的政策文件为基础的，该文件名为《欧盟对中国战略：贯彻1998 年通报和为了更有效欧盟政策的未来步骤》（“EUStrategy towards China: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98 Communication and Future Steps for a moreEffective EU Policy”）。该委员会新的政策文件是2003 年10 月13 日通过的《成熟的伙伴关系：欧盟—中国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与挑战》（“A maturing partnership: shared interests and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这个文件的目标是优化2001 年所确定的战略，并确认1998 年的通报仍然是有效的。

欧盟所制定的对华政策是基于这样几点看法：第一，中国已对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一体化做出了最强有力的认可。中国有意愿巩固、加速并完成已在进行的改革。第二，中国无论在地区层面还是全球层面，其对外政策都更加自信和负责任。第三，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中国的一些邻国的经济结构弱点。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危机表明中国应进一步改革与自由化，以防止在经济中出现类似的问题。54

欧盟基于对中国的基本看法，确定了对中国政策的五个目标：第一，提升政治对话的级别，进一步在国际社会同中国接触，特别是开展与中国的高层政治对话，并建立定期的政治对话机制。第二，支持中国向基于法治并尊重人权和民主的开放社会过渡，要更有效地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第三，促使中国进一步全面进入世界贸易体系，支持中国已在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第四，更好地使用欧洲现有的金融资源，以减少贫困为目标实施援助中国的长期计划，并且促进可持续发展。第五，改善欧盟在中国的形象，促进相互理解，便利信息交换。55

总之，欧盟对华政策是把中国定位为“欧盟的主要战略伙伴之一”，认为欧中关系是“成熟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的基础是欧盟与中国都具有卓越的国际作用，具有日益增加的政治、经济份量，并且有兴趣共同促进全球稳定、和平以及可持续发展。从这样一种伙伴关系的角度评估欧盟对华政策，并且考虑到欧洲战略理念的基本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欧盟与中国未来关系的基调将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双方可以通过高层政治对话并在各种多边论坛中就各种双边及全球问题进行广泛合作。这种合作有利于双方的利益。当然，从欧盟对华政策中也可以看到双方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欧盟的战略有明显的意图要改变中国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的政治理念乃至政治制度。不过，由于欧洲的战略更强调政治对话与多边主义，因此这种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差异所导致的矛盾甚至冲突，将主要表现为外交领域的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中国可以通过对话与谈判，通过求同存异，谋求共同利益，并在与欧盟的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和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

1 [意]但丁：《论世界帝国》，朱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

2 参阅胡瑾等著：《欧洲早期一体化思想与实践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5－8 页。

3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110-114 页。

4 见计秋枫、洪邮生、张志尧著：《欧洲的梦想与现实》，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34 页。

5 参阅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版，第197－205 页。6 [法]皮埃尔•热尔贝著：《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丁一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42－47 页。

7 刘逊等著：《欧罗巴变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43 页。

8 陈乐民主编：《战后英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172 页。

9 刘逊等著：《欧罗巴变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43-44 页。

10 [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69 页。

11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320-321 页。

12 张锡昌、周剑卿著：《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第4 页。

13 张锡昌、周剑卿著：《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第194 页。

14 参阅张锡昌、周剑卿著：《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第189-194、218-219 页。

15 [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98 页。

16 [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18－119页。

17 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 年版，第211、213 页。

1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网站，http://www.deutschebotschaft-china.org/cn/politik/。

19 领土面积和人口资料见European Commission, Key facts and figures about the European Union,February2004, http://europa.eu.int/comm/publications/booklets/eu_glance/44/index_en.htm；GDP 和人均GDP 数字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 年人类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年版，第282－283 页。

20 数字来自欧盟网站：http://europa.eu.int/comm/publications/booklets/eu_glance/44/index_en.htm。

2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 年人类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年版，第254 页。

22 数据来源：http://europa.eu.int/comm/dgs/energy_transport/figures/pocketbook/doc/en_overview_2003.pdf。

23 引自欧盟网站“Statistical pocket book 2003”：http://europa.eu.int/comm/dgs/energy_transport/figures/pocketbook/doc/en_overview_2003.pdf。

24 以上对比，1970 年和1985 年数字来自于世界银行《世界数据表》（1996 年），转引自张塞主编：《国际统计年鉴》（1996 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年版，第82－85 页。2001 年数据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 年人类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年版，第282 页。2003 年数据来自欧盟网站：http://europa.eu.int/index_en.htm。这里应当说明的是，2004 年欧盟才拥有25 个成员国，但该网站已提供了欧盟25 国的数据。

25 数据来自欧盟网站：资料来源：http://europa.eu.int/comm/publications/booklets/eu_glance/44/index_en.htm。

26 据欧盟网站统计表“Percentage of trade with EU-15(%)”，见http://europa.eu.int/comm/eurostat/newcronos/queen/display.do?screen=detail&language=en&product=THEME6&root=THEME6/yearlies/dc/dcb/dcb28432。

27 具体数字是：德国18461 亿美元，英国14241 亿美元，法国13098 亿美元，意大利10888 亿美元。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 年人类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年版，第282－284 页。

28 见欧盟网站：http://europa.eu.int/index_en.htm。

29 参阅姚枝仲：《欧元区经济：零增长之后的复苏》，见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3-2004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42－52 页。

30 数据见欧盟网站，带(f)标记者为预测数字：http://europa.eu.int/comm/eurostat/Public/datashop/print-catalogue/EN?catalogue=Eurostat&txtonly=1。

31 陈德照：《评欧盟经济若干问题》，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 年第2 期。

32 见欧盟网站：http://europa.eu.int/comm/eurostat/Public/datashop/print-catalogue/EN?catalogue=Eurostat&txtonly=1。

33 数据见欧盟网站：http://europa.eu.int/comm/eurostat/Public/datashop/print-catalogue/EN?catalogue=Eurostat&txtonly=1。

34 资料来源：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网站，见http://www01.imd.ch/wcy/ranking/ 。

35 资料来源：（1）军队人数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 年人类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年版，第308－309 页。（2）军费开支及其占GDP 比重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年鉴2003》，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4 月版，第430－432，440－442 页。

36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年鉴1999》，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 页。

37 新华社巴黎2003 年８月１７日电（记者梁贵和），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3-08/18/content_1031050.htm。

38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21 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6 页

39 Brian White, “The European Challenge to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 5(1), pp.46-47. 转引自陈志敏、古斯塔夫•盖拉茨著：《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年版，第6 页。

40 参阅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93－116 页；陈志敏、古斯塔夫•盖拉茨著：《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年版，第78－81 页。

41 参阅陈志敏、古斯塔夫•盖拉茨著：《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年版，第81－85 页。

42 Judy Pearsall,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1866.

43 参阅2004 年6 月通过的《欧盟宪法条约草案》，见曹卫东编：《欧洲为什么需要一部宪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23-319 页。

44 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Number 113, June & July 2002, Hoover Institution.

45 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Number 113, June & July 2002, Hoover Institution.

46 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Number 113, June & July 2002, Hoover Institution.

47 http://www.yourdictionary.com/ahd/a/a0499300.html.

48 http://www.yourdictionary.com/ahd/e/e0242150.html.

49 Ivo H. Daalder,“The End of Atlanticism,”Survival, Summer 2003.

50 Justin Vaisse,“Regime Change in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Part II: From Transatlanticism toPost-Atlanticism,”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ume 2, Issue 27, July 9, 2003.http://www.inthenationalinterest.com/index.html.

51 Justin Vaisse,“Regime Change in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Part II: From Transatlanticism toPost-Atlanticism,”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ume 2, Issue 27, July 9, 2003.http://www.inthenationalinterest.com/index.html.

52 裘元伦：《欧盟目前处在十字路口》，载《学习时报》第236 期，2004 年。http://service.china.org.cn/link/wcm/Show_Text_xx?info_id=571258。

53 有关文件见欧盟网站：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china/intro/index.htm。

来源： 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5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