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1925年生于辽宁。毕业于西北农学院。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赴解放区，到延安大学工作。1949年被派往西安，参与筹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50年调到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1954年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两年。1956年起，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理论研究工作。1964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改为马列主义研究院，被任命为文艺组负责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69年研究院解散，下放到河北省汉沽农场。1973年重新分配工作，到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当干事。1976年赴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一直工作到该年冬。1977年重返北京，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党史研究室主任。1979年被胡耀邦调到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1984年离开中宣部，调到福建社会科学院，被任命为院长，1987年辞职。2016年在北京逝世。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伴随着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中国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李洪林作为一名“笔杆子”，站在了这场运动的前列，以犀利的文笔，写出了一系列大胆突破禁区的文章。从1977年到1989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21篇文章。其中1978年至1980年三年间就发表了10篇。这些文章多数被《人民日报》放在突出位置刊登，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位主要参与者，李洪林在这一时期的文章说了些什么？
1. 肯定脑力劳动的历史地位（1977年）
1977年邓小平一恢复工作，首先抓科学和敎育。他要求把“四人帮”搞得很乱的一个问题——脑力劳动——拨乱反正。《光明日报》从以前的资料里发现李洪林在“大跃进”期间就这个问题批评过张春桥，便派人找他约稿，并且给他看了邓小平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李洪林欣然同意，很快写就了第一篇批左文章《脑力劳动的历史命运》（《光明日报》1977年8月9日）。
文章开篇写道：“‘四人帮’横行时，脑力劳动经历了一场眞正的浩劫。在‘革命’的旗号下，他们洗劫了文化，洗劫了敎育，洗劫了科学，洗劫了艺术。科学文化本来都是脑力劳动的产品，产品的下场如此，脑力劳动者本身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在文章中，李洪林阐释了马克思的观点，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历史上伟大的进步。物质财富是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共同产品”，他们都是“生产劳动者”。文章强调，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日益广泛，脑力劳动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由于社会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而科学技术又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想促进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通过脑力劳动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篇文章破除了把脑力劳动排斥在生产劳动之外的传统观念。这样说在当时不但和左派理论完全相反，而且也与很多人从敎科书上学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文章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编辑转来三封读者来信，都是抗议上述观点的。一封署名“消防队员”的二十几个人的集体来信质问道：“文化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你却说它是脑力劳动的产品！你站到哪个阶级立场上去了？”这些信息使李洪林认识到：理论园地荆棘丛生，写这样的文章，要走的不是一条平坦的路。
2. 反对现代迷信（1978年）
1977年对“四人帮”的批判 ,虽然澄淸了不少混乱思想，但是不能走得更远了，因为再往前走就触碰到毛泽东了。1978年春节，李洪林决心闯一下这个禁区，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式的文章：《科学和迷信》。这篇文章提出了“现代迷信”的概念，指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曾经笼罩在迷信的烟雾之中。当迷信的气氛最浓的时候，在许多地方人们似乎进了中世纪的教堂。不过手里拿的不是“福音”，而是“语录”。代替“忏悔”的是“请罪”。不是在划十字，而是在挥动手臂。没有念“上帝保佑”, 而是在喊“万寿无疆”。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这种迷信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因此尤其值得我们正视。
为了使所阐释的道理能被接受，李洪林遵循的政治规则就是用毛泽东的话来批判对他的迷信。
毛泽东在1954年曾讲过：“我们除了科学以外 ，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作迷信。”李洪林从这句话出发，批判了“现代迷信”，提出“不管谁说的话或谁做的事，对的就是对的，不对就是不对。对或不对，用什么来检验呢？ 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实践。”“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 是经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他们的思想,也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检验证明是对了的，就加入马克思主义的宝库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如果有不对之处，那么这部分就不是真理。文章用事例证明，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有错误。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把它放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涂上一层神秘的光环。不能搞“句句是真理”，不能用迷信的原则做为棍子打人。问哪一个观点对不对，不能以谁说过或谁看过为标准，而只能用实践来检验。
1978年2月，李洪林把这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理论部要发表,社长胡绩伟也要发表，但当时的总编辑不同意发表，认为文章的观点走得太远了。于是李洪林只好把它拿回来束之高阁。
过了几个月，《中国青年》杂志要复刊，找李洪林约稿。他就把这篇文章改写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给了他们。编辑部把文章送胡耀邦审查，他动笔修改后批示：“改了几个字，我看可以了”，建议用“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并嘱编辑要征得李洪林同意。李洪林说这样当然好，更权威。于是《中国青年》就在复刊第一期（1978年9月）以“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该文。
《中国青年》在青年中有很大影响，“文化大革命”中被査封，所以复刊一出，不胫而走。然而，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看到这一期《中国靑年》后却大怒，命令立即停止发行，并且召集编者开会，训斥道：“你们的党性哪里去了！”
就在《中国青年》被査禁之际，不知谁把它一页一页贴到西单路口的西长安街墙上，于是这一面墙壁立刻吸引了北京人的注意 。査禁的结果使《中国青年》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从此人们开始往这里贴大字报和小字报，使之成为一块民间表达政治见解的园地。一些青年人自编自印的刊物和小报也都不约而同地拿到这里张贴和散发。这就是“西单墙”的由来。
这时，关于眞理标准的讨论已经开始，人民日报也终于不再顾虑而刊出了该文，题目改为《科学和迷信》（《人民日报》1978年10月2日）。
李洪林的文章在《中国青年》刊出后不久，有一个十分瘦弱的青年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来找李洪林。他是从云南来的，刚从监狱放出来。他让李洪林看他的两只手腕。因在狱中长期戴着收得很紧的手铐，勒得手腕子整个溃烂了，治好之后落下像手镯一样可怕的伤疤。李洪林摸着他那没有知觉的伤疤，问他为什么被折磨成这样。他说是“现行反革命罪”，因为“攻击毛主席”。李洪林又问他，是怎么放出来的？他手里拿着一本《中国青年》复刊号，告诉李洪林，他的“罪行”和《中国青年》上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观点一样。他在狱中读到这篇文章，就据理申诉，他的罪名果然被推翻了，人也放出来了。他一放出来就到北京找《中国青年》杂志表示感谢，并要求见见文章作者。杂志编辑部告诉他，那篇文章是李洪林写的，所以就找到历史博物馆来了。李洪林对这位青年在那个时代挺身反对现代迷信十分敬佩，也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所写文章的力量。
3. 打破党史禁区（1978年）
1977年8月至1979年10月，李洪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任党史硏究室主任，负责“中共党史（民主革命时期）陈列”的修改工作，准备1979年10月1日（建国三十周年）的展出。这个陈列，“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开始制作，经历许多年，改来改去，一直没有弄好。当时走进陈列室就如同置身“红海洋”，铺天盖地尽是大幅毛泽东语录。相比之下，眞正的文物图片和资料，全都被挤到第二位去了。
就陈列的史实而言，问题就更多了。例如，中国共产党一成立，陈独秀就被选为总书记，一直到1927年。但是在党史陈列里，却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里陈列的国歌却只有曲，没有词。周恩来从西安飞返延安，下机后和欢迎者的合影，只剩下他一个人，因为那些欢迎者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打倒了。有一面志愿军的锦旗，是彭德怀司令员颁发的，“彭德怀”三个字已被拆掉，但锦旗底子上这三个字的痕迹还淸晰可见。众所周知的“开国大典”巨幅油画，1954把高岗涂掉了，“文化大革命”时又把刘少奇涂掉了。类似这样因政治原因被抹杀的情形很多，要进行修改显然困难重重。
在党史部的修改陈列现场会上，李洪林作了长篇发言，内容包括：（1）最重要的是尊重事实，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表现历史。当时的事实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能按照后来的需要去修改当时的事实。在陈列工作上，就是绝对不能修改文物。（2）不能把党史弄成“路线斗争史”。成立中国共产党是干革命的，不是为了自己斗自己的。党内有路线斗争，但这不是党史的主要线索，更不是党史的全部内容。（3）党的领导是个集体，不能过分突出毛泽东，不能把他说成天才，不能把别人都打倒。在陈列工作上，不能“语录挂帅”，要用文物表现历史。要恢复陈独秀、李大剑、瞿秋白等领袖人物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历史地位。这些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后来李洪林把这些观点写成文章，包括《我们党的历史仅仅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4日）、《打破党史禁区》（《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当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关于党史和领袖的禁区还很森严，所以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按照李洪林的观点，搞党史的起码原则是历史不能“修改”。搞党史就要使它尽量符合历史事实，决不能使事实符合反映者的心愿。不能把尊重历史事实叫作“客观主义”。人们要的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伪造的历史。
在修改党史陈列的工作中，由于大家对修改原则认识一致，因此进展很顺利。当然，这也得益于外部的大气候。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推动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许多被顚倒的是非重新顚倒过来，许多历史人物恢复了本来面貌，蒙冤受屈的大批老革命家得到昭雪。这样的形势使得党史陈列得到了大刀阔斧式的修改。许多人物和事件被如实恢复了本来面目。
4. 破除读书禁区（1979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亦经历了一场浩劫。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书店里的书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被搜查、抄家。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文革结束后，被禁锢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但书的禁区并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1979年春，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李洪林约稿。他决定写一篇打破读书禁区的文章，强调人民有读书的自由，应当打开禁区。
文章认为，设置读书禁区的前提是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人民都无权自己选择。实际上，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并不存在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条款。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
文章反对采取“禁书政策”，认为对全部人类文化，不应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继承的态度，不应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的东西。要有信心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文章认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们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文章引起了编委们极大的兴趣，决定把它作为《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该文的原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杂志创办人范用建议李洪林改为《读书无禁区》。
此文发表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就偃旗息鼓了。经过这场风浪，“读书无禁区”成为了《读书》的旗帜。
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人们还记得《读书无禁区》。在网上，原文犹在，纪念文章不断。2016年6月3日，《北京青年报》报导李洪林逝世的消息，标题就是“《读书无禁区》作者李洪林去世”。作者和文章载入了历史。
5. 发问领袖和人民谁忠于谁（1979年、1980年）
1979年1月，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李洪林在小组会上以《领袖和人民》为题，做了一个长篇发言。李洪林指出，在封建社会，农民依附于地主，全国居民都忠于皇帝一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当家作主的是人民。领袖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应当由谁坐这个位子，只能通过民主程序，由人民决定。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文革中《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词“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是把鱼水关系完全弄颠倒了。
这个发言，当时通过会议简报发往各省。《中国妇女》杂志社的一位老编辑，从辽宁出差回来告诉李洪林，理论务虚会那篇发言的简报在辽宁省讨论张志新平反问题时发挥了作用。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想平反，但遇到很大阻力。见到这篇简报，主张平反的人就说：“李洪林这个发言，比张志新的厉害多了。张志新如果不能平反，李洪林就该枪毙！如果李洪林的发言是正确的，张志新就必须平反！”在这期简报影响下，张志新果然平反了。
1980年9月18日和19日，《人民日报》连载发表了李洪林的《领袖和人民》。文章讨论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
文章指出，在封建时代，忠于皇帝一个人乃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原则。现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封建社会那种人身依附关系，早就被打破了。要求人民都像忠于封建皇帝那样，忠于无产阶级的领袖，不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原则。人民与领袖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人民可以选择领袖，领袖却不能选择人民。领袖如果得人心，人民会拥护他，热爱他，尊敬他，信任他，但是不能要求人民忠于他。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干部是公仆，领袖当然更是公仆。领袖和干部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向人民负责。因此，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
关于领袖和人民关系，文章还专门讨论了“领袖能不能批评”的问题。文章指出，按照个人迷信原则，领袖是不能批评的，因为领袖没有错误，也不可能有错误。谁要是批评领袖，那就是批评一贯正确的人。1959年彭德怀写了一个意见书，提了一点批评意见，被定性为反党，开了先例。到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又升级了。批评领袖，不单是反党，而且是反革命。不要说批评领袖本人，就是偶一不慎，对领袖的名字或像片或语录有所“不敬”，都会被定性为“恶毒攻击”，都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实际上，领袖作为一个人，决不会全知全能，有错误并不奇怪。无论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还是按照共产党的章程，领袖都是可以批评的。领袖在党内是一名党员，共产党内不能有批评不得的特殊党员。领袖在国家机关中是一名干部，干部当然要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由于领袖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因此其是非不可避免地要由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实践来检验。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其效果会明明白白地摆在社会上，大家都有亲身感受。硬把正确说成错误，群众不会接受；硬把错误说成正确，群众也不会相信。只有实事求是，承认领袖是在实践中成长的，既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也有难以避免的缺点错误，才是真正维护领袖的形象，而不会损伤群众对领袖的信任。
李洪林的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许多因为所谓“恶毒攻击罪”而被判重刑入狱的受害者，纷纷通过各种途径给李洪林写信，要求帮助他们伸冤。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报》，由报社转给李洪林的。他们在监狱里或劳改农场，没有通信的自由，都是千辛万苦写下这些信，又千辛万苦让人辗转带到监狱外投递到邮局。那些由于躲避搜查而时时藏匿的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寄托的是多么殷切的希望！
此前，李洪林也常接到读者求助的信件，但都是零星寄来，随收随转。这时收到一大堆来自服刑的“反革命罪犯”的信件，他感到这显然不是转一转申诉信就能解决问题的，于是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反映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仍在服刑，连同这些申诉信一起送去了。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批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
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200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当时，这个处理过程李洪林一点儿都不知道。有一次，胡耀邦到中宣部来，当面告诉李洪林：“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李洪林没想到那封信起了那么大的作用。
6. 解释“我们坚持什么？”（1979年-1980年、1989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虽然所确定的路线受到很多党员和群众的拥护 ，但是一些坚持左倾路线的人却在或明或暗地抵制它。他们认为，三中全会是右倾，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是纠正三中全会的偏向的。事实上，许多地方就是这样理解邓小平讲话的。眞理标准讨论以来已经收敛的左倾思潮的再度嚣张，使得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受到很大压力。农村中刚刚开始的改革遭到强硬的制止，有的地方连自留地都收归集体了。曾经活跃起来的思想界一下子又转入沉寂，报纸上也没有往日那样生动活泼了。这种情形说明中国左倾势力之强大，不是一次眞理标准讨论所能克服的，它只是暂时被打败，并没有被消灭。只要时机一到，它立刻会卷土重来。。
李洪林当时参与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起草，听过邓小平本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他觉得有责任用三中全会的精神把邓小平所讲的四项原则解释一下，特别要把它和左倾的东西划清界限，决不能让这些人鱼目混珠，把三中全会刚刚开创的新局面又拖回到左倾势力统治下的黑暗岁月。于是他写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79年5月9日）。
文章强调，我们应该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即能促进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林彪和 “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所谓“假社会主义”，其特点包括：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生产资料公有程度越高越好；分配上要平均主义；生活越苦越好；政治上要拼命地斗；对文化要全面专政。
文章解释应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只从经济制度上讲了两个特征：一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原则。这里给“公有制”加上一个“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限制词，就不再是一般的“坚持公有制”了。李洪林得出的结论是：“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管是哪本书上的，不管是谁肯定过的，都必须改革。”文章结尾的两句话是：“我们坚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让那种以极左面目来骗人的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见鬼去吧！”
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登出，有很强的权威性，给各地因拥护三中全会路线而受压的干部和群众以很大支持，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拥护三中全会的人援引它理直气壮地对抗左倾势力的进攻。报社的朋友说，读者来信都要拿麻袋装，一片欢呼声。他们说：“我们当时就是拥护三中全会，拥护思想解放。现在发表这样的文章，我们一下子腰杆又直起来了。”这种情绪使李洪林感到必须接着写。《人民日报》也催他赶紧接着写，把中国共产党现在坚持的四项原则都写成文章，以利于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后来他知道，要写这组文章，是胡耀邦指示的。就这样，李洪林又写岀了第二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1979年6月22日）和第三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人民日报》1979年10月5日）。
李洪林在第二篇“坚持什么”中强调，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之所以能搞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就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全面专政”的结果，是人民民主权利的全面丧失。不要说普通的群众和干部的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就连一些老革命家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要避免这种历史重演，要想真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真正实行人民民主。文章认为，民主首先是国家制度问题，而不仅仅是作风问题，是由人民当家作主，干部当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由干部掌握人民命运的问题。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只能出现封建法西斯复辟。这是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并且已经被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复辟所证实。
第二篇文章发表当天下午，胡耀邦叫秘书打电话约李洪林到他家去。见面胡耀邦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又写了一篇好文章。”李洪林把写这些文章的想法和他谈了一下，他非常高兴，鼓励李洪林继续写下去。李洪林和他讲了左倾回潮的严重情况。他非常支持用三中全会的精神解释四项基本原则。他说，现在特别需要这种文章，因为我们的干部多年养成的习惯总是宁左勿右。要用三中全会精神给他们解释四项原则，才不至于回到左的路上去。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李洪林对接着写下去更有信心了。
在第三篇“坚持什么”中，李洪林提出，世界上没有“绝对权威”，也没有“当然领导”。谁能领导，最后的选择者是人民。凡领导，都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坚持党的领导，有几条原则是非是必须分清楚的:
第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不是行政领导。前者是指用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明方向和道路，而后者则是指具体业务的领导。现在应注意的最大问题是“以党代政”。
第二，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是民主。它的集中，体现在党的集体领导上面，而不是个人领导。凡重大问题，都应由党委集体研究，个人无权作出决定。在党的各级委员会内，书记与委员是平等的，要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办事。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领导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在执政党内确立个人决定一切的原则，事实上就建立了一种专制主义政体。
第三，党的领导只能通过说服教育，决不能依靠强制。人民不受党的章程和纪律的约束。共产党的领导要使被领导者自愿接受。要靠说服，使群众相信它正确，并且接受实践的检验。党的任务是把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集中起来，变为政策再交给人民。这个过程要通过国家机关的法律程序。如果人民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党就有义务修订自己的政策，决不可扣帽子，打棍子，封住群众的嘴巴。
连续写了三篇“坚持什么”之后，李洪林原本想接着写《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但一直写不好。在这期间，所谓“信仰危机”的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于是他写出了《“信仰危机”说明了什麽？》（《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1日)。该文不属“坚持”系列，没有从正面回答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但从侧面接触了这个问题，强调不应坚持假马克思主义。
1980年6月16日，李洪林把文章草稿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当天看过后批示：“我粗粗地看了一遍，在某些地方作了一点修改或提了一点意见。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如理论动态）没有问题。如在党报上发表，最好请多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胡耀邦 6.16”。
当时出现的所谓“信仰危机”，是指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了。文章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林彪、“四人帮”推行假马克思主义，让中国吃够了苦头；二是建国以来左倾思想所导致的严重挫折，使得人们对过去曾经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不再相信了。出现这样的“危机”，实际上表明人民群众正在摆脱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思想，不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正在被社会抛弃。客观形势的发展不但要求澄清被搅乱了的是非，而且正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指导这种发展的方针，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在当时，正如文章所指出的，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和新时期的实践相结合，新的结论暂时还没有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但没得到社会公认；或者新的理论不但不被承认为马克思主义，反而被当作异端。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的思想界正在发生空前深刻的变动。怎样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强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有新的发展才能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
后来，群众出版社把这4篇文章集在一起出了一本小册子，叫《我们坚持什么？》（1981年2月版）。
直到1988年5月，李洪林才写出了“坚持”系列的第四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该文未能在《人民日报》发表，刊登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所刊《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1期）上。
文章认为，历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能有马克思主义这样广阔的覆盖面，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有这么多的拥挤者和反对者。虽然很多时髦理论都叫“马克思主义”，但其实不大一样。在中国，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的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有的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因此，要坚持就必须弄清楚，到底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用实践作为唯一标准来检验马克思主义本身，需要从中剔除一切错误的和过时的成分，不管这些成分来自何处，哪怕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本人说的或写的。那么，应该坚持什么呢？严格讲，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第一，与任何方面的理论相比，思想方法是任何个人或集体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都不可须臾离开的。第二，理论的正确与否或是否过时，需要用实践来检验，这就是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的过程。第三，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必须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这同样是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的过程。坚持实事求的思想方法，这正是三中全会所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以上内容，简要介绍了李洪林在那一时期的重要文章的观点。这些观点阐述的都是一些常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说出常识，就得突破禁区，而这样做常常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为了文章能被接受，李洪林不得不用“完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左祸”，包括引用毛泽东的话作为依据，但即使如此，仍然屡屡惹出大的是非。虽然文章的发表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报社的大力支持和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的明确肯定，而且也从未有人抓到“把柄”写出像样的文章进行论战，但背后的诬告和中伤还是使文章发表后不久就遭禁锢。这种情形表明，在中国要突破思想禁区有多么艰难。
岁月荏苒，这一段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李洪林那些在当时对被极左思潮窒息的中国有极大震撼的文章，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局限性，但批判反智主义的锋芒依然尖锐、鲜明。这些一针见血的话语，如同警世箴言，昭示人们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反“左”任重道远！
